一、中国战场在反攻日本中的战略地位
从前面阐释的美国反攻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转好的情况下，中国战场的战略责任并未由此减轻。按照全球反攻，特别是“先打败德国”、“太平洋优先反攻”的总体形势，中国仍然必须在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担负起全球战争中的战略牵制的繁重职责。从反法西斯战争战略性全局对中国战场的需求看，中国战场首要的问题仍然是保持战场的完整性和对日本军队的战略牵制。从日本准备在中国大陆困兽犹斗的情况来看，中国战场面临的形势仍将十分严峻。由于中国正面战场和大后方所面临的危机，特别是军事危机日盛，因此，中国战场的完整保持、准备对日本大反攻、为赢得太平洋战场与盟国军队从欧洲方面向东亚方面的转移这些战略责任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略全局的高度，审视全球反攻阶段的形势和中国抗战的职责，坚决支持美英及苏联盟国联合对德决战，支持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指出：“(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来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1942年十一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期，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的阶段。接着，北非与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69]
在正确的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敌后战场在无任何外部物资支援的艰难情况下，在对付日寇长期的残酷的战略进攻中，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在征战中愈战愈强，并使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困境愈加突出。1943年初，敌后战场就基本上度过了最困难时期，是年中期，敌后战场更是奠定了连接起各抗日根据地、准备对日本反攻的雄厚基础。敌后战场的这种有利的战略态势，极为有效地支持了正面战场维持基本战略防线和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保持。1943年秋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华北方面组织了对共产党军队的扫荡”。[70]敌后战场开始进行局部反攻，先后进行卫南、林南战役，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1944年初，又进行华北攻势作战、华中攻势作战。[71]在全球大反攻阶段的局势下，中共中央对中国抗战的艰苦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在1943年12月16日给邓小平的电文中指出：“时局对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72]12月2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是1944年全华北的方针。”[73]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敌后抗日军民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吸引了侵华敌人的大多数，牵制了向正面进攻的敌人，掩护了抗战的后方，保证了最后的胜利……有了你们，中国才有资格与苏美英等同盟国站在一起。在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以后，欧洲第二战场很快就要开辟了，打倒希特勒解放全欧洲的胜利很快就要在英勇的红军与英美盟军的一致行动下完全实现了，因此，我们中国人民打倒日寇的胜利，也就更加确定与更加逼近了。但是在同盟国对日总反攻之前，我们必然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困难，甚至比以前更大的困难。敌人必然要更加千方百计地来摧残你们，破坏你们，但是你们是不怕困难的！”[74]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对晋察冀分局的指示中又指出：“华北是敌人力求掌握的兵站基地，其控制兵力，不会很大减弱。晋察冀区域更处于平津附近，为敌所特别重视。因此在军事上敌强我弱的形势，直到全国反攻前，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上还要有在最困难局面下，和敌人熬时间的准备。这就需要我们避免轻敌速胜观念……”[75]
1943年11月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开罗峰会报告的附录“C”中，首先分析了正面战场的状况，其表述是：“中国拥有正规军320个步兵师，16个炮兵师，外加30个不足额的步兵旅。但作战能力不高，自1938年以来就不断下降。现实普遍缺乏的营养和医疗条件更是降低了许多部队的潜在战斗力。而盟国对中国的支援可能直到通往中国的交通恢复之前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大部分中国军队只能进行防御作战，而小部分美式装备的中国师有望从事比有限进攻更大一点的进攻作战。”附录也对中国敌后战场作了分析，虽然有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但也基本上客观地说明了敌后战场在抗击日军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其表述为：“中国游击队估计将近60万人，半数体现了价值。在最近的数月内，这些游击部队从事了大多数的对日作战，分担了正规师抑制大部分日军在华占领军的责任。如果给予足够的盟国空军支持，中国就可能能够从事主要战略地区的对日反攻作战，也可能实施比较有限目标的进攻。”[76]1944年1月18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高斯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谈到，由于从1943年夏开始从山东的撤退以及从甘肃北部的撤退，国民党政府正规中央军在黄河沿线就已经不存在了。中央政府军和省行政不能在(日本)占领区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组织，或者通过使人民生活下去的方式来组织民众。而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继续在中国北部战斗。重庆(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国北部只有很小部分，没有积极性和影响力，滞留在未被日本占领区域的供给基地的附近。[77]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战场不仅为敌后战场未来对日反攻作战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时也为整个中国战场稳定坚持、继续支持其他反法西斯大战场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4月，随着日本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计划开始实施，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军事大失利。河南战役，中国正面战场44天，失掉45座城市。湘桂战役，又连失长沙、衡阳、醴陵、宝庆、肇庆、梧州等城市，昆明、贵阳危急。沿海战役，温州、福州失陷。沿海较大港口都落入日本手中。其原因正如周恩来分析的，是“国民党政府历来的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所致。[78]中共中央果断地战略决策：在日军正面进攻的后方展开战略扩展和进攻行动。1944年5月1日，鉴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已经出现的败势，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敌人已大举向河南进攻，目的在打通平汉线并控制陇海路潼关以东一段……国民党汤恩伯等部业已大败，溃散者颇多，河南秩序紊乱……河南地方党员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起来参加与领导河南人民抗战，应该组织抗日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保卫家乡。”[79]鉴于日本全部战略重心在攻略粤汉路，中共中央于1944年6月23日要求华中部队向河南发展，使敌后华中、华北、陕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气，[80]形成对日军进攻后方的强大制约。
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日本“1号作战”的强劲攻势下临近崩溃边缘，有可能影响中国抗战的整体形势。中共中央于1944年7月6日发出号召：“纪念七七，加强抗日战争，全国军队必须积极作战，加强团结，粉碎敌人的新进攻！西南危急，西北危急，全国人民快快起来，保卫西南，保卫西北，不让敌人打通粤汉路、湘桂路，不让敌人打进潼关，把进攻的敌人打出去！……敌后军民要再接再厉，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阻止敌人的进攻，驱逐敌人出中国！”7月25日，中共中央进一步部署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战略步骤。同时，中共中央也准确预见到日本东条内阁的下台并不会影响日军在中国战略行动的既定步骤：“打通粤汉路势必继续。”要求粤汉两省、海南、上海、杭州周围中共武装广泛发展游击战争。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巩固太岳、豫西等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华北抗日根据地与中原相衔接。26日，发出发展广东游击战争的指示。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拥有9000万人口和200多万民兵，78万军队，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81]其后，中共中央继续指挥敌后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死死拖住日军的进攻后腿。华北的山东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相继粉碎日军的扫荡进攻，并转入局部反攻。新四军在华中的苏中军区、苏北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鄂豫边区、皖江军区展开攻势作战，打通了津浦路东各根据地的联系。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并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大举挺进，收复国民党战败丢失的国土，不给日寇建立任何新的战略后方的机会。1945年初，敌后战场各地都有中共领导的抗日大军南北大会合的景象。[82]中共中央根据敌后战场战略行动所形成的有利局面，不失时机地提出“消灭内线点线，开辟敌占区，把敌人挤到交通线上”[83]的战略方针，确保和继续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共抗日武装在收复的失地上马上开展抗日动员，“坚持抗战，准备反攻……团结一切抗日友军与地方武装。欢迎伪军反正，共同对日作战……帮助各地民众组织抗日团体，成立抗日自卫队、游击队……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识出智识，共同发挥抗战力量”。[84]3月31日，毛泽东又对王震、王首道发出建立湘北根据地的指示。[85]1945年间，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建立了19大块解放区，发展近百万人民军队，200多万民兵，抗击56％的日本侵华部队和95％的伪军。[86]中国正面战场军事失利所失去的国土的一半，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夺了回来，并使日本无法继续扩展对正面战场的攻势，其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以来陷于首尾难以兼顾的困境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敌后战场成功地化解了中国战场有可能动摇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与盟国间的配合和相互支持，极为重视与美国的战时战略关系，大力组织营救美国第14航空队遇难的美国飞行员，热情欢迎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联合进行对日战争。中共中央在1944年8月18日“外交工作指示”中就谈道：“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这不仅在抗战中有此需要，即在战后也有此可能，就国家而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87]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日本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控制浙江海岸线以对付美军登陆的行动，指示华中局大力开展工作，准备反攻，创造配合美国盟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条件。[88]10月14日，为了配合盟军在中国沿海的登陆，共同对日决战，中共中央军委在给邓小平等人的指示电中详细分析了对日大反攻的战略形势，认为华北将是“日本陆军在大陆决战最理想的战场……将来盟国在粤闽登陆，日军可能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抵抗，以拖延时间，华北可能成为主要的决战战场，然而使敌最感头痛的，是共产党八路军许多民兵游击队，这些抗日力量，是英美在华北登陆的最好帮手。因此在决战开始前，可能在华北还有一时期最严重的扫荡和摧毁，我们应有此准备。”[89]1945年2月24日、3月6日、3月13日，中共中央又多次就配合盟军登陆作出战略部署。[90]
由于此时中国敌后战场对中国战局所起的主导性作用，日本在“1号作战”未完全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于1945年5月，又不得不转而应付中国敌后战场的攻势，决定“加强华中、华北的战略态势……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应设法迅速撤出湖南、广西、江西方面的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占据地区，将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方面”。[91]这反映出日本此时在中国战场左右为难的战略窘境，这是中共此阶段战略决策的杰作所致。中国敌后战场的战略行动消减了由于正面战场的军事失利带来的有关战略性全局的重大不良后果。为了进一步推进亚洲太平洋对日战争的进程，罗斯福3次电催蒋介石，并派华莱士访华，要求蒋介石同意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加强联共抗日。美国对华政策也由劝说蒋介石不打反共内战，发展到希望直接与共产党建立起军事联系的阶段。这是美国此间对中国战场战略地位的重视。
如前所述，北非地中海战役胜利之后，“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就进入了最后阶段，即欧洲对德全面反攻和远东太平洋方面准备对日本全面反攻。由于战略投入仍然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再由于美国把对日反攻主要路线大致确定在太平洋战场，中国排在对日战略反攻的最后阶段。因此，中国战场单独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局面不仅暂时还不能改变，而且还必须努力配合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人们对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的评述，对反法西斯战争全球大反攻时期，多集中于1944年中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的大溃败。客观地讲，中国正面战场的问题确实与全球战争形势极不协调，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战场在反攻中本应有的更高地位。但是，这一问题，并未削减中国战场在反攻中的杰出战略贡献。
首先，中国战场战略牵制的基本作用没有根本改变。如前所述，中国抗战的特点是由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所组成。在日军发动“1号作战”中，中共领导抗日军民采取正确的战略行动，死死缠住了日军进攻后方。其战略意义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在敌后战斗的63万军队和9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卫了大后方。”[92]美国在华人员很早就主张应该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1943年1月，史迪威的政治顾问谢伟斯就敦促美国军政首脑注意中共军队的价值，特别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中国北部敌后广大农村地区，并应注意中共关于获得援助的意见。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的参谋长李海上将针对英国拒绝履行在是年10月在缅甸孟加拉湾两栖作战问题时就谈到：英国在德黑兰会议时将两栖作战转移至欧洲，认为“我们正在制造一个极大的危险，中国将被逐出战争。假如中国撤出战斗，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太平洋的作战本来困难的局面就更加加剧，日本人的人力资源将被释放出来，反对我们进击日本本土。幸运的是，英勇的中国人仍在坚持战斗”。[93]日本“1号作战”计划的首要目的，就是“特别重视消灭重庆军，尤其是消灭其核心中央军”。[94]美英中的南北配合全缅战役最终未能进行，中国则是在重大失利后独自稳定了完整战场，并在正面战场不利的情况下进行北缅作战。应该说，中国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日战场的战略牵制。(www.xing528.com)
从中国正面战场溃败之后的战略格局上看，中国战场也没有因为这次溃败而垮掉。日本“‘1号作战’所使用的兵力，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它打破了日本企图将部分在华兵力调往太平洋战场的计划，使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兵力不足的状况依然如故，这对日本在菲律宾战役中的失利，不无影响”。“‘1号作战’虽然击溃了国民党军队主力，却未能达到使国民党政府屈服的目的。”日本虽然打通了中国南北交通线，但并没有将其变为日本本土与其南方战线联系的、任意通行的“走廊”。“更重要的是，解放区战场乘机发动局部反攻，缩小了日本占领区，日本依然不能摆脱中国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战场的两面夹击。”[95]1944年初，日本中国派遣军当局数次提出从事“1号作战”，其理由是：“首先希望迅速瓦解重庆政权，早日解决日华问题……夺取今后势将成为美机B-29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桂林、柳州，以保本土万无一失……通过占领桂林、柳州一带，以应付将来敌军经由印度、缅甸、云南方面的进攻……通过摧毁重庆军的骨干力量和取得的综合成果，以策划重庆政权的衰亡。”[96]1944年8月19日，日本小矶内阁估计，“重庆将积极努力继续抗战，特别是企图保持华南方面的空军基地，阻止我军向其内地进攻，同时顽强地继续进行打通中印公路的战斗。今后随着战斗力的恢复和增大，必将进行反攻”。日本还准备将对国民党政府的策略再次转向“迅速开展有组织的政治工作，谋求解决中国问题”。[97]由于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大规模攻势，也就无余力向太平洋方面调配兵力，以对付美军的进攻。日本官方战史承认：“虽攻占了中国西南方面的桂、柳两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打通了法属印度支那连接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将如何？”“在策划‘1号作战’当时所考虑的，要摧毁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通。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绝非轻微，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而在美军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98]
这就是说，尽管日本“1号作战”影响了美国利用中国空军基地配合太平洋战场作战，但是并没有影响此时“先德后日”大战略对中国战场的基本战略要求，特别是美英陆军主力仍然在欧洲大陆对德作战的情况下，美英此时无法调配大批军队到亚洲作战，因为美英在欧洲战场的进攻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尽快推进到莱茵河的计划受阻。丘吉尔1944年12月6日给罗斯福的信中就谈到：“我们将不得不继续在几周内进行大的战斗……鉴于德国在所有战线的抵抗，英国不能从欧洲抽调5个师到东线。”[99]可见，中国战场对日本的牵制仍然是事关欧亚大反攻战略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客观地讲，尽管1944年中期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问题，但是并没有造成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战略地位下降的后果。也就是说，中国战场的基本战略地位不变。而这种状况，首先还是中国自己解决的。美国在中国出现的这场危机中仍然未派地面部队进行支援，包括在缅印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队，采取正确的战略，在日军“1号作战”的后方大力扩展抗日根据地，收复国土，使得日军首尾难顾。敌后战场的发展，日本陆军主力不仅仍深陷于中国，而且在战略上陷于极为被动局面，“被迫着同时挑起两个战场在肩上”。[100]国民党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保住了大后方的基本防线。1944年1月11日，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祝贺新年的电文中谈到，美国人铭记中国为自由作出的牺牲和坚定的努力。中国军队在常德战役中所表现出的英勇精神使美国发现一种新的鼓舞和中国为了共同的获得最后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种沉重的战争牺牲将不会毫无收获。[101]中国战场在日军残酷的攻击面前仍然保持了完整的抗日战场局面，没有失去反攻日本陆军主力基地的作用。这一点还可以从前述1945年2月9日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在雅尔塔会议上给罗斯福、丘吉尔的报告中充分证明。报告第三部分《支持全面战略概念的基本实施行动》第6条“g”款中载明：“采取必需和实际的措施支持中国的战争努力，使之成为有效的盟友和对日作战的基地。”[102]这说明，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和沉重的代价支持了“先德后日”战略成功实施之际，仍然保持了对日反攻作战基地的战略地位。同时，支持了美国太平洋主要反攻战略和空中战略进攻基地的顺利转移。此间日本也更难进行所谓进攻苏联的作战，只能力求与苏联维持“中立”关系。1944年2月2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关于当前对苏施策问题”。东条在讨论中谈道：“从指导战争全局角度来看，北方必须绝对保持平静。”[103]其后，小矶内阁也多次申明日本应维持与苏联的中立关系。
如美国军政官员在分析中国正面战场军队情况时多次谈到的装备问题一样，美国将中国战场定位在牵制日本师团于中国大陆这样一种战略地位，是因为美国非常清楚中国战略资源的欠缺，美国又不可能作大规模投入这样一种状况。比如，1944年初美国陆军部参谋将中国战场定位在“抑制日本师团于中国，为盟国飞机提供空军基地”。作出这一估计的依据就是美国不可能给中国提供多的装备。如罗伯特将军所说：“中国陆军直到1946年和1947年才可以装备和训练。”因此，美国主要就是利用中国为支持太平洋进军的空军基地，而“对中国地面部队的装备不再作进一步努力，直到决定地面作战是否实际起到打败日本的作用为止”。[104]这种估计也反映在1944年8月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中的第10条中，其中说：“中国具有巨大人力资源和地区优势，但是军力微小。”[105]美国军方的这一估计是客观的，从另一方面讲也证实了中国作出战略牺牲的实际情况。中国战场也正是在“先德后日”战略实施成功期间，在仍然没有战略投入的情况下，完成了大战略的需要。对于这一点，美国约瑟夫·贝勒上校的观点也很能说明问题：“中国过去和现在反日战争中的贡献是被承认的……无论如何，我们采取的最现实的路线就是防止它(中国战场)的崩溃，加强在中国的空军力量，支持太平洋战争。”霍尔将军的说法是：“如果美国希望将中国作为空军基地，保证日本师团在中国受阻，就必须继续支持中国。”[106]应该说，他们的观点是对中国反攻时期战略地位和战略牺牲，以及美国在保证大战略实施前提下尽量援助中国战略意图的最好注释。
从中国正面战场重大军事失利的客观原因来看，有正面战场所面临的对付正面日军和侧后缅甸之敌的战略不利局面问题，特别是蒋介石极其重视打通缅甸援华路，在战略部署上更加重视与缅甸相连的中国部分。但是应该说，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政策路线导致正面战场大失败的原因是主要的，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战略行动，其后果确实是不堪设想的。总之，中国战场的战略格局没有因为正面战场的大溃败而动摇，中国国民政府还在坚持抗战，日本在中国的处境不是改善了而是更糟了。
1943年11月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中关于中国战场的分析是，(除开云南)日本前线以及日占区稳定了许多年。但是日本面临继续扩张方面的后勤困难和在中国的抵抗下不能作进一步的扩张，只能为了有限的目的进行小规模的进攻作战。中国军队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是装备低劣，训练较差，因为中国失去了工业区域，孤立于外界的支持以及战争疲劳。[107]中国正面战场在1943年内进行了两次防御作战，即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其正面意义在于，给予了日军消耗和打击，并维持了正面战场的基本防线。[108]这是因为日本的重兵仍然放在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但从总体上讲，如日本当局1943年初的判断一样，国民政府在“继续进行消极的抗战”，“不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同时，日本有高层官员也估计，“由蒋介石来实现日中或全面和平，除非日本投降，否则无望”。[109]1943年11月23日至27日，蒋介石在开罗与罗斯福、丘吉尔进行了晤谈，并于12月1日发表《开罗宣言》。这就使日本更加感到，“蒋介石相信联合国家必胜，自然不会为日华同盟而有所动摇”。[110]鉴于在亚太战争中的不利局面，日本1943年12月3日就开始作从太平洋撤退的准备，制定打通大陆的作战计划。[111]
当然，国民党的溃败，不仅使中国东部的中美空军基地面临危机，更重要的是，这有违于美国“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基本战略。为使中国顶住日本的攻击，美国加大了对华空运载量。1944年7月超过20000吨。[112]因此，8月14日，美国联合战略计划署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命令：(美国)为维持、发展、扩大和确保与中国的空中联系，确保能足以从中国基地从事作战和防御，支持太平洋战场，应该：第一，确保第14航空队的供应(包括中美空军)，使其发挥更大效能，支持在中国和缅甸的作战；第二，在中国储存必要的航空物资，支持拟定的XX长程轰炸指挥部和第14航空队的太平洋作战，同时充分考虑到其后在没有中国东部基地的情况下空中进攻作战的有效性。[113]9月1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一份联合参谋计划委员会报告，其中仍要求从中国基地出发进行空中作战以支持太平洋战场的进攻。第一步骤中重要的内容就是：“支持中国地面部队和保卫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保卫‘驼峰’和缅甸密支那地区的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的作战。”9月13日到16日，又决定英军向曼德勒方向前进，援助雷多和云南；中国军队尽快开通与中国的陆路交通，确保援华空中航路。[114]这说明美国对中国战场出现的局势是重视的。日方资料记载，1945年2月，“中国远征军和中美联军携起手来，中印公路终于被完全打开了。自1942年5月以来，实际上已被切断两年零八个月之久的援蒋公路又重新开放，并与同盟军的大陆战线连接起来。”[115]总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造成了中国战场有可能动摇，有可能影响到对日反攻的全局。但是，由于中国抗日战场的特殊构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存在和发展以及正确的战略行动，加上广大国民党将士的共同努力，也还在于日本此间在中国大陆所从事的大规模进攻纯属死中求活之举，因此，中国正面战场的问题没有造成中国战场动摇的后果。
中国正面战场的失利也没有直接导致美国太平洋进攻目标的改变，因为中国战场尽管有重大失利但仍完整存在，美国毋需调整战略方向。1944年3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太平洋战场美军司令部的指令是：“太平洋战场战略的第一主要目标是吕宋、(中国)台湾、中国其他沿海关键地区。”5月末，美联合战略勘察委员会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美军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之后的两个进攻目标：1．占领(中国)台湾；2．占领棉兰老(菲律宾)，然后向北推进至吕宋。尽管计划者们担心中国正面战场失利会给占领(中国)台湾带来麻烦，但结论却是“尽快实施(中国)台湾作战”。[116]9月，美英军事首脑在魁北克召开的“八方会议”中，讨论了欧洲战事结束后向远东方面转移军力的问题，确定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战略目标。其中，也讨论了占领各个岛屿的目标日期，即，1944年10月15日，占领印尼的塔劳群岛；1944年11月15日，占领菲律宾的萨兰尼加群岛；1944年12月20日，占领菲律宾的莱特等地区；1945年3月1日，占领(中国)台湾等地区；1945年2月20日，占领菲律宾的吕宋。讨论后的计划还提出，如果占领了(中国)台湾，4月就攻占日本小笠原群岛，5月攻占琉球群岛，5—6月间攻占中国沿海地区，10月攻占日本九州南部和东京平原。[117]11月23日，美国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拟就一份新修改的计划。其中删除了北千岛群岛，(中国)台湾仍作为进占的目标。不在中国沿海作大规模的全面作战，但是，选择的中国沿海地区仍为进击目标之一，这包括在中国东部获取最低限度的基地，可能一个在中国山东半岛，一个在朝鲜。最合适目标可能是中国舟山群岛—宁波半岛地区，目标日期为1945年8月20日。1945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尼米兹提前拟定计划，准备在中国舟山—宁波地区作战。[118]虽然这些并不是正式的决定和行动，却都反映了美国没有改变既定的太平洋进攻战略，中国仍为未来反攻作战基地之一。
中国此间也仍为反攻中的空中轰炸基地之一。如前所述，美国选择对日战略轰炸的基地的条件，主要是轰炸机的飞行半径和后勤供应的便捷状况。在马里亚纳群岛占领之前，中国是较为理想的地域。1943年8月24日，魁北克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报告《反日战争》第21条a项载明：立即扩大盟国在中国的空军力量与用于防卫的地面部队，并以开辟空中航路加以支持。第40条a项：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c项：维持并增强在中国的美中空军。[119]12月3日，开罗会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1944年打败日本的特别作战》第7条记载：中国，我们在中国的努力目标是在中国和从中国进行密集的地面与空中作战，加强美国空军与中国空军和陆军部队。在不影响已批准的其他作战的情况下，在加尔各答，会同在成都的进攻基地超长距离战略轰炸空军力量，进攻日本“防卫圈”的关键目标。[120]是年11月12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请中国在成都区域完成5个长型轰炸机机场及设备。[121]日本发动“1号作战”的目的之一，就是“消灭中国西南的敌航空基地，阻止敌机对本土(日本——著者)中国东海的活动为第一目的。即使将来海上交通断绝，也可将物资经中国大陆运回”。[122]
1943年9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就指出：“对于重庆，继续不断地施加压力，尤其遏制来自中国大陆的对我国本土的空袭和对海上交通的妨碍，并迅速相机解决中国问题。”[123]几乎就在中国正面战场东部一系列空军基地被占或被毁的同时，1944年6月30日，美国在塞班岛建立了B-29型轰炸机基地，11月首次从该基地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1945年3月，在中国战场的美国XX轰炸机司令部并入XXI司令部，在马里亚纳群岛组成第20航空队。应该说，这是从美英“四分仪”会议到“六分仪”会议确定的太平洋空中进攻和打击日本的总体计划中的一个部分。马里亚纳群岛早就计划为战略空中进攻的重点基地。而这个轰炸重心的转移，主要是因为从马里亚纳群岛空中进攻日本距离比从中国东部进攻日本距离更短，后勤方面更为方便。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又多了一个战略轰炸基地。这样，除了美国一直争取的西伯利亚空军基地未能利用外，美国计划中的基地基本得到，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忽视或者说是放弃了以中国为空中进攻日本的基地。1944年11月11日，美国战略计划者们在规划针对日本6个最重要的城市区域的轰炸打击中，就计划于1945年10月1日开始，从成都基地出发700架B-29型轰炸机，从菲律宾出发5500架，从马里亚纳群岛出发13500架。[124]将轰炸重心移到马里亚纳的另一原因，就是由于全缅作战的推延，供给战略轰炸的物资运不进中国。由于这个原因，1944年10月底，赫尔利和魏德迈就建议移走B-29型主要机群，这样就可“使足够物资用于昆明地区，确保在中国的空军基地的安全，也可维持中国的战争努力”。从他们建议到1945年3月XX轰炸司令部并入马里亚纳的XXI司令部近5个月时间里，中国也仍是美国太平洋“空中战略”实施的重要基地之一。[125]
总之，在美英东亚反攻中，美英陆军作战部队在中缅印战区没有多少兵力的投入，比较美英对德作战方面和太平洋区域美军的投入来说，美英对中国的战略投入确实是非常不足的。1945年1月连接中国与印度的“史迪威公路”(即雷多公路，Ledo Road)通车后美国援华物资才有大幅度增长。[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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