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战场为“德国第一”战略付出的代价
客观地讲，在美英“先德后日”战略计划正式启动之后，中国抗日战争，尤其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所面临的形势仍然是十分严峻的。由于美英将主要战略投入放在对付德国方面，在太平洋战场尽管投入不如西线，但是为了维持对日有限进攻，保持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美国在原有太平洋战场投入的基础上并没有降低标准，只是增加幅度不如对德方面。这样，中国在接受外援方面远远不如其他战场，甚至不如美国对自由法国的投入。另外，由于“先德后日”战略的制约，美国在太平洋方面实际上的有限进攻态势，美国及英国从北非地中海地区开始实施的“德国第一”战略，苏联专注于对付德国，这都标志着中国战场承受装备优良的日军重压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结束。中国战场不会得到盟国军队的战略支援，物资援助也不会大幅度增加。这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影响甚大。
美英军队在北非登陆之后，美国战略投入主要放到了西线战场，战略投入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就更为严峻。另外，盟国战争资源的分配重心明显放在西线，预示中国在更长时间内得不到战略投入。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中美国霍尔(Hull)将军的观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只有确定我们的资源足以对付这些国家(指轴心国——著者)，以有效的武器分配给不同战场才会成为可能。特别是，我认为即使最后决定作出，而且是有关对付日本的全面作战计划，我们都将发现，我们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上，即不能合乎逻辑地决定，哪些东西应分配给太平洋方面的各个战场，或给印度和中国……开始，日本和德国轴心国处于主动地位，出于这种理由，陆军部面对和应付各个战场的需求是必需的。但是，当我们处于主动位置时，合理运用我们的资源以指导战争就成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资源并非无穷无尽，而且我们的敌人双方都很强大，这样，对于我们人力物力的分配就应有经济的态度。这对战争的成功结局是必需的，我们承受不起铺张。”[77]霍尔的这番话恰当地表述了美国战略中战场先后排序的根本问题——战略资源的分配。同时，也表明美国在战略调整期为应付危局对东西方战场物资支持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结束。而真正在物资投入和战略上作出牺牲的，还是中国战场。1943年6月至12月，美国开始加大了西线的投入，陆军海外物资投入西线战场物资为10384190吨，在太平洋方面为6406719吨，投入中缅印1083265吨。[78]中国战场受援少而进展缓慢。
在此期间，中英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受到“先德后日”战略的重大影响。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也不断要求英国派皇家空军到重庆。当然他们有自己的考虑，而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英军马来亚和缅甸大败后，蒋介石对英国的军事力量持蔑视态度，因此要向中国表示英国对这一地区的重视。英国战时内阁研究了这一问题，并认为这样一支力量将会起到重要的政治作用。而参谋长委员会于1942年8月26日发出指令，要求印度当局考虑至少派遣一个中队去中国。然而空军元帅皮尔斯(Pears)认为这样做是有困难的，其困难不在于提供一个中队而在于如何去维持这样一个中队。他指出，一个飓风战斗机中队在缅甸作战期间需要3组地勤力量，如果在中国则需要更多。此外，运输机已经十分缺乏，如果发动计划中的反攻缅甸则运输机会更缺乏。他指出，派遣一个中队去中国并不能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反而会给本来就不足的印度防御力量增加困难。参谋长委员会于9月3日同意了这一意见并决定不派空军力量去中国。他们指出，中国将不得不依靠美国的援助而英国则要承担这么做的政治后果。[79]英国不仅没有向中国派遣空军，而且还要求美国把援华的空军抽调去支援英军的战斗。1942年6月21日，隆美尔的北非军团攻陷了北非的托布鲁克，中东发生危机，英国要求增援，美国认为这些危机比中国所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严重得多，因此，取消了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的扩大在中国和对中国的空运的部分计划，并开始收回原本给中国但堆积在美国和印度的租界物资和装备，以备它处之需。[80]1942年英国在这一地区唯一能采取的步骤是沿阿萨姆边界的进军。韦弗尔将军也提出了占领仰光所面临的困难，借口缺乏飞机、机场，他提出了在雨季前从阿萨姆越过钦山进攻缅甸北部的计划。丘吉尔的话道出了问题的真谛，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报告了与丘吉尔的晤谈情况，丘吉尔谈到各战区的情况：“德国力攻利比亚……埃及可守……克复缅甸，以恢复中外交通，亦为保障印度也。印度已到英军甚多，雨季后将由水陆反攻缅甸敌军。”[81]
在中国为美英等盟国付出的战略代价方面，最重要的莫过于全缅作战的推延与主要由中国军队担负北缅作战的重任。重占缅甸从战略上讲，对中美英都是同样的重要。中国恢复外援通道，英国确保印度，美国支持太平洋战场作战，都有赖于这一作战。但是，如前所述，全缅战役计划推延下来。对中国而言，其代价就不仅在不能得到充足的外部武器装备的援助，而且还有正面战场的整体布局问题。为了重占缅甸，蒋介石政府将战略进展的重心一直放置在滇缅方向，对日作战正面则是维持基本防线。由于推延，这一战略部置的负面因素就显露出来，并影响到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战略。因此，从中国付出的代价而言，缅甸联合作战的推延所造成的问题显然是其重要因素。
美国对战略制约下对中国不能信守重占缅甸和加强对华战略投入的承诺也是清楚的，因此，不断以各种形式来加以弥补，特别是鼓舞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士气。1942年9月3日，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在中国重庆中央训练营对1200名受训人员的演说中说：“你们反抗侵略的战争持续了5年，尽快为中国提供飞机与武器是我们的职责。”10月2日，威尔基在成都中国西部联合大学对九个大学的师生发表演说：“你们是第一个起来抵抗侵略的，你们为胜利付出了全部的代价，现在我们必须分担你们承受的负担，我们必须帮助你们战斗，必须用我们国家有限的资源帮助你们。”[82]罗斯福在10月12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对进一步援华问题作了解释：“深信贵我双方均愿采取步骤，以尽量发展两方之军力，使于最短期间努力达到作战最大之效能，则中美两国均需有适宜之行动，余正以最坦白之态度，研讨一种定策务使得到最有效而且实际之援助。”具体方案为：第一，空军第十大队将仍继续参加中国战区作战，并由美国补充实力。第二，充分发挥根据租借法已经与达中国的飞机的效能。第三，美国扩充中印空运能力。第四，美国军队不能参加中国战区作战，原因是：首先，“远洋运输船只极感缺乏”；其次，“海军护送此项军队，经过最危险水域远道绕赴印度，势为不可能，遂使余极愿派美国军队前往中印战区之举，不克(可)实现，美国战线太长，人力物力有限”；再次，“集中全力充实美国空军实力协助缅甸作战……美参谋部正研究史迪威的收复缅甸计划，共同努力克服缅甸”；最后，“重开滇缅路，是美国完成配备华军三十师计划之关键”。[83]
1942年11月2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进攻法属西非、北非之成功将为此次战争中之转机：“当余计划进攻法属西非、北非之际，余意有吾侪将能控制地中海南岸全部之明确信念，因如此，各种军火之运输，尤其由印运华之军火，在时间上当可格外便利。余深信此举之成功，可认为我们在此次战争中之转机。”[84]罗斯福显然给了蒋介石一个新的希望，即在地中海战役之后，全缅战役可以开展，援华通路问题即可解决。由此，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回电中说：“此次北非胜利，对于远东战争，尤其恢复滇缅路之意义，余已极明了。余正在竭力使在云南之部队准备完成，此举亦颇得史迪威将军之襄助，俾可照同盟军所拟春季攻缅甸之计划，尽一部分责任。”[85]蒋介石也告知罗斯福，中国正积极准备春季反攻。争取美国增加中印空运，尽管理解北非战事空运繁忙，但仍“争取发动克复缅甸之攻势”，恐雨季来临，“同盟国对于日本之最后胜利，又将迟延一年矣”。12月2日，罗斯福给蒋介石致电中谈另辟中印空运新路线的困难，但又建议蒋介石采取有效步骤收复缅甸，支持史迪威“增强盟国在远东地位之努力”，并允诺在北非战场胜利之后改善援华空运航线。电文中罗斯福仍认为中国基地是打击空中日本的途径。[86]
1943年1月，罗斯福、丘吉尔联合从魁北克致电蒋介石，告知在北非卡萨布兰卡会议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计划，即有关1943年世界范围内各种攻势及战略，在中国战场方面，则允诺立即对陈纳德空军作补充，希望“不仅对于敌人重要航道，并且对于日本本部，能予以打击”。对于蒋介石则是敦促其参加缅甸战役。罗斯福和丘吉尔谈道：“吾等对于德、意之扩大攻势，此举在突尼西亚(突尼斯)轴心军毁灭后即将实现吾等对于同盟国在1943年之攻势，具有伟大之信心。”[87]蒋介石1月12日发表广播讲话，进一步提出中国应该获得与美英进行战略协商的权利，而中国没有得到美英在军事上的平等地位。蒋介石也非常不满美英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没有邀请中国参与美英最高秘密战略讨论。[88]蒋介石并于1943年2月7日致电罗斯福提出三项要求：1．陈纳德空军应加强而且有独立指挥权；2．中印空运到本年11月达到10000吨；3．中国迅速完成空运空军所需地面设施，缅甸作战的联合作战计划，“中国方面于会商后业已有所准备”，“届时中国军队，必能履行应担负之任务”。[89]3月1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必迅速增加陈纳德指挥的飞机至500架，已派工程、医药等人员以加强现正从事于修筑自雷多至中国路线之人员，答应给中国轻轰炸机。[90]蒋认为500架飞机应是给中国空军维持战斗力，而非只给陈纳德。在策略上，蒋介石让宋美龄转告罗斯福，日本正造谣，说美国不许中国有独立空军，美国控制中国领空，不许中国有独立作战的能力。希望罗斯福不要使这些谣言成为事实。[91]同时，这也是敦促美方支持中国空军建设的一个策略。为了打消英国担心中国参与反攻缅甸会趁势扩大领土的顾虑，宋子文在1943年3月访问美国时告知英外相艾登，中国对泰国、印度支那、缅甸和马来亚没有领土野心，以消除英国担心中国军队会留在缅甸。中国军队是应英国邀请将进入缅甸，一旦军事任务完成马上撤离。在伦敦，宋子文再次向英方保证，并强调蒋介石在1943年2月26日曾庄严承诺，中国没有危害泰国独立的意图。[92]
但是，与中国正面战场作战密切相关的重占缅甸问题则拖延下来。2月13日，汉密尔顿在备忘录中就认为，中国的继续抗战为美国在中国东部修建机场直接攻击日本本土与交通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其后盟国的反攻创造了条件。但是，中国作为四强没有被盟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平等对待。[93]2月27日，汉密尔顿认为，缅甸战役具有政治与军事的意义，应该由中美英共同作出努力。如果其中之一避开或者没有尽最大努力，将会导致联盟国家在远东的共同努力受到损害。中国继续作为积极的交战国站在盟国一边，最能说明现在的战争没有成为种族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对于现在，而且是关乎于长远的未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盟国共同的胜利。3月5日，汉密尔顿在备忘录中再次提到，中国被英美不公正对待，尤其是在战略物资供应分配的决策与东亚军事战略决策方面，因此主张采取实际步骤尽早使中国积极参与盟国组织，参与战争与作战计划，服务于美国所设计的太平洋政策，加强美中在太平洋方面的军事、经济、政治、情报等方面的合作。美中密切合作推进制定反日心理战计划并实施于作战之中。汉密尔顿认为，中国参与决策将影响中国战时与战后的态度，有助于平息远东及印度在种族方面的怨恨情绪。[94]
1943年5月5日、5月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美英的重要决定。第一，反攻缅甸改为占领孟德勒(曼德勒Mandalay)一线为止；第二，美英仍坚持“先欧后亚”；第三，在美训练的中国空军人员，利用现在克拉其(卡拉奇，Karachi)的飞机成立两个中队；第四，美国援华物资50％输送空军物品，50％给陆军。宋子文分析，空运只够陈纳德之用。这一决定实际打破了蒋介石加强中国独立空军的希望。由此，蒋介石要求的美国在1943年6月间将空运物品增至供中国空军3个大队之用，9月将前线飞机增加至500架也成为不可能。[95]这就引起蒋介石的强烈反应。5月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令其向美方提出：“反攻缅甸计划必须照北非与重庆会议所决定者实施，非先以英、美海空军遮断敌军接济路线，与确实占领仰光，打通滇缅至仰光全路交通线不可。如果仅占领北缅甸至孟(曼)德勒为止，非仅无益于中国战场，而且费力多牺牲大……达不成目的，徒然牺牲兵力，中国军队决不能再蹈去年覆辙。”“所谓利用克拉其机场组织两中队空军，机场为英美弃置不用有害无益，固决不能承受。”美英应决定“中国战区前线五百架之飞机即美国陆、海、空军参加仰光作战”，否则，“会议实等于空谈，可谓对中国战场毫无补救之意，中国军民必对美国从此绝望”。罗斯福回答攻缅计划因英方以海军力量不足为由，待与丘吉尔商讨。宋子文遂与丘吉尔会谈。5月13日，丘吉尔认为，即使占领缅甸，因铁路桥梁港钨需重新修建，1945年方能通车。滇缅公路运量月仅2万吨，中印空运增至3万吨比较适宜。这就将球又踢到了美国一边，并说“攻缅涉山越岭似困难……日果进攻苏俄，联军亦可以西伯利亚为根据，进攻日敌，较攻缅甸不知容易几倍”。[96]
1943年4月，日本进攻鄂西。蒋介石的看法是，中国第六战区主力部队调至云南贵州准备攻缅，日本知道鄂西空虚，乘机全力进攻。到5月，宜昌以东的长江南岸阵地完全失陷。日本也有继续向上游长江三峡、巴东等地进攻之势，湖南常德等地危急。陪都重庆受到威胁。这种结果的造成是史迪威“强催我军集中攻缅，乃因抽调部队，而使重庆门户大受威胁”。在5月16日给宋子文的电文中，蒋介石愤怒地说，取消计划南北配合的全面反攻计划，是“有意陷中国于灭亡之境，不谛协助日本完成其大东亚之新秩序”。5月17日，在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宋子文陈述了中国危难局面，要求遵守北非会议诺言。宋子文请与会者注意：“攻缅并非一普通计划，实为三国共同决议案，中国方面部队已集中备战，并将各机场扩充整顿……万一有放弃攻缅之决定，中国军民必以英、美背信违约，英、美表示无决心以武力令日敌投降，不但中国人心绝望而瓦解，同盟军若无中国根据地，亦将无法消灭日寇。”中国的强烈反应得到的收效：罗斯福向宋子文告知美方加大援华力度的决定。即，1943年7月1日起中印空运约可达7000吨：4700吨给陈纳德，2000吨给中国陆军，300吨给中国空军。1943年9月1日起，每月空运可达10000吨；修理印度机场(其机场由丘吉尔命令赶修)。[97]
上述表明，美英坚守“德国第一”的原则是不可更改的，但也担心蒋介石会退出战争。5月21日，罗斯福问宋子文缅甸北部作战是否不能克复，宋子文强调必须有缅甸南部作战的配合。罗斯福同意，但指出“英国在印度洋只旧军舰，又无飞机母舰(即航空母舰)，故全赖美国海军……仰光附近有二十三处飞机场之多，海军将必受重大轰炸”。[98]这就进一步证明，在罗斯福的心中，缅甸作战肯定将改为缅北作战。5月22日，蒋介石对美英改变全缅作战计划再次作出强烈反应。他在给宋子文的电文中说：“如其英、美不用有力海、空军先收复仰光，断绝敌之后方交通，则攻缅计划决无成功之望，蒋委员长万难同意。应坚决表示与正式声明。而且英、美对北非宣言与重庆及加埠决议与诺言，当此北非军事解决后更应执行，决无理由推脱违约，否则以军事信约为儿戏，其将何昭信于世。务望罗总统力持正义，转移危局为要。”[99]
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警示美英，中国战局关系到美英苏对德作战的全局。5月26日，罗斯福告知宋子文关于攻缅计划及英美的军事准备，美英参谋团正研究攻缅登陆作战计划，期于五六日内完成工作……不能尽量预告军事上详细步骤，关于何处登陆问题，只告知“拟从日军后方袭击之……在登陆二、三十日前，亦可预告，军事上原则以知之愈少愈妙”。[100]这就为美英拖延全缅作战计划留下余地。5月2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也电告宋子文，再次敦促中美英进行南北配合的重占战略作战。[101]实际这一时期美英已决定继续地中海战役和反攻欧洲作战，并大体上就推延全缅作战达成妥协。
1943年6月8日，蒋介石再让宋子文“详询罗斯福总统关于美国使用海军兵力”的情况。[102]而此时，罗斯福正在思考如何让蒋介石接受推延全缅作战的事实，同时又让中国能配合美英在中缅印及相关区域的军事行动，以支持太平洋战场有限进攻的稳步推进。罗斯福特别担心的是蒋介石因为美英不守信用而不给予战略配合。罗斯福在6月22日一封未发的给丘吉尔的电文中说：“如果(中缅印的)作战不是为了援助中国的话，美国很难肯定蒋介石会给予任何军事作战的支持，而(我们)获得蒋介石的支持是重要的，因为他控制着美国在华空军……美国在印缅的部署基本上是实施支持中国的目的。现在，已集中可观的中国部队于(印度)拉姆格尔，由美国支持和训练。”“我拿不准的是，我们如何能保证元帅(蒋介石)对我们建议的合作。我确信，他将会拒绝与我们一致，也可能采取完全对抗的姿态，直到中国事务得到被关注的时候。”“坦率地讲，直到现在，我们只是将史迪威作为可行的中介，在你们印度以外的军队和可掌握的在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之间的实用性中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极不正常的形势须由极不正常的态度来对待……全部问题是我们面临着最复杂和难以解决的情况。因此，我建议，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计划须限定在东南亚盟军司令的考虑之上，这是为了针对缅甸—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苏门答腊作战的需要。同时，我们应记住元帅(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为此，直到中国(战场)被关注之时，为了整个东亚，我们都要付出艰苦努力，以保证元帅与(东南亚)最高司令的合作。”[103]罗斯福的这封电报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此时处理与中国战略关系的态度，即，既推延全缅战役，使中国在战略投入方面让位，又获得蒋介石政府对美英西南太平洋作战的支持。
蒋介石认为全缅作战问题的干扰主要来自英国，因此，针对英国的疑虑，1943年7月28日嘱宋子文在与英交涉时谈中国立场：“至于我国进入缅甸作战之部队，决不干涉政治，只要能打通滇缅路，达到仰光海口，则中国军队随时可以撤退，此可明言也。”8月3日，宋子文、顾维钧在伦敦参加英陆海空参谋总长会议，电报蒋介石会议情况，说英海军参谋总长称：“义(意大利)事变化，英国不久当可不必在地中海留大部海军，届时即可调至印度洋作战，不过调派及稍加进行，均须时日，惟陆空军准备完成，海军必不延误。”“意军何时归降，不能预料。”当宋子文问及盟军空军在攻缅准备期内轰炸日军缅甸基地及交通线情况时，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主席、英陆军参谋总长回答：“进行甚顺，现注重敌占码头与船只，计自2月至7月炸毁大小敌船773只。”宋子文还谈道：“据艾登密告，英、美无进攻巴尔干企图。”此点涉及中国政府对地中海战役之后美、英特别是美国是否能转移到远东太平洋的观测。英陆军参谋总长还对宋子文谈到远东作战方法，如进攻缅甸，切断泰国南部克拉半岛(日军线路)，收复苏门答腊，“攻克南洋群岛，夺回石油、橡皮等原料区”。[104]实际上，英方根本没有马上从事缅甸战略作战的意图和计划。8月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太平洋会议情况：丘吉尔仍然坚持英国只进行缅北作战。关于缅南登陆问题，则态度再变，“丘表示英、美既有绝对制海、制空权，不必专以缅南为对象，或选其他敌区无备地点，迫其决战，如……英、美选定西雪里(西西里)集中攻击一点，果将墨索里尼打倒”。[105]
8月11日，丘吉尔电文隐讳地向蒋介石暗示了地中海意大利战役后，美英将会乘胜解决德国问题。电文中没有对缅战的具体承诺。美英战略移师东向将在欧战结束之后。丘吉尔的想法明显是在欧战结束后移师东向。丘吉尔电文中说：“如果吾人能将义(意)大利逐出战场，或将德人驱至义(意大利)国北部，而最要者，如果吾人能攫得义(意)国海军舰队，吾人在印度洋自可大增海军力量，非目下所能比拟……此乃吾人在地中海战略及冒险成功所获得之一主要报酬也……欧洲敌人力量已大见削弱，继续不断之打击或可使西方战场提前结束，而吾人之主要兵力得以东指。此种感觉，几难遏止。”[106]8月15日，蒋介石致电丘吉尔，督促联合反攻缅甸。谈到对战略理解时说：“阁下同意于余之见解，一俟盟军在义(意)大利之形势改善，即将大量增加在印度洋海军力量，殊为欣慰……中、英、美三国对该方面之反攻，仍照上次议定之计划，务于雨季后预期实施……使又一轴心国在东方开始崩溃，此对整个战局将有甚大之影响也。”8月18日，蒋介石继续努力，致电罗斯福与丘吉尔希望加拿大会议(魁北克会议)对远东战略及反攻缅甸、打通仰光至昆明的交通线，决定具体实施计划：1．“各盟国所负之任务”； 2．“联盟国军队在缅统一指挥之人选”；3．“各国所出陆、海、空军兵力之数量”；4．“反攻开始之时间与地区及路线”。[107]
蒋介石显然未料到美英战略在欧洲还会继续发展。罗斯福、丘吉尔1943年8月25日自魁北克联合致电蒋介石，通报会议关于缅战决定：第一，英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为缅甸战役统帅，直接是受“联合参谋长等之指挥作战”。第二，“中国战区及其附近区域内军事行动”：(1)加速建设援华空中运输线，支援中国陆空部队。(2)增加从印度加尔各答至阿萨姆的交通运输，如增加河船与铁路运输，最后达到每月20万吨。(3)未来旱季攻击，“其目的在夺取上缅甸”，“增加空中运输量，并使重开入华之陆上路线，成为可能”。“对于以中国为根据地建立空中攻势，极关重要”。第三，(对不能缅南登陆战的补充)(1)正准备海陆两栖攻势。(2)“同时已采取步骤，调动充分海军部队在太平洋中，保障在此区域内我方海军之优势，并切断敌人入仰光之海上交通”。[108]蒋介石期望的全缅战役实际上不能实现。由此，蒋介石9月4日作出反应，致电罗斯福和丘吉尔，坚持先占领缅甸南部海岸线和交通点才能进行北缅作战。宋子文也于9月8日致电蒋介石，建议在美英战略不能更改的实际情况下，调整与美英的军事关系，从更远处考虑问题。[109]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美国军政首脑非常清楚从事全缅作战与中国战场的坚持及对整个战略重要性的问题，并将再次开通缅甸援华公路视为一系列战略步骤的前提。1943年5月14日美英联合参谋首脑第三次华盛顿会议战略计划中，规定重占缅甸的战略目标是，“在中国完成对空中进攻日本的基地，这依赖于中国继续在战争之中。建立充足的物资供应路线，不仅为了维持中国，也为了联盟国家军队在和自中国的(对日)作战。缅甸的再占是完成在中国足够的基地建设的前提。从印度进行运输的空中运输线的缅甸航路的容量对于支持空中和地面军队的进攻达到所要求的规模是不够的。占领一个中国的港口加大通过缅甸的供应量是必需的”。[110]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美英举行开罗会议。在缅甸作战问题上，丘吉尔认为只有西西里战役才值得进行两栖登陆作战，而缅甸战役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他认为在意大利投降和其他一些海军行动胜利以后，英军将在印度洋上集结强大的海军，这种海上的优势就能保障盟军的海上交通线，并威胁日军的交通线，因此，有没有海军配合作战不是缅甸战役成败的关键。而蒋介石则坚持，要收复缅甸，必须南北夹击，英国需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作战。最后，虽然英国坚持反对缅甸战役的计划，美国总统罗斯福仍向蒋介石保证，于1944年3月发动缅甸战役。紧接着在美英苏德黑兰举行的会议上，丘吉尔提出，孟加拉湾的两栖登陆作战应推迟到1944年秋季进行，理由是：1．由于苏联答应参加对日作战，盟国将在西伯利亚得到更好的轰炸日本的基地，因此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已经失去了它的部分价值。2．为了进行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英国不可能调集足够的登陆艇和海军力量进行孟加拉湾两栖登陆作战。[111]美国为了使英国全力投入欧洲作战，便向丘吉尔作了让步。12月5日，罗斯福将这一情况告知蒋介石，并给蒋提出两种方案供选择：或者在没有孟加拉湾两栖作战配合的情况下照样进行缅北作战，或者把缅北反攻战推迟到1944年11月，与两栖登陆作战同时进行。[112]就是英国东南亚战区司令蒙巴顿在12月6日的电文中也强烈反对撤销“海盗”计划。[113]
上述可见，中美英之间在全缅战役问题上的外交拉锯，其原因是复杂的，根本点在于“先德后日”战略的限制。美英不断对蒋介石作出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不惜隐匿早已确定好的战略目标和方向，使蒋介石始终存有期望。严格地讲，罗斯福确实比丘吉尔更能考虑到中国的战略作用和艰难之处，也始终坚持全缅作战。但是，在支援中国和“先打败德国”大战略发生矛盾时，罗斯福却是从不含糊，这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开始就表现出来了。因此，由于多种原因，蒋介石未能真正看出美国大战略的真谛。但是，蒋介石政府的力争，也确实对促使美国军方不中断对华援助起到了重要作用。1942年12月21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就说：“对美英开战之前，在微妙的国际形势下，不仅从中国沿海对重庆的补给在继续，而且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公路上的活动也很活跃，因此我方对重庆的经济封锁的实效曾煞费苦心。但在大东亚战争的当前形势下，帝国的战略态势本身就形成了封锁态势，对美英开战前所计划的对华经济封锁的目的也已完成十之八九，所余除西北公路和印支航空线外，只剩下了阻止战争必需物资由我方占领区流入敌占区，从整个局势来看，经济封锁的必要性较大东亚战争前已有所降低。”[114]
由于中美英联合重占缅甸问题的拖延，严重影响了中美拟议中的装备中国师的计划。1943年11月1日，史迪威在备忘录中记载了蒋介石关于美国支持装备90个中国师的计划。30个师为一组共3组。每一组包括1至2个装甲师。第一组包括在印度的中国师，以及在云南省的中国“Y”部队。这些部队应该在1944年1月装备和训练。第二组在中印公路打通后，1944年8月进行装备和训练。第三组的组建将把1945年1月1日作为日期目标，即缅甸的交通开通之后组建，其中1至2个装甲师将被首先组建。在计划中，蒋介石提出中国将参加按照重占缅甸计划的进攻，从印度雷多(Ledo)与中国云南进行进攻。这次作战需要得到海军在孟加拉湾登陆作战的支持。在1944年前预计盟军应做好重开缅甸至中国交通的全部努力，这包括运用陆、空、海军的力量。美国提供3个组的装备和装甲师的装备。蒋介石的计划中还提到，在占领广东香港地区后，美国提供10个步兵师、3个装甲师以及辅助部队进入中国南部，准备中国中部与北部的反攻作战。美国将尽早在中国驻囤长距离轰炸机组，进行轰炸日本本土的作战。[115]但是，这一计划与美英的大战略以及联合参谋首脑会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攻战略计划是不同的。在作战规模和对日反攻主要方向、路线上不同。因此，以重开滇缅公路为核心问题的重占缅甸，进而在中国大陆进行反攻的计划只能是设想，受制于美英的“先德后日”战略和太平洋反攻的双重因素。1943年11月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给开罗会议)中(附录“C”)对“中国的能力与意图”作了分析。关于中国力量方面的分析是，“中国拥有正规军320个步兵师，16个炮兵师，外加30个不足额的步兵旅。但作战能力不高，自1938年以来就不断下降。现实普遍缺乏营养和医疗条件更是降低了许多部队的潜在战斗力。而盟国对中国的支援可能直到通往中国的交通恢复之前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大部分中国军队只能进行防御作战，而小部分美式装备的中国师有望从事比有限进攻更大一点的进攻作战……如果给予足够的盟国空军支持，中国就可能能够从事主要战略地区的对日反攻作战，也可能实施比较有限目标的进攻。中国可能试图停留于一般防御作战，直到晚些时候军队被再装备和训练之后再进行进攻作战”。[116]实际上，蒋介石提出的计划与罗斯福的想法也不尽相同。罗斯福在1943年11月10给丘吉尔和蒋介石的电文中提出，在中国建立5个长距离轰炸日本本土主要战略目标的基地，并提出美国提供装备，中国提供劳务及必要物资。[117]可见罗斯福感兴趣的主要还是在于如何利用中国地缘建立重型轰炸基地，以策应太平洋反攻作战。正由于如此，罗斯福在全缅作战推延的情况下并不放松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希望促使中国在保持对日军陆军主力牵制的条件下，主要承担北缅作战任务，以直接支持太平洋战场的有限反攻。
总之，中国为美英大战略的实施付出了沉重的牺牲与代价，但是，中国抗战并没有因为外部战略资源的缺乏而减轻自身的责任。中国两大抗日战场在困难环境中维护了中国战场的稳定与发展，将日本陆军主力仍然限制于中国战场。中国战场对日军的打击与消耗会同太平洋美国海军逐渐开始的对日有限进攻，成为保证“先德后日”战略成功实施的稳固东方战线。
【注释】
[1]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103．
[2]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206．
[3]［英］丘吉尔著；吴万沈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伟大的同盟》，第482～483页。
[4]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245．
[5]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249．
[6]Robert E．Sherwood．Roosevelt＆Hopkins，pp.611-612．
[7]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p.611-612．
[8]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282．
[9]Hans-Adolf Jacobsen，Arthur L．Smith，Jr．．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227-231．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583．
[10]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p.608-612．
[11]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p.330-332．
[12]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1932—1945》上册，第464，494，500～501，506，522～523页。
[13]Hans-Adolf Jacobsen，Arthur L．Smith，Jr．．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243-247．
[14]Hans-Adolf Jacobsen，Arthur L．Smith，Jr.．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243-247．
[15]［美］拉塞尔·F．韦格利著；彭光谦等译：《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393页。
[16]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26．
[17]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124．
[18]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p.124-125．
[19]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139．
[20]Bisheshwar Prasad．The reconquest of Burma，VolumeⅠ．London： Combined Inter-services Historical Section 1958，pp.16-17．(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2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123页。
[22]［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第431页。
[23]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309．
[24]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312．
[25]Arthure N．Younge．China and Foreign Helping Hands 1937-1945，Camb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1963，p.271．(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26]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373．
[27]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373．
[28]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376．
[29]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34．
[30]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356．
[31]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p.35-36．
[32]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47．
[33]Robert Sherwood．Roosvelt and Hopkins，pp.381-382．
[34]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350．
[35]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352．
[36]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81．
[37]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88．
[38]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87．
[39]Hans-Adolf Jacobsen，Arthur L．Smith，Jr.．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243-247．
[40]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366-367．
[41]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122．
[42]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p.139-140．
[43]Hans-Adolf Jacobsen，Arthur L．Smith，Jr．．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258-259．
[44]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141．
[45]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p.142-143．
[46]Hans-Adolf Jacobsen，Arthur L．Smith．Jr.．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255-259．
[47]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185．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9页。(www.xing528.com)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7页。
[50]胡德坤：《中日战争史》(修订版)，第364～372页。
[5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卷，第3页。
[5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卷，第5～6页。
[5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卷，第7页。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页。
[5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268，271页。
[56]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5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卷，第20页。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7页。同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卷，第53～54页。
[59]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3页。
[6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卷，第68～70页。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4页。
[62]胡德坤：《中日战争史》(修订本)，第363页。
[63]［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史》第二册，第713页。
[64]FRUS，1943，China，p.27．
[65]FRUS，1943，China，pp.258-266．
[66]胡德坤：《中日战争史》(修订版)，第359页。
[67]［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660～661页。
[68]［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712～715页。
[69]［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738～739页。
[70]［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749页。
[71]［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839页。
[72]［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851页。
[7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总编》(下)，第39～41页。
[7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41～42页。
[75]［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708～710页。
[76]［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821～824页。
[77]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Narfare 1943-1944，p.206．
[78]Robert W．Coakley，Richard M．Leighton．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 1943-1945，p.835．
[79]Michael Howard．Grand Strategy，VolumeⅣ．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72，p.82．(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80]［美］赫伯特·菲斯；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81]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163页。
[82]FRUS，1943，China，pp.495-496．
[83]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191～193页。
[84]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05～206页。
[85]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06页。
[86]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09页。
[87]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12～213页。
[88]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p.518-520．
[89]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13～214页。
[90]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16～217页。
[91]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18页。
[92]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525．
[93]FRUS，1943，China，pp.4-9．
[94]FRUS，1943，China，pp.14-15，17-22．
[95]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25～226页。
[96]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27～228页。
[97]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30～232页。
[98]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35～236页。
[99]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38～239页。
[100]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42～243页。
[101]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44～245页。
[102]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47页。
[103]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Ⅱ，p.276．
[104]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54～256页。
[105]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57页。
[106]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57～258页。
[107]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59页。
[108]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60～261页。
[109]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62～264页。
[110]Hans-Adolf Jacobsen，Arthur L．Smith，Jr．．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257．Francis L．Loewenheim，Harrold D．Langley．Roosevelt and Churchill，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p.275．
[111]［美］赫伯特·菲斯，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第134页。
[112]［美］赫伯特·菲斯，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第135页。
[113]FRUS，1943，The Conference of Cairo and Teheran，p.815．
[114]［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661页。
[115]FRUS，1943，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pp.159-160．
[116]FRUS，1943，The Conference of Cairo and Teheran，pp.242-243．
[117]FRUS，1943，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pp.172-17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