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对德国第一战略的支持

一、中国战场支持了“德国第一”战略

美英开始实施先打败德国的战略，无疑对中国战场是极大的考验。美英苏的主要战略投入集中于欧洲对付德国方面，因此，中国抗战一直存在的战略物资与武器短缺的状况得不到根本解决，也无法得到盟国有效的兵力支援，中国独自支撑东亚大陆打击日本陆军主力的境况还须持续。因此，中国战场的保持在战略上不仅对中国自身，同时对反法西斯盟国总体战略都显得特别重要。历史表明，在这一艰难时刻，中国有效地保持了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与打击，并支持了美英首先打败德国的战略，支持了其他各大战场的战略进展。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形势有着准确而客观的分析。1943年初，毛泽东进一步论述对“先德后日”战略：“对于中国战场，如果打倒了大头子希特勒，那末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也一定被打倒。大后方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楚这一点，不赞成先打倒希特勒，这是不对的。现在全世界结成了整个的反法西斯战线，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作战，所以在决定战略的时候，不应只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而要看先打败哪一个法西斯国家对于整个法西斯阵线最为有利。这样来看，就可以知道，打倒了希特勒，解决日本便会是很顺利的了。”^[48]1943年7月2日，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发表宣言，认为在反法西斯同盟国方面，现在是处在空前有利的形势中，这就是：“第一，苏、英、美三国的团结，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与英美在北非的第一个有计划的联合作战，而更加巩固了，法西斯侵略国想用和平诡计离间苏、英、美团结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这是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具有历史意义与最值得庆幸的。第二，苏、英、美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决战，将在今后一年中展开起来……第三，苏、英、美团结的巩固于对德、意法西斯决战的实现，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第四，太平洋上的形势，也因美国力量的增强，英、美联军的几次作战胜利与中国的坚持作战，而转变为对同盟国有利，对日本法西斯不利。”^[49]正是由于这种对世界全局准确的战略判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始终将抗战的基点放在自身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领导抗日军民用智慧与精神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较量，使敌后战场在日本战略进攻面前岿然不动，反而不断发展壮大。

1943年间，通过与日本侵略军的积极作战，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得到恢复，成功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巩固了华北、华中和华南解放区，并为对日本发动反攻创造了条件。^[50]由于此时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重点攻击目标仍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因此，中国战场能否在极端困难中坚持下来，首先仍然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在日军野蛮的进攻面前能否屹立不倒。比较国民党军队和正面战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仍然处于无任何外援的境地。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到1943年初，在长期的艰苦奋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在广大抗日军民的支持下，在极端残酷的斗争中坚持了下来，粉碎了日军持续的战略进攻和扫荡。中共不仅继续以正确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和消耗日本的有生力量，同时也开始运筹和准备对日本侵略者的大反攻。^[51]1943年1月5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等人的电文中指出：“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于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52]1月10日，毛泽东在对陈毅的指示中谈道：“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53]中共中央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充满乐观。在1943年7月1日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国的抗战，现在有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敌后战场的斗争非常残酷，我们共产党在那里做了很大的努力，几年以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生产运动、整顿三风等等。”^[54]

在1943年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共中央以正确的方针指导了各根据地的敌后抗日战争。华北各根据地的抗日军民，贯彻中共中央“敌进我进”，“把敌人挤出去”的战略方针，^[55]相继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清乡”和“蚕食”。晋察冀根据地的军民在反“扫荡”的基础上，向敌后展开全面攻势，变游击区为根据地、敌占区为游击区，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从日伪军占领区域恢复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粉碎了日军的合围，迫使日军最终全部退出根据地。晋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在积极的游击战争中为完全粉碎敌人的“扫荡”创造了有利条件。山东军民基本改变了过去被日军分割封锁的情况，并为未来反攻打下了基础。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也相继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清乡”、“蚕食”等军事进攻和行动。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反“扫荡”中不仅坚守了根据地，而且还使根据地得到扩展。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正确方针的指导，中国敌后战场各根据地的广大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挥极大的智慧，创造了各种歼敌杀敌的作战样式，终于在现代化武装的日军疯狂战略进攻面前挺立下来，并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大体度过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1943年，八路军与日伪军作战2.48万次，毙伤日伪军13.6万人，俘虏日军42人，攻克据点740个，使华北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5000余次，歼灭伪军6.6万余人，攻克据点200多个，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华中各抗日根据地。^[56]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的稳定坚持和发展，为对日本军队的大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出发，不但坚持与国民党及其军队共同抗日的方针，坚决反对违背抗日大局、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攻摩擦，而且也希望在反法西斯各战场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与国民党携手共同促使抗战局面的改观，并共同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中国。1943年2月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各战略区域，指示“主动加强统战工作”。电文中说：“我们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57]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抗战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境中实行的。我们与苏美英诸同盟国是不同的，他们是先进的工业国家，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我们仍然艰苦地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抗战，超过任何国家的抗战时间……我们有广土众民的优点、我们的人民又是富有斗争的坚忍性的，六年的抗战就是明显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才算是很好地配合苏、英、美各同盟国的作战，尽到我们的职责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应该加强作战。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58]

1943年3月，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和国民党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蒋介石试图发动第3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依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仍然采取了求同存异、一致抗日的方针。为了避免内战，毛泽东于3月30日电告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关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并指示他们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制止摩擦行为。4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申明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应取守势”的原则，“待到彼方进攻再据理反驳”^[59]，充分体现了中共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极端克制的态度。6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在洛川开会，决定调集大军分9路闪击延安。7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陕甘宁边区作试探性进攻。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抗日大局的举动，中共中央采取了迅疾而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准备相应措施还击这种倒行逆施的挑衅，另一方面将国民党顽固派准备进攻边区的消息公开，借助国际反法西斯统一路线的力量制止国民党的内战行动。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呼吁团结，避免内战。7月6日，朱德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又致“万万火急”电给蒋介石、何应钦等，呼吁制止内战，维护抗战团结大局。^[60]朱德的这封电报阐发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抗战与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全局胸怀。根据毛主席指示，这一电报在交给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同时，也交于英美苏等国大使馆，并分发给在重庆的中外记者。因此，“七七”纪念日那天，住渝记者纷纷就内战危机质问国民党发言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态度和处理危机的策略，赢得美英苏的同情和支持。美英苏驻华大使由此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警告国民党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即停止援助。中国共产党还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图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危机。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国民党的这次反共高潮在未形成之时就被挫败了。7月10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介石、胡宗南均复电朱德总司令，声明无意进攻解放区。12日，胡宗南原拟进攻边区的部分军队撤退。中国抗日战场的分裂再次得到遏制，这是与中共顾全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态度和高超的应对策略分不开的。这对于中国战场的继续坚持，避免在反法西斯战略实施的关键阶段中国局势出现大的动荡，使中国战场进一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略作出应有贡献，意义重大。

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中国抗战主要应以本国自己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作为基础，即使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形成之时也是如此，外援只能是一种辅助。这是中国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思想理论基础，从而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能在极其艰难环境下保持并有所发展。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信中就说：“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甚少，口惠实不至……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61]正由于敌后战场是抗击日军的最坚强战线，因此，日本在1943年间仍然将解放区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并认为：“中共军队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全中国都妨碍着日军的行动……”。5月中下旬，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在视察华中日军时指出：“铲除中共军队顽固地在我占领区的阴谋活动，是极为必要的。”9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兵团参谋长会议上也指出：“最近，中共领导民众的势力竟有增大的倾向……为适应大东亚决战要求，华北方面军迅速消灭中共努力，乃为当务之急。”为了巩固所谓“绝对国防圈”，日本急于巩固华北这一后方据点和“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62]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和根据地的恢复，不仅牵制了日本在华陆军的半数，同时也使日本根本没有可能进攻苏联。在1943年的日本计划中，只有对苏联动向的分析而没有任何攻击苏联的意图。^[63]

上述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敌后战场是中国战场得以长期坚持的内在动力。1943年3月9日，戴维斯在给高斯的电文中甚至认为，除了共产党军队与少部分国民党军队外，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缺少装备，训练不足。^[64]中国敌后战场的艰苦奋斗和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决策路线，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坚持下来，中国两个战场相互支撑的局面得以保持，也使中国抗日战场能应付各种危机局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的意义是重大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的卓越成就，美国驻华外交官员自全面抗战以来对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有不少报道分析和赞扬。1943年6月24日，戴维斯在长篇备忘录中进一步认为，美国应该建立起与中共的联系共同打击日本，“中国共产党已经改变过去革命路线而奉行对付民族敌人的路线，团结全民族进行抗战，美国应该在中共管辖的区域建立起联系管道。同时，中国北方是战略要地，美国也应该建立打击日本的空军基地”。^[65]

中国正面战场在1943年初至6月进行的“鄂西战役”，1943年8月至12月进行的“常德战役”等较大规模的防御作战，都为中国战场的保持，维护正面战场的基本防线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也极力在经济上和人力上支持了美国在中国建立重型轰炸机基地的建设，直接支持了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为美国“先德后日”战略计划的实施在战略投入上所作的牺牲本身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前章所阐述的美国在战略投入和对中国的战略支持上的双重态度和政策都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重要的是，中国的战略贡献如同中国长期抗战以来所表现的那样，并不仅表现在付出战略牺牲和付出战略代价之上，而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形势和环境下，依靠独立抗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作出了在一些西方军事家们看来无法做到的战略贡献。这在美国“先德后日”战略计划正式实施的阶段同样是如此。

美国及英国正式开始实施“先德后日”战略，美英苏进行盟国战略链连接的阶段，是彻底粉碎德国和日本战略连接的战略图谋、完成对作为法西斯元凶德国的战略包围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对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转换反法西斯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战略态势至关重要。美英苏盟国能顺利地做到这一点，并同时在太平洋战场维持稳定的有限反攻态势，是与上述中国战场坚持对日军的牵制和持续地对日本陆军主力的消耗和打击分不开的。据日方资料记载，1943年初，日本陆军总兵力约240万人。在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共114万人，其中，中国战场66万人，太平洋战场48万人。^[66]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陆军多数兵力，使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更感不足。中国战场，特别是正面战场也没有出现任何美国军政首脑担心的，在物资支持不足和战略支持不够的情况下“崩溃”、“垮掉”、“与日本单独媾和”等影响世界战略全局的形势，相反，凭着中国抗战力量的勇气、智慧、坚忍不拔的精神支持了“先打败德国”战略的关键性一步。中国战场在困难中的坚持，应该说是对“先德后日”战略的最大支撑。这一点还可从日本的形势判断和行动中得到说明。(www.xing528.com)

1942年12月21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在“关于对重庆的对策”的讲话中就谈道：“不对重庆进行彻底的作战，而只施展政治谋略工作，要想全面解决中国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是极其困难的……帝国在目前形势下应该清算对重庆的一切幻想，谋求政略和战略的抑制……向完成战争迈进。”^[67]1943年2月底，日本大本营分析了“大东亚战争”形势。关于“美英的动向”，分析中认为，“美英将首先策划德、意的崩溃，摧毁帝国的大东亚建设”，“美英将使尽各种手段督促重庆极力作战”，“美英将确保西亚和非洲方面，并将努力加强阻止日、德、意之间的联系”；在分析中国形势中，日本认为“重庆的抗战能力将继续减弱……将相信美英的最后胜利，还不会放弃其继续抗战的意志”。关于“重庆的抗战能力”，日本判断：“在现在的形势下，可以继续消极抗战。”“财政经济虽极端困窘，但粮食和轻武器尚可自给，所以，不能由此而期望其抗战体制迅速崩溃。”日本还认为国民党军队“装备虽然低劣，但不影响消极战斗。”^[68]这说明在日本的所谓“大东亚战争”中，尽管认为国民党的抗战是“消极抗战”，但也还是重视的，因为这涉及日本太平洋作战的后方或侧翼。

日本在1942年6月太平洋进攻告一段落之后，为了对付中国战场的战争，将相当数量的地面、航空兵力调回中国东北、中国内地和日本国内。日本南方军共有7个师团与7个守备队，其中有5个师团在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说，除了在中国的陆军主力师团外，中国战场的侧后也吸引着日本南方军的陆军主力。^[69]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不能进行南缅两栖登陆作战的情况下仍然敦促蒋介石出兵北缅的战略原因。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1943年2月末制定“西南方面作战要领”，其中关于“缅甸”部分是：“缅甸位于我国西南方面防御的第一线上，是切断美、英、华同盟军大陆战线的西陲要冲。即对日军来说，无论是在切断援蒋公路，对“重庆军”施加军事压力上，还是在策动印度反英的政略和战略施策上，都具有战争指导上的重要意义……因此，日军与同盟军之间注定要在这里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大陆战。”^[70]尽管中国军队从云南方面的进击到1944年5月才开始，但中国国民党大后方战场的稳定和军队的存在，在盟军暂时不能进行大规模缅战的情况下，汇同印度方面的英军和史迪威指挥下的中国军队，客观上起到了对日本南方军陆军主力战略实施牵制的作用。9月，日本大本营估计，“同盟军方面的反攻，今后必将愈益激烈。世界战争将演变成同盟军方面对轴心国方面的连续性攻势……在东亚，美英将同印度、澳大利亚、中国一起，日益加强对日本的压力，继续加强东南方面的反攻，并且在图谋由西南、东北两方面压缩对日包围圈的同时，从空、海两方面，加强对我占领的重要地区的进攻，以求尽快决定东亚战局的归趋。在中国方面，重庆军仍将继续抗战，并且同盟国方面空军的活动，今后必将逐步加强。”^[71]

关于“美英在东亚反攻”部分，日本大本营在9月25日联席会议中估计，盟国将对日本发动反攻，“特别是增强海洋正面、缅甸方面的兵力以及日本本土与大东亚重要地区的防空兵力”。但就是这样一种形势，日本也不能倾全力去对付美国海上的攻势和进行缅甸战略地带的防御。如会议记录就明显表明：“对华、对苏的正面，还至少需要配备目前程度的军事力量。”^[72]这就说明，日本是将中国战场问题和对华政策问题纳入到整个战局发展中考虑的。特别是对华外交政策，日本此间极为重视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工作”。以此来对付美军在太平洋上日益加剧的进攻作战。但是日本对中国国民政府的诱降没有奏效。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在1943年3月初大本营召集的会议中称：“中国派遣军坚信不解决中国事变即不能解决大东亚战争。从而认为迟早必须向重庆采取积极作战，因此也希望中央务必推进此一作战。”5月8日，日本杉山参谋总长视察南京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也提出：“由于奉命推迟重庆作战准备，致派遣军呈半途而废状况。看来要使重庆脱离美英，除武力以外别无他计。”而畑大将在8月13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始终只为美英反攻对策所左右而致处于守势，同时又无打开难局之策。如此，难以期望使重庆屈服，惜哉！”^[73]

在此期间，由于美国及英国拖延了南北配合的全缅战役，蒋介石与美国之间关系出现一些争执，蒋介石也不时以“中国抗战行将崩溃”相威胁。但这并不反映蒋介石就准备放弃抗战。同时，美国也以利用此时以“驼峰”运输缓解与蒋介石的矛盾，美国在“废约”和“中国大国地位”上的一系列做法，多少也弥补一些因“先德后日”战略实施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最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国内尚存在屡摧不垮的敌后战场的制约。

从中国战场对日军的战略牵制与打击的成效看，这一时期日本不仅无法解决自己后方的所谓“治安问题”，要对付坚持积极抗战的中共及其军队；而且，基于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判断，从而日本也确定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全面攻击的方针。在前述日本中国派遣军对国民党政府作出了不会妥协的判断之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意图，于8月28日制订了《1943年度秋季以后的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大纲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作战是：“华北扫共作战。华北方面军，于今秋务须长期有组织地反复对共军进行扫灭作战，覆灭其根据地。”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则规定为“常德作战”、“广德作战”、“打通平汉路作战”。1943年9月7日，日本大本营对这一“指导大纲”的答复更清楚指明了对国民党战场作战的意图：“常德作战极力加强对敌压迫，并牵制云南方面敌兵力他调，从全军考虑有此必要，予以实施。”^[74]这一计划无疑是日本在整个战况不佳的情况下，准备孤注一掷在华大举攻势作战的前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国民党对日本尚无妥协之意，日本将不得不同时开始对两个战场进行战略作战，反映出主要兵力被牵制于中国战场的焦灼心理。

中国战场的坚持，使美英基本战略目标达到。开罗会议时期，随着北非地中海战役的顺利完成，美英苏在西方战场方面就形成了对德国包围和反攻之势。由于美国太平洋方面的战略投入此间仅略少于西方战场，因此，美军在太平洋上进展顺利，并进行有限反攻，迫使日本退守“绝对国防圈”(指西起缅甸、马来亚，经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西部、西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小笠原群岛、千岛群岛)。盟国能顺利实施这一大战略，而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能彻底扭转各大战场的形势，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中国战场在极困难条件下的坚持，在于中国作出的战略牺牲，还在于中国在特殊情况下对国内矛盾的正确处理。

如前所述，1943年，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计划相继遭到失败。彻底摧垮中国敌后战场的多次扫荡进攻作战都被挫败。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作战也未达到目的。9月，日本抽出部分兵力支援太平洋，但陆军主力仍在中国。

关于日本对苏联作战更是遥遥无期。1943年2月，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受挫，再次向日本呼吁配合德国进攻苏联，但遭到日本的再次拒绝。日方估计，“只要德苏间的形势没有重大变化，德国将不会在英国本土登陆和进入西亚”。反映了日本对德日中东会师的完全失望的态度。日本还认为，日德意三国“首先迅速分别在大东亚和欧洲确立自强不败的态势”，“保持对苏安宁从日德意三国指导战争上看来也有利。”^[75]9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进而决定“对苏极力防止引起日苏战争，进而谋求日苏邦交的好转，并相机努力斡旋德苏间的媾和”。^[76]这些尽管与苏德战场的有利形势转向苏联一方有密切关系，但是，此时日本已经无法摆脱其同时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进行作战并逐渐处于不利局面的困境，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德日间联合夹击进攻苏联的企图彻底失败已成定局。由于长期的相持，日本资源贫乏、军力不足的弱处就更加突出，中国战场，特别是敌后战场形成的战略优势状态逐渐显现出来，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成为日本陆海作战无法相互呼应顾及的巨大牵制。

因此，中国此间对美英“先打败德国”战略的支持，对日本向太平洋调动兵力的制约，对在华美国空军配合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空军和潜艇对日本交通线的打击，对德意日在中东至印度战略枢纽地的联结的进一步制约，对日本配合德国进攻苏联的战略制约，都仍然具有全方位的战略作用，是反法西斯盟国各大战场整体格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还应注意的是，中国与苏联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太平洋战场的盟军相比，在进行重大战役时严重缺乏重型武器装备和空中战略支持，中国与日本在战争物资资源上相比仍然敌强我弱。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战场能承担起战略牵制的重责，是为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作出的重大民族牺牲。可以说，美英战略推进的每一步都有中国战场的贡献与中国军民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