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对挽救美英危机的战略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终于建立起来，一个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的完整战场格局形成。对中国来讲，所面临的问题是要站在世界战争全局的角度，来判明在新形势下中国战场所处的位置，并以此来指导中国抗战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家们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使中国抗日战场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同时也有效地支持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支持了美英应对战略危机与战略调整。
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其中谈道：“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85]12月12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就谈道：“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86]周恩来也在1941年12月14日《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一文中分析：“在世界战局上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如果能速战解决日本，则移西于东，未尝不可使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略部署一时改变……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必然会中纳粹诡计，使主战场上遭受难于挽救的损失。”[87]在这种分析和判断之下，中共中央号召全体军民继续坚持持久抗战的方针，顶住日军对解放区持续的压力。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作了形势方面的辩证分析，也对新形势下中国抗战的任务作了相应部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它将侵略营垒与反侵略营垒的对阵最后地加以分明了。从经济的(战争资源)、政治的(正义与非正义)及军事的(潜在力)各方面来看，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反侵略的国家。”中共中央对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了客观估计：诸如日本侵略战线的延长，其困难会大大增加。这些都会极大地鼓舞抗日阵营的士气，打击日伪军和亲日派的气焰。反法西斯阵营的合作更加紧密等。同时，中共对于新形势下中国抗战仍然处于艰难困境的状况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指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日本有了长期的准备，而英美准备不足；太平洋军事地理有利于日本，加之日本又占领海南、越南，整个南太平洋均处在日本的攻击与威胁中；日本为集中海空军作战，路程近捷，而英美集中兵力困难，路程遥远，因此，战争初期，英、美、荷可能受到一些挫折，日本可能取得一些战争资源，滇缅路可能被切断，太平洋战争一般的说是长期战争。日本闪击速胜是不可能的，而英美要反攻战胜日本亦非短期的事……根据上述估计，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应当说明太平洋战争后的有利形势，说明胜利前途更加接近，以克服右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以坚定胜利信心；同时说明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难的，残酷的，以避免懈怠心理的可能产生。”由此，中国共产党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88]1942年4月13日，对于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战局，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讲话时进一步指出，反法西斯战线所面临的困难，其性质都是“黎明前的黑暗”。[89]
正是中共中央对于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中国敌后战场的广大军民在中共的领导下丝毫没有减低和松懈对自身抗战艰苦性、长久性的认识和斗志，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抗战的正确路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为了稳固自己的战略后方，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扫荡，在中国战场将主要的进攻方向放在中国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密切注视国际局势的发展，另一方面站在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高度，紧紧抓住坚持正确的游击战略，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一中心环节，领导抗日军民，与日寇展开艰苦作战，紧紧地束缚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42年7月6日、9日，8月4日连续发出“新四军支持现有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等强兵、巩固根据地的指示，以利于艰苦条件下的对日作战，并“增长力量，准备反攻”。[90]1942年上半年，日本在中国的重点进攻仍然放在中国敌后战场，[91]把进攻作战主要目标对准中共军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在不利的国际态势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顶住了日军的压力。中国敌后战场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抗日根据地和区域相继粉碎了日本的重兵进攻，继续紧紧拖住近50％的在华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中共中央的决策无疑是从反法西斯大局、中国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情况出发所作的正确战略决策，因为中国战场的战略作用和贡献首先在于对现代化装备的日军的牵制。中国战场，首先是敌后游击战场之所以能起到这种作用，完全在于能在巩固的根据地的支撑下，以灵活的战略战术与敌周旋，在强敌面前坚持下来。
中国敌后战场在日本北进苏联的问题上起着特殊的作用，长期地制约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图谋。而对日本的制约，在于中共领导人长远的战略视野和正确的实践。1942年上半年，由于苏联全力准备与德国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展开决战，斯大林担心日本会在这一关键时刻配合德军从东线发动进攻，连续电催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军队“走出根据地，向北向东，以大规模行动牵制日军，给苏联以直接援助”。中共中央对日本进攻苏联也曾有相同估计。1942年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文中就说：“柏林协定似以苏联为第一对象，春季后德日各以陆空军主力向北，而各以海军主力陆空一部及意国海陆空主力向南。”[92]至于如何应对这一局面，中共领袖与苏联领导人坚持了自己的战略决策。如毛泽东向苏方解释的：“如果我们离开根据地不顾一切牺牲动作，我军就有可能被打败，无法长期坚持，这于我于苏都将不利。”[93]作为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中共的这一决策不仅是真正地支持了苏联，使日军没有在关键时刻配合德国，[94]同时也完全符合反法西斯全球战争战略需要。
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关键时期的战略地位和贡献，其核心在中国抗日战场的完整保持，这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不利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形势下尤其如此。对于中国战场的保持，中国国共关系的正确处理仍然是关键，这一点还是由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做到的。为了团结抗日，1941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对华中局发出指示，鉴于“华中友军对我摩擦特别多，华中伪军对我危害特别大，因此，还要特别注意争取友军与加强对伪〈军〉的工作”。[95]12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专门给八路军、新四军主要负责同志发出指示，其中说：“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96]1942年中期，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为了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再一次主动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7月9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国内外局势是很有利的……苏美英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我们的方针是力争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重申中共在抗战初期关于与国民党合作的四项诺言，并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还表明了中共“对战后中国发展方向的见解和团结建国的方针”。[97]
因此，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阶段，中国战场内部保持了无重大军事冲突的团结局面。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制止了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时期，也就是反法西斯阵营全线防御阶段，中国战场可能出现的分裂。中国战场作为完整战场的坚持，极大地限制了日本法西斯祸水在太平洋战场的继续蔓延，其世界性战略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和美国参战的情况下保持着清晰的战略判断，坚持着一直所遵循的正确抗战路线和方针，自觉而坚定地承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赋予的历史职责。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中美英盟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局面的形成，无疑对中国国民党政府起到了鼓舞作用，其坚持的持久苦撑策略终于有了结果。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对日本宣战，同时也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召开东亚军事会议，签署《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决定在重庆成立中美英三国军事会议，正式结成中美英三国军事同盟。鉴于中国战场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作用，美英华盛顿“阿卡迪亚”会议决定接受美国军事首脑提出的建议，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为战区最高统帅。1942年1月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经历多年的孤军奋战终于赢得了盟国共同战斗的局面。为了配合美英挽救太平洋危局，也为了不形成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更加不利的局面，特别是防止日军截断援华通路，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采取了对日牵制行动。1941年12月9日命令各战区对当面的日军发动进攻，以牵制日军由广州向香港的进攻，策应香港英军。同时向云南集结军队准备入缅作战，支援英军的缅甸防御。这直接导致了日本为牵制中国军队南下而发动的第三次长沙战役。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战况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取得了胜利，不仅使中国正面战场防线得到维护，同时也是对各反法西斯盟国的巨大鼓舞。1942年1月，英美媒体和官方都盛赞中国第三次长沙大捷。[98]英国掌玺大臣艾德礼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斯发表演说赞扬；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电贺；美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99]其后，中国正面战场又进行了一些防御作战，维持了与日本军队的对峙局面和正面战场的基本防线，这是中国战场稳定坚持的重要因素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12月期间多次想利用有利局势促使蒋介石政府屈服投降，但均未达到目的。日本无可奈何地承认：“重庆政权抗战力量虽渐低落……尚能坚持强韧的抗战意识，且因期待反轴心阵营的最后胜利，尚不致放弃抗战意志。”“即使重庆被攻占，蒋介石的抗战意志也不会改变，甚至即使和战两派对立，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能否屈服，也成问题。”[100]
美英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大溃退，突出了中国对日本军队牵制打击的战略作用。1942年2月16日，霍恩贝克在给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的备忘录中，针对荷兰关于中国不迅即发动军事进攻的指责，霍恩贝克认为，不要忘记蒋介石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四年半的防御作战，在抗战开始与中间阶段所有大国包括日本的大多数军事专家看法都是，中国坚持不了几个星期最多几个月。在那段时间，蒋介石请求诸大国给中国装备。但是无论英国与荷兰直到它们自己卷入远东战争时都没有给予任何装备。除了苏联与美国，中国从外界得不到什么。但是苏联与美国到今天也没有给予相对大量的物资给中国。中国一直缺乏飞机大炮，这是强有力进攻作战所必需的，而且蒋介石也看到美英荷在太平洋战争中都是首先考虑自身的防卫。因此霍恩贝克认为，“中国政府对在华日军没有任何行动”完全是瞎话。最近中国在长沙的胜利足以回应那些外国军事家的批评。[101]
1941年12月10日，蒋介石对美国军事使团马格鲁德将军表示，不满意美英对三国合作抗击日本的问题无具体行动计划。他批评英国不愿讨论华军进入越南袭击日本南进根据地之后路。此后，蒋介石就盟国联合作战问题多次向美英方面提出制定联合作战计划的主张。12月11日，他在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时说：“日本向英、美进攻已有四日……(盟国)无合作，无联系，军事行动之成功，即失去其保证。我人今日之抗敌，只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应付，最不足训。日本攻香港与新加坡，此实为中国之门户，然中国迄今仍茫然不知赴援之应如何着手也……英美双方，只知招架日本所施之棒击，未闻有如何立于主动地位一举击毁其南进根据地之计议。”[102]12月15日，蒋介石对马格鲁德谈道：“就整个南太平洋政局而言，除菲律宾因隔离大陆辽远不计外，全盘战略，应竭中、英、美、荷印四国之物资、人力以保卫新加坡不令失陷，此实为第一要着。其次则为缅甸，中国愿分负责任。”[103]12月22日，蒋介石又对英国韦弗尔将军等人提出中美英应该加强合作，并提出盟国联合战略的大纲，建议进行讨论，以指导太平洋战争。同时，蒋介石与宋子文对美英将中国排斥在美英华盛顿军事战略会议讨论之外极为不满，并提出强烈批评。[104]12月23日，蒋介石又向罗斯福提出召开远东有关各国联合军事会议，以协调相互之间的行动。[105]根据罗斯福给蒋介石建议的回复，蒋介石在重庆主持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主题是“研究在东亚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应“规划足于兼顾整个亚洲地区的战略”，主张“倘断定亚洲战区为某一时期最重要之区域，则自当决定战略，予该战区以一切支配之优先权。届时，其他各战区应本拥护民主阵线利益之共同目的而牺牲其本身之利益，然决不容许某一战区并不危急，惟为保全其本身利益起见排挤他战区反而落后”。[106]
1942年1月开始，中国正式就派军队进入印度支那援助缅甸作战问题与美英进行了交涉，以挽救太平洋危局。[107]蒋介石也与罗斯福交换对印度局势的看法。[108]1月24日，蒋介石提出他将对缅甸与印度的短期非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他将与英印政治与军事当局讨论缅甸的军事形势，并与甘地与尼赫鲁会谈，以向他们说明在共同目的中需要各方的充分合作。[109]蒋介石访印的目的，除政治方面的原因外，[110]也有增加中国在战略上说话分量和地位的意图。从战略上讲，印度是盟国战略构架中的枢纽之地。如发生内乱，日本很容易侵入印度，然后进军中东与德国会师。这将是对盟国战略的最大冲击与灾难，中国抗战也将陷入更加孤立的状况。英国接受蒋介石访问印度的目的也是有其长期打算，缅甸丢失是英国已有准备的。如英国外交部就认为：“日军占领缅甸之后，必须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以牵制日军。而蒋介石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人物。”[111]2月15日，蒋介石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督林里资哥讨论新加坡失陷后日军可能的侵略动向及如何防止德日军之会合等问题。蒋介石表示：“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使德、日军队没有会合起来的可能。”次日蒋介石再次向英驻印军总司令哈特莱陈述保卫印度的意见，并总结他的战略观察：“敌人将先攻锡兰。如果锡兰失陷，孟买与卡查克就在日军威胁之下了……如果德军再从近东前进，如此就很便利于日、德会师。”[112]2月22日与23日蒋介石致电顾维钧，让其转告丘吉尔印度混乱的社会政治状况，并敦请改变统治方式以阻止日本侵略印度的图谋。2月25日，蒋介石又致电顾维钧促英改变对印政策，并警告：“印度万一动摇，不惟大英危殆则东方战局则全盘失败矣。”[113]1942年6月12日，蒋介石致电外交部长宋子文转告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在下次太平洋作战会议提出中国提案：“总盼军事会议对盟国整个战略作一确切检讨，接纳我方建议，迅速改变‘先解决德国后解决日本’之战略，明确决定太平洋上今后之最高战略，以利整个之战局。”[114]
应该说，蒋介石在美英战争失利状况下的这些努力，是中国对挽救美英太平洋战略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蒋介石对美英的批评也反映了在战争形势下中美英关系的新变化，是一种战略互动的表现，但是，蒋介石主张“先日后德”的战略显然不符合战争整体实际。
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中美英战略关系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美国不少人士都提出了自己比较客观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折射出中国抗战对美英战略运行的价值。1942年5月9日，赫尔在给马歇尔的电文中，再次重温罗斯福4月28日的谈话：“日本可能切断缅甸路，但是我要对英勇的中国人民说，日本的可能的推进算不了什么，(美国)将寻找出办法将飞机与战争军火输送给蒋介石元帅的军队。我们记得中国人民是在这场战争中第一个站起来与侵略者战斗的，在未来，一个不可征服的中国将在维持不仅东亚而且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15]5月20日，在备忘录中汉密尔顿也认为，美国应该尽一切可能支持中国作为盟国战斗，这一重要性美国没有充分注意到也未得到强调。5月28日，汉密尔顿再次强调支持中国的重要性。在5月29日的备忘录中霍恩贝克也同意汉密尔顿的观点。[116]
6月17日，汉密尔顿长篇备忘录专门就“中国战争潜力”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估价，认为中国有组织的抵抗的崩溃意味着日本战争潜力的增加，在安全、经济、心理、地缘上都将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美国在南美与近东的优势地位将严重受损。汉密尔顿分析列举了中国抗战的9项贡献，认为殖民宗主国不可能像美国这样认识中国的能力与潜力。结论是，美国必须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最为现实的就是寻找代替滇缅公路援助中国的办法。他指出，鉴于中国全面抗战的潜力与现实对于盟国目前严峻形势的重要性，美国必须保证能从物资上与心理上“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并为之作出长期特别努力，作为美国的长期政策。[117]6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反对军方的意见，认为中国如果崩溃不是说明援华没有用处，而是因为没有援华会导致崩溃，加紧援华才是避免中国抵抗崩溃的最佳途径。中国抵抗的失败是盟国努力的巨大损失，应该建立足够量的空中物资援华线路。[118]7月3日，赫尔在庆祝中国抗战5周年的电文中说：“5年前中国拿起武器保卫家园抗击日本侵略。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为了自由与反对残暴的侵略者做了不懈与英勇的战斗。美国人民抱着极其深切的同情与赞誉的目光关注着中国英雄的刚毅、不屈不挠的精神，正因为这种精神中国人民坚持了长达5年和艰辛的岁月，与拥有极端优势的敌人进行战斗。”[119]10月12日，美国国务院在准备的备忘录中，表明美国立场，反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分裂。[120]说明美国极其重视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不希望中国抗战被削弱，影响世界整个战局。
中国抗日战争当然不会因为美英战略投入不足而淡化本身一直就存在的战略价值，中国战场在美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全局性战略地位体现得更加充分，并为挽救盟国战略危机作出杰出的贡献。
如前所述，由于美英太平洋ABDA(美英荷澳)防线的崩溃，盟国战略危险来自三个相互衔接之地：第一是西南太平洋区域，其关键是日本可能对印度的攻击、攻占澳大利亚控制西南大平洋和印度洋；第二是苏联可能受到德日的夹击，如果苏联战场垮掉或者被严重削弱，美英在西线就处于极为不利的战略态势，德国的重兵将再次转向英美方面，美英支持苏联的战略目的也会由此而受挫；第三是中东，与前两点密切相关。如果前两点任何一点出现问题，英国在中东就会受到德国南下和日本北上的两面夹击而无法立足，反法西斯阵线整个战略构架都会全面动摇，“先打败德国”的战略就会面临困难重重的局面。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原有防线的崩溃，美英忙于在太平洋上仓促重组防线，应对日本的进攻浪潮。苏联为了全力对付德国，不同意美国要求联合对付日本的多项建议。苏联外长莫罗托夫1942年春到华盛顿，明确转告苏联政府的立场，并要求美国提供稳定的租界物资。据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关于亚洲对日战争，苏联驻美国大使李托维也夫告知美国，苏联并不处于与美国和英国合作，与日本兵戎相见的位置，因为苏联正在与德国大规模作战，不能冒被日本进攻的风险。[121]因此，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没有发生，与中国战场在此间的积极作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中国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的牵制，是上述三种战略点危机没有发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942年2月11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就阐发了对中国此间战略作用的极大关注，告知丘吉尔，“我正密切地关注着中国”。[122]2月12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谈到日本占领了新加坡和苏门答腊之后，将继续进攻缅甸和澳大利亚。隆美尔也将在利比亚发动进攻。[123]罗斯福在2月18日的回电中提出：“我们应全力保住我们(英美)在太平洋的两翼，即右翼的基础澳大利亚、新西兰；左翼的基础缅甸、印度、中国。美国的地理位置可增援右翼，利用澳大利亚作为主要基地，英国则增援缅甸和印度。”2月22日，罗斯福对丘吉尔重申，“由于日本控制制空权”，美国无法派海军支援印度洋，并重申“两翼”说。美国对澳大利亚进行人力和物力的支援，而让英国将从中东方面调集的准备回防澳大利亚的两个师派往缅甸或印度。[124]1942年3月初，由于日军舰只进入印度洋，丘吉尔又连续致电罗斯福，除鉴于太平洋战事同意推延在北非作战的“体育家”计划外，还要求美国迅速派舰只支援印度洋，并派空军轰炸机在印度东北部和阿留申群岛进行作战，以挽救印度方面出现的危机。罗斯福在回电中表示，美国自己在太平洋上也面临诸多问题，还要担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方面的重要责任和维持美国至澳大利亚的交通线。因此，在日本进攻能力仍很强大的情况下，美国不能派舰只到遥远的印度洋，因为“这会严重削弱美国在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125]4月14日，罗斯福针对丘吉尔要求飞机增援印度的问题，在回电中强调指出：“削减已经上路的拨给史迪威的飞机是不明智的……中国地位必须支撑。”罗斯福在信中还谈到他对印度洋危机的估计，认为“几星期内日本不会登陆进攻锡兰”。[126]4月15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再次强调印度洋方面的“灾难局势”，认为“日本已经感到可以派遣近三分之一的战舰和半数的航空母舰到印度洋，其结果是：(A)锡兰失守；(B)(日本)入侵印度东部，这将对我们的全部战争计划造成无法计量的后果，包括加尔各答的丢失和通过缅甸与中国的全部联系。这还是开始……没有理由不认为日本将控制西印度洋。结局将是我们在中东全部地位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到中东和印度的航路将被截断，还由于阿巴丹(伊朗)的石油供应线路被阻断。无石油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和陆地的地位。通过波斯湾对俄国的供应线也将被切断。日本现在的重压比我们能承受的要沉重得多”。由此，丘吉尔要求美方太平洋舰队吸引日本舰队到太平洋方面，如不行，就以新式主力舰和航空母舰尽快地增援印度洋。对此，美国军方强烈反对，认为此举会削弱美国太平洋海军力量。美国情报部门不相信日本正在计划迅即地进攻锡兰。1942年4月17日，丘吉尔根据形势的发展，还向罗斯福提出“必须阻止日本和德国会合”的问题。[127]4月18日，丘吉尔再次请罗斯福派舰只加入英国“东方舰队”，这样可以“威慑”日本，使日本不能进攻英国从埃及到印度的交通线。[128]美国一直没有理睬英方的建议，始终未派海军编队到印度洋。其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担心此举将损耗美国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战略估计，认为日本不可能发动对印度的进攻。这种估计的基础就是日本在太平洋进攻中的兵力运用已经达到极限。
在1942年初“阿卡迪亚”会议上，美英军事首脑对最危险的前景就有分析，认为最能限制日本的就是其兵源。美国海军计划人员的基本估计是：“虽然日本控制了整个马来亚，并希望能攻击从印度洋到澳大利亚、印度、中东的交通线，但是，日本不可能同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拥有优势作战力量。”[129]丘吉尔3月20日预计：“日本不会侵犯澳大利亚。在我看来，日军的上策是结束中国的战争。”[130]是年中期，鉴于太平洋上日军占领性进攻已经大致达到极限，罗斯福就有考虑准备开始西线打击德国的既定战略行动。5月，罗斯福写信给麦克阿瑟，要求他谈“自己的猜测”：日本是否将继续对印度和锡兰作战，是否会全面进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麦克阿瑟作了否定回答，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菲律宾陷落和缅甸陷落之后，日本只能腾出两个师”用于作战。[131]这种预测无疑是正确的，使这种预测成为现实的当然是反法西斯各盟国共同奋斗的结果，特别是中国战场此间对日本陆军主力的牵制，解决了美英最担心的“兵源”问题。麦克阿瑟还认为：“日本在现实不会对印度大举进攻。这一地区无疑是在日本军事野心的范围之内。但是从战略上讲……现在进军印度不是时候……要在印度战役之中取胜，从军事上讲要求投入兵力是很大的。而在目前情况下(日本)不能从事这场战争。”[132]麦克阿瑟正确指出了日本兵力不够。因此，日本不仅因为兵力不足没有在太平洋继续占取澳大利亚，形成西进印度稳定的侧翼，也无法建筑西进印度稳定的后方。总之，如中共领袖所分析的，日本在战略上因战线太长，形成了被动的局面。美国在太平洋初期受挫后也没有丧失稳住远东太平洋防线的信心，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将中国战场计算在内。如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所说：“如果我们被逐出菲律宾和新加坡，我们仍可退守荷属东印度和澳大利亚，并且与中国合作……就能给予日本极大地反攻打击。”[133]
事实也证明，日本正是因为无法摆脱中国战场的束缚，从而削减了太平洋进攻的势头。1942年3月7日，日本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经数次讨论后，对“世界形势和已获战果”作出判断和决定。其中，对是否进一步攻占澳大利亚作了分析：“就投入攻占的兵力而言……大体上海军方面需要联合舰队的主力，陆军方面需要以12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所需船只仅陆军就约达150万总吨。根据情况还有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陆军兵力。要拨出这么巨大的兵力，需要大幅度削减满洲方面的对苏战备和中国方面的战场，这就将使整个战略态势陷于极大的不利……”[134]4月，日本海空军对锡兰进行攻击，但无陆军跟进，因此并未造成战略威胁。由于兵源不足，日本也只有决定，以摧毁美舰队主力和切断美国和澳洲以及同英国之间的联系来代替进军澳大利亚和锡兰。[135]这说明，由于日本的主力陷在中国，无法再进一步“扩大战果”。
除中国战场对日本向南和向北战略行动的战略牵制之外，中国军队出兵缅甸对挽救盟国战略危机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如前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稳定国内防线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太平洋方面的挽救危机的作战。1941年12月下旬，日本开始攻击仰光，其后英军未作抵抗就先退出南缅之时，蒋介石就电告美国陆军部表明自己的观点：“中国将独自为英国坚守北缅负责。但甚至到现在，英国都不希望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进行合作防守。英国的这种固执态度如同其令人遗憾的行动一样，是令人费解的。”[136]美国陆军部也由此坚持，并使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确认：“中国军队既能加强缅甸防御，同时也能吸引日军对邻近新加坡区域的进击。”1942年1月23日，丘吉尔给韦弗尔去电，批评其不让中国军队入缅对日作战的做法，并说：“美国三军参谋长坚持要把缅甸归你指挥，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你会迁就中国，并打通滇缅路，这是争取世界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措施。”[137]也正是在日军长驱直入，英军无法防卫缅甸的情况下，韦弗尔才下令英国驻缅甸官员：“接受中国的一切支持。”中国军队得以入缅作战，但为时已晚。
如前所述，中国除了出兵缅甸支持美英太平洋防御战略之外，也为稳定印度这一关系全局的战略枢纽之地作出了努力。1942年3月，美英参谋首脑会议认为，缅甸是通向中国和印度的大门，中国正牵制着大量日本的陆军和空军，中国是一个对于未来进攻日本的重要基地；印度是防卫可能的德国—日本在中东会合的关键之地，对于保持经波斯湾通往俄国和通过红海到埃及哈航路也是必需的。[138]中国军队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日本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南最大的援华通道，给中国造成了新的困难。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从战略上讲，中国军队止住了日本军队对中国正面战场侧后的进攻。中国在战略上也极大缓解了美英失败所带来的日本对盟国战略要地的冲击，使日本不能从陆路在中国与缅甸之间连接起来，其对印度形成真正威胁的陆军仍然处于分割状态。这种战略态势使得日本根本无法考虑大规模入侵印度的问题。另外，美国为挽救太平洋危局，将原拟派往大西洋和北非的军队转派到西南太平洋，船只不够，还用大量商船代替。仅1942年2月就分三批将32000名陆军派到澳大利亚，使澳大利亚陆军数达到59000名。3月到4月，又抽调7艘船舶供陆军向太平洋运兵。而同期和后来，美国未派陆军任何成建制的部队到中缅印战区。[139]可以说，是中国拖住了日本陆军的后腿。日本在6月占领了缅甸全境之后，其陆军就再也没有余力西进印度了。而中国战场的存在，不仅限制其抽调兵力，还迫使其又回到它解决无法解决的“中国问题”上来。由于日本难以在西南太平洋增兵，采取大规模入侵澳大利亚的战略行动，只有仍然以海军为主，作战也是以切断美国至澳大利亚交通线和寻求与美海军主力作战的战略，日本不得不分兵进行南进和西进，还要将空军的一部调回国内，这就便利了美国各个击破。在这一期间，美国以其雄厚的工业能力迅速补充了太平洋舰队的损失，并以正确的战术赢得了珊瑚海战役、中途岛战役的胜利，[140]完全粉碎了日本切断美国至西南太平洋的交通线、彻底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的战略计划。
史实证明，中国战场在化解太平洋战争初期因美英失利而造成的重大战略危机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正是中国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不凡表现，使日本攻占缅甸后的势头成为强驽之末，再无余力从事所谓与德国会合的作战，也不可能进攻苏联与德国形成配合之势。1942年7月4日，丘吉尔对中国新闻界谈道：“世界带着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坚强的努力，不仅表现在战斗之中，而且还表现于国内重建之上……欧洲与中东的战争是中国防卫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同远东的战争是英国防卫的一部分一样。我们决定在我们所能之上扩大对中国人民物资、道义与精神的帮助。”[141]总之，美英看准了日本陆军不可能从中国战场脱身，因此，在太平洋日本进攻大致尘埃落定之后，就果断地准备实施“德国第一”的战略。可以说，中国战场支持和保证了美国大战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向实施方面的转移。
在太平洋的不利局面下，美英特别关注的还有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日本是否会乘太平洋胜利之机攻击苏联，因为这是其后美英实施“先德后日”主要打击方向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美国和英国显然都不愿德国从苏联战场转移战略方向，增加自身的战略压力。1942年3月，罗斯福送交备忘录给斯塔克和马歇尔，建议联合参谋首脑会议考虑，美英在俄国卷入对日作战的情况下采取什么行动缓解苏联局势，还提出了研究的具体问题。[142]但是美国军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太平洋防御方面，倒是在想怎么通过努力使苏联能从北面牵制日本以帮助美国。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曾有让苏联在北太平洋局部配合美国作战，牵制日本对阿留申群岛进攻作战和威逼阿拉斯加的意图。美国建议苏联在北太平洋与美国进行联合空军行动。[143]斯大林明确回答：“苏联还未强大到一方面继续对德国作战，同时又惹起与日本战端的地步。”[144]苏联也拒绝了美国使用西伯利亚基地的要求。这样，日本陆军的主要压力还是在中国战场。
日本此时的战略规划也充分反映了日本为什么没有进攻苏联去配合德国的问题。关于是否对苏作战问题，由日本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联席会议1942年3月7日上奏给日本天皇的奏文中第四条载明：(1)“极力防止战争对手的扩大”。(2)“在南方作战期间，帝国极力防止引起对苏战争”。(3)“努力保持日苏间的平静状态，同时阻止苏联同美英联系的加强，如有可能则尽量离间之。”[145]日本显然在需要日军大量陆军攻击苏联的问题上作了明确选择。关于攻占缅甸之后进一步西进攻击印度，在计划中则是完全没有反映。相反，在1942年4月，日本大本营则在计划大规模进攻中国重庆，并将此作战称为“5号作战”，准备“在攻占重庆、成都的同时，占领四川省要地。倘若形势需要，再以部分兵力扫荡敌人的抗战基地”。[146]这一计划虽未实施，但可以看出，中国战场的存在，对日本来说是一大心病，限制着其他方面的作战。是年7月20日，日本驻德大使大岛给国内去电，呈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意见：“随着德苏战争的演变，切望日本参加对苏战争。”7月2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了“答复德国的根本态度”一案，并在给大岛的回电中表明了日本的态度：“帝国当前的目标在于完成对美英的战争……并在南方确立不败的态势，同时要巩固我在中国的地位……总之，帝国在目前形势下，对苏采取积极的方针将使帝国的力量过度分散……”[147]9月，日本更是感到中国战场是其扩大侵略的最大障碍，“希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从而专心致力于对美英战争”，因为“陆军常有60万以上兵力被牵制在中国”。[148]可以看出，日本没能乘胜扩大侵略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的牵制。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占日本在国外作战的陆军总兵力的69％。[149]
顺带提出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也加速了从中国获取如“钨”等重要的战略物资的进程。1942年4月4日，韦尔斯在给高斯的电文中比较详尽地列出美国急需的钨、桐油等战略物资种类。美英苏也就对中国战略物资的各自需求进行磋商，在数量与时间先后上作出协调。[150]这是中国对美英苏此时奇缺的战略物资资源的支持，说明中美英在战争物资援助上也不是单向的。
可以说，没有中国战场困难中的坚持，在美国战略调整期间，日本就可以随心所欲调动军力，在盟国的战略点上找到突破，形势将大大有利于轴心国。太平洋上美日之间的战略格局开始发生转换后，加之中国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稳固的牵制和打击，美国军政首脑就可以放心地去实施“先打败德国”的第一步——进攻与控制北非、地中海。因此，罗斯福与丘吉尔关于中国对世界战略全局重要意义的多次著名谈话是发自内心的。正是由于罗斯福判断日本陆军主力被牵制于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初期德日会师最有可能由日本的进攻来完成的状况很难成为现实，因此，1942年4月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就预言：“德日会师是要大费周折的。”[151]丘吉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即1941年12月20日提出的《作战计划和以后战事的演变》中也预见：“日本的资源是一种消耗性的因素，由于在中国进行的消耗巨大的战争，这个国家已经长期处于过度紧张状态中。”[152]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准确地看到了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日本在太平洋发动的冒险战争不可能持久保持旺盛的势头，其经济和战略的弊端是对日本的严重制约。中国战场支持美英苏盟国避免德日的了结构性的战略灾难。
1942年中后期，美国战略调整大致结束，准备北非登陆，开始具体实施“先德后日”战略计划之时，盟国各大战场已经在法西斯轴心国的疯狂进攻之下稳住了战场防线。苏联在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时期避免了德日的战略夹击，苏德战场形势开始发生转折，而苏联对德国陆军主力的牵制与打击，使德国无法增援北非战场，英军得以坚持与德意军队展开长时间的拉锯战，坚持到大战略行动的开始。北非登陆开始时，英军已经赢得阿拉曼战役的胜利。而日本完全没有办法西进印度，德日在战略枢纽之地会师的危险完全消除。太平洋战场澳大利亚防御底线已无危险，美国海军已经稳住阵脚，并开始准备有限反攻作战。反法西斯盟国战略危机的渡过，反法西斯大同盟与法西斯轴心国战略态势和格局的转换，中国的战略贡献不可忽略。
【注释】
[1]［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7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2]［美］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443～444页。
[3]［美］赫伯特·菲斯著；周颖如等译：《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0～361页。
[4]［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上册，第577页。
[5]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p.32-36．
[6]Samuel E.Morison．Two Ocean War，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Second War．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3，pp.33-39．
[7]Dorothy Borg，Shumpei Okamoto．Pearl Harbor as History，pp.177-179．
[8]Dorothy Borg，Shumpei Okamoto．Pearl Harbor as History，pp.177-179．
[9]Irvine H．Anderson，Jr．．The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and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Policy，1933-1941，p.151，153．
[10]Dorothy Borg，Shumpei Okamoto．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1931-1941，p.46．
[11]Samuel E.Morison．Two Ocean War，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Second War．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3，pp.33-34．
[12]［美］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435页。
[13]［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上册，第586页。
[14]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p.56．
[15]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p.35．
[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远征军印缅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7]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umeⅡ，p.64．
[18]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381，390．
[19]Hans-Adolf．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193-196．
[20]Hans-Adolf．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189-192．
[21]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p.24-25．
[22]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119．
[23]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166．
[24]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p.116-117．Hance-Adolf．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212．
[25]Hans-Adolf．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p.212．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p.118-119．
[26]Richard M.Leighton，Robert W．Coakley．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 1940-1943．Washington D.C.：Office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United States Army，1955，p.732．(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27]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178．
[28]［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486页。
[29]Hans-Adolf．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1972，No．67，68，89．
[30]［英］丘吉尔著；韦凡译：《丘吉尔回忆录》第三卷《伟大的同盟》，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31]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Maryland：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ess，1982，pp.27-29．(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32]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30-31，35．
[33]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39．
[34]Richard M.Leighton，Robert W．Koakley．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 1940-1943，pp.732-733．
[35]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p.211-222．
[36]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126-127．
[37]Stimson，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pp.396-397．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88．
[38]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86．
[39]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7．
[40]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189．
[41]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200．
[42]［美］拉塞尔·F.韦格利著；彭光谦等译：《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384～385页。
[43]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39．
[44]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121．
[45]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75．
[46]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43．
[47]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 1，pp.329-330．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44．
[48]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43页。
[49]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p.328-339．
[50]Arthur N.Young．China and Foreign Helping Hands 1937-1945．Co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219，221．
[51]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95．
[52]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96．
[53]Michael B.Kublin．The Role of China in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fall of 1944，pp.44-45．
[54]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353．
[55]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p.362-363．
[56]Charles F.Romanus，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 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3，pp.65-68．
[57]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77-78．
[58]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00．
[59]［美］约瑟夫·W．史迪威著；黄加林等译：《史迪威日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02．
[60]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156．
[61]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142．
[62]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391．(www.xing528.com)
[63]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04．
[64]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229．
[65]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10，213．
[66]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03．
[67]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p.139-140．
[68]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509．
[69]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245．
[70]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215-217．
[71]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162，163～164页。
[72]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18．
[73]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11．
[74]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158．
[75]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27．
[76]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39．
[77]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40．
[78]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228．
[79]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29．
[80]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227．
[81]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229，230．
[82]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228．
[83]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183．
[84]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Ⅳ．London：Her Majesty's Office，1975，pp.499-501．(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8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252页。
[8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672～673页。
[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38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8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十三卷，第262～265页。
[89]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8页。
[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680～685页。
[91]胡德坤：《中日战争史》(修订本)，第325～328页。
[9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卷，第337页。
[93]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4页。
[94]耶·马·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32页。
[9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卷，第270页。
[9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卷，第272～273页。
[97]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9～170页。
[98]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pp.192-193．
[99]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797页。
[10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132，175页。
[101]FRUS，1942，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pp.20-22．(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102]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53页。
[103]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62页。
[104]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487．
[105]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第10页。
[106]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82～87页。
[107]FRUS，1942，China，pp.749-760．
[108]FRUS，1942，China，p.761．
[109]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489．
[110]如调解英印之间的矛盾，劝解印度顾全抗日大局，诸多著述已有说明。
[111]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p.490-491．
[112]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396～401页。
[113]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434，435，437～438页。
[114]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159～160页。
[115]FRUS，1942，China，pp.44，58-59．
[116]FRUS，1942，China，p.53．
[117]FRUS，1942，China，pp.71-82．
[118]FRUS，1942，China，pp.90-91．
[119]FRUS，1942，China，p.94．
[120]FRUS，1942，China，pp.248-251．
[121]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VolumeⅡ，pp.1111-1112．
[122]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353．
[123]［英］丘吉尔著；原北京编译社译：《丘吉尔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44，14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124]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p.360-363，369．
[125]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p.379-390，444-445．
[126]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363，450．
[127]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p.452-455．
[128]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p.461-462．
[129]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37．
[130]［英］丘吉尔著；原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第167～168页。
[131]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126-127．
[132]Hans-Adolf．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209．
[133]Stimson and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pp.396-397．
[134]［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521页。
[135]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442．
[136]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80．
[137]［英］丘吉尔著；原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第126～127页。
[138]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109．
[139]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119．
[140]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267页。
[141]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p.502-504．
[142]Grace Pers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131．
[143]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p.340-341．
[144]Hans-Adolf．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205．
[145]［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526～527页。
[146]［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575页。
[147]［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700～702页。
[148]［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647页。
[149]胡德坤：《中国战争史》(修订本)，第456～457页。
[150]FRUS，1942，China，pp.637-638，642-643，647-648，651-653．
[151]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ume.Ⅰ，p.466．
[152]［英］丘吉尔著；吴万沈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伟大的同盟》，第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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