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英应付太平洋危机的全球战略调整
美英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失败,其负面影响对反法西斯盟国来说是全方位的。美国“先德后日”战略面临的冲击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现实问题。因此,美国根据形势调整了战略计划。在不改动大战略原则的情况下,将实施大战略的目标期限作了相应的后移。首先稳定住实现“先德后日”战略原则所必需的东方战线,顶住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潮水。也就是说,不能马上按“ABC-1”所预定的计划行事。
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形势超出了美国及英国战前的估计:即维持太平洋基本防线,在获得西线对德意的胜势之后再将人力物力投入到太平洋方面。但是,美英在太平洋的原有防线几乎全线崩溃。如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电文中所说,珍珠港事件后的几个月,“除中国、荷兰、英王国和美国军队的抵抗外,大多数都是坏消息”。[17]在西南太平洋,问题就更为严重。日本对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威胁,从海路与陆路构成对盟国战略构架的枢纽之地中东,及连接欧亚的交通生命线极其严重的威胁。到1942年中期,澳大利亚、印度已经成为没有大洋防线遮蔽的防御底线。反法西斯盟国面临的危机是战略性的。因此,如何处理“先德后日”战略原则和解决面临的实际形势之间的矛盾,是摆在美国面前的新问题。这就必须对战前的战略计划作调整。
1941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至1942年1月中旬,美英军政首脑在“阿卡迪亚”会议上进一步确认了“德国第一”的原则。同时也认为,在集中精力打败德国的时候,在东方战场仅维持一种防卫关键地域,阻隔日本通往对其从事战争努力生命攸关的原料产地的作战态势。鉴于太平洋上的形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为,除俄国战场外,1942年不能对德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只能在有利的情况下,准备有限的陆地进攻。[18]关于保卫东方战场关键利益的计划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安全必须维持;中国的战争努力也必须维持。对那些能最终发展为对日反攻的战略要地必须防护。备忘录中规定东方战场近期维护的目标是:1.夏威夷和阿拉斯加; 2.新加坡、荷属东印度要塞、菲律宾;3.缅甸仰光和通往中国的交通线路、西伯利亚沿海省份。要求在这些地域维持基本兵力。1942年3月4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也同意北非作战的“体育家”(Gymnast)计划在几个月内不考虑,并要求美国借船给英国运送两个整师4万人去印度洋缓解危机。罗斯福3月7日的回电也再次重申“体育家”计划不能实施。[19]这个会议备忘录表明,稳定远东太平洋地区是最为迫切的任务。这就对战前计划有了较大的改动。会上,英国参谋提出“保卫东方战场的关键力量”的计划,具体为:“必须维持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安全,支持中国的战争。”可以说,此时美国的实际步骤就是首先用较大的投入稳定远东局势和太平洋战线,然后再实施西线对德战略作战。这完全是为了应付先前未预料到的局面。还有一点与战前计划不同的是,备忘录中明确将“支持中国的战争努力”列入了太平洋和远东战争中必须维持的基本点。这是美英军方首脑通过战争现实对中国战场战略地位的更为明确的阐述,是挽救太平洋危局的关键因素之一。另外,苏联全力对德,继续将德军主力牵制在苏联战场,也是美英完成实施“先德后日”战略准备的关键。
罗斯福也在1942年1月6日给国会的信中谈了战略看法:“随着希特勒式的柏林—罗马—东京联盟的形成,全部占领者们的计划就成为一个统一的计划。在这个整体计划之下,作为对占领者阴谋计划的补充,日本所起的作用就是切断我们支援英国、俄国和中国战争武器的运输线——因为武器将加速希特勒末日的到来。日本在珍珠港行动的目的在于:惊吓我们——使我们将我们的工业和军事力量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或者甚至转向我们自己的大陆防御……摧毁文明的物资和精神中心——这已经是和仍然是希特勒和他的意大利、日本的如意算盘。他们试图损害英国、俄罗斯、中国和荷兰的实力,然后联合他们的力量达到最终目的——占领美国。”在谈到盟军作战问题时罗斯福说:“我们不能以防御思想进行这场战争……在某些情况下,作战是防御性的,目的在于保卫关键地域。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战争将是进攻性的,目的在于打击共同的敌人,对其进行全面的包围,最后完全击败他。”[20]
问题在于,太平洋的形势由于日本的推进更加复杂化。因为日本深入到荷属东印度、俾斯麦和所罗门群岛,这使太平洋实际分割为两个战区,一个为西南太平洋战区,一个为太平洋战区。英国海军在战争之初就被扫荡干净。由于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到重创,所以,先前的“彩虹-5”和“ABC-1”所规定的美英太平洋战争计划即沿中太平洋推进的计划,不可能实施。因此美英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首先稳住防卫阵线,不使日本这股潮水继续向战略关键地域蔓延。[21]罗斯福将首先挽救太平洋危机局面称为首先打败德国战略的“间歇期”。1942年1月14日,“阿卡迪亚”会议的最后一天,罗斯福重申了坚持“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立场,美国军政首脑对未来战略重心取向没有任何犹疑:“一旦日本进攻被抑制,北非作战将再成为美英战略的首要问题。”[22]关于战略责任的安排,首先是稳定太平洋局面。罗斯福在1942年2月18日给丘吉尔的信中谈道:“美国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可增援太平洋右翼,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利用澳大利亚作为主要基地。而英国负责缅甸和印度。”3月7日,罗斯福又将世界划为三个反轴心国战争的基本区域:“太平洋地区;中东和远东地区;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第一个地区由美国负责,第二个地区由英国负责,第三个地区由美英共同负责。在罗斯福思路的基础上,美国陆军部作战司司长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将军将三个责任区界定为:1.太平洋地区,包括美洲大陆、中国、澳大利亚、日本,是美国的责任区。2.印度洋和中东地区,包括印度洋、中东、近东,由英国负责,美国提供物资援助。美国应该进入在印度的基地和在这些地区中至中国的道路。3.欧洲和大西洋,在这里反德主要努力由美英联合负责进行。”[23]
在评估1942年头半年的太平洋形势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计划为西南太平洋补充兵源。为对付日本对澳大利亚北部可能的空袭,美国将增援的空军补充到16000人,并削减冰岛、爱尔兰的兵员到西南太平洋,将美国在北大西洋的行动推迟一个月。[24]罗斯福与丘吉尔同意美英参谋长联合会议的意见,从大西洋抽调美军至太平洋,推延原来既定的北非作战计划至5月底(后又延期),使美国驻澳大利亚部队达到59000人。船舶方面,根据船舶专家的建议,在三到四个月时间内,减少对苏联运送租借物资船舶的30%以供太平洋方面之用。[25]从1941年12月—1942年10月美国海外兵力部署情况看,太平洋方面与欧洲方面处于平衡状态。在1942年6月以前,美国海外兵力投入主要在太平洋方面。6月以后,欧洲方面的兵力投入逐渐超过太平洋。到1942年10月,主要兵力投入为北非、中东地区。[26]对于与太平洋防御作战相联系的战略总体框架下的欧洲方面,特别关注的是苏联战场的支撑。1942年3月,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苏联战场的军事前景是未来欧洲形势的关键,可能也是世界形势的关键。一旦苏联垮掉,美英不仅会回复到苏德开战之前的局面,而且会更糟,更不用说实施战略步骤。[27]3月11日,罗斯福对摩根索也谈道:“没有什么事情比让俄国人被打垮更糟的了……”[28]美国军政首脑认为,美英在太平洋顶住日本人的攻击到在西线发动对德国战略打击中间这一段时间,除苏联单独顶住德国的攻击之外,再就是苏联避免两面作战。因为日本的成功使轴心国的形势暂时极为有利,德意日实施联合战略和利用相互资源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作为世界战略,希特勒对日本第一位的要求就是同意进攻苏联。[29]这是美国极为担心的,因为在太平洋局势还未稳定,中东局面不佳时,苏联是抗击德国的主要力量。
总之,尽管美国坚持不偏离“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立场,但日本的大力推进和美英盟军的大举溃退以及太平洋防线的崩溃则是一个严肃的现实问题。美国军政首脑都清楚,不首先稳定太平洋,就不可能顺利推行“德国第一”战略。对于这一点,丘吉尔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即1942年1月10日谈道:“虽然因此应当把对德国的战争列为首位,但是要说我们对日本则‘立于守势地位’,那就错了;相反地,使我们在德国战败以前能够在远东渡过当中这一时期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主动权,哪怕是在较小的规模上。”[30]在1942年底北非登陆前夕,美国内部、美英之间,在欧洲进攻问题、中东问题等显示“德国第一”战略原则的主要点上,进行过多次讨论,甚至争论。但最后结果都还是暂时让位于稳定太平洋的迅疾任务。因此,美国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注意力实际是放在太平洋方面,这是对“ABC-1”的重大调整。(www.xing528.com)
事实也是如此,鉴于日本攻击造成的不利局面,美国将主要的注意力暂时放在了太平洋区域。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第一关注的焦点是,日本是否继续向美国西海岸进击。[31]同时鉴于战况,美国军方对原计划在战争一开始就实施“ABC-1”和“彩虹-5”的战略部署作了修改。美国军事行动以太平洋守势作战为主,并限制在防卫夏威夷与美国本土的范围内,并通知英方“美国太平洋舰队不能支持盟国在远东的军队”。1942年1月3日,美国陆军计划署甚至将解救菲律宾的作战取消,将防卫作战转到澳大利亚。这一方案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32]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美国在坚持“德国第一”原则的同时,也强调太平洋战场“更特殊的任务”,即首先在太平洋顶住日本的进攻潮水。[33]3月29日,美海军欧内斯特·J.金(Ernest J.King)上将在论证太平洋战场此时的重要性时表示,他并不反对集中大部分美军对付德国,而只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不同意在太平洋方面形势仍不确定之时开始对德作战。尽管太平洋方面的投入需要比欧洲方面要少,但却是更急迫。”5月4日,金上将又谈道:“波列罗计划(Bolero),(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欧洲登陆计划——作者注)是重要的,太平洋问题也不能小视,而且更紧迫——现在必须正视了。”4月4日,道格拉斯·A.麦克阿瑟(Douglas A.MacArthur)也自澳大利亚呼吁,日本将对澳大利亚采取大规模进攻。4月中旬,美国海军计划署制定了对日作战的四步计划,要求增强太平洋的军力,准备对日反攻。[34]
对于此间马歇尔与英国之间关于实施“先德”战略目标地选择的争论,罗斯福也明确表示了先稳定太平洋防线的观点。5月6日,罗斯福给在伦敦的马歇尔去电,重申在澳大利亚需补充1000架飞机和建立10万地面部队,并直截了当地说:“关于补充飞机到南太平洋战场是我的想法……以维持那里的最大限度的力量。我不想放慢‘波列罗’准备步骤,但空袭作战的成功似乎可以抑阻日本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规模进攻。”罗斯福与马歇尔的战略思想的分歧不在要不要“先德”,而在于罗斯福希望先为实施“先德后日”战略打下坚实基础,也就是在太平洋“持续地努力作战以维持现有地位和力量”。[35]
在这一期间罗斯福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进行世界性的防御战,稳定战略构架,为实施大战略做好铺垫,而不是对德进攻,按照“ABC-1”的计划实施“德国第一”战略步骤;在欧洲方面则主要是使苏联不垮。罗斯福说:“我认为在今春和今夏实施非常困难……1942年以物资尽力支持苏联抗德的巨大努力是合乎逻辑的。”另外是维护好太平洋防御的底线。因此,罗斯福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电文中表示要尽力支持太平洋防线,并作了具体安排:“第一,派送全部能调遣的空军到澳大利亚;第二,如有可能,确保太平洋交通线;第三,尽可能经常性地打击日本交通线。”他要求麦克阿瑟将军预计,“日本是否会全面进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否将继续对印度和锡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或停留在临近加尔各答一线”。[36]罗斯福的电文全面反映了他所关注的几个有关防御战略的关键地域。麦克阿瑟在回电中则阐发了“太平洋第一”和在“太平洋开辟第二战场”的观点。这显然不符合罗斯福支持太平洋防御作战的战略目的,罗斯福未表示同意。应该注意到的是,美国军政首脑注重的上述这几个地域都与中国战场有关:限制日本在太平洋继续增兵;限制日本北进苏联;限制日本西进印度。这些都离不开中国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的牵制。
美国为了首先稳定太平洋防线,尽力修正了战前太平洋消极守势战略。1941年12月17日,为维持美国到澳大利亚交通线的畅通,美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批准在澳大利亚建立空军基地,这是美国空军在西半球以外聚集的最大空军力量,以“准备实施比防卫菲律宾更为可靠的战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对此有详细阐述:“如果我们被逐出菲律宾和新加坡,我们可退守荷属东印度和澳大利亚;并且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能保持下去——我们就能给予日本极大地打击。如果我们持失败主义观点,这就不仅会灾难性地影响我们的政策,使日本安然存在于西南太平洋,其后将花极大代价才可将其赶出去,而且从心理上讲,将更影响中国的斗志。”[37]1942年4月与6月,美国分别在中国重庆和新加坡两次召开太平洋会议,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荷兰和菲律宾的代表讨论太平洋、亚洲、印度的形势,草拟掌握对日作战主动权的重要方案。罗斯福的思想很明确,就是将美国战略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起来。这两次会议的目的是考虑在所有战线上阻止日本集中军队打击完一个目标后进击另一个目标,即分散日本的兵力。会议表明了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作战中的积极姿态和比以往更积极的立场。罗斯福阐明:“现在远东地区已是由战争支配的场所,最快和最集中的努力应该由盟国的统一行动而做出。远东的行动是世界性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就是在更持久的基础上建立起国际军事合作。”[38]这应该说是美国在面临危局、基于战争实际结果和趋势所作的正确战略选择,表明美国从事太平洋积极防御作战的决心。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对以前战略缺憾的修补,为正确实施“先德后日”战略奠定了基础。
在太平洋防御的同时,稳定英国在中东的防线也是为实施“先德后日”战略打好基础的必要环节。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军事计划人员就估计到:德国可能会趁势进攻中东,横扫英帝国,从而与日本会合。[39]1942年三四月间,即德日中东会师的可能性较严重时期,日本海军开到印度洋;而德军在中东获胜,逼近埃及。到六七月间,德国隆美尔将英军赶到埃及阿拉曼(Alamein)地区。美国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强烈表示,应想办法“阻止日本和德国军队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和新加坡以西会师”。[40]马歇尔也向罗斯福解释:“丢失中东将会使德国和日本军队在印度洋会合。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史汀生的看法则相反,认为不必过高估计丢失中东的后果,而应将防止德日中东会师的注意力放在日本方面。最后的决策是暂缓对中东的空中支援,而是把重点放在增援第10航空队,对付日本在太平洋的突然侵入。[41]
上述都说明了美国对军事态势的判断和对太平洋危急形势的态度。同时也反映出此间美国关注的重点在太平洋,主要担心日本进攻浪潮继续向印度洋及印度蔓延。如美国军事史学家韦格利所说:“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整整六个月内,美国人不顾一切地牺牲包括给予欧战优先考虑的计划在内的一切长远战略,匆匆拼凑资源以支撑太平洋防线,以对付日本人在任何特定时间和地点所发动的最强大的攻势。”“战前计划低估了日本的威胁,因而即使不在理论上也是在事实上打乱了欧战优先的计划。”[42]
总之,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面临的是轴心国对其战略构架的全面冲击,首要的任务是要堵住日本法西斯这股祸水,这是对先前“先德后日”战略的必要调整,而中国战场对世界战略全局的战略地位则是在挽救美英盟国战略危机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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