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0年下半年，随着日本确立南进侵占太平洋地区政策，日本海军就加紧研究南方作战问题。而日本南进首先要打击的目标是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国，尤其是美国所称为对日本进行“威慑”的太平洋舰队。日本的战略就是消除日本在西南太平洋进攻的后顾之忧。1941年8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正式提出偷袭珍珠港，首先打垮美国太平洋舰队，夺取西南太平洋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方案。9月上旬，山本在日本海军大学举行了偷袭珍珠港的图上演习，取得成功，得到日本海军军令部的认可。10月29日，日本大本营向联合舰队秘密下达偷袭珍珠港的命令。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将开战时间定为12月上旬，大本营海军部发布了《大海令第一号》命令。11月23日，担负偷袭珍珠港任务的南云舰队分两路在千岛群岛(Kuril Islands)丹冠湾集结完毕。日本在袭击珍珠港成功之后，于12月8日拂晓对菲律宾进行攻击，1942年1月2日，马尼拉陷落。5月6日，日本军队完全控制菲律宾。1941年12月8日，日本开始攻击马来亚，并在10日击沉英国东方舰队两艘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与“却敌号”。1942年2月15日攻占新加坡，3月完成对荷属东印度的占领。而新加坡的陷落，标志着英国西南太平洋构筑的马来防线的崩溃。1941年中旬，日本进攻并占领荷属东印度。1942年1月，日本占领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拉包尔(Rabaul)、爱尔兰岛(Ireland)、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直接威胁澳大利亚与新西兰。1942年1月中旬，日本发动对缅甸的进攻，4月占领缅甸。这样，在太平洋给美英造成全面防御被动的同时，日本也打开了西进印度的大门，而印度在地缘上是大西洋经地中海到太平洋战略枢纽的南端，对反法西斯盟国与德日法西斯盟国双方世界战略都至关重要。日本进攻并囊括西南太平洋绝大部分区域，由此达到了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对美英造成了不小的战略压力。
美英在应对日本南进战略方面是被动的。美国在1941年3月与英国订立全球战略时以及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基本战略判断是，日本不会首先攻击美国。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日谈判基本破裂，罗斯福已经明确与日本的战争不可避免，但是并没有判断日本将会首先对美国发起进攻。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夕，美国军事高层判断，日本人进一步的侵略正迫在眉睫，这将在西南太平洋发生。可能的目标是克拉地峡(Isthmus of Kra)，它连接着泰国与缅甸所在的大陆和马来半岛，距离珍珠港6千英里。[1]12月1日，罗斯福对英国驻美大使哈立法克斯保证，万一日本直接进攻英国或荷兰的领地，美英无疑站在一起；还许诺美国将动用菲律宾的美国空军支援西南太平洋的英军，美国海军将对日本实行远距离封锁。12月3日和4日，罗斯福向哈立法克斯保证，美国的“援助”就是“武装援助”，并同意美、英、荷三国应分别向日本提出警告，反对进攻泰国、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2]12月7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与赫尔一起讨论通过“魔术”破译的日本发给野春的最后两封类似于“最后通牒”的电文。三位内阁官员不知道战斗将在哪里打响。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三个人都认为，如果英国人打仗，我们也必须打。”据胡适回忆，罗斯福在同日与胡适谈话中认为，日本政府可能赶忙要对美国11月26日的最后照会作出答复，预料这样匆忙的答复是个“欺骗行为”。罗斯福的感觉是，“四十八小时内，在泰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并且‘很可能’在菲律宾群岛也许会发生某种‘严重的’的事”。[3]据霍普金斯记载，罗斯福“的确认为，日本人的策略将是避免同我们发生冲突，他们不会进攻菲律宾或夏威夷，而是将向泰国、法属印度支那推进，再对中国做进一步的进犯，还可能进攻马来海峡。他还认为，他们将在适当的时机攻击俄国”。[4]
这些都证明罗斯福及其美国军政上层在日本进攻前尽管认识到了战争危机，但是对美国会在战争之初受到日本进攻却估计不足。
12月6日(华盛顿时间)日本电告正在美国谈判的驻美大使野春：终止日美谈判。22时30分，美方破译日本电文的前13段，其中指责美国在东亚制造战争。罗斯福就电文意思马上认为：“这意味着战争！”但是罗斯福并没有判断出日本会偷袭珍珠港。12月8日(夏威夷时间7日，星期日)早上6时35分，美国一艘驱逐舰在珍珠港外击沉日本一艘袖珍潜艇，7时，一架执行反潜巡逻任务的美机用深水炸弹袭击了另一艘日本潜艇，但没有引起美国夏威夷军事当局的重视。事态很明显，日本已经开始了袭击前的侦察骚扰行动。7时35分，日本水上飞机侦察报告舰队指挥部说美国太平洋舰队仍在珍珠港内。此时，日本攻击飞机已经飞到瓦胡岛(Oahu Island)上空。
因此，美国战前判断显然是错误的，并导致了在毫无准备的基础上接受日本首先攻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事实。当然，没有估计到日本会首先攻击美国的还包括英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向美国提出预警与求援都是集中在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会被日本进攻问题上，也没有料到日本会冒如此风险攻击美国。这些都加剧了美国的麻痹心理。
与前述美国战略判断相连接的是，美国希望对付完德国之后再来对付日本，这显然是战略设想中的理想化成分。反映在太平洋防御问题上，就是没能促进建立起比较完整严密的、美英有效配合的海上防御体系，因此美英在战略计划上存在明显不足，导致为实施该战略进行的准备中有很大漏洞。战略计划中关于援英抗德部分，美国的措施是比较完备和具体的，根据当时的大西洋和地中海方面的实际状况也是切实可行的。而在太平洋方面，由于美国从会谈一开始就不准备承担多少责任，因此，计划中关于远东部分都是美国参加对日作战之后采取的军事步骤。[5]1941年美国陆海军联合部订立的《胜利大纲》中，关于远东部分是：“暂时避免需要大量部队的行动。”1941年7月，美国在菲律宾设立远东司令部。但是，美国菲律宾防御尤其是远程空军基地预计到1942年底完成。特别重要的是，美国与英国在太平洋防御问题上没有整体的配合与协调。[6]美英的战略计划对美国而言，其远东部分只有它卷入对日本作战之中才有某种实际意义。即便如此，美国则固守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三角防卫线。[7]即使卷入战争，美国的任务也只是负责中太平洋以及以援助方式侧翼打击并夺取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阵地，袭击日本交通线。[8]这样，所谓“太平洋守势”的全部含意只反映在美国参加对日本作战之后。
而日本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将美英在战略上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与战前战略规划与设想相距甚远。美国恪守中太平洋防线，英国坚守西南太平洋的战前太平洋防御计划基本上无法实行。这种状况导致了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荷各自为政的应对以及失利。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与美英在战初的失利，极大地冲击了美英战前制定的战略。[9]按美国海军部呈送罗斯福的一份报告中的说法：“我们不能丢失任何地方，同样，我们也不能在每一地区赢得胜利，力量分布应有侧重。”[10](www.xing528.com)
1941年3月，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决定的是美国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付德国，即使在日本决定介入战争的情况下也遵守这一战略。[11]8月，在美日谈判期间，罗斯福也出于对欧洲方面的考虑，认为美日“会谈的现实目标不是根本改变日美关系，这看来几乎肯定是办不到的；而是争取时间——当美、英、俄在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的时候，保持太平洋和平。如果情况许可，就一直延长到把希特勒打败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甚至可能迫使日本改变政策而不必进行战争”。[12]舍伍德评述说：“那些在美国与不列颠掌大权的人，在估计上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他们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和胆敢精神，同时又大大高估了日本人的政治精明”。[13]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历史表明，美国战前全球战略与太平洋防御都建立在排除美国首先受到日本攻击的基础之上，而最初的设想和计划都在日本冲击面前失去了前提条件，两洋战争或者欧亚战争都成为美国同时需要面对的现实，美国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对全球战略计划作出重大调整。当然从战略全局而言，日本在其陆军主力被拖在中国的条件下从事陆海两面作战，其未来的战略困境是可想而知的，而被日本炸弹炸醒的美英会同中国抗战所从事的太平洋战争则是战略胜利的开始。
英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除了本身应对德国战争军力无暇东顾之外，也存在思想上的麻痹，轻视日本，认为其不敢发动对远东的进攻。丘吉尔首相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总理保证说：“除非德国进攻英国取得胜利，日本不会宣战。”1941年7月，丘吉尔认为以菲律宾为基地的美国战略轰炸攻势，外加迅速开往远东的英国远东舰队，就可以吓得日本不敢开战。丘吉尔甚至说：“我认为日本不敢对抗英美俄等国的联合战线……只要我提到的舰队一到，尤其是到达的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战列舰，日本更会迟疑。”[14]可见，英国在对日作战准备上既感到自身实力不足，同时也存在着盲目的侥幸心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在华盛顿召开代号为“阿卡迪亚”(Arcadia)的会议，会上新成立美英荷澳(ABDA)战区。但是，由于日军进攻速度的快捷，很快使得这一仓促设立的战区迅速被分割。英国固守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陈旧观念，导致贻误战机，最明显之例即为缅甸。
对于英美中三国而言，缅甸对其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中国来说，经过缅甸的滇缅公路此时是中国与外部联系的唯一国际通道，对中国抗战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而美国则把缅甸视为太平洋战场的右翼，十分重视缅甸战场。缅甸对于英国来说则更为重要，如果日军占领缅甸，便可以此为基地来侵犯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这是英国最不愿看到的事情。但英国在缅甸军事力量不足，而美国在此地几乎没有地面部队，日军进攻时，唯一能够大批支援英军的便只有中国部队。蒋介石曾向英国表示，如果英国需要，他可以派遣8万人入缅作战。但是英国在中英合作防御缅甸问题上始终处于矛盾境地，认为要中国军队帮助防守缅甸有损于大英帝国的威信，而有利于扩大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危及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中国远征军入缅前，英国为维护其殖民统治，极力拖延中国军队入缅布防，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又一再置中国军队于不顾而单独退却，致使缅甸迅速沦陷。杜聿明回忆说：“英国人的国策是：远东殖民地宁可让与敌人，不愿让与友邦。”[1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形成了中英军事同盟。但是，根据杜聿明回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由于中美英三方矛盾重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自1941年12月11日第一次下动员令起，至1942年2月26日远征军正式动员，在这两个多月时间里，时而动员入缅，时而停止待命，时而准备东调，反反复复，捉摸不定，至使仰光沦陷，失去了保全仰光国际交通线的机遇。”[16]中国远征军入缅后英勇奋战，在保卫东吁(Toungoo)，救援仁安羌(Yenangyaung)被围英军等战斗中取得重大战果。在日军进攻缅甸后，英国虽已将远东战略的重点由新加坡转向缅甸，但其着眼点却是印度。英国对缅甸的态度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所以英军既没有把缅甸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也没有打算拼死相争。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英军在日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始终未能进行有效抵抗，而中国远征军孤军深入，势单力薄，结果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国远征军分两路退入印度和中国云南，缅甸战役失败。
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太平洋战争初期的重大胜利，使太平洋上的主动权暂时掌握在日本的手中，这是对“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严重挑战。日本进攻所造成的局面和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制定时的预想和具体计划都相距甚远。美国和英国并不能按照已有的计划那样维持太平洋已有防御阵线和与日本处于较长时期的对峙状态。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攻势瘫痪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突破了西南太平洋英国的防线。如果日本进一步占领澳大利亚，将在太平洋上彻底阻隔美国与西南太平洋的联系，日本将成为雄踞太平洋，并可利用太平洋战略资源进一步进兵西半球的大帝国。1941年12月11日，日德意军事协定关于作战区域的分配中，日本除在东经70度以东的亚洲大陆作战外，在太平洋承担的作战区域是：大致东经70度以东至美洲西岸的海面即该海面上的大陆及岛屿(澳洲、荷属东印度、新西兰)等。1942年1月18日，日德意军事协定作了相同划定，但在三国瓜分世界的作战分区图中，日本军事行动区的范围直至西经70度，扩及几乎全部北美洲大陆和将近一半的南美大陆，如果这一局面出现，太平洋上中美英盟国将完全处于战略分割状态，不仅会影响到其后对日本的反攻，就是太平洋上的防御状态也很难维持下去，这样的战略格局对盟国极为不利。同时，日本的西南太平洋进攻，危及盟国的枢纽地带印度及印度洋。如果日本乘胜西进印度，就会完成与德国在中东的战略连接，使本来在北非战况不佳的英国雪上加霜。果真如此，反法西斯盟国的几大战场，苏德战场、中国战场、非洲地中海战场、太平洋战场都将被孤立起来。
总之，美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重大失败从历史层面讲，是美英战略向积极方面转化缓慢而犹豫造成的，也是长期对日政策中妥协因素所导致的结果。从近期原因看，是美英战略判断错误，防卫思想麻痹，相互间的合作乏力所致。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美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失利导致了反法西斯盟国在战略上的短期被动，日本的攻击潮水甚至危及了盟国的整体战略构架。恰如太平洋战争前中国抗战对于美英东亚战略向积极方面转化的促进，美英此间所面临的战略危机的摆脱，同样与中国抗战的重大战略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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