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英全球战略的制定对中国的战略需求
1941年春，美英军政首脑共同制定了覆盖欧亚非的战时大战略，其中包括了战略原则与东亚对付日本的军事战略。就美国而言，这是其在直接进入战争前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但是，美英自身对承担战略的负担与美英所面临的东西两方面的战争威胁状况存在不小的差距，不可能由它们单独完成。就东亚而言，美英海上力量必须依托于中国大陆力量来完成战略目标。因此，从美英全球战略制定初始，就对中国抗日战场有着重大的战略需求。
1940年6月27日，美国陆军参谋总长乔治·C．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将军在战略计划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德后日”的战略构想：美国“应在太平洋采取完全的防卫行动，而在大西洋方面作主要努力”。“在太平洋取守势态势”是会议的基本结论。但是，军方关于“后日”意见的基本点是消极的。如陆军计划署主任乔治·V．斯特朗(George V．Strong)将军所解释的，所谓太平洋防御态势就是“不干涉日本在东方的行动；放弃我们在中国的不稳定存在”。[187]8月6日，美国陆海军联合署制定“彩虹-4”(Rainbow-4)和“彩虹-5”(Rainbow-5)计划，即在保卫西半球的基础上扩展美国的海外责任。“彩虹-5”计划强调横渡大西洋作战在欧洲打败德国和意大利。该计划最后成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的基础。[188]9月，乔治·V．斯特朗将军又提出备忘录，强调美国面临的战略危险，即，法国崩溃后，轴心国可能占领法属北非，占据进军西半球的要地。其扩展方式为西向非洲，东向南美。只要英国守住，危险就不会迅即到来。但是英国能坚持多久是未知数。鉴于美国实力不足的状况，需要获取相对安全和防卫准备的时间。但这一剩余时间维持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日本可能的战争，这将迫使美国舰队在太平洋战斗，而轴心国在大西洋的进攻就有直接的可能性。[189]美国军事专家们最为反对的就是在远东采取强硬政策，认为这样“可能促使日本站在德国和意大利一边成为交战国，进一步限制我们为盟国所做的努力”。这些军事人员也强烈反对太平洋舰队留在珍珠港。[190]他们的意见显然对美国这一时期的东亚政策产生了影响。
到1940年底，英国看来能顶住德国，利用英国抗德战斗而使美国防御推展跨越大西洋就成为现实的可能。由此，1940年11月4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Stark)上将建议与英国、加拿大、荷兰进行军事商议，并提出计划备忘录。在这一备忘录基础之上，12月联合计划署拟订名为《美国的国防政策》(U.S．National Defence Policy)的研究计划，准备参加美英参谋会谈。[191]这一计划与“彩虹-5”极为相似。哈罗德·斯塔克认为，美国应与英国合作，集中主要力量于大西洋；美国在太平洋与日本维持和平状态。即便发生战争，美国的行动也应是辅助性的，只能是对日实行经济封锁，配合英、荷防卫马来防线和荷属东印度。[192]这样，美国就确立了“德国第一”的战争战略。[193]马歇尔在战略方向上如哈罗德·斯塔克一样坚决：应尽一切努力避免与日本的战争，申明在大西洋军事优先。最后，陆军和海军参谋长联合备忘录阐明在太平洋的基本原则：美国无意于卷入针对日本的任何战争。[194]1941年1月中旬，罗斯福召集马歇尔和哈罗德·斯塔克参加三部长联席会议，研究军事政策。罗斯福表示，美国应通过舰队驻守夏威夷来对日本取防御态势。会上，两位参谋总长和海军部长都认为：“美英都应阻止日本进入战争……如果日本进入战争，美国在中太平洋和远东的作战应是有助于在大西洋或地中海的首要军事努力。”[195]这进一步确定了“先德后日”的战略原则和实施这一原则的大体行动方向，也为1941年3月美英进行军事合作而将举行的会谈作好了准备。
在美国拟订战略，确定战略重心和方向期间，英国也在积极寻求与美国订立共同战略。1940年12月7日，丘吉尔致信罗斯福，认为英国的独立与生存与美国的安全息息相关，向美国提出与保卫英伦三岛相关的战略问题。即，第一，“将英国军队运送到与德意战斗的各个战场，并使之在那里站住脚”。第二，必须重视非洲地中海区域。“法国维希政权有可能与德国合作，控制西非，威胁北大西洋与南大西洋的交通，影响达喀尔(Dakar)的航路。”第三，注意日本南进动向。“日本南进到印度支那，占领西贡与其他海空军基地，这样就相对缩短了他们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的距离。‘而现在在远东我们没有力量左右这种形势的发展。’”[196]所有上述问题中，丘吉尔认为最为重要的是，“抑制大西洋上运往英国物资的船舶吨位的损失”，即首先保住英伦三岛。这一点与美国军政首脑的看法完全一致。[197]可以说，在大的战略构想上，英美首脑的看法是一致的，这就为全球战略的确立奠定了基础。1941年1月29日至3月27日，美国陆海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英国参谋长代表团在华盛顿举行参谋长会谈，3月27日确定最后报告“ABC-1”(ABC-1，United States-British Staff Conversations)。[198]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美英军事首脑在打败德国及其盟国的总目标和“先德后日”战略原则上完全一致，没有分歧。[199]报告从原则到具体实施都对“先德后日”战略作了界定。
关于太平洋区域防御问题，美国军方的具体承诺是：在未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时，为保卫美国本土和西半球海岸，美国将舰队驻屯夏威夷。在未来与日本的战争之中，辅助英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作战。美英在会议中分歧最大的就是太平洋方面，焦点在新加坡防御。美国在具体方针上与英方不完全一致。英国代表在开始所提的三点战略建议中就强调：“远东地位的保障，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英联邦相互连接的基础，也关系到维持英国的战争努力。新加坡是防卫这些权益(地域)的关键。因此，新加坡的防御必须得到确保。”英方要求美方能以派军队到新加坡的方式表明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团结一致。[200]美国军方明显不同意英国同僚们的看法，拒绝对保卫新加坡承担义务。这反映了美国军方首脑此时力图在太平洋问题上与英方划一明显界限。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卷入太平洋战争，也是避免介入主要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西太平洋防卫。美国陆海军计划人员1941年2月19日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份名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的文件，就具体谈了美方的观点：“保住新加坡是良好愿望，但是将足够兵力转至亚洲战场以确保新加坡，可能会危及联盟国家主要努力的成功。从广阔视野出发，这种转换将最终极大地调配联盟国家力量至非决定性战场……这将意味着美国将实施早日打败日本，承担英帝国庞大地域的责任。”[201]总的说来，美国此时已基本确定了准备与轴心国抗争的政策和正确的战略原则，但同时也反映了美方不愿介入远东战争的意图。这样，美英关于远东太平洋的守势战略就只有责任的分配，各国间的相互协调没有具体步骤。
就英国而言，尽管与美国有分工，但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几方面都是其关注的范围。其海军力量显然是无力在东亚方面应对日本的大规模南进。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会议上，英国联合计划委员会提出将一艘战列舰于9月中旬从地中海调往远东，并在年底再增派4艘R级战列舰。尽管没有多余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但有一艘航空母舰可以在以后派往。这支舰队将以锡兰为基地，保护印度洋上的运输船队。[202]8月25日，刚刚从大西洋会议返回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第一海军大臣就东方舰队事务交换了意见。丘吉尔建议应该派一支规模小但实力强大的战列舰队，包括“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和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去抵挡日本的侵略。[203]丘吉尔的目标是通过显示海军力量来制止日本的行动。远东的情况与欧洲不同。它不仅仅是贸易护航的问题，而且主要是日本可能会对一个或其他南方的据点进行冒险袭击。但是，即便英国拥有一艘现代化战列舰也起不到太多作用。“一艘孤独的新式战列舰不能阻止日本的南进，它还会像其他舰只一样在新加坡被对手摧毁。”[204]英国最终决定，“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接到命令由开普敦开拔前往锡兰，与“却敌”号会合前往新加坡。英国的海军战略就是在美国太平洋舰队遥远的掩护下建立起以新加坡为基地的一支东方舰队。计划到1942年3月，这支舰队将要拥有各种性能的主力舰7艘、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24艘。英国在远东地区还面临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英美在太平洋的两个大型海军基地新加坡和珍珠港之间相距长达6000英里。一旦日本发动战争，他们可以以印度支那为基地进攻新加坡，以中国台湾为基地攻击菲律宾。而英美根本无法在如此漫长的距离上相互救援。南非自治领总理斯马茨在“威尔士亲王”号离开开普敦那一天致电丘吉尔，指出在新加坡和珍珠港驻扎舰队的危险性，“两个地方单独的海军力量都比不上日本海军，假如日本人确实行动迅速，那里就有发生一级灾难的危险”。[205]
与海军问题密切相关联的是远东殖民地的防御，而围绕的中心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殖民地中一块最有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的据点，守卫它的是岛屿顶端新建的章宜海军基地。这个庞大的海军基地被誉为“远东的直布罗陀”，花费了6000万英镑巨款，终于在1938年建成，迎接英国的舰队。但是，没有皇家海军的舰队，这只不过是一座无人防守的堡垒，一道英国式的“马其诺”防线。岸基炮台上所有强大的炮群都只指向大海，彻底暴露了设计者的考虑不周。设计者以为，基地背面，在浅浅的柔佛海峡(Johor Strait)对面，不设防的那片四百英里的茂密森林是“难以逾越的”。1940年7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新的远东事务报告。报告认为，日本可能通过马来亚进攻新加坡，建议防卫新加坡应从防卫整个马来亚来考虑。8月，英国三军参谋长得出结论：把力量完全集中在新加坡的防务上已经不够，现在必须守住马来亚全境；在缺少舰队的情况下，我们的对策应该是基本上依靠空军力量，同时需要增加大量的地面部队。[206]到1940年，在马来半岛匆匆修建机场以保卫港口和可能遭到入侵的海滩。三军参谋长会议一开始只拨出150架飞机防守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后来虽然同意在马来亚的空军力量应提高到336架和582架飞机这个标准上，但都只是一个理想。不仅如此，由于不列颠空战激战正酣，英国只能腾出过时的飞机到马来亚。陆军方面，守备马来亚漫长海岸线和新加坡的部队在1940年8月的时候有19个营。到1941年夏天，守备部队增加到由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组成的约十个旅的力量。[207]1941年7月，日本进占印度支那南部，这大大增加了攻击的可能性以及实施的速度和力度。面对变化的局势，英军原被部署负责内部安全和守卫海空基地的军队的防卫范围扩大到了整个马来亚，这个改变大大超出了现有军队所能承担的任务极限。[208]总之，英国由于太平洋、北非地中海战场的力量牵制，导致顾此失彼，在东亚方面力不从心的窘境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和英国确定的“先德后日”的战略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西线战事与军力无法同时兼顾两洋，因此，美英战略构想在东亚的一个重要依托就是中国抗日战争与中国战场。
1940年11月23日，詹森的电文中谈到，英国驻华大使认为中国抗战如失败，将给英国在远东的状况与地位造成严重的影响。[209]11月30日，罗斯福发表了对华财政援助的声明。宣布给中国1亿美元的贷款。其后在他声明的注解中说：“此项宣布极其有助于提高中国国币信用和支撑其外币价值。它也是加强不仅重庆而且全中国各民主反轴心集团精神上和物质上应变能力的进一步手段。”罗斯福对利用中国远距离轰炸日本的计划也表示支持。[210]12月29日，罗斯福在演说中再次谈道：“此时，这些联合起来反对全体自由人民的国家的军队正被隔阻于我国疆域之外。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英国人……隔阻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在亚洲，日本人则被牵制在中国人所从事的另一场伟大的防御战中。”[211](www.xing528.com)
1941年3月15日，罗斯福在赞扬英国的抗战的同时，再次指出：“中国也同样表现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抵御肢解他们国家的非凡意志力……美国已经说过，中国将得到我们的帮助。”4月25日，居里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分析认为，中国是保卫新加坡的最好防线。[212]4月29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郭泰祺自华盛顿致电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其报告中谈到罗斯福的战略观点：“总统对世界局势，绝不抱悲观，指座前世界大地图，谓祺等云：巴尔干(Balkan)之失败甚或土尔(耳)其不支，均不必太重视，最大关键，仍在大西洋海上交通之维持，与中国抗战力量之维持，滇缅交通极为重要。总统对我政府抗战之精神，与蒋公领导之毅力，均表示敬佩……彼观察中国今日抗战力量，实较去年今日更强。”对中国方面要求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基于平等互惠原则的新约问题，罗斯福与赫尔也表示愿意商讨。[213]罗斯福将中国抗战与大西洋援英抗德相并列，可见中国战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美国的这种态度应该与美国此时准备参战及大战略对中国战场的战略需求不无联系。5月6日，罗斯福政府正式将援华物资纳入租借法案的范围之内。5月中旬，陆军部批准首批运载租借军火物资的船舶离纽约港运中国，10月，第一批武器供给中国陆军。罗斯福政府的这些做法，与军方的避免远东战争的思路相比较，更多体现了有远见的战略思想，并给予中国一个明确信息：“排除了美国将承认日本在亚洲大陆建立霸权既成事实的可能性。”[214]
1941年4月，英、荷、澳、新、美在新加坡举行军事会议，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等国之间专门讨论联合对付日本行动的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在日本进攻的紧迫情况下如何进行联合作战。会议拟就的“ADB”报告(ADB Report)可以说是对“ABC-1”的一个补充。会中强调英美等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利益是海上交通和新加坡的安全；第二位的是菲律宾群岛中吕宋岛(Luzon Island)的安全。会议在“积极步骤”款项中明确提到支持中国正规军与游击队抗战问题，这是英美军方上层在战略计划中首次比较详尽地列入中国条款。[215]
5月，为了利用中国配合美英太平洋守势，美国联合计划委员会提出“援华飞机短期计划”，并提醒美国陆海军联合署：“利用中国能力是重要的，这可支持美英对日施加经济压力的计划，切断日本在中国内地与沿海的交通线，还可威胁日本在中国沿海至东南亚的船运。”作为一般政策，委员会建议：1．在美国和英国需要的条件下，通过给中国提供歼击机、轰炸机……援助，使之在数量上足以对付日本陆海军在中国和中国近邻的水域作战。2．美国提供飞机教练员到中国训练驾驶员和地勤人员。派遣军事使团到中国，帮助中国使用美国提供的物资。7月12日，美国陆海军联合署批准了委员会的全部建议，陆海军部与总统也分别批准。8月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派往各战场的第一个军事使团就是中国，美国陆军准将马格鲁德(Magruder)率团使华，表明了美国将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正式纳入了军事战略思考和操作之中。其任务有五个方面：1．在军事物资、装备和军火的采购、运输和利用方面，为中国政府提供咨询和支持，以适应其军事努力的需求。2．在训练、维护物资和设备、军火方面为中国提供咨询和支持。3．支持中国政府迅速协调与美国行政当局的行动，这一行动需要确保物资和军火有序地从租借机构调拨给中国军队。4．调查关键港口、道路和铁路设施，以建立和维持一个完整的军事交通线。5．支持其他美国政府部门实施推进与中国有关的租借法目标的职责。[216]
9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英国参谋长会议正式确认英国以新加坡为核心的太平洋防御战略，同时认为：“当认识到新加坡基地的重要之时，远东地区的战略也应通盘考虑。新加坡的坚守，似乎并非是荷属东印度和菲律宾不陷于日本之手的重要因素。进而言之，中国国民党陆军和空军的进攻作战可给予日本进攻马来防线以重要影响。鉴于这个理由，联合部考虑，英国军事当局在分配军事物资之时……应深入考虑分配适量的物资给荷兰和中国军队之用。”[217]11月7日，罗斯福回电丘吉尔谈到，美国加强对华租借援助和加强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志愿军，再加上美国继续增强在菲律宾的防务，英国在新加坡地区的“并行努力”，将可能使日本三思而后行。[218]美国支持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原因也是极为明显的，这就是为这一期间美国遏制日本南进太平洋地区的政策服务，“有助于制止日本在南面攻击法国、荷兰、英国的领地”。[219]
应该指出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军方在落实“先德后日”战略原则上是消极的，援华思路明显局限在美国不首先与日本发生冲突，避免与日本的战争范围之内。这一指导思想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在东亚援华制日的行动，其标志第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美国与日本谈判中的妥协意向，第二就是不能对中国实行全力的支持，影响了中国大陆与海洋配合对日本实施包围的整体格局形成。
1941年11月1日，鉴于美日谈判实际上破裂，日本南进已经不能抑阻，美国国务院和军事人员讨论了关于中国危机和远东形势。争论美国是否应对日宣战。赫尔对美日谈判避免战争已失去信心，但是马歇尔和斯塔克仍希望将冲突拖到最后一刻。11月3日，陆军计划署重申“在远东的原则目标是将日本置于战争之外”。11月5日，马歇尔和斯塔克再次向罗斯福申明，德国比日本更危险，必须首先打败。如果可能，美国应该避免与日本的战争。如果与日本开战，就应该是防御性的战斗，直到大西洋方面的安全得到保证。[220]
美国军方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与中国军事合作的进展，英国也对美国消极对待中国表示不满。11月5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说，如果中国“抵抗一旦崩溃，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一场世界悲剧，而且也会让日本人腾出手来向北或向南进攻”。[221]丘吉尔指出了中国战场的世界战略地位。但是在11月5日的会议中，马歇尔和斯塔克强烈反对向东京发出“最后通牒”。斯塔克和马歇尔还建议总统：“派遣美国军队直接援助中国是不能予以考虑的；物资援华的扩大应与俄国、英国和我们自身军队的需要相吻合。援助在华美国航空志愿队应继续，并将援助加大到最高程度。不给日本以最后通牒。”11月8日，宋子文又向罗斯福请求海军和其他援助，并说明：“没有这些援助中国不能指望顶住日本对昆明的进攻。”11月12日，美国陆军部回答：“美国全部能做的就是加速提供租借物资给中国，增加美国在华志愿航空队的装备。”为给菲律宾防卫，马歇尔也不批准将24门3英寸防空炮运往中国。[222]
11月16日，鉴于军方首脑的态度和太平洋上美国的备战状况，罗斯福在与史汀生谈话中表示了与日本“休战六个月”的想法。史汀生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将捆住美国的手脚，同时对中国也是一个打击。他们会因为这种协议而感到被抛弃了。史汀生还认为，菲律宾防务的重要性并不比在中国问题上坚持原则大，原则的重要性甚至比延缓日本进攻的重要性还要大。[223]史汀生在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没有实行禁运、表现妥协意向时认为，“在美国没有准备好和纳粹问题占据首位的时候”，总统和国务院的“目的仅仅是阻止战争危机在太平洋的发展”。[224]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为自身安全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几乎与西线相等(甚至超过)，其损失之大也远非援华数目所能比拟。这些正是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原则所要极力避免的。如果没有中国战场的牵制，美国及英国在太平洋上所处的战略态势的负面因素会更大。
但是，与以往美英东亚消极战略比较，美英大战略的制定显然是其东亚战略实质性改变的重要体现。在大战略之下，美英都走到了与中国建立起密切军事合作的阶段，大战略的制定也以中国抗战作为东亚重要的战略成分，这些与美英对中国援助的加强、对日本的全面经济制裁一道成为美英确立制衡日本战略的标志，也将中美英的战略合作推向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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