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抗战推动美英向制约日本侵略方向发展
美英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初始阶段对日本的妥协没有达到效果，1938年11月3日，日本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公然表示了对太平洋的霸权野心。这表明日本侵华绝不仅仅是想独占中国，而且是要在东亚彻底排除美英的势力。因此，现实的形势与中国的敦促，都使美英在制约日本问题上逐步与中国的主张接近，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早在1938年2月18日，格鲁就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日本海军认为被英美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上所出卖，因此主张南进。格鲁分析，日本海军舰只已经突破所限定的比率，其南进势必威胁美英在东亚的利益，但目前日本还不会与西方国家战斗。西方国家要在海军方面有所准备。[89]鉴于日本对太平洋区域的觊觎，6月，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道义禁运”，“劝告”148家注册出口飞机、飞机部件、引擎以及炸弹和鱼雷等武器的厂商停止向日本出售这类产品。
1939年1月，英国对日本的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进行了反驳。[90]1月26日，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对格鲁提出美英联合对日进行经济施压并分析了其可行性，但格鲁认为对日制裁未必有效，美国政策没有最后确定，对日制裁也未必能保护英美的远东利益。美国远东司有的官员也认为对日进行经济制裁将会导致日美战争。[91]2月3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告知英国驻美大使，美国暂不考虑对日实施经济报复措施。[92]1月31日，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讲话，阐发了“阻止日本统治整个太平洋”的观点。[93]
日本占领中国海南岛，是为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而进行南进的最初表现。1939年2月10日，格鲁认为，日本占领中国海南岛是其南进政策的反映。2月11日，蒋介石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会上阐发观点，认为日本占领中国海南岛是为了南进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重要步骤，是太平洋历史的转折点。日本占领中国海南岛的起源是“九一八”事变，但是并不影响中国抗战的决心，中国抗战一直迟滞着日本的战略实施与进程。[94]同日，霍恩贝克在备忘录中认为，中国是唯一抗击日本的国家，应该得到支持。美国应对日采取经济施压政策直到武力对付日本。[95]2月15日，赫尔让格鲁转告日本，日本占领海南岛关系到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条约利益。[96]2月18日，格鲁在发给赫尔的电文中详细阐述了日本海军建设与南进政策问题。[97]25日，霍恩贝克在备忘录中列举了美国官员关于援华制日的观点，有的提出终止1911年订立的美日商约，财政援助中国抗战。霍恩贝克认为，詹森及其他官员关于援华制日的主张值得美国国务院的同僚们再次阅读。[98]
1939年4月14日，中国驻美使馆致电美国国务院，中国提出中美英苏合作保卫远东利益以及具体方案。中国驻美使馆官员也对韦尔斯谈道，中国的意图不是中美英苏马上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而是各自军事措施的目标都是为了对抗日本。4月18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对美国驻法大使蒲立特也谈到，中国要求法美英中联合对付日本，希望罗斯福总统对远东事态施加影响。[99]4月18日，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在电文中谈到，英方不相信中国提出的观点，即日本将趁英国卷入欧洲战争时进攻英国的远东领地。英国政府对中方回复，希望美国太平洋舰队能阻止日本进攻英国的远东领地。没有美国的参与，英法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是不能成功的。美国远东司官员也认为，没有美国对日本的钢铁等物资的禁运，英国不可能对日本进行有效的经济制裁。但是，美国远东司却进行了对日具体经济禁运问题的单方面研讨。[100]美国的暧昧态度成为英国在这一时期在中国问题上寻求对日本妥协的重要原因，美国坚守“平行行动”，在经济制裁上迟迟不表示明确态度，继续对日本输送战争所需的物资也间接地影响了英国的政策。
中国此间也加强了推动美英制约日本的力度。1939年5月29日，蒋介石要求英国与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控制，詹森则认为对日本经济制约还不能阻止已经取得军事成功的日本。6月2日，詹森在与英法驻华大使及英美驻华军事官员交谈后发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文中，明确提出日本不会接受调停而停止侵略步伐，主张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迫使其军事失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则认为中国将能抗战到底。[101]6月6日，赫尔在给詹森的回电中表示美国既定政策不变，仍然奉行“平行行动”的原则，以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102]7月20日，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函中，除提出美国当局可采取制日援华方法外，还要求美国对日本采取除战争之外的制裁方法：“一、绝对禁止对日输出军用物资与军用品，而以钢铁与煤油为最；二、禁止日本重要物品之输入，增加日本物品之进口税率，一如对德国物品之办法；三、不许日本船只使用特种商港，以及其他类似性质之办法。”[103]
关于终止1911年2月美日订立的美日商约问题，是美国对日本进行实质性经济制裁(尤其是关键性战争物资)的预示。1939年5月1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塞耶(Sayre)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谈到终止美日商约问题。[104]7月26日，美国宣布终止美日商约。7月31日，蒋介石对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谈到，美国终止美日商约可以缓解由英日妥协协定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削减远东紧张局势最重要的一步。中国外交部同日发表的声明也表示，美国准备在6个月内终止美日商约的举动，说明美国开始充分考虑由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导致的“东亚严重的无序局面”。[105]8月22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表示美国已经禁止与航空相关的物资输往日本。[106]同日，韦尔斯备忘录中也记载，英国外交部表示，英国也准备终止英日贸易条约。[107]
1939年7月，美国政府发出将废除美日商约声明时，就受到了美国民众极大的欢迎。8月30日，胡适在致中国外交部电文中说：本日发表之民意测验，关于美政府废止日美商约事，赞成者81％，不赞成者19％。又关于6个月后商约期满，美国应否禁售军火原料与日本，赞成禁售者82％，不赞成者18％。[108]盖洛普民调表明，有81％的美国民众对此表示支持。[109]美国政府通过与制造商之间签订协议，以及对特定行业的许可证实施限制等办法来影响美国对日物资出口的措施也得到很多美国民众极大的支持。1939年11月4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向日本外相阐述了美方的观点，指出美国对日本侵犯美国在华权益已提出的382次抗议，认为“日美关系将处于关键时期。目前在美国有强烈的舆论，要求美国政府在1911年的条约于明年冬季到期时，对日本实行禁运……”[110]11月7日，美国对日本策划建立的汪伪政权也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1940年3月30日，美国国务卿发表正式声明，表明不承认汪伪政权和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111]
美国声明废除美日商约，也与1939年间英国对日在华问题上妥协并准备签署协议相关。1939年间，鉴于欧洲方面德国法西斯咄咄逼人的紧张局势，英国对德绥靖也因“慕尼黑”协定达到高潮。英国也想把这种绥靖移植到远东。6月，面对日本封锁英国在中国天津的租界，英国内阁确定了妥协的总体方针。6月26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正式提出英日东京会谈解决天津问题的建议。日本则打算借机解决英日之间全部问题，彻底排除英国在中国的主要权益，并制约英国可能的制日措施。7月15日，日本提出基于《天津租界问题日英交涉大纲》而制定的“关系准则”。“准则”要求：“英国政府充分认识正在进行大规模敌对行动的中国的实际局势；并注意到，只要这种事态继续存在，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持它所控制的地区的公共秩序，就有其特殊的需求，也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便压制或消除那种将妨碍他们或有利于他们的敌人的任何活动或动因。英国政府因此将避免，并使在中国的英国当局也避免有任何将妨碍日本军队达到其上述目的的行动和措施。”7月22日，克莱琪同意了日本提出的原则，与日本达成一般协定。7月24日，英日同时公布一般协定的全文，基本与日本提出的“关系准则”相同：“英王陛下政府充分认识正在进行大规模敌对行动的中国的实际局势，并注意到，只要这种事态继续存在，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护其控制地区的公共秩序，就有其特殊的需要；他们必须压制或取消任何妨碍他们或有利于他们敌人的行动或动因。陛下政府无意鼓励任何有损于日本军队达到上述目的的行动或措施；它并愿趁此机会重申它在这方面的政策，向在华英国当局和侨民说清，他们必须避免这类的行动和措施。”[112]《有田-克莱琪协定》(Craigie-Arita Statement)将英国对日绥靖政策推到了顶点。更为恶劣的是，它不仅仅是为了单纯地维护自己在华权益，出卖中国利益，而且是承认日本侵华的合法性，出卖中国的抗战。这是酝酿中的英国“东方慕尼黑阴谋”。
英国的对日绥靖，是英国绥靖战略的一部分，与英国在欧洲长期推行的对德绥靖政策是一样的。问题在于，中国不是捷克，东亚也不是绥靖政策顺利推行的欧洲，中国抗战已经成为阻遏绥靖政策在东亚推行的主要因素。在《有田-克莱琪协定》公布之后，中国抗日军民立即进行了坚决的抨击。早在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明确告诫抗日军民，“目前形势的特点是日寇除军事进攻外，加紧其诱降活动，并把这种活动放在第一位，正在积极策动国民党一切投降分子，勾结英、美、法妥协派，图达其瓦解抗战阵线目的”。7月7日，中共中央号召警惕“日寇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中国投降妥协分子之投降与分裂的罪恶活动”，“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指出：“英日谈判对日已有了重大原则的让步。这种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严重局势……全国人民对于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严重抗议，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揭破张伯伦政策是拥护日本侵略中国，反对中国抗战的政策，这政策只有助长世界法西(斯)侵略国的侵略，促进全世界普遍的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同时指出：“应集中力量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策，主张英国人民与政府应改变这种害人害己的错误政策，以争取英国改变政策继续支持中国抗战。”[113]中国共产党敏锐的洞察力、坚决和坚韧的抗战决心、正确的政策策略是中国抗日战争沿着正确轨迹前进的有力保证，也是中国不可能被“牺牲”的坚实基础。
中国政府也就英日妥协问题向美英进行交涉。1939年6月19日，蒋介石对英日订立《天津条约》反应强烈，认为此举将使《九国公约》失去效力。为了争取美国，蒋介石提出日本就是想利用《天津条约》使美国将中国的纠纷留给英国单独去处理。詹森则对蒋介石表示，美国没有在《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的原则上让步，日本的目的在于将西方国家驱逐出中国，美国无疑是谴责日本行为，同情中国。[114]7月24日，中国驻英大使向英国外交部提出质问：这一协定“是否意味着事实上承认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地位”？2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英方态度表示“失望”、“遗憾”。28日，蒋介石对《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谈话申明：“中国……两年以来为独立生存而自力奋斗，至今全国团结，达从来未有之坚强，中国何能与捷克相提并论？吾人依于自力，以谋自救，任何牺牲，在所不辞……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是以抗战之决定因素，在于吾人不屈不挠之勇气，吾人必在任何困难下继续奋斗，要知倚赖心理为革命精神所不容。”[115]英国此举引起中国朝野的一致谴责和反对。蒋介石在1939年7月20日吁请罗斯福对英法施加压力，“务使此等国家(英、法)不至与远东侵略国之日本成立任何谅解，使有损及中国之权益与九国公约之精神，并妨碍中国之继续抗战”。[116]7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英方的态度表示失望。7月31日，针对英日间准备订立的妥协协定，中国政府向英方提出备忘录，明确指出，英日协议“忽略了两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第一，进行这些涉及中国领土与利益的谈判没有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第二，协议的词句没有承认这样的基本事实，及日本军队在它作为侵略结果而占领的任何地方都不享有任何权力。”[117]
在反对英日妥协的同时，中国也呼吁美国能采取行动制约英国。1939年9月3日，9月18日，蒋介石致函罗斯福，警告有英日达成妥协的可能，“对英日妥协事，请勿过作乐观与大意，若美国不作警告，则英、法不止与日妥协，而且安南、缅甸对我后方之唯一交通，已将及先阻碍……”对英法在远东方面的妥协可能，“若非美国有重要之表示与行动，则英、法在远东势必退缩，我国全处于孤立，而日本东亚新秩序即可实现。美国政府在最近期内，对日如有一坚决之表示，或禁运日或等动作，以壮英、法之胆，勿使其与日妥协，方可挽救危局”。罗斯福在1939年11月9日给蒋介石的函中表示：“保证美国基本与传统外交政策决不变更……”[118]
正因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现实以及中国抗日力量的坚决反对，英国不可能将欧洲“慕尼黑”完全运用于中国，英日谈判也不能随意对中国主权作出任何承诺。此间，美国于7月26日通知日本，废止1911年的美日通商航运条约，这样，6个月以后美国就能不受约束地控制或停止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这是美国对日采取强硬措施的先兆。由于中国的反对，英日之间在经济问题上的矛盾，英日之间自1939年7月15日到8月20日的谈判没有达成最后协议。其意义在于，中国抗日战争是英国推行对日绥靖政策的根本阻碍，“慕尼黑阴谋”在中国行不通。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也说明美国的政策与英国有了不同，对抑制英日妥协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该看到，美国政策在走向援华制日的方向之时，并非意味着其对日制衡政策已经明确化，美国总体上还是奉行不刺激日本，并维持与日本密切的经济关系的政策。原因在于，美国仍然希望通过对日在华侵略问题上的所谓“怀柔”姿态，使日本这股祸水不要向太平洋地区蔓延。同时，美国对欧洲局势发展的主要关注，也是其对日小心谨慎的重要原因，担心德国将日本拉入到轴心联盟之中，这样，德日的联手就会从欧洲到太平洋对美英造成全面冲击。也就是说，美国还不可能完全从消极维护东亚权益的战略中摆脱出来。
这一时期美国不能完全确立对日制衡战略的原因有相互关联的两点：第一，美国一直担心日本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支持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第二，日本向中国之外的太平洋地区扩张侵略。
早在1937年7月15日，格鲁发给美国国务院的长电中就在传达并分析德意日可能形成联盟关系的问题。在提供意大利准备加入德日反共产协定的信息之后，格鲁认为，“日本现在含括在法西斯国家圈子里的状况是明显的。促使德意日三国政治联盟是基于共同的政策，即单纯的机会主义、无视国际法律、破坏国际条约，既反共也反对民主国家”。格鲁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都希望加强日本政府内的所谓“自由派”的力量，认为日本国内具有温和观点与自由想法的人士的沉浮奠基在美英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上，如果失去这一关系，这些人就没有了任何立足的基础。日本军部将占据永久的优势，日本将直接投入德国、意大利与其他法西斯国家的怀抱。[119]11月9日，美国驻英大使报告了英国外交部的分析，即认为德国的长远目标是在欧洲(对付英法)方面，而不是单纯的反共，而日本远东政策的推行同样也是针对西方国家，并非单纯反苏。德国的远东政策即将发生转变，目的是换取与日本的政治关系，也可以保持日本在中国占领地对德国贸易门户开放。同时，德国放弃先前的在华利益也可与日本联手共同对付英法。[120]
这些都说明美国及英国对日本动向的观察是与德国及欧洲方面联系在一起的，担心它们的战略目标首先指向英美，并在这一目标下联合起来。这既是美英对日本政治演进的一种期盼，也是美国及英国仍然维持对日绥靖妥协政策的重要思想依据。
如前所述，美国从1937年间就极为关注太平洋岛屿是否会受到日本的“武力介入”问题，从2月开始就提出太平洋岛屿中立化的建议草案，3月罗斯福几次提出修改意见，6月开始致力于相关国家签署太平洋互不侵犯协议。但是，日本始终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态度，认为太平洋岛屿中立化与互不侵犯条约仅仅是限制日本的。[121]从1936年到1938年，美国的实际军费不断增加。1936年为8.8亿美元，1938年增至9.8亿美元，而这些军费拨款偏重于海军，以应付日本向太平洋区域的扩张。以1937年为例，美国拨付给陆军的军费只有3.78167039亿美元。1938年，针对日本海上势力的威胁，罗斯福又要求国会拨付10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同年，美国国会批准《文森海军法》。1938年3月，美国海军在夏威夷(Hawaii)进行大规模的演习，日本海军在中国青岛登陆后，5月1日，美国海军又举行了一次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演习。同时，美国加紧在夏威夷建立空军基地，还计划4至5年内在菲律宾人中每年征集陆军40万人，为保卫菲律宾增派轻便军舰与海军飞机。[122]
美国从担心德意日结成军事同盟与日本南进太平洋的观念出发，希望日本国内的“亲英美”派和“温和派”能制约“极端派”或“轴心派”对日本政局的控制，认为美国继续保持与日本的经济联系是支持前者的有效办法。因此，美国在对华对日政策发生变化的同时，与日本的经济关系仍然紧密，仍然对日本输出紧缺的战争物资与资源。可以说，在经济上仍然对日本实行着绥靖妥协政策。
从1937年到1938年，美国对日战争物资出口均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霍恩贝克在致赫尔的备忘录中谈到，按美国商务部统计的数字，1938年至1940年间，美国对华出口为1.68289亿美元；对日出口为6.9905亿美元。在中日战争的整整3年中，美国对日本的供应大约为对华供应的4倍。同期美国对日出口的石油及石油产品至少有1.51076亿美元。美国供应日本的石油和石油制品数量几乎等于对华供应的所有产品数量的总和。[123]1939年，欧战爆发后，日本一方面很难从英国购买战争物资，另一方面由于英军的封锁，德国的商品也很难运往日本，因而日本的进口则更依靠于美国。到1940年，这种依赖程度进一步加强。因此，在美国，要求停止对日贸易的呼声就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日本进口的七项主要战争物资包括：石油及其制品、机械、铁屑、铜、飞机、钢铁半成品、汽车。1937年至1938年，美国向日本出口的这七项主要军事物资分别占日本进口的53.65％到95.18％不等。1937年、1938年，这七项主要战争物资从美国的进口占全部进口的比例分别是：石油及其制品62.71％，65.57％；机械69.53％，67.09％；铁屑88.01％，90.39％；铜95.08％，90.89％；飞机70.19％，76.92％；钢铁半成品66.39％，53.65％；汽车92.41％，64.67％。[124]到1939年，由于“道义禁运”，美国向日本出口的飞机及零部件有很大下降，但在其他六项商品中仍占日本进口的主导地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美国是日本军事物资最大的出口国。此外随着日本侵华的持续，在美国的对日出口中军事物资占所有出口物资的比重也在增大，其中1937年是57.8％，到1939年上升到69.8％。美国的金属加工机械帮助日本装备了其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仅在1938年，美国就为日本提供了67％的进口机械。[125]美国不仅为日本提供了主要的军事用品，而且美国本身也是日本商品最大的海外市场。由于日元区无法向日本提供大量的外汇，美国就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1939年，日本向美国出口了价值6.42亿日元的商品。相比之下，向英属印度出口了价值2.11亿日元的商品，向荷兰东印度群岛出口了价值1.38亿日元的商品。[126]
实际上，日本最为担心的就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1940年3月23日，日本首相谈到美国可能对日全面禁运的问题时说：“全面禁运对受到禁运的国家，同样对实行禁运国家都是个严重问题。如果这一错误步骤得以实施，危险将降临于两国双方。我不相信美国会对日本实施全面禁运。但我们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127]这反映了日本对美国全面禁运这一杀手锏的担忧。1940年宋子文与胡适谈到美国政策的三方面原因：一、美国政制风尚，皆受其特殊历史地理影响，对欧洲政治向抱疑畏，不敢参预，故美政府历来不但不与他国缔结同盟，亦不敢预作承诺；二、美政府除海军留驻太平洋以外，不能在远东多负责任，如果美国将来有何动作，全靠事实上之演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之参战亦然；三、美国和平孤立派之潜在势力尚未可完全漠视。[128]
可见，美英远东政策的彻底转变还有较长路要走，其中，对日本输送战争所需的主要战略资源，企图与日本妥协而达到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不能放手支持中国抗战是问题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英可能的对日妥协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在坚持抗战的基础上密切注意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推动美英东亚政策向积极方面转化。
中国抗战使日本陷入持久作战之中，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预期完全破产，其战前聚集的大量资源已不敷使用，因此加紧了对东南亚资源的开发和掠夺，这样就加深了英日间的矛盾。从1938年开始日本就发出了“南进”(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暗示，东南亚的英国殖民地、附属国和自治领也向英国多次提出严肃建议应对日本经济扩张。英国一方面与日本谈判，另一方面采取措施与日本进行经济资源争夺并防止日本南进。
英国首先是继续加大1931年成立的帝国特惠制圈。1937年英国和英帝国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约有60％享受着低于17％～20％的优惠税率待遇，[129]对于日本，英国会同东南亚多国扩大对日本商品范围的税收。英国也与荷属、法属亚太殖民地进行合作，共同地抵制日本商品的入侵及对资源的大量获取。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1939年英国颁布汇管制条例，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用法律形式把英镑集团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继而改称为英镑区，规定区内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货币对英镑保持固定的比价，相互之间多数情况下可以自由兑换，区内贸易信贷以及其他账务都用英镑结算；资本可自由流动，区外国家则须经过外汇管理机构批准；各成员国收入的黄金和外汇必须按官价售给英国财政部或指定银行，作为英镑区的“共同储备”，各成员国以此换回英镑存款等。英国采取这些措施，目的是保护英镑，但通过对贷款方式的控制，沉重打击了“日元集团”。英国也采取措施继续维持与东南亚殖民帝国内部的“区域分工”，调整其帝国内部的经济关系，加强对其殖民地、自治领的控制、渗透，即继续把殖民地、自治领作为英国农产品的供应基地，减少东南亚殖民地等与日本之间巨额贸易。英国根据国际贸易原则，依照当时贸易建立在价格而非需要的基础上，要求东南亚殖民地提高对日本所供应的原料产品的价格，英国则是通过优惠价格给殖民地提供大量的制成品，减缓日本商品的竞争，充分利用日本国内关于“经济南进”经费不足的争论，加重日本“南进”的困境；同时严格控制外来移民以及对这些地区的开发，试图阻止日本通过移民、建厂等途径摆脱困境。[130]
可见，英国与东南亚之间强制性或非强制性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日本“经济南进”的步伐，使日本不得不调整其侵略步骤，暂时对英等国的要求做出让步，加紧与英国的谈判。同时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日本对英国的仇恨不断加深，他们认为英国是联合抵制日本的罪魁祸首，国内反英情绪迅速高涨。这也可折射出英国在东南亚的对日经济政策与在中国的相比，是比较强硬的。
英国决策者们开始调整自己的远东军事战略，寻求美国海军的合作。艾登就曾指出，由于地中海局势的影响，远东战略的一个重点就是争取美国在海军方面的合作。1937年11月，英国正式向美国提出举行参谋会谈的要求。对于美国来说，德意日三国已经于1936年和1937年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使得美国感到未来战争中可能面临两洋作战，因而美国认为与英国海军的合作是有益的。1937年12月31日，罗斯福总统指示美国海军作战部计划局局长、海军上校洛亚尔·E.英格索尔(Loyal E.Ingersoll)到达伦敦，与英国海军战争计划局局长、海军上校汤姆·菲利普斯(Tom Philips)举行秘密参谋会谈。双方探寻了英美两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协同战略的初步基础，达成了关于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两国海军采取联合行动的非正式协议。两国约定，英国将主要舰队部署在新加坡，美国将把太平洋舰队驻扎在珍珠港(Pearl Harbor)。同时还规定，一旦对日本实行封锁，“英国海军负责封锁从新加坡——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岸的日本贸易；美国太平洋舰队负责整个美洲西海岸反对日本贸易的行动，并且负责加拿大西海岸的防御”。[131]这次参谋会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是一个远期的计划，无法改变英国当下在远东虚弱的军事地位。
英法德意慕尼黑会议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险恶，英国迫切希望在远东事务上得到美国外交与军事上的支援，使美国成为其在远东利益的有力保护者。在此背景下，英国频频向美国提出海军参谋会谈的要求。1939年5月，英国派汉普顿(Hampton)赴华盛顿与美国进行秘密参谋会谈。英国政府给出的指令是：如果美国提出海军合作问题，英国希望美国的海军主要力量集中于太平洋。[132]此时的美国虽然也开始将战略重心移向大西洋，但是仍然认为英法可以抵挡德国，因而表示美国可以负责太平洋防务。海军上将威廉·D.李海(William D.Leahy)甚至还以私人谈话的形式表示：“美国舰队应该移驻新加坡，力量足以击败遭遇到的任何日本舰队。”[133]美国还应英国的要求，对海军重新部署，把正在大西洋演习的美国舰队调到太平洋以牵制日本。英国争取美国在远东进行军事合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合作威慑只能暂时遏制日本的南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
上述表明，中国的持久抗战促使了美英东亚战略由消极维护自身权益战略开始发生变化。由于中国抗战所奠定的基础，美英开始比较明智地在政策中注入间接援助中国、防止日本南进太平洋地区的积极因素。这种变化预示了在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美英战略的未来走向。
【注释】
[1]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189～190页。
[2]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25，27，29，30～31页。
[3]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65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04～405页。
[6]北京大学法律系编：《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35页。
[7]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576～579页。
[8]Arthur N.Young.China and Foreign Help Hand.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40.(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4～375页。
[10]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11]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12]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13]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628～629页。
[14]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644页。
[15]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636～637，644，648～649页。
[16]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第78～122页。
[17]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第109～111页。
[18]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648页。
[19]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第91～96，105，107～108页。
[20]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644页。
[21]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640页。
[22]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第177～196页。
[23]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651页。
[24]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652页。
[25]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下)，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1～63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26]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第228，232页。
[27]1938年4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转引自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397页。
[28]沙健孙：《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下)，第610～615，576，587页。
[29]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第29页。
[30]吴东芝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31]向青：《苏联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33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32]向青：《苏联与中国革命》，第336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0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34]［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6～26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35]［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3年版，第59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36]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37—1945》第五册(上)，第644页。
[37]Arthur Clegg．Aid China，1937-1949：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3，p16.(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38]Arthur Clegg.Aid China，1937-1949：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p15.
[39]Arthur Clegg．Aid China，1937-1949：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p.17．
[40]Arthur Clegg．Aid China，1937-1949：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pp.17-19．
[41]即“Stop arming Japan”。
[42]Quincy Wright，Carl J.Nelson．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Japan and China，1937-1938.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39，Vol.3，No.1.
[43]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381页。
[44]黄华：《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的爱泼斯坦》，《今日中国(中文版)》，2005年第4期。
[45]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第232页。
[46]D.H.Quo，Evelyn Maclean，Flora Kate Hayim．In Aid of China(Letters to the Editor).The Times，Wednesday，Oct.20，1937，p.10．
[47]Arthur Clegg．Aid China，1937-1949，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p.56，106，108．
[48]乔玲梅：《试论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与国际合作》，载于苑鲁，谢先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亚太合作——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重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316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49]Nathan M.Becker.The Anti-Japanese Boycott in the United States.Far Eastern Survey，1939，Vol.8，No.5，p.51．
[50]Nathan M.Becker.The Anti-Japanese Boycott in the United States.Far Eastern Survey，1939，Vol.8，No.5，pp.51-54．
[51]Nathan M.Becker.The Anti-Japanese Boycott in the United States.Far Eastern Survey，1939，Vol.8，No.5，p.52．
[52]John W.Masland．Missionary Influence upon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41，Vol.10，No.3，p.285．
[53]Arthur Clegg．Aid China，1937-1949：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p.27．(www.xing528.com)
[54]Arthur Clegg．Aid China，1937-1949：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p.34．
[55]Nathan M.Becker．The Anti-Japanese Boycott in the United States.Far Eastern Survey，1939，Vol.8，No.5，p.54．
[56]John W.Masland．Missionary Influence upon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41，Vol.10，No.3，p.290．
[57]Margaret Paton-Walsh.Women's Organizations，U.S.Foreign Policy，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1937-1941.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2001，Vol.70，No.4，pp.612-613．
[58]A.A.U.W.News and Notes：Japanese Embargo．A.A.U.W.Journal，1939，Vol.32，p.177．
[59]Margaret Paton-Walsh.Women's Organizations，U.S.Foreign Policy，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1937-1941.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2001，Vol.70，No.4，p.618．
[60]Peter C.Hoffer.American Businessmen and the Japan Trade，1931-1941： A Case Study of Attitude Formation.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72，Vol.41，No.2，p.193．
[61]Richard A.Harrison.A Neutralization Plan for the Pacific：Roosevelt and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934-1937．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88，Vol.57，No.1，pp.47-72．
[62]Margaret Paton-Walsh.Women's Organizations，U.S.Foreign Policy，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1937-1941.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2001，Vol.70，No.4，p.611．
[63]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96页。
[64]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291页。
[65]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699，293页。
[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67]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195页。
[68]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159页。
[69]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以下注释简称《战时外交》)，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7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70]FRUS，1938，VolumeⅢ，The Far East，pp.214-215．
[71]FRUS，1938，VolumeⅣ，The Far East．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55，pp.48-52.(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72]FRUS，1938，VolumeⅣ，The Far East，pp.62-65．
[73]FRUS，1938，VolumeⅣ，The Far East，pp.67-76．
[74]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341～346，404页。
[75]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690，697，707页。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53～154页。
[77]FRUS，1938，VoumeⅠⅡ，p.59．
[78]BDFA，PartⅡSeries E，Asia，Volume 45，pp.293-294．
[79]BDFA，PartⅡSeries E，Asia，Volume 45，pp.295-297．
[80]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691～693页。
[8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分册，第6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82]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314～315页。
[83]FRUS，1937，VolumeⅢ，The Far East，p.504．
[84]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2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85]FRUS，Japan：1931-1941 VolumeⅡ，p.35．
[86]FRUS，Japan：1931-1941，VolumeⅡ，p.60．
[87]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352，356，690页。
[88]秦孝仪：《战时外交》(一)，第88，89，91页。
[89]FRUS，1938，VolumeⅢ，Far East，pp.96-101．
[90]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341，345，346，352，356，690页。
[91]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5，pp.487-500.(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92]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501．
[93]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341，345，346，352，356页。
[94]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p.103-104，105-108．
[95]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p.506-507．
[96]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109．
[97]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p.96-101．
[98]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p.507-512．
[99]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p.525-526，527-528．
[100]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p.528-529，530-533．
[101]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p.173-175，178-181．
[102]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p.179-180．
[103]秦孝仪：《战时外交》(一)，第83页。
[104]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p.535-537．
[105]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p.562-563．
[106]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p.543-545．
[107]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577．
[108]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390页。
[109]George H.Gallup.The Gallup Boll：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umeⅤ，(1935-1948)，New York：Random House，1972，p.177．
[110]FRUS，Japan：1931-1941，VolumeⅠ，pp.33-34．
[111]FRUS，Japan：1931-1941，VolumeⅡ，p.35，60．
[112]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651～652页。
[11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第80，142，151页。
[114]FRUS，1939，VolumeⅢ，The Far East，pp.186-189．
[115]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657～658页。
[116]秦孝仪：《战时外交》(一)，第85页。
[117]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659～660页。
[118]秦孝仪：《战时外交》(一)，第88～90页。
[119]FRUS，1937，VolumesⅢ，The Far East，pp.612-616．
[120]FRUS，1937，VolumesⅢ，The Far East，pp.668-669．
[121]FRUS，1937，VolumesⅢ，The Far East，pp.971，972-974，975-977，987-999．
[122]Dorothy Borg，Shumpei Okamoto.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31-1941，pp.175-176，214-215．
[123]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481页。
[124]Hu Tun-yuan.Statistical Excerpts from Japan's Problem of Procurement of Strategic War Materials.The Chinese Council for Economic Research，Bull.1939，No.15.转引自：T.A.Bisson.American Trade and Japanese Aggression.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40，Vol.211，p.123．
[125]T.A.Bisson.American Trade and Japanese Aggression.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40，Vol.211，Our Foreign Commerce in Peace and War，p.124．
[126]T.A.Bisson.American Trade and Japanese Aggression.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40，Vol.211，Our Foreign Commerce in Peace and War，p.126．
[127]FRUS，Japan：1931-1941，VolumeⅡ，p.58．
[128]公安部档案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4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129]Jstor，Barbara Wootton.Some Implications of Anglo-Japanese Competition．Pacific Affairs，1937，Vol.9，No.4，pp.524-531．
[130]British Loan Counters Yen-Bloc Policy.Far Eastern Survey，1939，Vol.8，No.7，pp.81-82．
[131]［美］麦克唐纳著；何抗生等译：《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74页。
[132]J.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 1937-1941．Carolina：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p.37．
[133]J.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 1937-1941．Carolina：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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