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对美英援华方向的推动

一、中国抗战推动美英向援助中国方向发展

从1938年到1940年德国在欧洲西线闪击英法联军作战的胜利，这一时期是美国东亚战略从单纯维护自身东亚权益向东亚制衡日本战略转换的关键性的过渡时期。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开战与坚持，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上层与民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美国政府的战略家与有识之士逐渐将中国抗日战争与维护自身在东亚的利益联系起来，并在政策层面体现为双重性，即，开始援助中国维持抗战局面；继续维持对日政策的妥协绥靖。美国政策的这一变动，是向确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抗衡战略推进了一大步，也标志着战时中美战略互动关系的开启。

美国学者入江昭曾指出：“整个1938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63]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官员范宣德在致美国远东司顾问霍恩贝克的信中说：“……中国的抵抗不致崩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我们以及其他民主国家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64]1938年11月11日，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就说：“中国孤军奋战了16个月，确实，中国是在为拯救自己而战，但它也拯救了我们的利益。”霍恩贝克在11月14日的备忘录中就谈道：“日本人正在进行着一项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计划。除非日本的进军被中国人或其他一些国家所制止，否则，美国和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面对面互相对抗的时刻就会到来……美国就必须为制止这一发展而采取行动。”^[65]

中国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开启，经过艰苦卓绝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使日本侵略的战略步骤受阻，并陷在中国战场不能实现规划与希望中的速战速决战略意图。中国不同于非洲与欧洲抗击法西斯局部战争结果的现实，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军政界对中国的认识，并希望中国能坚持战斗下去，在政策层面上也开始改变以往在中日间不偏不倚的姿态，采取间接的方式援助中国制约日本。1938年，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战场也形成敌后、正面两大战场战略支撑的局面，中国在军事实力极其悬殊的状况下坚持下来。中国抗战开始显示出对中美战时互动关系形成的影响，中国政府为了抗战寻求外援的同时，也进一步向美英等西方国家传达中国抗战与东亚地区安全的战略关联。

1937年7月至8月间，毛泽东多次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66]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67]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对战时外交方针明确规定，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68]中国在与相关大国结盟抗日的方针下，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

1938年1月初，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对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明确表示了愿意以贷款方式援助中国，“希望中国继续抵抗”，“不愿中国丧失领土、放弃任何权利”的意向。^[69]7月5日，美国远东司在一份中日冲突备忘录中一个部分的题目是《军事物资进入中国》，其中列举了美国自中日冲突以来通过香港输往中国大陆的军事物资75％已经进入。备忘录也列举了其他供应中国的武器及军事物资。中国云南至缅甸的通路也在改善。备忘录记载，中国方面也称现在有较为充足的物资支持一年或更多时间的战争。备忘录认为，可以相信正在输入中国的物资与中国储存的物资足够维持中国军队在漫长防线上防御作战。中国继续大规模作战需要中国继续从国外购买武器，需要保持香港的通道直到其他路线建立起来。^[70]10月1日，赫尔在给格鲁的长电中详细阐述了美国在华利益受到损害的问题，让格鲁向日本提出要求，在华维护机会均等与门户开放原则。^[71]10月10日，汉密尔顿在备忘录中也谈到美国海外利益受到严重损失问题，其中，远东利益受到日本严重侵害是最为迫切的问题。^[72]15日，格鲁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文中报告，英国对于美国的表态表示赞赏，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Robert Craigie)认为美英在远东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同时格鲁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的挑战比美国的更大，美国不应采取英国提出的美英合作对日本进行军事或海军的制压的方法。^[73]是年底，中美之间达成桐油借款协议。同年12月，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即桐油贷款)，并于次年2月正式签订了桐油借款合约。这是美国“援助受侵略国”原则的第一次运用。当时《文汇报》社论认为，英美对华贷款，“足以表明英、美已确切认识中国抗战力之伟大”。继对华桐油贷款之后，1940年3月，美国给中国第二笔商业贷款，以锡偿还。^[74]至1940年底以前，英国共向中国提供了2笔贷款。第一笔为1938年12月宣布的50万英镑信贷，后扩大为300万英镑；第二笔为1939年3月10日订立的《中英设立中国国币平准汇兑基金合同》，贷款金额为500万英镑。^[75]

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分析了美日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后指出，日本“在外交上，更表现着孤立……现在英、美正在商量，要用经济制裁去惩治它(日本——作者注)一下。过去美国有中立法，这中立法对中国不利，反而对日本有利。现在日美关系搞得不好，因为日本要独吞，英、美在华利益被削弱了……它还企图打南洋、安南、澳洲等地。日本帝国主义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它的朋友只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英、美、法等民主国家都不喜欢它，苏联就更不必说了……欧洲问题与亚洲问题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同，过去英、法在欧洲向希特勒步步退让，而对中国有些不同，现在已经证明了。英、美借钱给我们，这是好的，开一道门，将来就更有路可走……”^[76]

美国对华贷款自然是日本不愿意看到的。1940年3月24日，格鲁电呈美国国务卿赫尔，报告日本外相对美国给中国贷款的反应：日本外相在下院预算委员会说：“说到重庆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承认的事实是，美国承认重庆政权，间接地在各种贸易领域给该政权提供支持，已经给其2500万美元的借贷，现在又有2000万美元可能列入贷款款项。美国正在提供一些类型的物资给蒋政权，而这些物资并不供给日本。换句话说，间接援助蒋政权的后果是(对日本)实行道义禁运。”^[77]

中国政府在寻求对外援助的同时，也向美英等国告知中国抗战与制约日本扩大侵略之间的联系，推动中国和其他有关大国在抗日战争中合作。1938年1月18日，中国驻英大使对英方表示：“中国政府决心继续斗争，但是很清楚，中国没有援助很难持续长期持续……由于这一原因，外部的物资援助是必须的，中国现实已经得到苏联的武器援助和技术支持。但是，更多的帮助是紧迫的需要……中国正在修建至缅甸边境的新路，希望在3月完成，希望英国在缅甸路段修缮上给予帮助，因为不能在雨季通过重型车辆。”艾登表示理解。^[78]1月19日，中国行政院长孔祥熙请英国驻汉口领事转达援助中国抗战与英国在东亚与中国利益的关系，希望英国给中国贷款，并指出，“英帝国在远东和南海有重要的领地。日本海军期望将这些领地组成有利于日本的链条，获得对这些地域天然资源与中国人力资源的控制。如果日本成功，它将最多在10年内统治世界的这些地区。英国在中国有大量经济利益，如果中国通货危险，英国利益也将受到波及”。1月22日，艾登的回复希望对支持中国财政做任何可能的帮助，但现实环境还不可能提供市场贷款，担保贷款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困难。1月31日，英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在发给艾登电文中报告英法中苏代表商议，国联理事会主席已经通知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对中国进行道义支持，建议国联成员不要采取任何削弱中国抗战力量的行动，并各自考虑依据各自所能扩大援助中国。^[79](www.xing528.com)

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也在1938年5月7日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文中作出说明，认为中国应当得到援助，因为中国在“从事我们的战斗”，还因为英国的支持“将会使中国人对我们负有义务，这在我们应扮演重要角色的重建时刻到来时将对我们大有好处”。7月，英国外务大臣哈里法克斯(Halifax)在为内阁准备的对华援助备忘录中写道：“如果日本赢得这场战争，几乎无可怀疑的是英国的影响将被排除，英国的财政利益将大部分丧失，而且英国同中国的贸易将在短期内被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比例。”中国“正在英勇地为他们的独立而战斗，同时也是在为英国而战斗”。这种意见在当时对英国政策影响有限，同时英国的主要注意力在欧洲方面，不想以对华贷款刺激日本，但也反映了英方政府人士由于中国抗日战争而出现的新动向。5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给哈里法克斯的电文中也提出：“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卡尔主张给中国以财政援助，并认为这种援助是与英国所面临的形势相关联的：“我认为，估测形势并作出我们的抉择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是充分重视我们在远东的地位，并为此作出坚决的努力以拯救它，还是准备任人摧毁着这一地位。如果这一地位值得去拯救，我们就应该付出一定的代价……”5月31日，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去年年底，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军队能够从它在上海的惨败中恢复过来，那时考虑向中国提供任何较大规模的物资援助似乎都是不现实的。然而，中国军队已经惊人地恢复过来……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它当然也是为我们在远东而战，因为如果日本赢得战争，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将注定要被消灭……如果中国能顶住日本的侵略，英国和美国便能够进行有效的干预，并能够长久地保护他们在远东的利益。”^[80]他们的观点并未能迅即地改变英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政府内部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兴起所起的变化，支持中国抗战来维护自身利益是英国援华抗战理念和政策初始阶段的反映。

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特别是继“八一三”事变攻占上海之后，英国的在华势力范围和权益受到更大的侵害，英日之间的交涉都涉及英国在华权益问题。英国从总体上延续了以往的对日妥协政策，但是，由于中国已经开始全面抗战，不会允许英国在妥协道路上走得太远。再者，英国也有利用中国抗战维护自己在华权益的意图，这样，英国这一时期的远东政策表现为不同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单一绥靖政策，政策中也呈现出援助中国的某种意向和举动。英国外交部要求贸易委员会对一切英国运往中国的作战物资予以放行，并要求它在实施最近颁布的外贸和商业的战时下拟制系列时，对所有运往中国的其他物资给予优惠考虑。假如他们俘获的德国船只上装有运往中国的物资，必须先把这些物资卸下再将敌船押送捕获法庭。^[81]英国的这一举措显然是出于把日本继续牵制在中国的目的。在对日本采取总体上绥靖妥协政策的同时，这一阶段，英国也在某种程度上实施另外一手，这就是保持与中国蒋介石政府的关系，没有承认汪伪政权。英国这一留有余地的做法是中国抗战的推动所致，客观上也为英国其后政策转向援华制日奠定了某种基础。

1939年1月至4月，中国政府首脑和外交部多次向美方告知日本侵占中国海南岛所表现出来的南进动向，要求中美英法加强军事合作，一致对付日本侵略，并在4月14日中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提出详细的合作原则与事项。^[82]1939年9月1日，詹森致电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介石表示中国仍然坚守《九国公约》，中国将为抗击日本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中国可能会被摧毁，但是不会因为投降而被摧毁。蒋介石认为美国未能谴责日本侵略中国，违背《非战公约》、《九国公约》与国际正义的行为是一个失败。中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但结果则是关乎美国的深远的利益。^[83]

鉴于对中国抗战能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坚持下来的原因的关注，1938年间，罗斯福派人考察中国的抗战情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了解中国抗战坚持的原因，这对美国认识中国战场的构成及其价值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着美国其后对中国战场在全球战争中的战略判断。罗斯福首次派出的特使是海军陆战队埃文斯·F.卡尔森(Evans F.Carlson)上尉，此人选取了在中国的战争中“最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方面，共产党游击作战方法。他急于想弄清楚，既然共产党掌握的物资甚至比国民党少得多，他们怎么能够在华北支撑一条虽然界限并不明确但相当辽阔的战线”。卡尔森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生动叙述了他在共产党人当中发现的‘奇迹’。他们没有外援，但他们已经组织了一支以广大农民的支持为基础的游击队”。“在共产党地区看不到那种曾使国民党丧失战斗意志的失败主义情绪和贪污腐化现象。”卡尔森的结论是，“固然共产党人无疑是社会革命家，他们确实是真诚的民族主义者，渴望同美国合作以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援助共产党人将有助于打败日本，并获得中国最生气蓬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84]

美国政策中援华制日因素的加强也表现在坚持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承认并保持正常关系，对日本扶植建立“汪伪”政权表示反对。1939年11月13日，赫尔致电格鲁，通报日本驻美使馆参赞10月11日告知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汪精卫近期准备建立一个“中央政权”，11月7日，日本再次对美国国务院官员谈及拟议中的这个“政权”，赫尔表达美方对日本准备建立汪精卫伪政权的态度时说：“对于拟议中的政权，我们的看法是，这将纯粹是一个人为建造的政权，而且这一政权的存在将依赖于日本的军事支持，这一政权将缺乏中国公众任何自动和真心的广泛支持；这一政权主要被设计为服务于日本的特殊目的，恰如近些年来在日本主持下在满洲、内蒙、北平和南京建立的政权，其结果将是剥夺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其他第三国政府和人民的在华长期建造的、合法而公正地拥有的平等机会的权利和公平待遇。我们不能认知建立这样一个政权是证明日本方面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与美国信奉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相一致的路线。”^[85]1940年3月30日，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对汪伪南京政权的建立表示立场：“从1931年发生于中国各地的情况看来，在南京建立一个新政权，是一个国家通过武力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邻国的计划中的又一步骤，这一步骤将这一邻国的广大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从正常政治和经济关系割裂开来……美国政府再次声明在国际法和现有条约和协定之下充分保留权利。12年前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美国政府有足够理由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忠于和支持这一首都现在为位于重庆的政府。美国政府继续承认这个政府作为中国合法政府。”^[86]

1939年1月，英国对日本的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进行了反驳。^[87]1940年1月24日，6月21日，蒋介石政府也敦促美国不要续订日美商约，对日汪协定以及汪精卫伪政权表明美国反对的立场，对日本进占印度支那与荷属东印度的企图进行制止。^[88]美国和英国在维护太平洋核心利益方面是有共识的，利用中国抗战制约日本向太平洋方向扩张也成为美英双方较为一致的考虑。

上述美英政策的变化表明，其消极维护东亚权益战略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从完全单一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指责中日双方对《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的违背，对东亚安全的影响，危害《九国公约》签字国在东亚与中国权益的表态，开始转向有限地援助中国来制约日本。然而，应该指出，美英消极维护自身权益的东亚战略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些都反映在美英在援华抗战措施的有限性上。总之，在中国抗战与中国政府的推动之下，美英逐步增加了对华援助，这是其东亚战略开始发生改变的标志之一，与以往对中国抗战态度不够明朗有了较大的区别。尽管美英对华援助的步伐并不算大，但其积极的发展趋势是明确的，标志着中国争取的中美英结成抗击日本侵略的战略关系有了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