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引起美英社会的支持与演变

二、中国全面抗战引起美英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英美两国的民众也涌动着广泛的援华抗日的热潮，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的声援。

如前所述，“七七”事变爆发后，英国共产党率先表明了声援中国抗战的立场，并在声明中指出：“世界的和平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的防御是世界和平的防御。”号召英国工人阶级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36]1937年8月24日，“劳工党联合体国家理事会”、“商业联盟会议”以及“合作社联盟”呼吁英国政府和民众采取行动抗议日本的侵略活动，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一种无视国际法的行为。它还敦促英国政府在国联和其他条约义务之下，分别与国联尤其是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以维护对国际条约的尊重”。^[37]

英国“妇女国际联盟”的英国分部也是最早行动的民间团体之一。该组织于1937年7月15日发表声明，对中国的局势表示极为关切，并呼吁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相磋商，以采取联合行动来“阻止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英国上层的某些有识之士也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8月5日，《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李斯特·威尔勋爵的题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的公开信。信中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推行无限期扩张政策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这必然会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38]9月23日，英国民间组织“中国人民之友”发起成立了“中国运动委员会”，由英国文化界的著名人士维克多·高兰士任会长，陶乐茜·伍德门女士任秘书。高兰士是英国“左翼书友会”的领导人，她通过左翼书友会同社会各界进行广泛的联系，从而不断扩大英国国内援华的力量。“中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自身的主要任务：一是向中国提供医药和资金等援助；二是进行各类援华制日的宣传，使民众了解日本侵华及中国抗战的情况，并号召积极抵制日本商品。除“中国运动委员会”外，还有许多其他个人和团体也积极加入援华制日的运动当中。它们分别各自或与“中国运动委员会”一起开展各种活动。英国宗教界人士也对日本侵略者在华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积极召开会议，抨击日军在中国的兽行，并催促英国政府号召世界商讨办法来阻止日军暴行。

1937年9月，日军轰炸扩散到中国广东，制造了危害中国无辜平民与外国在华人员伤亡的惨剧。英国国内民众与民间组织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国家联合同盟”要求政府履行它的职责；“不列颠青年和平集会”呼吁“不要给日本以任何协助”；“国家和平议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空泛和平主义的理念，呼吁其下属的所有团体抗议日本的侵略行为；“国家劳工议会”要求政府“禁止英国公民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或向日本提供贷款”，并向民众发出了抵制日本商品的号召，此举还得到了“国际劳工同盟”和“劳工和社会主义者国际”的广泛支持。此外还有许多团体也纷纷呼吁其成员不要购买日本商品。^[39]在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则是从事援华制日运动的最主要团体。到英国政府逐渐改变其远东政策之前，英国的援华运动一直处于此起彼伏的状态。从1937年7月开始，“中国运动委员会”召开会议近三千次，发放传单约一百万份，发行了各类小册子、报刊以及新闻报道，举行重要会谈，积极抵制日本商品、拒运日货，开展“中国周”活动，开办“国际和平医院”，并支援其他在中国的组织，如“工业合作社”以及“中国红十字会培训学校”等，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艰难的情况下，开展各项活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支援中国斗争。

美国社会各界民众以及对政府有影响的团体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开始，就力主援华制日，是美国其后东亚战略转换的社会动因。1937年8月29日，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上书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美国政府对于日军侵略中国，立即援引《九国公约》及改变美国观望政策”。美国同情中国抗日的人士抗议美日间进行的战争物资交易，并召集公共集会，向报纸写信以及组织各种群众团体，表明美国爱好和平人士认为“日本是在进行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10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可悲的事实是，日本现在正在被美国和英国援助(指英美向日本出口各种用于战争的物资)，这些援助是如此的有效和重要，以至于如果没有这些援助，日本的对华侵略很可能早被迅速的制止了”。^[40]

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展以后，美国国内成立了大量的援华团体，他们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况，要求援助中国并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这些团体包括国外教士团体、集体安全提倡者、妇女社团、进步报纸、劳工组织。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援盟护国委员会、妇女选民联盟、美国女大学生社团等组织参与了推进对日禁运的运动。在美国诸多援华团体中，影响最大最为成功的团体之一就是“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夏，由教士亨利·普利兹和法兰克·普利兹两兄弟创建。该团体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各种活动呼吁美国政府和商人停止向日本出口战争物资，以便尽快制止日本侵华。受到亨利·普利兹的邀请，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担任该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故该委员会也称为“史汀生援华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发表了著名的“停止武装日本”^[41]的宣言，并考察终止向日本提供战争贷款和战争物资的途径和手段，以寻求结束日本的侵略战争。“史汀生援华委员会”最主要的努力是激发公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禁止向日本继续运送军事物资。经过长期的努力，该委员会组织民众不断的向白宫、国务院、议员以及对日出口商写抗议信。许多支持者还创建了委员会地方分会，不间断地向美国院外利益集团发送请求和抗议信。其中最大的一次运动是大约10.2万名清教徒写信要求对日禁运。随着中日战争的继续，尤其是中国顶住强势日本军队疯狂进攻、粉碎了日本短期取得胜利的图谋之后，美国民众的观点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更多人同情中国的抗战；另一方面，民众逐渐开始接受运用经济压力作为制止日本侵略的手段，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也逐渐减弱。据芝加哥大学国际法学者怀特等人1941年5月19日的统计，1937年1月到1938年3月美国报刊有关中日战争的社论大概有5000篇，其中，无一篇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也无一篇谴责中国的抵抗。无论美国新闻界还是公众舆论，都对中国的抗战表示同情，这种同情在“七七”事变以后更为明显。^[42]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之后，美国民众明显支持运用美国的物质力量支援那些反抗独裁者占领的斗争。在远东问题上，也日益要求停止向日本运送军事物资，尤其在他们得知美国的物资对于日本持续其侵略行为至关重要时，这种呼声也更为高涨。1939年春，美国民众向美国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通过禁止向日本运送物资的法律。6月16日，胡适致中国外交部电文指出，美国民众意见结果今日发表：“同情中国者74％，同情日本者2％，中立者24％；赞同不买日货者66％，反对者34％；赞同禁运军用品予日本者72％，反对者28％。”^[43]

许多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和作家通过宣传中国抗战促进了英美民众了解日本在华侵略罪行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是英美民间援华抗日活动不断高涨的一个重要引导因素。“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向西方民众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艰苦卓越的抗战功绩。爱泼斯坦作为美国驻华战地记者，奔走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采访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常德会战等。1938年秋，参加宋庆龄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国际宣传，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援助。^[44]1939年，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汇集成书——《人民之战》在英国出版。^[45]

美国及英国民间团体一方面积极为中国谋取各种医药以及医疗器材，另一方面积极在中国组建“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医疗队受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直接加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之中。美国沃尔特·贾德医生不仅在中国为抗战提供直接的医疗服务，而且在他回到美国后还积极揭露日军的暴行，热情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呼吁民众支援中国的抗战。乔治·A.菲奇夫妇在回到美国后也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战，向美国民众讲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日军在南京惨绝人寰的暴行，呼吁民众抗议日本，支持中国抗战。在抗战早期，从英国筹集的抗日款项多用于中国国际红十字会，但随着日军在中国侵略的扩张，越来越多的红十字会医院都纳入了日军的占领范围。成立于香港的“中国抵抗联盟”在经过仔细考察之后，建议这些援助应该给予中国红十字会。为解决八路军和新四军医疗物品稀缺的问题，“中国运动委员会”建议在中国建立外国援助医院，并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此举受到“中国抵抗联盟”的支持。到1938年4月，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正式建立。8月，大约有3所外国医院与“国际和平医院”建立了联系。此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可以通过这些医院获得药品和医疗设施。经过英国民众和各援华组织的共同努力，到1939年底，在中国建成4所“国际和平医院”，所有这些医院都位于中国敌后抗日战场。1939年7月1日，“中国运动委员会”再次举办“中国周”活动。除“中国周”外，还将7月8日定为“中国星期日”，以便为“国际和平医院”筹集更多经费。12月，“中国运动委员会”开办了一个专门出售中国商品的市场。这个市场出售精美的中国珠宝、丝织品、扇子、瓷器以及儿童玩具，居住在伦敦的中国女性积极参与这一活动并得到《泰晤士报》很大的帮助。^[46]《曼彻斯特卫报》也多次发表文章呼吁民众为“国际和平医院”捐资，此举受到诸多贸易联盟的支持。英国谢菲尔德市为“国际和平医院”收集香皂等其他用品运往中国，并向中国派遣医生，到1939年底共向中国派出20名援助医生。^[47]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抗战的艰难时刻，中外著名人士发起和组织了民间工业合作(简称“工合”)运动，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经济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并支持了中国敌后根据地经济。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包括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他们不仅在中国为促进中国战时工业发展做宣传推动工作，而且呼吁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工合事业。1940年7月，斯诺与夫人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请求美国给予中国工合贷款，加强中国抗战的工业基础，并说明这对保卫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的生存，维护远东的稳定、世界的和平以及美国的安全都有重要的意义。在信上签名的有美国军界将军、著名作家赛珍珠、著名哲学家杜威等美国知名人士。1941年初，美国卡尔逊少校作为美国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代表，考察了中国东南7省的工合运动。美国人普艾达女士积极投身于工合运动，到香港帮助组织“工合”国际委员会，并受宋庆龄委托去美国开展工合推动活动，在纽约成立了“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通过努力使罗斯福总统的夫人担任了该会名誉主席，原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任主席，委员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美国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等主要城市也成立了促进中国“工合”运动的机构。斯诺夫妇在菲律宾组织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美国驻菲律宾高级官员麦克纳特的夫人担任主席。这些机构除了宣传中国工合运动外，主要任务就是为运动争取捐助与贷款。据统计，“从1938年工合组织建立到1945年底，中国工合事业共获得贷款、捐款折合中国法币1.8亿元……而由美国各界人士通过美国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以及全美战争基金委员和美国援华联合会捐助的为1.2亿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工合运动得到很大发展，全部经费来自于海外华侨和美国人士。美国技术人员在运动中靠国际合作建立起来的培黎学校中担任教员，培养中国技术人员。^[48]

从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在美国民众抵制日本商品的情况下，美国从日本进口的货物由前一年的2.04亿日元下降到1.52亿日元，下降幅度达到26％。其中在美国东北部，抵制日本商品的运动最为强烈。1937年年底美国军舰“帕奈号”被日军击沉后，引起了美国民众极大的气愤，抵制日本商品的运动也发展得非常迅速。中产阶级、劳工以及专业团体是最积极的抵制者。此外有无数各种各样的组织支持民众的抵制运动，包括制造商协会、劳工联盟、退伍军人组织、教会、教士团体、消费者团体、社会服务协会、基督教女青年会、青年组织、学会团体、共济会、和平社团、进步组织以及一些特别为宣传抵制运动而成立的组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抗议日本侵略抵制委员会”和“美国和平与民主联盟援华理事会”。^[49]他们在商店橱窗上粘贴海报，在汽车上粘贴拒绝日本商品的标语，在电台演说，在杂志上刊登广告，发放宣传册、传单，举行大众集会，焚烧日本商品，呼吁大学女生不穿丝袜，等等，以号召民众起来抵制日本商品，抗议日本的侵略行为。1938年10月，美国民意调查协会公布，有37％的美国人支持抵制日本商品。抵制的商品包括从日本进口的玩具、电灯、洋娃娃、金枪鱼、蟹肉、瓷器、陶器、毛刷、棉毯、针织品以及其他棉织品等。它们占当时美国从日本进口商品的23％。到1938年10月，这类商品的进口大概减少了0.202亿日元，占整个进口的43％。^[50]其次是生丝，占美国从日本进口商品的52％，也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到1938年10月，其进口量由1.06亿日元下降到0.86亿日元，降幅达22％。^[51](www.xing528.com)

在披露日军在华暴行和宣传中国抗战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英美传教士。相对于美国驻中国记者数量之极少，美国在华的教士则非常多。当时的美国几乎所有的社区都有一座或几座教堂，每一教堂都会资助一名或几名在国外的传教士，这些在国外的传教士大部分都在中国工作。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孤立主义分子强烈要求撤走在华的美国公民，以防止美日之间产生冲突。然而教士阶层拒绝撤出，他们要求继续在中国工作，为中国的抗战提供精神和物质层面的支持。在中日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国务院就要求在华教士撤回美国，然而随着战争的继续，在华教士及其在美国国内的组织认为有必要继续留在中国。到日军占领长江流域时，从中国撤出的教士还不到其总数的10％。他们每年都向资助他们的教堂邮寄大量的信件，从而使许多民众了解到中国的情况。这些来自中国的信息对于形成民众对华态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外，每年从中国回国的传教士都会接触大量的民众，他们向民众讲述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民众切身感受到中国的状况。许多有影响力的教士还在他们的支持者、友人中建立广阔的信息网，将大量来自中国的信件油印出来发放到全国各地。同时，一些教士和宗教刊物也会定期刊载这些信件。这些寄回美国的信件，揭露了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残杀平民，烧毁房屋，拆散家庭，轰炸平民区。一位美国教士在见证日军南京暴行后，在寄往国内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是圣诞节前夜。我应当从12月10日说起。在过去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南京遭受了日军的包围；中国部队撤出南京，日军占领了这个城市。到那天为止，南京还是一座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美丽的城市。但今天，它已是一座遭受蹂躏、被洗劫一空的废城。这座城市已经处于完全的无序状态，日军到处横行，他们强奸妇女、杀害平民，随意驱赶外国人，因为他们不想他们的暴行曝光于世人面前。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在如此寒冷的冬天抢走穷人最后的衣物，眼睁睁看着日军将成千上万放下武器前来寻求避难的军人以及无辜的平民带走当做练习刺刀的活靶子。当无数的妇女跪在我们面前请求你帮助她们时，我们却无能为力，无法将她们从那些禽兽中解救出来。当我们看着我们的国旗被一次又一次的凌辱的时候，只能呆呆站在一边。我们的住所被烧毁，我们深爱的并打算为之奉献一生最好时光的学校也被日军烧毁，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人间地狱。”^[52]

美英民众及团体还积极呼吁抵制日本商品。1937年9月30日，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在怀特菲尔德大礼拜堂举行了第一次公开会议，会议号召对日本实施全面禁运并抵制一切日本商品。9月28日，日内瓦国联会议的失败以及是年11月底《九国公约》签字国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国联及相关大国没有能达成对日采取行动的决议，更触发了美英民众抵制日本商品的运动走向深入。“妇女国际联盟”等团体提出，在政府不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应号召个人抵制日本商品。随即，各项抵制日本商品的运动自发展开。“伦敦合作社”和“皇家军工合作社”开始禁止购买日本的商品，许多其他的团体也相继加入这一运动的行列。^[53]1938年1月15日，“劳工社会主义者国际”和“贸易联合国际同盟”在布鲁塞尔召开联合会议，号召所有工人联合起来抗议日本的侵略，抵制日本的商品，并向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压力以“履行他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与此同时，“美国和平与民主联盟”报道了大量的美国公民和劳工组织积极支持抵制日本商品的消息，认为抵制日本商品将有利于维持“人道主义、和平与民主”。^[54]2月5日，一些组织在伦敦举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抵制日货游行，示威游行的队伍覆盖了伦敦26个行政区，各组织还将这一天定为“抵制日”。2月9日在牛津大街再次举行抵制游行，并用货车向民众发放援华和抵制日本商品的传单。2月12日，“国际和平运动”在伦敦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来自21个国家的约8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如何“挽救中国、挽救和平”。会议报告重申消费者和政府都应该抵制日本商品。与会的飞利浦·诺埃尔·贝克承诺将向议会提起一项议案：将所有来自日本的商品明确标上“日本制造”，而不是仅仅只笼统印上“外国制造”，以便于消费者进行区分。该法案最终在1939年生效。随着中国战事的发展，到了8月，又相继有更多的商家加入了抵制日本商品的行列，其中有一些是先前不愿抵制日本商品的商家。“中国运动委员会”发起了圣诞节抵制日本的玩具的运动，其后又抵制日本的丝织品。《儿童报》也参与到这一运动中。该报专门给出一个评论版面呼吁儿童和父母不要购买日本的产品，尤其是日本的玩具，并希望他们向“中国运动委员会”捐资以便开展援助中国的活动。《新闻纪事报》、《先驱日报》、《曼彻斯特卫报》、《工人日报》以及《明镜日报》等也参与到抵制日本商品运动之中。《工人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你的消费与谋杀》的文章激发人们参与到抵制日本商品的运动中，并告诉人们如何去抵制日本商品，选用其他的代用商品。到1939年2月，“拒绝丝织品”运动达到顶峰。

据统计，由于英美民众抵制日本商品的运动，到1939年3月，日本对英出口贸易比前一年下降了约23％。其中，日本出口最主要的商品生丝下降51％，玩具下降43％，毛织品下降25％，灰布下降64％，鱼和鲸油下降50％。日本对美出口的商品大约下降了1500万日元，占美国从日进口总量的7.4％。除英美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也开展了抵制日本商品的运动，其中包括法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由于所有这些国家民众开展的援华抵制日本商品运动，日本总的出口下降了约8000万日元，降幅达14％。^[55]

总之，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美两国的一些教士、进步记者、作家等客观报道了日军暴行和中国抗日的情况，使英美社会民众更深入地了解到日军的在华暴行以及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同时采取各种行动声援中国，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间接或直接地给予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与物资援助。

美国及英国民众对美英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奉行的绥靖纵容政策提出强烈的批评，要求本国改变这一政策。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教士阶层就开展了一个反对向日本运送潜在战争物资的抗议运动。大量的信件质问为什么美国政府和商人要向日本提供诸如飞机、钢铁、石油制品等战争物资，用来侵略爱好和平的中国。一个教士在目睹日军轰炸西南联大后写信说道：我们这些经历了这场轰炸的人很想知道，美国还想在多长时间内用那些军事物资支持日本的侵略？^[56]许多人士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来阻止对日本的军事物资出口。他们声称，向日本出售这些物资违反了道德准则；并认为，由于日本经济的脆弱性，美国的经济制裁非但不会引发战争，相反还会迫使日本很快放弃对中国的侵略。许多妇女组织也积极参与到停止向日本输送战争物资的运动中。1938年10月，美国“国家战争起因与对策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其成员组织恳请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售武器。该决议宣称：“至少我们可以拒绝向那些弃绝运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国家出售我们的商品。我们不想从这种交易中获取利润。”这个决议从道德层面清楚指明了这种贸易的性质，也从道德层面要求停止这种贸易。1939年2月，“国家战争起因与对策委员会”向其成员组织发表了一篇名为《采取行动》的文章，要求他们采取行动敦促议会修改中立法，“并对违反条约发动战争的国家就主要的战争物资实施禁运……这种修订将能使政府可以禁止商人继续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57]该委员会要求对日禁运的主张受到许多其他组织的支持。1939年4月，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的刊物发表文章谴责美国政策的虚伪性，指出：“由于大量美国物资运往日本，美国一方面将自己置身于直接协助日本侵略的最主要国家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在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58]

美国民间组织的许多会员谴责美国向日本出口石油、废钢等战争物资是在参与日本的侵略行为，这种贸易应当停止下来。其后，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指出，由于日本公然破坏1922年《九国公约》关于尊重和维护中国领土统一的原则，建议支持制定对日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禁运的法律条文。该协会认为，尽管禁运可能会存在危险，但如果继续向日本的战争机器提供援助会更加危险。因此他们也要求修改“现款自运”(cash-carry)的政策，以避免日本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资源。1939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1911年签订的美日通商条约将于6个月后失效，此举受到社会各界极大的欢迎，他们希望在该条约到期后不要再与日本签订新的通商条约，这样美日之间的贸易将不再受到保护，美国可以运用其经济武器对抗日本的侵略行为。然而此时美日之间的贸易没有丝毫减少的迹象，由于没有政府明确的禁令，商人可以在没有美日条约的情况下继续发展贸易。因此一些援华团体的主要领导人依然批评美国的远东政策。在英国，由于政府没有明令停止对日贸易，各港口的装卸工人通过拒运日货运动来援助中国。他们认为英国继续保持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并向日本出口各种战争物资是在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因此他们拒绝为来自日本的船只卸货，也拒绝为开往日本的船只装货。1938年1月21日，米德尔斯布勒港口的工人拒绝将运往日本的废旧钢铁装船，他们指责说，这些钢铁“是用来杀人的，是用来杀中国人的”。^[59]

英美民众要求停止对日贸易的运动，不仅加深了人们对远东形势的关注，同时也对英美两国政府对日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1938年后，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坚持和中国抗日战场的稳固，加上美国国内民众的推动，美英开始改变为了维护自身在华利益一味迁就日本的绥靖妥协政策，在援助中国方面有了较为积极的举措。1939年底，美国宣布终止1911年的《美日通商条约》，约有19.1％的商人赞成对日采取强硬立场或有效的武力威胁。1940年《美国出口商》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已不再安全，欧洲的极权主义国家已经武装到牙齿，美国只是庆幸自己被大洋隔在冲突的地区之外。”此后又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是一笔昂贵的、极端令人头痛的生意，但如果想成就伟大的目标，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敦促商人“以最快的速度协助国家”进行武装。^[60]法国败降与法西斯轴心联盟建立后，英美东亚对日抗衡政策的总体趋势确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日本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制裁。就国内因素而言，这显然与美英民众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就坚持的援华制日立场和长期不懈的努力分不开。

美国民众也强烈呼吁修改美国国会的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抗战初期影响美国援助中国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中立法的存在。中立法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产物。美国国会为了防止美国再次卷入国际冲突，分别制定和修改了1935、1936、1937年的中立法。修改法案规定，在战争的情况下，美国不向任何一个交战国出售武器或提供贷款，并且其他的任何贸易也必须基于“现购自运”基础之上。因此，美国国会为美国制定了一项孤立主义的和“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61]中国抗战爆发初期，该中立法将中日双方同等对待，不分侵略国和被侵略国。其后该法案修订的规定“现购自运”条款也有利于日本从美国购买大量的战争物资，而中国却无法以战争中被侵略国的身份得到美国的援助。因此，在中国抗战期间，进步的美国团体也一直发起各种运动要求政府修改中立法。1939年8月，美国“全国妇女选民联盟”主席路易丝·伦纳德·赖特拒绝与“国家防止战争委员会”一道说服罗斯福总统对远东实施中立法。她指出：“我坚决认为，如果世界要和平，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侵略者进行惩罚……我们每个人都赞同……如果在远东实施中立法，那将有利于日本——这场冲突中明显的侵略者。因此，我无法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实施中立法是一件正确的事。”斯顿指出，美国继续实施中立法只会有利于侵略国，因为它们之前已经为战争做了准备。同时由于日本的工业体系比中国更加完善，中立法的武器禁运对中国的打击将比日本要大得多，而现款自运条款又无法阻止日本从美国进口其战争工业所需的稀有物资。^[62]在亚欧国际形势日渐严峻的情况下，这些组织要求政府和民众抛弃和平的幻想，修改中立法，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加以区分，更加积极地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可以说，这些对美国根据国际局势最终放弃中立法是一个国内的推动，对中国抗日战争也是一种间接的支持。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于东亚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最积极的中国抗日战争，美国与英国民众抱着同情与支持的积极态度，并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中国人民极大的国际道义支持。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美国及英国民众支持中国抗战的运动也就更深入，是推动本国政府向援华制日方向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美英民众的努力，会同中国抗战所体现的战略价值，共同推动美国的东亚战略的总体方向朝着抗击法西斯方面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