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面抗战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一、中国全面抗战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的壮烈历程。7月15日，朱德在《解放周刊》发表《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全面分析了日本侵华所存在的困难，指出：“联合各党各派各军一致抗日的口号应立即变为实际行动！团结一切力量，动员一切力量，武装一切力量，奔向全国一致对日抗战的总目标！”^[1]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讲话，表明不再与日本妥协，进行坚决抗战的立场，声明：“我们即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蒋介石还提出在中日交涉中“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的立场。7月29日，蒋介石在与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表示：“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唯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8月1日，宋美龄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成立大会上指出：“凡是自爱的民族所能忍耐的，我们都已经忍受了，我们不要再迟疑，要勇往直前，用尽我们的全副力量，来救国家的危急……国家最后的胜利，无论延迟到那一天，终久会达到目的，我们一定能扫清重重叠叠堆在我们心头的日历的国耻！”^[2]7月23日，国民革命军29路军全体官兵在复沪各团体的电文中坚决表示“保卫国疆分所当然”，“本军受国家人民付托之重，保卫国疆，几不容辞……凡我官兵，慷慨赴义，分所当然”。^[3]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后，根据中国国力贫弱的国情，要将兴起的抗日战争坚持下来，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应有的贡献，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确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组成有效制约日军的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日战场的支撑点之一。1937年8月1日，毛泽东提出《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4]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加深八路军指战员对这一方针的理解，保证顺利实现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并使友军也了解与同意八路军的这一方针，毛泽东于1937年9月间多次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等，进一步阐明战略方针，并从战略原则、战术方法、动员民众、社会改革、军民培训等层面作了详细部署，为在敌后展开规模广泛、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建立起各区域相互独立又相互依托的游击战争网络和敌后抗日战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37年末，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相继陷落。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5月，毛泽东总结了抗战10个月以来的经验教训，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从理论上完整地阐述了在中国特殊环境中，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没有现代化的国防，“但是却处于进步的时代”，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持久的游击战争，就能战胜敌人。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土地广大，日本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据某些城市和交通要道，广大农村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活动的地盘。第三，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就能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因，“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5]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即埃塞俄比亚Ethiopia)、西班牙(Spain)内战的教训为例，说明消耗型阵地战不利于中国抗战，而“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6]1937年9月，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作战，首战平型关，全歼日军第五十团一部，打破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年11月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敌后战场。1938年五六月，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在华中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6个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增加到181700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如火如荼，加入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洪流。东北少数民族加入抗日游击队和抗日联军。蒙汉抗日游击队活跃于大青山、平绥铁路及公路沿线。回民组成的抗日队伍在陕甘宁边区和山西地区、冀中地区等地立下赫赫战功。广西、云南、海南岛、新疆、台湾等地都有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及各种形式的斗争。^[7]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正面战场进行了一系列的保卫与防御作战，并于1938年3月间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与敌后战场一起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国民政府还致力于从事大后方建设的各项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准备和经营。据杨格(Arthur N.Young)统计，国民党政府从沿海和长江流域向中国西南腹地转移600多家工厂，120000吨工业设备和工业成品。^[8]这些为持久作战打下基础。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正面战场的大体防线形成。同时，中国也积极进行外援通路的建设。到1938年底，中国除了原来的苏联援华路之外，也建成了滇缅公路。这对于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防御体系的维持，坚持持久抗战无疑是有利的。从1937年11月太原会战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期间，中国两大战场相互支撑的、稳定的持久抗战战略格局就大致形成，同时也标志着日本短期占领中国的战略意图彻底破产。这期间，虽然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正面作战失利，但共产党在敌后建立起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大致形成了敌后制约日军的战场格局，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组建大后方的防线。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作战，也支持了共产党在敌后的战略行动，使日本不能倾全力进攻和摧毁中国任何一个战场，这是中国战场在艰难情况下得以坚持的基础之一。

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启和与日本侵略军相对峙的中国战场，破灭了日本短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由此奠定了中国在国际范围内的战略地位，也奠定了中国抗战外交的基础。对中外关系来说，标志着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走出单纯依赖国联和西方大国来解决日本侵华问题的传统弱势外交的怪圈，增加了中国政府在国际上说话的分量。面对法西斯祸水横流的世界整体危险局面，受到威胁的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都不可能在战略对策中忽略中国。同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以寻求外援为中心外交的意义，就不是消极被动的求援，而是具有了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际战略合作的意义，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外交的空间和内涵。而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外交，虽然充满艰辛，还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平等的状态，但已是带着强烈的互存、互利、互助的战时特点。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展并得以坚持之使然。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展和坚持，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毛泽东在1937年10月25日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力气唾手而得东四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9]

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行动起来援华抗日，并作出决议号召对日本实行“群众制裁”。苏联《真理报》从“七七”事变到1937年底，发表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和评论达108篇，表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10]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略中国，赞扬中国抗战，并预言“日本军队在一夜之间能够占领几十个城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1]1937年9月25日，《真理报》文章赞扬中国八路军平型关大捷说：“八路军的斗争及其丰功伟绩，鼓舞着全中国人民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12]《俄文每日新闻社》在1937年8月16日致宋庆龄的信中说：“我们正在准备与中国携起手来，和中俄之敌人斗争。”^[13]苏联许多青年表示：“假如中国需要自愿兵，只要一下命令，保管一天之内，就有十万人去报名。”苏联援华空军大队长库里申科说：“说实话，我像体验着我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我每当看到日本飞机炸毁的建筑物和逃难的人群就难过。”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行动起来援华抗日，对日本实行“群众制裁”。法共《人道报》载文说：“中国民族为保卫领土……兹已一致奋起，决心抗战。全世界进步分子咸向之表示同情。”“七七”事变爆发后，英国共产党迅即表明了声援中国抗战的立场，并在声明中指出：“世界的和平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的防御是世界和平的防御。”号召英国工人阶级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14]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于7月14日发表社论指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中国人民必须得到援助”。一周后，该报再次刊载文章指出，“战争已经在中国爆发”，呼吁民众对中国局势的关注。8月21日又登载英共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号召英国工人阶级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并主张拒绝装卸日货和英国输出日本的货物，敦促英国工党采取援华措施。日本共产党1937年8月15日号召日本士兵不要充当法西斯的炮灰，并热情赞扬中国抗战。^[15]苏联公开在国联中支持中国的申诉，明确主张国际社会集体制裁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印度、马来亚、菲律宾及其他亚洲国家，南非、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以及各界人士也纷纷要求政府停止对日本输送战争物资，发动抵制日货、为中国抗战募捐、声援中国抗日战争的运动。许多国家派遣援华志愿队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战。^[16]

世界各国自发组织民间团体声援中国抗战，很多外国友人亲赴中国投入战斗。1938年1月，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加美援华流动医疗队到中国。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筹建了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奥地利工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拒运军火赴日的斗争。^[17]加拿大民间建立援华委员会、中国战时救济基金会、医药援华委员会、反战大同盟等组织，进行援华宣传与募捐。在淞沪抗战中，德国旅沪侨商总会主席普尔兴于1937年8月27日代表上海全体德商向上海市长捐助17510元法币，以救助中国战争难民。^[18]英国“民权保障会”发起成立“援华会”，开展声援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法国“人民阵线”的政府在贷款和打通印支援华路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法国民间成立多个援华组织，如中国人民之友社、法国援华委员会等，并推动法国议员在议会中组织援华集团，有一百多名议员参加。^[19]法国记者蕾娜1938年8月21日向世界广播，介绍“在中国所见的一切”，告诉世界中国的团结统一、日本正处于危机、中国抗战热情高涨、日本在中国的轰炸罪行、中国长期抗战的胜利趋势等，并呼吁世界及法国人民，对中国不应再袖手旁观，应对侵略者进行有效制裁，积极援助中国抗战，认为“救中国即所以救世界，援助中国人民即所以救助自己”。^[20]

中国抗战唤起了美国人民的同情和尊敬。美国各阶层民众通过召开公共集会，向报纸写信以及组织各种群众团体等方式进行援华活动。1937年8月29日，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上书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改变美国观望政策”。11月5日，美国劳工联盟领袖发表声援中国抗战的演说，热情地赞扬中国抗战“是世界上最顶光荣的一页”。他强烈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的纵容政策：“如果我们默许日本帝国主义，以其全部新锐的武器来对付中国民众而毫不牵制它，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侵略，并给美国种下祸根。”“我们再也不能让美国被日本用来作为进攻中国民众的根据地。”^[21]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西班牙、瑞士、瑞典、印度、马来亚、菲律宾、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古巴、墨西哥、阿根廷的各界人民都有不同程度的支援中国抗战、反对日本侵华的运动和活动。在华朝鲜、越南的抗日组织和武装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在华日本人也建立反战组织。援助中国抗日的声浪遍及全球各大洲的国家、地区。此外，国际群众组织如“反侵略运动总会”、“国际工会联合会”、世界学生联合会、国际红十字会、世界青年大会等组织也都积极开展了援华运动。^[22]1937年9月8日，国际工会联合会发表宣言称：“中国为遭强暴者不断威胁，不得不起而抵御，以期打破其侵略之迷梦，跻世界于和平。”号召采取有效办法声援中国，制止日本侵略。^[23]12月13日，世界著名学者如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罗曼·罗兰联名发表宣言书，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运动，直到日本放弃侵略政策为止。^[24](www.xing528.com)

“七七”事变后，英美等国人士访问陕甘宁边区形成高潮。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使节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记者霍尔多·汉森、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毕森、《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力普·贾菲、摄影师哈里逊·福尔曼、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的英国人詹姆斯·柯乐满、加拿大人雷克难、美国人莫莉·雅德等人相继到访延安。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解放区建设和敌后战场的抗战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25]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早在1936年访问陕北苏区，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积极支持和掩护中国爱国青年的抗日活动。1938年他和妻子海伦·福斯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捐出自己全部私人积蓄，支持中国抗战。美国合众社记者依斯雷尔·爱波斯坦“七七”事变后在华报道战争真实情况，1939年汇集成《人民之战》一书在英国出版。^[26]

中国如此引起世界的瞩目，原因如吴玉章1938年4月25日对记者谈话中说：“我们因为有了国共及各抗日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树立而坚决抗战，我们才能得到这样广大的国际同情。”陶行知先生在谈到国际援华问题时也认为：“最主要的是我国的国际地位因抗战而提高。由被人轻视转到特别尊重。”^[27]

海外华侨热切关注和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当时全世界约有800万华侨，有一半以上的人参加了各种不同方式的援助祖国抗战活动。据中国国民政府侨务部门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到1940年初，华侨捐献的各种物资总数达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战时回国服务的各类华侨团体有数十个。参加中国空军的归侨有数百人，不少人血洒蓝天。南洋华侨带头发起抵制日货运动，日矿的大量华工纷纷离矿罢工。美国华侨多次掀起阻运废钢铁到日本等援华运动。纽约华侨组织发起的抗日援华的“中国周运动”，参加和响应者达百万人之多。欧洲英、法等国的华侨纷纷加入当地援华组织，参加各种大型国际会议，协助中国使节开展抗日外交等活动。不少华侨青年克服重重阻力，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为敌后抗日战场和解放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华侨总会海外华侨还捐献大量药品，组织一批批医疗救护队回国效力。中国共产党热情赞扬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所有这些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认为：“海外侨胞为抗战建国力量之源泉之一……抗战期间，其重要性尤倍于往日。”^[28]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展和坚持，对世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影响，就是促使了远东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局部战争走向全面战争的。在多种因素，特别是西方绥靖政策的影响下，除中国抗日战争之外，欧洲非洲的局部战争都未能阻止住法西斯战争祸水的蔓延，归于失败。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意大利法西斯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1939年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法西斯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的成功，使欧洲、非洲的局部战争不断升级，迅猛地向世界大战发展。1939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波兰，终于将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世界战争。从1935年到1939年，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不可遏阻的现实，特别是法国的短期败降，大大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使国际关系格局的力量重心向着法西斯方面倾斜，并成为全球战争的先导。苏联改变“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立”态势，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表明了对中国抗战声援的立场，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战略支持关系由此建立。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也是对国际绥靖主义的批驳。在局部战争阶段其他弱小国家的失利，既是其自身的民族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因为造成的结果是都成为了法西斯走向世界战争阶梯，中国的抗日战争改变了这一似乎成为定律的普遍现象，不仅使中国避免了亡国的灾难，同时也改变了日本世界战略的运行轨迹，成为反法西斯战争战场格局的先导，极大地抑制着法西斯世界祸水横流的趋势。

“七七”事变爆发伊始，中国国民政府就派人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谈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中苏互助条约一事，并于1937年8月21日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率先援华。当时的法国报纸评论中苏条约是“插入日本蛮牛颈上的一支火箭”。^[29]关于中国抗战对苏联的战略价值，1938年初，斯大林对访苏的中国行政院院长孙科坦言，他“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30]这如实地说明了中国全面抗战形成了东亚制约日本侵略的全新格局，以及进一步构建中苏相互支撑的战略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与长远的意义。为了支持中国抗战，苏联帮助修建了从苏联境内的萨雷奥泽克到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再到甘肃兰州全长2925千米的公路，援助中国军事物资。1937年10月17日，苏联第一批军用物资紧急运往中国。随后，4艘大轮向中国运送各式机枪、大炮、弹药以及航空和装甲设备约6万件。第一批由苏联志愿飞行人员驾驶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开始起程飞往中国。^[31]此后苏联空军直接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保卫南京、武汉、南昌、广东、兰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做出了杰出贡献，甚至远征台湾。苏联还在国联会议上声援中国，呼吁经济制裁日本；并大幅度削减与日本的贸易，禁止向日本出口军事战略资源，并以货易货的方式贷款给中国。1938年10月以后，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1938年两次对华贷款1亿美元，1939年4月，斯大林会见中国代表孙科，询问了中国的抗战情况，欣然同意向中国提供1.5亿美元，并嘱苏联对外贸易委员会委员米高扬同孙科签订合同。后继续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以购买各种军用物资。^[32]1941年苏日条约签订后，苏联也没有放弃对华援助。而中国则一如既往，立足于自身的艰苦努力坚持抵抗，缓解了苏联的安全压力。

苏联援华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中国战场则牵制了日本北进苏联。1938年2月，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八路军作战》文章中谈到，日本全面侵华使其“军事上的效能已发挥到最高度。据国际最精确的估计，日本能出动前线的兵力不过二百万人，现在出动到中国来已有四十五万人，伤亡已过十万人，连补充兵额，总计出动已将近七十万人。而它可能出动到中国来的兵额，决不能超过其出动总数的三分之一”。^[33]日本近卫内阁的智囊机构“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承认，由于“我国正倾全力设法迅速解决中国事变”这样的事实，“不应该对苏关系上分配超过必要的程度的力量……我国至少要排除采取攻击的态度”。^[34]总之，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中苏相互支持共同对峙日本的战略格局逐渐形成，苏联东部安全比之其欧洲方面的基础更加坚实。这是中国与苏联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苏战略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对构筑起东亚抗击日本的格局的影响极为重大。美国及英国也不能固守以往的消极对日战略。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启和坚持下来时期，在东亚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和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美英苏之间，开始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没有过的相互之间的频繁外交往来，这种远东大国之间关系的演变，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际格局的新变化。美国学者入江昭曾指出：“中日战争使世界主要强国重新组合……它导致苏联与英美二强互相更关注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联合作出反应以抑制日本。”^[35]

总之，中国抗战制约了日本法西斯的战略步骤，鼓舞了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的信心，同时也开通了反法西斯大联合的航路，中国抗战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必将深刻地影响美英东亚战略的调整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