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侵略中国初期美英消极维护东亚权益的战略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期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美英的绥靖妥协推动了日本在中国大陆步步南下，中国处在被日本蚕食殆尽的危险边缘，而美英在远东太平洋的战略态势也极为被动。英国是国际联盟的主导者，也是在中国有着头等利益的西方大国，从国际关系层面讲，英国的态度和政策举足轻重。但是，由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力衰竭，勉强地支撑着庞大的帝国，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对英国在远东和中国的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的挑战，其应对明显力不从心。同时，日本侵华是向华盛顿体系展开全面冲击、彻底破坏东亚秩序的第一步。对美国而言，面临的将是东亚结构性危险，其未来发展趋势涉及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因此，作为华盛顿体系的主导国美国的战略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关系着日本侵略的未来走向。但是，在日本实施战略步骤的初始阶段，美英的应对是迟钝的，采取了消极维护自身东亚权益的战略。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期间，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在处理“事变”上采取了对日绥靖妥协的政策。1931年9月21日，中国将“事变”问题诉诸国际联盟，作为主导国联事务的英国持消极态度，对于事变的处理态度完全依据自身在华利益的维持程度。国际联盟的决议则是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11月英国内阁决定，英国远东政策“应该是一种和解政策”。“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促成和平解决，使我们自己避免卷入任何一方。”[19]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在下院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对日本只能用“友善与协调的方法”。[20]在中国政府代表向国联提出起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后，英国先是不分是非曲直，要求中日双方停止冲突，撤退军队。为了阻止国联作出制裁日本的决议，英国采取了以下偏袒日本的措施：一是明确表明反对在国联通过制裁日本的决议；二是对国联进行情报封锁，精心挑选向国联提交的情报。11月13日，英国官员范西塔特(Vansittart)写道：“我们得到的情报绝大多数无疑是非常不利于日本的。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披露它们是不明智的。”[21]
美国则是担心日本完全放弃20世纪20年代以来它所奉行的与美英西方国家的“协调”外交。美国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最初反应是关注“门户开放”原则，自身在华权益是否能够维护的问题。由于美日之间经济上的密切关系，美国更重视所谓远东美日之间的“友好”、“协调”关系。美国总统胡佛坚决反对制裁日本，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是“恢复秩序”，美国不能提出“异议”。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斯坦利·霍恩贝克(Stanley Hombek)将日本侵华视为中日争端，反对美国参与国联活动。其观点得到胡佛的支持。[22]美国驻华公使纳尔逊·T.詹森(Nelson T.Johnson)在1931年9月21日给美国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Henry L.Stimson)的电文中阐述自己的看法时曾认为，日本军人的这一行动是有预谋的。[23]但是，詹森的看法在当时却不为美国上层人物认可。以推行所谓对美英“协调外交”著称的“稳健派”代表人物日本外相币原重喜郎，由于反复宣扬美日亲善，深得美国的好感。美国也由此一直将日本在中国的武装挑衅活动看成是日本军方的激进分子所为。9月22日，史汀生对日本驻美大使谈到，他始终对币原重喜郎以及他对和平的企望充满信心。史汀生表示，鉴于币原与日本一些军人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因此，他目前正在做的就是努力加强币原的地位。[24]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文中认为：“处理中日争端，必须克制……有一点压力，不论是军事的或经济的，我相信都会促使(日本)全国团结成为军部的后盾，以致完全压倒稳健派势力。”[25]
但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继续扩大侵略的行径使史汀生不能不重视事变发展的趋势。1931年10月11日，史汀生致电美驻日代办内维尔(Neville)，让其向币原外相提出，美国国务卿“认为(日本)轰炸锦州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希望澄清这一问题。[26]10月20日，史汀生指令内维尔以照会形式将美方文件交给日本外相，内称，“希望中日两国制止任何可以导致战争的行动，并且在最近的将来能寻求用和平方法……解决目前的争论问题”。[27]国联和美国的态度，都是试图在中日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姿态，根本不敢正视日本侵略的事实。这样，所谓依据《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维护中国主权、领土与行政完整就完全是空话。10月24日，国联行政院作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最为“强硬”的决议，即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将军队撤退到“南满”铁路区域之内，但是，决议仍然没有谴责日本为侵略者。而美国国务院坚决反对这项规定时间限制的决议，担心会刺激日本人民的“爱国热情”，从而加强日本军部的势力。其后日本在东北南下扩大侵略，美国方面也明白了日本所挑起的不是一次偶然性的事件，但是美国政府经过讨论，决定谨慎反应，并与国际联盟保持距离。[28]11月19日，美国驻日内瓦(Geneva)普遍裁军会议代表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s)对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团长松冈洋右说：“美国了解日本的利益和困难，(美国)国务卿对日本并无敌意，反而确信日本最佳利益之所在，恰如确信美国在一些条约和世界和平利益中的权利和责任……假如日本采取积极态度，在世界各国的道义支持下与各国合作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会得到非常有益的机会，日本应当抓住这个机会。”[29]
可以说，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最初反应是将“事变”看成日本的一般扩张问题，关注的是美国权益的维护，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史汀生“不承认原则”(Stimson Doctrine)的提出。1932年1月7日，史汀生致电美国驻日大使福勃斯(Forbes)，让其代表美国政府向日本外务省递交照会，照会中称：“……鉴于目前局势及美国在该地区(中国东北南部地区——作者注)的权利及义务，美国政府认为有责任通告日本帝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既成事实情势的合法性，也将不承认由中、日两国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代理方所订立的有损于美国，或者有损于美国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也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有损于有关中国的国际政策，即普遍认知的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条约或协议；也不准备承认可能与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三国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Pact of Paris)的条款和义务相背离而造成的任何局势、条约和协议。”[30]照会是向中日双方提出的。内容不是谴责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关注的重点是美国在华利益的“门户开放”政策及条约权利。史汀生则把“不承认原则”称为对日本的“心理战”，吓一下日本。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这种做法除了一无所获外，别无它得。他引用英国爵士卡赛尔的话总结说：“如果我们依赖的是舆论的话，那末，我们全部的错事均在于此。”[31]
但是，即使对美国的“不承认原则”这样一种对日本没有任何制约的宣示，英国也采取了不配合的做法。在日本攻占了中国东北的锦州后，史汀生认识到事态严重，他希望与英法同时对日本和中国发出照会，不承认日本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1932年1月5日，英国驻美大使罗纳德·林赛(Ronald Lindsay)把美国的这一要求通知了英国外交部，遭到了英外交部远东司官员们几乎一致的反对。史汀生只好在1月7日单独发表“不承认原则”的政策声明。声明发表后，史汀生仍指望得到英国的配合。1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对日本驻英大使继续重申：“‘门户开放’原则对于在满洲(中国东北——作者注)的国际贸易来说是受到华盛顿九国公约保护的，英国认为这一原则是最为重要的……充分注意到日本(1931年——作者注)10月在日内瓦国联理事会上的表态：‘日本在满洲没有领土野心；但是有至关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对于各国在满洲的经济活动而言，平等机会与‘门户开放’原则是受到保护的。日本首相在12月28日也说日本将遵守‘门户开放’政策，欢迎外部在满洲参加与合作开办企业。”1月9日，西蒙在给林赛的电文中称，对于日本的表态，没有理由怀疑。[32]3月，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分割中国领土与破坏中国主权的“满洲国”，英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受到进一步打击。但是英国只是希望日本维护英国在东北的权益，认为应尽量避免与日本的经济冲突，认为“经济战争是最坏的战争形式，英国不能实行”。[33]
在美英上层中还有从意识形态为基点看待国际问题的人士，认为或者希望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进一步发展是北进苏联。格鲁为日本辩解说，“日本许多当权人物虽曾助长侵略行动，却抱有自以为防御的心理”；“我坚持认为他们的力量是扎根于一种防御的态度，即恐俱俄国，担心日本的安全”。[34]胡佛说得更直截：“如果日本人对我们公开声明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定……除了北方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接壤外，还要处在可能布尔什维化的中国的侧面，那就使我国的生存受到威胁，所以，请你们给我国恢复中国秩序的机会。如果他们向我们公开声明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能提出异议了。”[35]英国总参谋长米勒(Millor)指出：“日本对‘满洲’控制的扩大比不可避免的另一种结果——苏维埃影响的扩大对英帝国的危害要小。”[36]英国阿舒尔(Ashur)爵士则在上院公开表示，英国必须使日本的扩张不是向南而是向北。[37]英国驻日大使认为，日本进兵中国东北是可以理解的，“满洲”之于日本，如同爱尔兰(Ireland)和埃及(Egypt)之于英国”。[38]
事实正是如此。日本在发动“事变”以前还未曾试过“集体意志”的力量，美英的反应表明不仅没有所谓“集体意志”，就连起码的强硬态度和措施也没有，反而使日本夺得了全面侵华的重要战略地势和资源供给地。英国一位官员后来回忆说：“如果在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前要由外部干涉遏制它的话，那么日军进入满洲屯(中国沈阳)时是很好的时机。”[39]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时候还不具备打大仗的能力，极为害怕西方国家和苏联的联合干预。“事变”第二天，日本内阁紧急会议还决定了“竭力不使事态扩大”的方针。[40]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指出，日本面临的形势“今后也包藏着许多难关”，需“努力利用各国间的友好关系”。[41]1936年日本四相会议提出的外交方针是：“目前要尊重美国对华通商上的利益。”“对欧洲，调整日英关系。同时以日、美间经济上的相互依靠关系为基础，力求增进亲善关系，并竭力使它不阻挠帝国实现东亚政策。”[42]可以证明，日本在实施侵略政策的过程中并非一味骄横，而是顾虑重重，中心点就在于怕英、美、苏联合反对它对中国的侵略，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干扰它实施霸权计划。
比较“九一八”事变，英美等西方国家更重视日本侵略中国问题是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这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涉及它们的在华权益的核心部位——上海。由于美英等国的在华重要利益和势力范围受到威胁，因此采取了较“九一八”事变相对强硬的反应。如派兵舰到上海，并出面调停所谓“中日冲突”。1932年1月31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告知美国驻日大使福勃斯，说海军部已命令驻马尼拉的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泰勒(Taylor)上将，率领旗舰豪斯顿号及若干驱逐舰开到上海。2月1日，史汀生指示福勃斯向日本外相递交美国照会——列强对停止冲突的建议：两国间不再动员或准备任何进一步的敌对行为；中日交战部队从上海各交战地点后撤；建立中立区以分割交战部队，以保护公共租界。[43]2月1日，美国就上海问题向中日双方提出“劝告”：“一、中日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为及暴力行动准备；二、中日双方不能进行(军事)动员及动员准备；三、上海中日双方军队接触之地立即划开；四、划开之地由友军驻扎；五、停止冲突后，由列强居间从事交涉，以解决中日间的一切争端。根据《非战公约》(Kellogg-Briand Pact，也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凯洛格公约》或《巴黎公约》——作者注)及国联行政院12月9日决议，中日双方不得有预先要求或其他保留之条件，并由列强列席或参加交涉。”[44]2月2日，由英、美、法、意、德等国照会中日两国，提出停止冲突的提案。提案貌似公正，但实质与李顿调查团(Lytton Commisson)报告书所取态度和观点一样。提案提出，“双方……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45]可见，美英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关注点和原则掌握是明确的，就是以自身利益是否受到根本侵害为转移。
在美英的妥协退让之下，也由于中国当时陷于内战之中而片面依赖国联“仲裁”，因此，日本得以通过武力侵略将中国东北据为自己独占的殖民地。1932年，日本与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满洲国”组成“日满经济集团”，推行所谓“日满统治经济政策”，统治中国东北关税贸易，排斥他国商品，形成独占市场。1933年，日本对华输出总额为9.7％，[46]仅次于英国。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的输出远远超过输入，实施对中国东北倾销商品、疯狂掠夺中国资源的战略措施。日本以前在中国市场与英美竞争失去的份额都在控制掠夺中国东北金融命脉、资源、矿藏、铁路交通的活动中完全补偿回来，同时，中国东北也成为了日本经济战略要地。[47]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也就与其独占的殖民地朝鲜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扩大侵略中国战火的战略后方基地，中国被日本独占与美英在华权益完全被排除是中美英面临的严峻形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大陆步步南下，“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48]但是，美英消极维护东亚利益的基本战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1933年初，日本在山海关发动战事，在中国大陆南下的趋向明显，也进一步威胁英美在中国的主要利益区域。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认为，没必要限制日本的贸易扩张。这样，英国政府就打算用改善英日关系的办法来防止日本对其利益的损害，希望英日两国在中国划分两个势力范围和贸易范围。[49]日本驻美大使还公开向史汀生表示：提倡在“满洲国”问题上妥协的日本内阁不可能在日本存在下去。史汀生回答，他的看法是，如果是这样，日本就只有退出国际联盟和《凯洛格公约》。[50]2月24日，国际联盟通过决议，表示对“中日争端”的发展不能“漠不关心”，要求会员国能在关于“满洲”局势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为尽力促进在远东建立与本决议所建议的相符的情势”。史汀生对国联通过的决议表示同意，并表示“美国的意图大致与国联相符合”，但是，史汀生不愿开罪日本，又强调说，美国的态度“目的在于以和平方式维持和平和解决国际纠纷”。[51]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后宣布，不准备鼓动对日本实行制裁。[52]美英的态度使日本更加胆大妄为，其扩大侵略的野心和对美英挑战的气焰也毫不掩饰。
1934年1月5日，日本统制派军人在“处理政治事变纲要”中提到：“此后仍以武力支持对华国策的实行，要有不惜挑起对英美战争的决心。”[53]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部主任天羽英二发表“非正式”声明：“由于日本在与中国关系上的特殊地位，日本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的观点和态度或许在每一方面与其他各国不相一致，但是必须认清，日本肩负着尽最大努力实行它的使命和履行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54]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尽管表示了不满，同时又安抚日本，希望美日之间“以十分友好和互相谅解的方式共同工作”，表示美国将“走一半的路去迎合日本政府”。[55]赫尔一方面表示对日本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对日妥协纵容，指示远东司制定一个方案，尽量减少与日本的摩擦。[56]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根据赫尔旨意提出方案：美国不必再贷款给中国；必须劝阻美国公众提出的给中国政府当军事顾问的要求，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军事人员支持或参加抗日行动；严格控制对中国的武器、军需品的供应，美国对华经济援助应严格遵循美日友好原则。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曾提出给中国5亿美元贷款以稳定其财政，但罗斯福赞同赫尔的意见，唯恐与“天羽声明”发生冲突，否决了摩根索的建议，并表示“赫尔走多远，我就走多远”。同时指示赫尔，避免参加其他国家的援华活动。[57]美英尽管都认识到“天羽声明”是日本独霸中国乃至远东野心的表露，对日本分别提出了咨询，但总的反应温和。赫尔还指示国务院远东司制定方案，尽量减少与日本的摩擦。[58]
日本向中国华北步步进逼之际，英国和美国基本上采取了妥协姿态。其后，就是美日间在中国东北石油产品问题上长时间的交涉往返。8月2日，日本外务省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递交了一份“关于‘满洲’石油计划”的非正式备忘录。8月31日，美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务省答复美国政府的声明：“美国政府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施这样的计划会在‘满洲’导致对石油工业的垄断和控制。在任何领域实行垄断和控制都将损害美国公民的条约权利，也与门户开放原则相背离。”11月30日，美国政府再次提请日本政府注意“满洲”的石油产品垄断问题，希望日本政府“劝阻垄断计划的发起者放弃这项计划”。1935年4月16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发表口头声明，进一步表示美国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石油垄断不满。[59]
对于英美的妥协，日本并没有止住脚步，反而直接对华盛顿体系条约规范公开提出挑战。1934年10月，日本在英美日伦敦有关华盛顿会议海军条约续订问题的会谈中，提出各种军舰的吨位与英美均等的要求。12月29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照会美国，宣布日本将于1936年12月31日终止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署的海军条约。1935年，日本财阀狂妄叫嚣：“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市场。”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帝国鉴于内外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洋发展。”[60]
美英对于日本在中国华北渗透所采取的态度同样是消极应对。1936年1月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分析认为，日本军事计划在华北并没有稳步地实行，原因主要是为了巩固日本在“满洲”的不稳定地位，以对付苏联。因此，美国明智的政策是保护美国在远东的长远利益，主张美国与日本保持特殊的关系。[61]2月7日，同样围绕美国东亚权益问题，格鲁分析，日本在中国华北的扩张主义行动将极大地损害美国在中国华北的权益，恰如日本在“满洲”已经做的那样。同样，也会损害比美国更多的英国权益。格鲁主张美国可以与日本签订一系列政治条约，同时美国拥有一支足以进行防卫的舰队，就可以使美国在保护自己的远东利益中获得良好的地位。[62]10月7日，美国副国务卿致电美驻华使馆顾问佩克(Peck)，重申美国坚持九国公约立场不变，美国将继续保持与发展同中国与日本的密切关系。[63]与对日本侵华态度形成反差的是，美国此间密切注视日本政府对未来扩张方向的讨论，特别是是否会涉及美国及英国在太平洋的权益问题。美国也极为关注日本对中国海关职能和关税的破坏，因为这种行动“使(中国)海关不能偿付外国贷款及赔偿”。[64]另外，在日本加紧对中国华北渗透期间，美国在日本增兵华北活动、日本华北走私、美国在华北驻军去留等问题上，都保持了相当的低调，总的原则就是不要卷入到中日冲突之中，希望尽可能地保留美国在华的各项权益不受侵害。(www.xing528.com)
可以说，美英对日本侵华问题在这一阶段的消极态度，主要根源是消极维护美英东亚权益战略。在这一战略下，美英上层对日本侵略战争走向和未来目标的分析是不清晰、不准确的。美英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逐步扩大对中国华北的渗透问题上的消极对应，是日本敢于挑起全面侵华战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全面战争初期，美英的政策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其军政上层还在观望，看中国能否坚持抗战。西方的一些报刊预言：“中国人不懂得现代战争。训练有素的日军将像刀子切黄油一样在中国人中开辟通道。几周之内一切都将结束。”[65]对于“七七”事变，英美基本态度一致，毫不区分侵略与被侵略，温和地劝阻中日双方进行所谓“克制”，除了要求日本保护在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外，对日本没有任何强硬的表示。1937年7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简报的说法是：“日中之间的武装冲突将对世界和平及进步构成重大打击。”[66]同时，美国政府仍然将关注点集中在维护自身的在华权益之上，更多地是关注上海方面的战事。[67]同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顾问霍恩贝克对中国驻美参赞谈到，(美国)国务卿已经对中日冲突表明了立场，不希望中日冲突进一步发展。霍恩贝克还表示，希望中日双方克制，双方需要考虑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要考虑到全世界的利益。没有国家会允许自己卷入战争。[68]同日，赫尔在与日本驻美大使的谈话中表示，希望日本自我克制。美国政府极其关注世界任何地方和平的维持。热切希望日本向着营造一个恢复和平与稳定的机会的方向做出贡献，而不是通过严重的军事作战的方式失去这一机会。同日下午，在与中日驻美外交人士的谈话中，赫尔将中日同等对待，认为“中日的武装冲突对世界和平与进步是一个严重打击”。[69]
美英对中国请求调停的建议采取了避却的态度。1937年7月13日，美国驻英国大使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文中，报告了中国提出请英国调停中日战争，英国表示，除非中日双方都提出这一要求，而日本方面并没有表示这一愿望，因此，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不参与调停。美驻日大使格鲁也认为，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参与调停行动。[70]7月14日，霍恩贝克遵照罗斯福批准的答复，对英国驻美大使进一步表示，美国已经向中日双方提出了维护和平的重要性，也希望英国向中日双方提出，但是，美国没有可能进行调停。其后美国对英方表示，在对中日冲突问题上，美国采取与英国平行行动的立场。[71]7月16日，赫尔在回应中国驻美大使要求美国援引《九国公约》处理中日冲突时，仅仅表示希望维护和平，没有正面回答。[72]在7月16日的声明中，赫尔谈道：“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对和平和世界进步事业将是一个重大打击。”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敌对行动。葡萄牙报刊文章严厉批评说：“(赫尔)声明反映了那种用含糊公式以求得解决严重国际问题的习惯。”[73]
对于中国多次要求美英等西方国家援引《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对日本侵略中国行径予以谴责的问题，美英都采取了回避态度，维持着美国务院声明的基本思路。美国也极力回避与英国的共同行动。7月20日，英国使馆致电赫尔，表示英国希望与美国共同对中日双方提出，中日停止增兵，由美英联合提出建议以解决目前(中日冲突)的僵局。赫尔的回电回避了美英合作提出建议的问题，表示美国将独自向中日双方提出避免武力冲突。21日英使馆再次提出美英联合行动问题，美国则是坚持平行行动，单独向日驻美大使表示了与赫尔声明相一致的态度，其中没有谴责日本侵略的意思。[74]美国驻华大使詹森1937年7月间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文中多数内容是关于反对日本在“满洲国”建立排他性的垄断地位，批评英国寻求与日本的某种合作，反对日本排斥美英在中国东北利益方面等。[75]格鲁在7月24日的电文中甚至认为，美国(对日本)可能的抗议应该限制在日本干扰美国在华公民与财产的情况下做出，并应该注意抗议的方式。[76]8月6日，赫尔在与中国驻美大使的谈话中，否认美国曾向英国提议在中日战争问题上共同援引《九国公约》的说法。[77]
美英在“七七”事变后对中日战争做出比较实际的反应是在“八一三”事变爆发时期，这与1932年美英对“一·二八”事变的态度类似。在上海问题上，美国并不太多地强调美英平行行动，而是希望美英法德意诸国的驻华领事官员共同对中日进行交涉，这是美英维护自身在华权益总体思考的集中体现。1937年8月7日，赫尔对上海方面事态表示严重关注，在给詹森的电文中，赫尔指示其与英国驻华大使及其他国家大使一道商议，向中日提出：保证其军队驻扎于距离国际租借区10公里的地域；不能将租借区以及周围区域作为军队的军事基地。[78]8月9日，赫尔再次指示詹森会同其他西方国家外交同僚向中日提出不要将上海作为冲突的地区，并将上海与可能冲突的地区分隔开来。[79]8月11日，美英德法意驻华使节联合向中国外交部与日本驻华使馆致信，希望中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将上海与可能冲突的地区分割开来，避免在上海发生所有冲突。相信中日能做到这一点。[80]12日，赫尔再次指示美驻上海总领事高斯(Gauss)会同其他国家外交同僚，要求其向中国政府提出稳定上海局势；还授权詹森向中日提出建议，中日双方就避免在上海的冲突进行和平谈判。[81]13日，詹森与英国大使共同敦促中国提出避免上海冲突。赫尔表示赞同。[82]同日，赫尔对日本大使强调，中日在上海的冲突将引起严重的后果，如果上海成为战斗的战场，世界将认为冲突双方都将承担责任。赫尔并将谈话转告英国驻美大使，通知其在南京的同僚，敦促中国政府避免局势的恶化。[83]14日，詹森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保护在上海的外国侨民问题。同日，格鲁报告，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外交官员多兹(Dodds)在发给英外交部的电文中也认为，中日双方都应对上海冲突负责。[84]霍恩贝克在与日本驻美大使谈话中，针对日本大使将责任全部推到中国方面的说法，详尽地阐述了美方认为中日双方应对上海军事形势负道义责任的看法，认为，如果中日双方任何一方不将军队派到上海，就不会有战斗，如果任何一方军队不滞留在那里，也不会有战斗。[85]英国驻华大使14日也向中国外长王宠惠转达了英国政府与美国相似的意见。[86]15日，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Yarnell)提出从美国圣迭哥(San Diego)派遣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到上海的建议。霍恩贝克表示同意。赫尔则在8月16日给詹森的电文中希望得到詹森关于中国反应的看法，为罗斯福援引1935年5月1日的中立法采取行动提供参照。[87]美海军部8月17日派遣12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从圣迭哥与加利福尼亚启航赴上海撤离美国公民。[88]18日，赫尔致电驻法大使蒲立特(Bullitt)，告知“因为中日双方都不能结束上海战事，罗斯福在17日决定对中日双方实行中立法，24小时生效”。赫尔认为应敦促中日双方在这一时间之内从上海撤军结束冲突。[89]
但是，美英对上海问题的严重关注并没有改变美英所谓在“中日冲突”保持“不偏不倚”的原则态度。1937年8月23日，日本大规模进攻上海。27日，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致电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对中日战事应该采取的政策是“避免介入……保持中立……维护美日双方的传统友谊”。8月27日，针对日本封锁中国上海到汕头海岸线的行动，赫尔在声明中称，日本与中国对于封锁给美国利益带来的损失将负同等责任。9月2日，赫尔复电格鲁，基本同意他的意见。赫尔电中称：“在目前紧张局势中，美国政府努力遵循一条完全客观的路线……国务卿欣慰地得知日本感到美国的方针旨在公正和无偏见……美国的基本目标应包括：(1)避免卷入。(2)保护美国(在华)公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国务卿不希望日本对美国政府形成下述印象：美国对日本的方针不能给予像英国政府给予的谅解，或者在不赞成的态度上超过英国政府的态度，或者对日本正在实行的任何方针都采取不宽容的态度。”[90]9月14日美国国务院的正式声明指出：“属于美国政府的商船在得到进一步指示之前，不许运送任何种类的军火、军用品和军事装备去中国或日本……其他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在得到进一步指示之前，若企图运送上述物资去中国和日本，一切责任和危险由自己承担。”对于美国的态度，日本求之不得。9月22日，格鲁电文报告，日本陆军深切感谢美国在“中国事件”中严格遵守中立。[91]在德、英、法对日本轰炸中国南京与广州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向日本提出抗议之后，9月27日，赫尔对日本驻美使馆官员陈述了日本轰炸南京、广州造成大量“非战斗人员”伤亡的事实。9月29日，赫尔电告格鲁关注日本轰炸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并坚持将这一情况作为对日交涉的主题。[92]10月1日，美国国务院指示格鲁向日本陈述了日本轰炸造成后果的事实，但未表明美国的明确谴责态度。[93]
美英的态度发生微妙转变是鉴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华暴行的普遍谴责，但是在是否对日本实施制裁问题上仍然坚持不赞成态度。在对日制裁问题上，英国认为只有美国合作才能进行，而美国则不赞成制裁，更不愿与英国在这方面合作，影响美日关系。美国甚至有人认为美国不应该为英国“火中取栗”。1937年10月2日，美国驻英使馆参赞报道了英国民众对日本在中国屠杀中国市民表示抗议，认为日本在中国的行径也侵犯了英国的利益，主张对日实施经济制裁。但是，英国政府内的保守派则对政府施压，认为不能抵制日货，因为没有美国的参与对日经济禁运是无效的。[94]10月6日，国际联盟全体大会通过第一个报告的结论，结论谈到，“无可争辩的情况是，强大的日本军队侵入了中国领土，并对中国包括北平在内的广大地域进行了军事控制。日本政府还用海军封锁中国海岸，禁止运输船舶进入中国。日本空军也正在对中国大片地域进行轰炸……日本目前通过陆、海、空从事对中国的军事作战，其在程度上完全超出了开始引发冲突的事件……这些行为不论从现有的法律文件或者从自卫权利原则上来看，都不能证明它是合理的，而它又是与日本在1922年2月6日签署的《九国公约》和1928年8月27日签署的《巴黎公约》(即《非战公约》)所承担的责任相违背的”。国联顾问委员会向大会提议，以国联全体大会的名义向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国联成员国停止任何可能减低中国能力与增加中国在当前冲突中的困难的行动，并应该考虑各国如何能各自扩展对中国的援助。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新闻稿，认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有关规定。并阐明美国政府得出的结论与国联全体大会的那些结论是一致的。[95]
10月19日，日本外务省致电美国驻日大使馆，表示日本在上海的行动，是因为中国反日行动所致，是为了防御。[96]10月12日，美国远东司司长马克斯韦尔·M.汉密尔顿(Maxwell M.Hamilton)在分析了日本自全面侵略中国以后的形势后认为，日本无法实现短期占领中国的目标。但同时认为，日本在华军事行动还没有使日本滑到经济衰弱的地步。美国应反对日本的战争，促使其解决军部控制政治的状况。但是，不能以经济制裁危及日本经济安全。同时，美国对日贸易2倍于欧洲对日贸易，不能背上因为制裁带来的沉重包袱。因此，汉密尔顿不主张对日本进行制裁。[97]11月16日，罗斯福致电日本首相近卫，理解近卫关于加强美日之间理解、尊重与信任的表态，希望美日关系友好发展与强化。但是存在的中日冲突损害了这一进程。希望尽快寻求在正义与公正基础上和平解决的途径，促进持久和平与稳定。[98]为了避免卷入中日战争冲突，美国政府也力阻本国军人参加中国抗战。1937年8月6日，格鲁报告日本外务省新闻局非正式表示，相当数量的美国人正在计划作为航空人员加入中国军队，暗示美国政府违背中立法。格鲁则向日方表示美国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制止美国人参加外国军队作战。[99]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对美国的态度表示满意。9月到10月间，美国明确禁止对华输送军火以及禁止美国军事人员服务于中国。[100]
美英消极维护东亚利益的战略在布鲁塞尔(Brussel)会议期间表现得也是极为明显的。1937年9月10日，中国向国联阐明关于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的事实，并向国联提出正式申诉书，请求国联按国联会章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处理和制裁日本挑起事变的责任。[101]1937年11月3日，应中国要求，《九国公约》缔约国和后来加入的国家以及特邀苏联共19国在布鲁塞尔开会，日本和德国拒绝参加。在此之前，英国多次试探美国，看能否愿与英国一道采取对日强硬措施，美国明确表示不愿“充当一个不是心甘情愿的领袖”。[102]英国亦宣称“决不带头行动”。[103]美国的态度是明确的，如赫尔认为的如果对日本施加经济制裁，美国就得承担最沉重的负担，因为日美之间的贸易额为所有欧洲国家对日贸易总和的2倍。而如果经济制裁导致战争，美国同样得承受最沉重的负担。[104]而英国的态度如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所说，英国只会走得跟美国一样远，而且在“目前危机中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美国政策的基础上”。[105]11月17日，赫尔致电戴维斯转告其他国家，美国不会对日本采取压制的行动。11月19日，针对英国关于制裁日本的想法，赫尔表示，布鲁塞尔会议对解决中日问题的协议应由《九国公约》签字国共同提出，而不是由英美任何一方单方面提出。[106]11月21日，赫尔在电文中也告知戴维斯，美国媒体对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提出了批评。[107]12月2日，戴维斯对中国代表顾维钧表示，布鲁塞尔会议坚持《九国公约》原则是服务于中国的，不是对日本的投降。[108]
布鲁塞尔会议没有就日本全面侵略中国问题作出任何有效决议，在会上只有苏联代表主张制裁日本，并认为美英对日断绝贷款比贸易制裁还重要，提出不要再制造第二个无效的李顿报告书。[109]布鲁塞尔会议所发表的宣言也只是重申必须尊重《九国公约》所确定的原则，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对于中国的抗战，连口头支持也没有。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的结果表明，美英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自身所要造成的威胁，对业已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对美英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反应是迟缓的。美英只是对日本进攻上海危及自身在华核心利益区表示重视，希望通过会议对这一权益进行维护。[110]因此，会议的无结果是与美英等国的狭隘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有效实施对日本的制裁措施与支持中国抗战是其客观结果。维护东亚权益的消极战略仍然主导着美英对华对日政策以及对中日战争的基本态度。中国政府寄希望于与会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国际联盟框架内制裁日本的幻想彻底破灭。这次会议无结果的负面影响绝非仅限于中日战争，它预示了欧亚法西斯将在美英等国的绥靖妥协下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展侵略战争。
在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美国仍然维持紧密的美日经济关系，尤其是给日本提供战争工业紧缺的战略资源，这是日本扩大侵华战火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32年到1936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超过南美洲，美国对日本出口的战争战略物资和原料占美国总出口的1/3；1936年到1937年间，美国对日本输出的石油和废钢铁增加了1倍。[111]日本从美国进口战争所需资源占其战争所需资源总进口的情况是：废钢铁90％，铅45％，铜90％，石油和石油制品65％，发展制造飞机和坦克的工业所需的机床占70％。[112]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及之后的几年中，美国对华贸易大幅度下降。相反，美国战略物资却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1937年下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额下降到7300万美元，1938年下降幅度更大。据显然缩小了的官方材料，日本1937—1939年间获得了7.609亿美元的各种美国商品，其中1937年至1938年获得5.28亿美元以上。[113]
美国对日本战争经济所需资源采取如此的输送政策，是与其摆脱经济危机的需要相联系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美国在20年代世界贸易中“独具魁首”的地位暂告结束。英国利用占据庞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优势地位，在危机中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进行角逐，在英联邦的主要地区建立了“英镑集团”，[114]从而加强了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统治地位。以法国为首的“法郎集团”控制了中西欧市场。重新崛起的德国建立起东南欧、南美诸国在内的“广泛经济圈”，使美国对欧洲等地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美国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国外投资由1929年的173亿美元下降为1939年的114亿美元，减少了1/3。[115]由于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已经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经济壁垒，美国不得不把主要视线集中于拉美和远东地区。在亚洲，日本则是美国加工工业的主要市场。据美国经济学家安娜·罗伯特所著的《美国的统治者》一书记载，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对美国最大的250家大公司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以摩根、洛克菲勒等财团为首的八大财团控制着美国的经济命脉，其中，摩根、杜邦、洛克菲勒等财团早就与日本财阀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它们利用中日战争贩卖军火和战争物资获取巨额利润，不希望罗斯福政府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它们支持的亲德派、亲日派及孤立派，在国会两院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决定着美国这一时期远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慑于它们的压力，罗斯福未能对日采取强硬的政策。
关于美国对日本经济支持与战争资源的供应，美国从民众到上层的一些人士从一开始就指出这是纵容日本的侵略，将来会危及美国自身。美国历史学家A.惠特尼·格里斯伍德和威廉·约翰斯顿谴责美国经济集团在援助亚洲潜在的敌人。中国问题专家弗雷达·阿特蕾指责美国商人默许日本控制亚洲的侵略行径。托马斯·A.比森指出，日本的侵略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而美国商人却在帮助日本建立他们的帝国。伊西多尔·F.斯顿谴责美国商人与日本进行贸易是在从人性的痛苦里获取利益。[116]史汀生坦率地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到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117]罗斯福政府的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承认：日本经济主要依赖于美国和英国的市场，“如果失去了这些市场，它便不可能指望继续前进”。某些西方历史学者认为美英正是在这一期间失掉了制止日本侵略的“机会”。[118]日本对美国的经济支持自然是欢迎的，否则日本会从一开始就失去战争物资的依托。1937年11月，日本内阁设立委员会专门研究是否对中国正式宣战问题。该委员会成员认为，假如宣战，将迫使美国全面实行“中立法”。这样，日本重要战略物资来源就会被切断，将导致日军在对华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最后，日本内阁作出了“还是不发布宣战书”的决定。[119]
毛泽东后来分析了美国供应日本战略物资与日本侵略中国，以及未来对美国构成威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深刻地指出：“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送去的。但是，美国扶植了一个力量，却造成了一个珍珠港事件。”[120]1936年9月，苏联学者对日本侵略中国初期的东亚国际形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东亚是由美英日主导的地区，指出日本军事或经济上的扩张在实质上都会受到美英政策转换的影响，但是美英保护其远东利益的基本目标却没有改变。除此之外，英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还有自己的考虑，即，将日本的扩张用来对付苏联和中国革命以保证自己在东亚的地位和利益。美英对其东亚利益的维护最终还要靠一条国际反日战线的形成。[121]这些看法既反映了美英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一阶段的政策实际，也为东亚事态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可以说，在日本开始侵华时期，美英东亚战略的核心就是以消极方式维护自身在东亚及中国的权益，反映在对日本侵略方面，就是实行妥协绥靖，其结果是促使日本扩大了侵华战火，美英自身权益反而受到更大的损害。随着日本继续在华扩大侵略战火，尤其是所谓“东亚新秩序”的提出，就将日本战略目标不是仅限于中国，而是整个东亚的意图明显暴露出来，美英消极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就无法奉行下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全民族走向并实现了团结统一抗战，并在抗战中坚持了下来，形成制约日本肆意侵略的严重障碍。这些都将对美英东亚战略的调整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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