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体系下的东亚政治格局及中国抗战与美英东亚战略演变

一、华盛顿体系下的东亚政治格局

19世纪后半期，帝国主义世界性扩张发展到顶峰，并引发了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的结果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使各参战国遭受了重大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战胜国主导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大致规范了战后欧洲秩序；之后美英等国又建立了华盛顿体系，规范了战后东亚秩序。从战争与和平角度观察，“一战”后，国际社会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规范战后秩序，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并试图用国际组织及国际条约体系的形式来维护这一秩序。但是，由于世界殖民主义结构并没有崩溃，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本质上是体现战胜国对世界殖民地势力范围的重新分配，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依旧尖锐，因此，在这一体系之下的战后秩序是建立在极不稳定的火山之上的，为新的世界大战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世界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稳定之后，马上又重新跌入世界大战危机的深渊。

同时应该看到的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世界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并建立起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导引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全新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并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格局。从战争与和平层面看，这种时代的变化，标志着以往国际社会单一的对外扩张战争势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力量消长并最终将区域战争引向世界战争的传统格局出现了缺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给予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强烈的警示，这就是自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扩张追求国家利益的既有方式首次遭到了冲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两大集团各国都遭到了战争的沉重打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英法等战胜国尽管赢得了这场战争，在殖民地势力范围上维持了主导地位，并获得了更多权益，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民众心理的冲击并不亚于战败国。因此，英法美诸国的上层希望在既得利益条件下维持战后既定秩序，民众则是普遍不愿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发生的重大分化，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各国都精心策划部署战争来实现维持与重新分割世界的目标，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特点。因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英法美维护既得利益现状的集中反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观之，也正是这一特点给英法美等国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在新的世界战争危险面前作何种战略选择来维持现状。

就华盛顿体系下的东亚政治局面而言，具有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华盛顿体系中孕育着新的战争危机，但是源头不是来自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来自日本企图以武力侵略争夺亚洲霸权、摧垮华盛顿体系的战略目标，而美英法等国则是处于维护传统权益的守成地位。

第二个特点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国际社会中也存在着制约战争的现实因素，其代表既有追求民族独立、坚决反对外来武力侵略的中国，追求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自身建设的苏联，也有希望维持一战后秩序与现状的美英。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东亚日本法西斯兴起并开始对中国发动侵略开始，这两个特点就极其明显地反映在东亚政治格局的演进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暂时规范了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调整了资本主义各大国之间的关系，国际政治权力格局达到相对的平衡。然而，从整体世界发展进程看，战后世界并没有彻底改变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构架。世界经济仍然在表面的整体发展下维持着殖民势力范围分割的局面，极大地阻碍了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蕴藏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全部问题就突出表现出来。在国际关系中负有国际安全重大责任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固守殖民地势力范围，采取排他性的经济手段，设置经济壁垒欲求自保，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关税战、金融战、贸易战等经济大战。英美法等国纷纷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其势力范围内设置排他性障碍，以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从而激化了本来就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潜藏着的矛盾。对现存国际体系存有不满的德意日等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法西斯主义和集团由此得到迅猛发展，并获得政权。法西斯主义是殖民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最为反动、最为极端、最为落后的产物，主张对内进行野蛮的独裁统治，对外精心策划疯狂侵略扩张战争，建立起统治全人类的更为落后的殖民大帝国。法西斯是世界战争的谋划者与挑动者，而这一挑动是从东亚日本武力侵略中国开始的。

华盛顿体系在战后东亚利益分配上没能满足日本获取新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需要。在华盛顿体系框架中，美国与英国迫使日本在海军军备上接受了主力舰吨位5∶5∶3的比率，迫使日本与中国签约，把日本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归还给中国。1922年2月6日签署的《九国公约》，规定各缔约国需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与行政完整。同时也规定必须遵守“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的传统原则。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通过各种手段分化了近代以来东亚国际关系中重要一环的英日联盟，代之以1921年12月31日美英法日签署的《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与领地的条约》，即《四国同盟》条约，并规定缔约国相互尊重、共同维护各自在太平洋区域的权益。可以说，建筑在上述条约基础上的华盛顿体系，更多地是限制了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势头，形成英美日共同支配东亚的政治格局。

但是，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并没有消除西方国家与日本之间的深刻矛盾。受到条约制约的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规范极为不满。在表面上，20世纪20年代，日本奉行所谓与美英西方国家的“协调外交”，但是在“协调”外交的背后则是在垄断资本集团支持下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埋头发展军备，突破“协调外交”的框架，准备在英美主导的东亚秩序中以武力的优势弥补经济竞争与势力范围上的弱势。日本制定的国防方针把美英两国作为未来打击对象，并把美国列为第一假想敌国。

1930年春，经济危机风暴波及日本，1931年日本处于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其工业总产值从1929年的74.2亿日元降到1931年的49.9亿日元，下降32.9％。煤产量下降30.7％，生铁下降30.5％，钢下降47.2％，石油下降41.9％，铜下降29.6％，造船下降88.2％，棉织品下降30.7％，对外贸易总额及生产总额都有了大幅下降。^[1]日本为摆脱经济危机，对内加强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外一开始走的是武力和经济外交结合的双重路线。日本从1918年就开始传播法西斯理论，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兴起民间法西斯运动和军部法西斯运动，鼓吹法西斯化的“国家改造”和“军部法西斯化”，并在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前建立起完备的法西斯体制。^[2](www.xing528.com)

早在1927年，日本内阁就根据“东方会议”精神制定了《田中奏折》，集中表明了日本对华盛顿条约体系的看法：“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公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动，我国之存立，随亦感受动摇。此种难关，如不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即不能巩固，国力自无由发展矣。”“若夫华盛顿九国公约，纯为贸易商战之精神，乃英、美富国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那(中国)之势力。即军备案亦不外英、美等国欲限制我国军力之盛大，使无征服广大支那领土之军备能力，而置之那富源于英、美富力吸引之下，无一非打倒我日本之策略也。”“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它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3]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日本在东亚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占有极为不满，并以此为标准划分出所谓“富有”与“贫乏”国家，认为世界斗争无非是“富足”(haves)的国家和“贫乏”(have-nots)的国家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在极不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假如这种不平等不能予以矫正，“富足者”坚持拒绝将已获得的特权转给“贫乏者”，那么，“除战争之外，别无他法”。^[4]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之后，在准备侵略中国的同时，还逐步将太平洋上的南洋群岛变成了军事要塞。在中国台湾、琉球、库页岛、千岛群岛和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上修建了许多海、空军基地。1936年，日本进一步把“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定为国策。^[5]从日本总纲领和战略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侵略中国只是日本争霸战争中的第一步，目的在于寻求未来扩大战争中的“立足点”。^[6]而在迈出这一步的同时，日本作好了与美英为敌的充分思想与政策准备，最终走向挑起与美英的战争冲突是日本达到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目标中的关键步骤之一。

可以说，侵占中国仅仅是日本战略目标的第一步，而更大的战略目标则是侵占美英的太平洋领地，彻底摧垮华盛顿体系，以建立起日本东亚殖民大帝国。同时，日本将美国作为未来主要打击对手也是明确的。因此，日本具有挑动战争的主动性。经济大危机的形势极大地推动与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使其恶性膨胀与进一步变异为极端的法西斯集团，其对外侵略的构想也就逐渐演化为一场全面更改现存东亚格局的大规模战争的规划。1931年到1936年，日本军费支出增加了一倍以上，在国家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从30.8％上升到47.2％，6年中日本用于发展军事的支出达70亿日元。从1934年到1937年，日本军队总人数达到107.8万人，增加了一倍以上。1930年时日本海军的发展速度就超过了美英，达到华盛顿海军会议所定比率的96％。^[7]到了1936年，日本海军主力舰吨位增长了45％，而同期美英主力舰却分别减少了12％和5％。^[8]日本为了实现其“海洋政策”，20世纪20年代就把它委任统辖的南洋群岛变为军事要塞。很明显，在同日本的对峙中，美英处于不利境地，其受到日本攻击的危险性较之苏联更大。可以说，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就选择了军事实力相对不足的美英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进攻中国东北，向中国华北渗透，退出国联，废除海军条约等，都是日本向美英疯狂挑战的具体表现。

英国在“一战”后东亚格局中的地位恰如其在全球的地位，勉强维持“日不落”帝国，维护近代以来在东亚的传统势力范围与权益是英国的主要战略目标。由于英国整体实力在“一战”后明显下降，因此，在东亚日本需要认真对待的是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美国在华盛顿体系中基本上获取了希望的所得，因此与英国一样也是战后东亚既定秩序的维护者。美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传统原则在“一战”后的再确定，有利于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通过经济竞争达到国家目的。但是美国及英国在未来日本的挑战与冲击面前并不占绝对优势。特别是世界经济大危机到来之时，更是迫使美国在日本的挑战面前处于守势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全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钢铁工业仅开工15％。^[9]英国工业生产从1929年到1933年下降了16.5％。^[10]铁产量下降了27.5％，钢产量下降了46％，造船工业下降了91％。^[11]而经济危机的冲击必然影响军事力量的提升。

美国在东亚方面能对日本构成威慑的是海军。从1916年开始至1918年，美国就修订了主要针对日本的海军扩军计划，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军也曾将日本视为“假想敌国”，1921年由美国陆海军部长批准的“橘计划”(Orange Plan)中规定要尽快在西太平洋掌握制海权，并以海军为主承担对日进攻战。^[12]但是美国上层在国内呼吁缩小庞大军费开支的压力下不可能完全实施计划所需要的海军舰只建造。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C.Hoover)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将扩张性军备收缩为防卫性军备，并在太平洋海军方面一度放弃视日本为“假想敌国”的军事战略。^[13]1932年，美国总统胡佛将海军裁减从1/4增至1/3，甚至放弃了6艘新驱逐舰的建造。F.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就任总统后，提出大规模扩充海军的提案，由于国会反对没有成功。1934年5月，驻守马尼拉(Manila)的美国陆海军司令联名向上司提出：对付日本的“橘计划”不可能有效实行。罗斯福承认，“同日本海军相比，美方处明显劣势”。据美国《亚细亚月刊》报道，1935年美国仅在主力舰方面接近于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吨位，而在其他舰艇的实力对比上，美国为10，日本为14.4，美国比条约规定的数字要少430500吨，明显落后于日本。同时，地处两洋的美国，海军力量分散。到1938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美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卡尔·文森(Carl Vinson)1934年提出的大力加强海军建设的提案——《文森海军法案》(The Vinson-Trammell Act)。^[14]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部署来看，美国应付日本武力冲突的准备也是不充分的。从北部的阿拉斯加(Alaska)，经中部的中途岛(Midway Island)到南部的西萨摩亚(Samoa Islands)的帕果帕果岛(Pago Pago)，是美国称为它在太平洋上的“进攻型”的、富有战略价值的势力圈。但是，华盛顿条约规定，美国不得在阿留申岛(Aleutian Islands)、菲律宾(Philippine)、关岛(Guam)等接近日本区域建立和扩建海军基地。美国“一战”以后几乎没有在这些地域设防和增防。^[15]也就是说，在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时期，美国在太平洋上不仅没有一套所谓“进攻型”的体系，就连“防卫型”的体系也未建立。因此，美国军方认为，由于美国过去一直忽视海陆军建设，它不可能在西太平洋上与日本打仗。^[16]菲律宾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建设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才开始仓促进行。

英国在东亚也处于类似状态。据统计，1932年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防务开支最少的一年。由于海军实力有限，在“一战”中集中于英国本国海域的太平洋舰只无法重返远东。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说：“我们肯定经不起重建我们的作战舰队。”^[17]在陆军方面，美国更是大大落后于日本，从1922年到1935年，美国陆军现役人数只在14万人左右徘徊，仅达到1920年国防法规定人数的一半，而且装备陈旧，缺乏训练。据1935年美国《幸福》月刊的报道，虽然美国步兵决定采用M-1加仑德半自动步枪，但总数还不足装备一个团。美国陆军主力部署在西半球，防御重点在欧洲方面。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陆军才由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14.5万人发展到19万人。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其他种种因素，部队的装备陈旧，大多数人都还使用着“一战”时期遗留的武器。^[18]因此，在应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武力侵略挑战的初期，处于守势的英国与美国，对付日本军备扩张，更多地是谋求与日本一起进行所谓国际裁军，并采取各种方式尽量维护东亚既得利益和所坚守的“门户开放”原则的战略。

华盛顿体系下的东亚格局也呈现出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二个特点，这就是东亚存在着制约世界战争的综合性因素。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世界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并建立起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导引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全新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并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格局。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资本主义世界也出现不愿意用世界大战的方式来达到自身目的的国家，这就是以美英为代表形成的维持国际现状的集团。也就是说，法西斯通过世界战争来达到侵略扩张目的所面对的国际综合对手拥有强大的道义与物资力量，其中美英在东西方国际关系中更是居于某种主导地位。法西斯只有通过各种手段分化所要攻击的对手，从局部战争入手渐进地向最终战略目标靠近。

就东亚而言，日本法西斯对外侵略并非易事。日本所从事的战争是与世界人民为敌的战争，发动和扩大这种战争，日本有着致命的弱点。日本对外侵略扩张面对的是华盛顿体系中除日本之外的一切国家。在道义上，它面对的是所有它试图侵略的东亚国家与人民；在利益上，它面对的是与东亚有着相关利益的一切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在地缘上，它面对的是北有苏联、中有中国、南有美英的所有大国；在战争物资上，美英等西方大国拥有制约日本侵略所需的重要军事资源。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中国尽管当时积贫积弱，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就一直警惕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占，抵制着日本独霸中国的行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一战”后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20世纪20年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奴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代表时代进步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有了号召与凝聚全民族的现实力量。变化了的中国将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坚决反对一切外来武力侵略，中国将是日本实施对外侵略步骤首先面对的对手。正因为如此，日本才选择采取先打中国的战略，获取中国的资源，摆脱美英束缚，占领中国获取攻击美英苏的战略基地。从其后的历史发展观之，在侵略中国的每一步中，特别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确实并非随心所欲，极为害怕美英苏的干涉，因此运用武力渐进侵略的方针。在外交上，日本则采用纵横捭阖分化中美英苏之手段。

历史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国家开始进行的局部战争中，由于其侵略步骤首先是侵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领土，因此，受到法西斯侵略战火波及的国家和人民成为首先起来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力量。这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国际社会存在着制约战争恶性发展的现实因素。国际关系格局在战争与和平层面存在着法西斯对外侵略与反对法西斯侵略力量之间的制衡结构。同时，受到法西斯世界战争威胁的各国无论处于国际社会的何种位置，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如何对付法西斯挑动世界大战。即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始时期，如何制约战争的走向与国际社会对这一共同问题的认识与判断、采取的应对政策与战略息息相关。这一点，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国家能否从战略层面来看待与处理国际事务就至关重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历史表明，在这方面美英法在国际舞台上都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给当代人类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总之，东亚是世界法西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起始点，同时也考验着东亚国际社会，尤其是华盛顿体系的主导国美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与政策：或者囿于传统权益观、权力观应对日本侵略的挑战，或者顺应时势对法西斯对外侵略进行准确的战略判断，形成制约法西斯侵略的有效机制与组合。历史的逻辑是，如同世界其他地域，东亚制约法西斯侵略的战略态势的形成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美英东亚战略也经历了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与抵抗、妥协与遏制、被动与主动，最终走向反抗日本法西斯联盟的转换，而中国抗日战争对美英的这一转换则起到了主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