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研究：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外交战略

本卷综论“自存”与“共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综论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主权丧失，沦为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其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危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之后，民族独立，恢复国家主权，以民族独立的国家形态与各国共存于世界，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在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思潮的影响之下，中国民众反对侵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利权的呼声日见高涨，形成了大规模的民众爱国运动。继起的中国大革命，将打倒列强的民族革命运动推向高潮。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其目的是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求国家地位与世界各国之平等。尽管这一革命运动因为国共分裂而失败，但其基本精神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追求。因而，取代北京政府而成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向国内外继续表明以争取民族平等为最高外交目标。

国民政府所遵循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争取民族平等的途径，一改革命方式而主张与各国交涉。想在华盛顿体系之下，通过先与英、美的交涉，带动其他与中国有不平等关系的国家一起，重新订立平等新约，逐步完成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任务，形成与世界各国平等共处的关系。但列强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而列强又顽固维护其在华利益，即使交涉能够顺利展开，也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萧条发生，列强之间矛盾激化。仍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对象，不仅中国与世界各国平等共处的愿望成为难题，中华民族的存亡也成为中国自身必须面对的更大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展开的。而综观国民政府这一阶段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民族自存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是国民政府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基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一系列的文告、文献中，对内屡屡揭橥民族生存大义，强调危亡相救之道；对外则一方面谴责日本侵略行径，强调中国为民族生存而抵抗与抗战，另一方面强调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国联盟约的神圣性和国际联盟的公正性。这些话语，不仅仅是政治口号，也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决策的基本理念。就对外的宣示而言，谴责日本侵略和强调存亡危机，是民族自存基本理念的反映；强调国际公约的神圣性和国际组织的公正性，是追求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基础。民族自存与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两方面内容上虽不可相互替代，但有相互联系之处。九国公约作为列强调整在华利益关系的产物，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列强对中国的独占，并规定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非战公约规定了不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或纠纷的手段；而国联盟约则规定了各国联合一致解决国家间争端或纠纷的原则与办法。这些国际条约对中国而言，尽管没有使中国摆脱列强所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使中国成为独立的国家，但是不可否认，他们也为中国维持稳定的国际地位提供了法律和条约依据。在这一框架之下争取民族平等与独立，是国民政府基本外交战略。“九一八”事变挑战和破坏了这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和法律原则，不仅危害中国民族生存，也破坏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与平等的战略基础。正因如此，国民政府一再呼吁英、美等大国维护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国联盟约的神圣性，制裁和打击日本的破坏行为。而对世界而言，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国联盟约则是维持国际秩序的基本法律基础和原则，挑战这些条约，也是挑战世界基本秩序。因此，国民政府也屡屡以中国维护这些国际条约的尊严和为世界正义做贡献而自居。此非国民政府自恋自狂之言，而实际上确实如此!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既遭受到了日本侵华所带来的损失和痛苦，也基本上承担了全部抗击日本逐渐扩大侵华和破坏国际条约与秩序的任务。用自己的牺牲一方面捍卫民族生存的权利，以各种方式抗衡与打击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也尽自己的力量维持固有的国际秩序，迟缓着日本称霸东亚和世界的步伐。国民政府无论是向国内阐述抵抗日本侵略或抗战的意义，还是向国际揭露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以及呼吁国际援助中国抗战，都紧紧抓住这两方面的意义予以阐述。此外，在这些阐述之中，国民政府也反复强调，反对日本侵华，中国所追求的是民族平等。“七七”事变之前和“七七”事变之后的外交方针阐述中，都十分强调中一点。在对外政策中，随着抗战的展开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争取与大国的民族平等，在国民政府的外交理念中越来越突出。所有这些，都反映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是以民族自存和民族平等为基点。

第二，争取大国援助和建立国际反日阵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是国民政府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目标。半殖民地的中国，受列强支配和控制，国际地位低下。而日本作为亚洲强国，在国际上具有比中国更高的国际地位。因而，如何在列强的角逐中建立起反日阵线并有效地孤立日本，是国民政府外交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处理事变的思考，其中包括国联外交、直接交涉主张、抵抗政策、联苏制日主张，等等。这些主张中，只要是有利于争取大国支持、能够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的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强调和实施。例如联苏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过程，就很典型地说明这一点。国民党虽以反共为职志，国民政府也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国策，但国民政府为有效抑制日本，反复权衡之下，突破意识形态的局限，断然恢复中、苏外交关系，使国民政府孤立日本的外交格局变得更为合理。又如，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实施过程中，尽管也很清楚地知道国联在有效制止日本侵略扩张作用有限，但从孤立日本的角度出发，国民政府一如既往地将国联外交进行到底。虽然国联外交没有使“九一八”事变得到公正解决，但在孤立日本方面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日本不得不退出国联而自外于最大的国际组织，也使日本不能利用国联阻止国民政府反日外交的展开。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达成之后，国民政府并没有因为日德关系的接近而疏离德国。相反，不仅抵制住了德国拉拢中国加入法西斯阵营的压力，同时利用日、德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德关系的互补性基础，最大程度地争取德国中立。战时外交的展开过程中，国民政府密切关注日本与各国关系的变动，利用一切机会，在推动英、美、法、苏等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基础上，也争取推动它们联合抗衡日本。尽管其中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但这一基本外交战略十分清晰，且坚定不移。这些保证了国民政府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沿着有利于中国抗战进行并取得胜利的轨道前进。(www.xing528.com)

第三，坚持对日基本立场，等待和推动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基调。“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以退避为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华进入激进时期，国民政府尽管没有采取坚决抵抗的政策，但反对日本侵华的基本立场也逐渐坚定起来，并积极积蓄抗战力量。相比于日本而言，中国军力和其他支撑战争的物资条件处于劣势。从“七七”事变发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尽管非常希望国际对中国抗战提供援助和支持，共同抑制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但也强调表现自身抗战力量的重要性，并在抗战初期的军事失利之后，能够坚持这一基本立场，在进入被称为的“苦撑待变”阶段之后，坚持抗战的立场和决心仍不稍变。而在这一阶段中，国民政府与日本虽然也有过几次秘密接触，也提出过一些试探性的条件，但仍旧坚持不屈服的基本立场，且其接触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妥协投降。正是这一基本立场，使得国民政府能够在军事失利之后，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之下，通过各种努力，坚持抗战。与此同时，为创造有利于抗战的外部条件，国民政府不断地推动英、美、法、苏对华政策的变化，也等待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正因为如此，欧战爆发前，国民政府重视英、美、法、苏的合作进程，并对欧战爆发后英、法的军事失利表示担忧；苏德战争爆发后，也是如此。这些使得国民政府对外政策在外观上表现出一些不确定性及对国际形势变化的敏感性，也因此而形成政策层面变化的复杂性。但这一复杂性并没有改变其以有利于中国抗战为中心的外交基调，不能视为投机取巧。同样，也不能将国民政府外交上一时的调整视为外交基调或战略上的改变。而“待变”之“待”，也不是简单的消极等待，而是在坚持抗战军事行动前提下的等待。之所以要等待，一方面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国抗战胜利所必需的外部条件之一，以及自身不具备短时间内彻底打败日本的基础条件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际各种矛盾从产生到聚集，到形成激烈冲突而上升为主要矛盾，有一个客观变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并非中国可以掌控。从对外战略来看，国民政府所需要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反法西斯的行列中来，并对中国抗战带来战略性的或直接性的帮助。因此，也不难发现，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因应国际形势变化而起伏，并体现出愈是临近太平洋战争爆发，愈变得积极和强硬的特点。相对应地，其抗战胜利的信心也越来越坚定。

第四，尽管出现过动摇，国民政府仍然能够坚决站在民主阵线一边，尤其是以与英、美、苏合作为重点，制定外交政策和开展外交活动。20世纪30年代后，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蔓延，法西斯势力在一些国家获得了控制权，世界逐步分化成法西斯国家和反法西斯的民主国家。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扩张之害的中国，率先开始了反法西斯的斗争。而面对法西斯国家的扩张叫嚣以及初期的侵略行为，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却采取了妥协、纵容的政策，使其侵略扩张的步伐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这给初期的反法西斯斗争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使得国际局势变化的复杂性大为强化。这给一些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的外交决策影响甚大，而中国可谓首当其冲。面对这种状况，国民政府寄希望于欧美国家能够制裁日本侵华，但屡屡失望。这使得国民政府在日本的步步进逼面前，不得不采取周旋策略，而国民政府内部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前途问题上也因此出现分歧。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每个阶段上，都出现这种情况。国联外交失利、长城抗战失利、抗战初期军事失利、欧战爆发之初和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的短时间内，国民政府内部都不乏悲观论者，甚至不乏对日妥协论者。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治军事集团，在权衡了各种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利弊之后，坚定地站在反法西斯民主阵线一边，执行反对侵略的基本外交政策；而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以与美、英合作为重点的对外政策方针。坚持反对侵略的政策和以与英、美、苏合作为重点这一基本方针，奠定了中国抗战走向胜利的基础。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些正确的政策和方针，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东亚国际矛盾有较为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对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有较为清楚的估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是要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而这与英、美所代表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战略相比，给中国所带来的损害更为严重和深远。在此种情况下，维护以英、美、法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原则，以及发展与英、美、法等的合作，就成为国民政府必然的战略选择。因此，可以看到，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无论如何变化，但其将战略重点放在民主阵线一边的立场基本没有改变。这也使得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第五，从发展上来看，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经历了“七七”事变之前的妥协外交和“七七”事变之后的战时外交两个阶段。妥协外交阶段主要是以交涉的形式抑制日本侵华。国民政府尽管在战略上也想通过发展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尤其是通过国联来实现抑制日本的外交目标，但申诉外交之后，其交涉重点则在日本。“七七”事变后的外交，在向战时外交的转变过程之中与之后，外交重点并不突出，英、美、法、苏、德等及国联都是国民政府非常关注的外交对象。这反映国民政府普遍争取支持和援助的政策倾向，既没有受意识形态的限制，也没有受是否与日本结盟的限制，一切以能否得到实际支持和援助为目标。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逐渐转而以英、美，尤其是以美国为外交重点。这种变化不仅是国际政治力量分化组合影响所致，而且还是国民政府依据自身政治立场对外交政策进行不断调整的结果。而从总体上看，这一变化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

总体来看，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十年间的国民政府外交，经历了以“七七”事变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的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期。与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时代主题相适应，国民政府以求自存、求与世界各国的共存为基点；以争取国际援助、建立国际反日阵线、最大限度孤立日本为外交目标；依据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认识，确定了一系列具体外交政策，展开了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尽管内容不一，效果也有好或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抑制日本侵华或争取抗战胜利的外交基调则是一致的。与此同时，通过国民政府各方面的外交努力，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系日益加强。这使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外交战略得以逐步展开，并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