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外交筹划与实施的介绍

二、困境中的外交筹划与实施

欧战爆发后，英、法受长期以来的和平主义以及绥靖政策的影响，想通过经济封锁迫使德国议和，因而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性战略。德国利用这一点，在1940年4月初至6月底的短短三个月中，以闪电战的方式横扫欧洲大陆，侵占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先后宣布投降，英军完全从欧洲大陆撤退而固守本土。这一变化，对远东局势带来十分重大冲击，因而，对以英、美为外交战略重点的国民政府来说，影响巨大。

国民政府首先遇到的外交困境是英、法对日本的让步。1940年6月12日，英国与日本就天津存银最终达成协定。这一协议规定：“现存于天津交通银行之银元及银块，应由英国及日本驻该市之总领事共同加封，继续存放于该银行内”；“直至联合王国（即英国）及日本两国政府商定其他保管办法之时为止，该项白银加封时，驻天津英国及日本两总领事均应在场。”⁽⁸⁵⁾英国公然不顾中国政府不让日本染指中国白银管理权的立场，同意日方对中国白银管理权的要求，严重侵犯中国主权。随后，日本又向法国提出关闭滇越路；向英国提出关闭滇缅路、关闭香港边界、撤退上海租界驻军，以封锁中国与外界的运输通道，打击中国抗战。法国政府遵从日本要求，从6月20日起完全停止由越南向中国的物资运输。英政府则与日本达成封锁滇缅路的协议，约定自7月18日起以后的三个月内，禁止武器、弹药、铁道材料通过缅甸运输；日本政府所重视的任何军需资材，现在和将来均禁止由香港输出；为使禁运有效起见，香港和仰光之日方官宪，应与英方密切联络。⁽⁸⁶⁾滇越、滇缅路是中国军需物资运入的主要通道，禁运对中国抗战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可想而知。同时，英国还希望中日谋和。

其次，国民政府还面临着日本更为猛烈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和。还在欧战爆发前夕，日本政府就制定了以武力和谋略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的基本政策。欧战爆发后，日本以不介入欧战的政策姿态，重点谋求结束中日战争，强化了这一政策的实施。在武力征服方面，日军相继发动了桂南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枣宜会战，从南到北进一步压缩国民政府的战略回旋空间。在谋略方面，日本先是加紧成立统一傀儡政权的工作。1939年12月30日，日本与汪精卫签署《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即“日汪密约”）；翌年3月20日，汪伪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建立伪南京国民政府；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正式建立。汪伪政权建立之后，日本一方面利用汪精卫作为威胁重庆国民政府讲和的手段，另一方面利用英、法暂时妥协所形成的压力，对重庆国民政府展开了诱和工作，推动蒋、汪合流。为此，日本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主要有：“桐工作”、“王子惠工作”、“司徒雷登路线”、“钱永铭路线”等。⁽⁸⁷⁾

面对这一系列冲击所带来的困境，国民政府除了在军事上坚决抗战，取得桂南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之外，在政治和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在政治上否定汪伪政权。从政治上否定汪伪政权，包含着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意义。对内来讲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需要；对外来讲则是反对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是与日本的外交斗争。为此，1940年1月蒋介石就“日汪密约”发表告全国军民书。该文洋洋近万言，在揭露日汪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之后，着重强调：“我国抗战的意义，就在不惜一切牺牲，为国家民族独立生存作护卫，为国际公约，东亚幸福作干盾。”⁽⁸⁸⁾同时，又发表告友邦人士书强调，日本威胁东亚各国的领土安全，如令其坐大，将面临浩劫。因此，各友邦应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侵略，早日恢复东亚和平。⁽⁸⁹⁾随后，蒋又指示将“日汪密约”及相关文件，与蒋介石告全国军民书、告友邦人士书等一起编印成册，分发各处，广为宣传。汪伪政权建立后，国民政府立即下令，以卖国降敌名义通缉陈公博等77名汉奸。这些举措，对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和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具有积极意义。随后，英、美、苏等均表示不承认汪伪政权。

第二，积极与英国就滇缅路等问题进行交涉。在得知日本要求英国关闭滇缅路之后，从6月14日—7月11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先后七次与英外长、次长会晤。英方先是表示不会接受日本的要求，以致郭泰祺也感到“英方真意在延宕，当无意接受敌人要求，但亦不肯断然拒绝”⁽⁹⁰⁾。7月11日晚，英外长告知郭泰祺：“不得不谋缓和日本，拟对运华某某种之货物临时限制，以雨季为限”，并提出中国“或可利用此时期谋中日接近，整个解决，因日方确有此表示”。禁运和希望“中日接近”（实际是中日议和）如此联系在一起，使郭泰祺感到滇缅路禁运是推动中国向日本妥协的手段。因此，郭愤然言曰：“世人必谓英方故意压迫我国以就日本范围，且使日本提高条件，必致丧失中国友谊，激起美俄反感，牺牲英国自身立场与实利。”⁽⁹¹⁾7月15日，郭泰祺向英国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同时反诘英国外交次长：“此时中、日不能言和，正与美、德同，如美国一面停止以物资援英，一面劝英和德，英方将如何感想”；“总以英国重道义决不负我为言，此次英方处置，使祺痛惜甚于愤懑。”⁽⁹²⁾国民政府外交部也于7月16日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政府这一举动，不仅与其一向的政策相违背，极不友谊；而且违背国际公法原则，违反国联历次决议精神，损害中国条约权利。同时表示，中国抗战立场不变，“无论有负我者与否，我胜利之信念决不稍微动摇”⁽⁹³⁾。同日，蒋介石也发表谈话称：“如果以滇缅路运输问题与中日和平并为一谈，即无异英国帮助日本，迫中国对日屈服。”英国这一行为，不仅失去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其结果必更助远东之战祸，而扩大远东战局”⁽⁹⁴⁾。国民政府滇缅路问题上的坚定外交立场，使英国不能不有所考虑。首相丘吉尔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理解英国在滇缅路问题上的困难，并表示永不强迫中国接受违反国家利益的和平。而蒋介石也借此机会致电丘吉尔，要求恢复滇缅路的运输。到8月，英国先是同意药品、救护车可以通行，后又准卡车往来用油不禁。10月4日，丘吉尔正式答应中国重开滇缅路。至此，滇缅路危机结束。随后，为应对三国同盟的形成，英国又主动提出中、英、美合作事宜。中英关系走出低谷。

第三，主动修复中苏关系。尽管国民政府外交的战略重点在英、美，然在英、美、法尚不能向中国提供实际的物资援助之时，苏联仍旧是中国军需物资的最大提供国。因此，国民政府对其十分重视。但中苏关系因苏联被国联除名一事陷入僵局，作为蒋介石特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室主任贺耀组，访苏期间备受冷落，对华援助问题久久不能落实，以致蒋介石电告道：“此次兄赴苏，本为访问史先生商谈外交方针为主题，而要求接济为次要问题……如其政策尚不愿协商，则虽有接济亦不足为奇，我国应自知为贫弱，但更不可自失其身份。”⁽⁹⁵⁾言辞之中透出蒋介石对苏联的很多不满。尽管如此，1940年4月28日贺还是在离开苏联前留下信函一封，请莫洛托夫转致斯大林。该函内容分为远东政治和请求接济两部分。请求接济部分主要是列出中国需要的飞机、各类火炮等急需物资，以及在中国建化工厂、聘请顾问等事宜。远东政治部分言：

自欧洲战事发生后，苏联为发展和平政策对波罗的海采取之措施，中国舆论一般认为以苏联立场甚为正当，苏芬和约成立，中国人士尤称道不置，并且希望苏联于适当时期能以积极政策适用于远东，以制裁侵略者。届时中国政府准备与苏联政府立即协议关系远东永久和平之政治的、经济的，乃至军事的诸临时措施与永久建设，而担负一部分光荣的责任。

上引文字一改国民政府对苏芬战争持保留态度的立场，转而要求苏联在远东实施同样的政策，而国民政府则准备与其采取长期和全面的合作。为表示中国的诚意，贺耀组在信函中还提出，如果苏联决定实施上述政策，“苏联方面如能先遣一经济专家至中国，则中国政府当联聘为客卿，即请彼先研究中国本身之经济，与中苏两国各期间之共同经济利益，而随时商讨”。中国希望苏联与美国两强合作，“能平行的对日采取监视态度”⁽⁹⁶⁾。信函所显示的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与此前有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远东问题上美、苏合作设想，与原来重视英、美合作有不同；二是提出了中、苏之间的长远和全面合作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变化表明国民政府在日苏关系呈现新动向之后，积极修复中苏关系的态度。此后，邵力子出任驻苏大使，中苏关系得到明显缓和。9月29日，蒋介石又致电斯大林，称“于我中苏两国关系至为重要”，再次要求协商两国外交方针。⁽⁹⁷⁾斯大林回电仅指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和加强军事力量，而对外交方针问题避而不谈。精明的邵力子认为，可以就此提出苏联对华援助问题。有鉴于此，蒋介石再次致电斯大林称：“希望我中国军力坚强之一点，实为革命救国之真谛。”⁽⁹⁸⁾在这一背景之下，11月苏联正式恢复对华军事援助。12月又派崔可夫赴华担任军事总顾问，随行者还有15名军事顾问和专家。这样，由于苏芬战争发生而受影响的中苏关系，历经近一年时间的僵持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从中苏关系的整体来看，国民政府所希望的美、苏合作，以及中、苏全面与长远合作的事宜，仍未为苏联方面接受，所改善的只是物资援华的问题。

第四，积极争取美国财政援助。进入1940年以后，国民政府战时金融遇到的危机不亚于其他方面的。5月14日，蒋介石在致罗斯福的电函中是这样描述的：

目前日本军事进展既受打击，不宣而战之战争已演为经济战争，最近伪组织宣布拟在上海设立发行银行，加以欧洲局势日趋险恶，敝国币制所受之压力益形严重，以致物价上涨，汇价跌落，外汇基金如不予充实，则经济状况日趋疲弱，影响所及，商业更致纷乱，万一金融崩溃，将使日人藉傀儡组织之力，统制敝国币制。⁽⁹⁹⁾(www.xing528.com)

为此，蒋介石要求美国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给与新贷款，或将“滇锡贷款”中的一部分改为现款提供给国民政府，以稳定币制。为推动这一方案尽快变成现实，蒋介石还在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时强调：“时间为一极端重要之因素，固不言而喻也”；同时，“此种财政之援助，不特将加强吾人之抗战力量，抑且有利于中美贸易也”。⁽¹⁰⁰⁾6月中旬，蒋又派宋子文为私人代表赴美活动。经宋多方活动，于10月22日与美签署贷款2500万美元的《钨砂合同》。与前两次贷款不同的是，此次所贷为现款，对维持法币具有重要意义。11月30日，罗斯福发表财政援华声明，宣布对华贷款1亿美元。其中5000万作为平准基金，另5000万作为商业贷款。受美国的影响，12月10日，英国也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其中500万镑作为平准基金，500万镑作为出口信贷。中国在争取财政援华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940年4月初至该年年底国民政府在上述方面的进展，体现战时外交从最为困顿的境地走向全面好转的发展轨迹。能够实现这一转化，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沿着可能使其摆脱外交困境的方向不懈努力，另一方面则是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所致。这期间国际局势最大的一项变化是，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法西斯政治军事同盟最终建立。随后，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加入，法西斯同盟得以迅速扩大。这一变化使得美、苏两国必须重新认识形势的发展，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国作为最早的、最坚定的反法西斯国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间接地推动国民政府外交走出困境。

从最为困顿的境地到全面好转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国民政府外交方针的某些重大变化。最为明显的有两次：其一为法国败降、英国退守英伦三岛对日妥协之际；其二为三国同盟形成之际。

法国败降、英国退守英伦三岛对日妥协之际，是抗战开始以来外交局面最为严峻的时期。此时，滇缅、滇越外联通道被卡断，中苏关系仍处于冷淡期，美国对华援助仍旧缺乏进展。严峻的形势，使得国民政府中很多人感觉到，原来以英、美为重点的外交方针，已难自处，有调整的必要。6月初，孔祥熙、朱家骅等“因德军暂时胜利，颇有倾向于德国，讥笑英法”；孙科也认为，“如越缅运输断绝，我当派‘特使’赴德”。⁽¹⁰¹⁾后又提出：“撤回驻英大使，退出国联，亲苏联德”的主张。⁽¹⁰²⁾蒋介石一方面认为：“欧战英法虽然失势，但与太平洋有关之美苏两国之军备日强，远东形势未变，故预定之抗战外交方针，亦无变更之必要”；另一方面也说：“目前我国对英法外交仍不变更，对德外交，力图接近。”⁽¹⁰³⁾尽管言辞中反复强调不变，但在实际上，由重视英、美到重视美、苏；由“端在参加民主阵线”到对德“力图接近”，反映了国民政府从欧战爆发之初到战争进一步扩大过程中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以重视美、苏为中心，维持中国与英、法的关系，而以力图接近德国为权变。就力图对德接近来说，国民政府也不仅仅停留在言论上，而是贯穿于实际外交事务中。6月初，朱家骅在重庆召开中德文化协会第五届年会，宣扬德国文化。8月，国民政府派桂永清任驻德武官，负责对德联络，修复邦交。与此同时，还指示驻德大使陈介通过德国制止日本进占越南，并相机推动中、德合作。这些显示国民政府在这一转折时期谋求突破外交困境而与德接近的意图。但这一意图的实施，在外交实务中并没有带来什么重大收获。

三国同盟形成之际，表面上看，国民政府对外政策无明显变化。如外交部在就此发表的声明中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必照过去一贯之政策，予以坚强之反对。”⁽¹⁰⁴⁾但在外交运筹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调整。在得知三国同盟形成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德、意、日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¹⁰⁵⁾9月30日，国民政府通电各高级将领指出，三国同盟的形成，“实为我最后胜利之转机，亦为倭寇失败开始最大之关键”。由此带来的外交上的变化，该通电指出：

敌与英美既已决裂，立于敌对地位，对苏联关系亦必更趋恶劣，则我在外交上，此后更不虑美苏对日妥协与犹移，是敌人之所得者，为鞭长莫及有名无实之德意盟邦，而我则获得太平洋上强大有力之战友，此后我与英美苏对日寇皆在利害相同之地位，关系必更密切进步，自无待言。……英美苏与我之积极合作，为极自然之趋势，而我国则敌友分明，应付简单，更易受得道多助之效……⁽¹⁰⁶⁾

以“战友”、“利害相同之地位”、“极自然之趋势”来概括中国与英、美、苏之间的关系，表明国民政府十分敏感地意识到三国同盟的形成将彻底改变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已由原来不对等的关系转变为同盟关系。正因如此，国民政府在与英、美接触之中，角色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言辞方面来看，10月14日蒋介石在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时的谈话，典型地体现这一点。他说：

英、美素以殖民地视中国，看不起中国的力量。倘不先放弃此项成见界限，不必讨论合作办法。英、美即使供给我飞机数百架，借款数百万镑与军火若干数量，亦不足以表示放弃素来对华错误之观察。须知英、美专恃海空军以谋远东，对日胜利，实感不足。必须有大量陆军之协助，始克有济。中国实有供给此项实力之能力，且能与英、美作有效之合作。但必俟英、美确实抱有解决远东问题之决心，深切明了中国非殖民地国家，及陆军贡献之重要。即须先有精神上之正确认识，然后始可讨论军事、经济与政治整个合作。倘英、美尚未有此觉悟，则中国不得不独立推进其国策。⁽¹⁰⁷⁾

上引资料所显示的是，中国不单独强调物资援助，同时也强调理念更新和战略合作。要求英、美对中国“须先有精神上之正确认识”，抛弃轻视中国的殖民主义观念，重视中国的力量，然后实行平等的全面合作，反映国民政府对中国战略作用的重新认识，以及对中、美、英合作的重新定位，是一种新的外交理念和视野。而与此相配合的“倘英、美尚未有此觉悟，则中国不得不独立推进其国策”的宣示，不管是出于要挟，还是纯粹的策略，抑或真正寻求独立，都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寻求摆脱对英、美依赖的自主意识的萌发。国民政府的这一变化，并未被英、美立即接受，英国政府只是简单地指出：“吾人以为中、美、英间‘精神之谅解’业已存在”，而对实际的平等合作则予以拒绝。⁽¹⁰⁸⁾美国政府在这一层面上也仅表示对中国的内忧外患“咸感同情而注意”，对中国抗战“深切之钦佩”，也未答复平等合作的问题。⁽¹⁰⁹⁾这体现英、美仍旧缺乏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意愿与动力，而只愿意提供有限的物资和财政援助。虽则如此，但这种理念和视野对此后国民政府的外交具有重大影响。

从上述情况来看，国民政府在面临巨大的外交困境之时，外交政策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在坚持抗战的前提下，积极与英国交涉、修复中苏关系、争取美国援助等实际外交实务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效果。而三国同盟形成之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敏感地意识到了中国战略地位的变化，开始强调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争取英、美的战略和物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