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与战略

一、欧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的外交抉择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突袭波兰。在向德国递交要求其从波兰撤军的最后通牒未获答复之后，英、法于9月3日正式对德宣战。随后，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加拿大等也先后对德宣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此前后所出现的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使中国抗战面临新的变数。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在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思考上，又经历了一些新的抉择。

欧战爆发的前夕，国民政府十分关注欧洲形势变化，同时也在思考相应的对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立即意识到它将加剧欧洲局势的动荡，并对中国抗战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苏联因此而缓解了其来自西面的压力，从而间接地有利于中国抗战。如国民政府的通电指出：“苏德此举，已使暴敌依违失据。”顾维钧则更进一步指出：“苏既纾欧洲西顾之忧，或能增调一部分实力于远东，作进一步压迫日本之举，为我声援，而达中、苏对日共谋一劳永逸之目的。”⁽⁵⁴⁾另一方面则是因苏、德接近而间接推动英、法与日本妥协。8月25日、27日，蒋介石、王世杰等人连续研究应对策略。王世杰提出：中国“尤不可变更立场，与德谋亲善”；又指出：苏德关系变化后，“英法政府或出而调停中日战事”，中国政府要“预定应付方针”。⁽⁵⁵⁾王世杰的担心在国民政府中具有代表性。翁文灏持同一看法：“德苏联好，欧局甚危。远东事，英、法势难兼顾，尤赖美国支持，亦非有美国明切表示，不易使英不向日迁就。”⁽⁵⁶⁾驻英大使郭泰琪也认为：“敌受苏德协定打击，将力图缓和英、美，故英、日妥协最为我方顾虑。”⁽⁵⁷⁾

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何为主何为次，仅凭分析当然难以认定。由此也使蒋介石感到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益复杂。如何应对这种复杂局面？蒋认为：“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吾人惟有紧握机纽，操之在我。在我之道，以真理和正义为主，而以策略和权宜为辅，若至策略无效，则纯以正义处之，此所谓以至不变御至变者也。”⁽⁵⁸⁾蒋介石在这里提出了“真理和正义”、“策略和权宜”、“至不变”和“至变”之把握问题，表明其一方面感到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易把握，要稳定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处理外交事务时，在正义为主的前提下，不排除权变和策略的运作。基于这一原则，蒋介石在对外发表谈话时，强调“不屈不挠，自主自强，不背信义，不畏强权，为我外交唯一之基础”，“不存利用取巧之念”⁽⁵⁹⁾。

综合起来看，欧战爆发前夕，面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带来的冲击，国民政府在强调基本立场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关注的重点是英、法与日是否妥协问题。为了防止英、法与日妥协，国民政府一方面表示“中国惟美国之马首是瞻”；另一方面则希望美国促成美、英、法、苏合作，“共同解决远东问题”。至于解决方式，国民政府提出，“美国领导远东有关系各国，召集九国公约会议，或续开比京会议，或举行太平洋和平会议”。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鉴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政府强调了“中国自由采取独立外交，对英、对法、对俄在政策上均不受任何约束”⁽⁶⁰⁾。这些仍旧体现以美国为中心推动远东问题解决的战略思路。

德国进攻波兰，从反对侵略的基本立场出发，中国理应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立场，或对德宣战，或公开谴责德国。但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则充满曲折。据《王世杰日记》载，9月2日—6日，蒋介石、孔祥熙、王宠惠、王世杰、张群等几乎每天都抽时间在一起研究外交对策。在9月2日的商讨中，王宠惠、张群、朱家骅等主张采取中立政策。蒋介石则主张“对德宣战”，“以期先发制人，遏止日本对英之妥协”。王世杰则大体上赞成蒋的主张，但又提出：“德苏协定规定，苏俄不得援助与德交战之国家，则中国对德宣战后，苏联对华之物资援助是否受影响，颇成问题。”因此，王建议“再作一番考虑然后决定”⁽⁶¹⁾。对于为什么要对德宣战，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

欧战如果扩大，我国外交方针应注意两原则：（一）不使日寇加入欧战为第一义。（二）不使俄日妥协为第二义。……欧战结果，胜负谁属，余详察之；甲、胜利必属英法。乙、我须提前加入英法阵线，使日不能加入。丙、我国参加欧战后，俄日如果妥协，对我亦不能加重困难，以我固守西南，能自主也。丁、以我加入英法，或可使日反对英法，则于我有利。戊、如我加入英法，日亦随之加入英法，则我应声明抗日之立场不变，必坚持九国公约与国联盟约为基础，而达到我领土与主权之完整而后已。⁽⁶²⁾

不难看出，蒋的思考中，尽快对德宣战，除了“遏止日本对英之妥协”之外，最主要的是要使中国与英、法站在同一战线，与日本形成公开的对立；退一万步讲，如果这一目标因日本加入英、法一方而难以达到，中国也仍有坚持自身立场的空间。因而，蒋介石再次强调说：“我国对欧战政策之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⁶³⁾而对于因为苏德关系的变化可能带来的苏日妥协，则不认为重要。对此，蒋介石进一步分析道：“敌如与德、意、俄妥协而与英、美、法对抗，则侵略阵线，陆上力量虽较大，而其海上力量则远不及反侵略战线，如敌计果出此，则余之处决也易，且信公理必胜，强权终归失败，切勿以一时之利害，而有所疑虑也。”⁽⁶⁴⁾这一思维除了延续了此前重视英、法是否对日妥协的思考之外，还增添了几分基本理念的色彩。

尽管如此，但王世杰所提出的苏联援华物资问题，是中国抗战的客观实际不能不予以考虑的问题，这使蒋难以固执地坚持自己对德宣战的主张。因此，9月5日，蒋转而赞成王世杰较为缓和的、以回国述职的名义先召回驻德大使的主张，但这一主张仍遭到持对德中立态度的孔祥熙等的反对。随后美国宣布对欧战采取中立政策，蒋遂于9月12日明确放弃对德宣战的主张，而只对英、法、波兰表示道义上的同情。⁽⁶⁵⁾同时，尽管蒋介石认为苏、日妥协不会加重中国抗战的困难，但受《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欧战爆发，以及盛传苏、日两国之间已经开始商议互不侵犯条约的影响，仍不得不重视苏联的外交动向。9月4日、11日、12日，蒋介石三次以“手启”的落款致电孙科等，令杨杰、孙科尽速向斯大林探询：（1）“苏俄对欧战方针如何”？（2）“苏俄对远东政策究竟如何，是否能与美、英、法共同一致”？⁽⁶⁶⁾但孙科未能及时见到斯大林。直到9月17日，苏联政府才派贸易部长米高扬代表斯大林约会孙科，转达其对蒋所询问题的答复：

（1）苏联援助中国抗战，自当继续以事实表现，决不稍变初衷……切勿怀疑误会。

（2）日本至今尚无向苏联提议订互不侵犯条约事，且或并无此意，外间谣传毫无根据……(www.xing528.com)

（3）美国在远东能与中国事实上援助，固为苏方所乐闻，但美国虽宣布废止美日商约，仍旧供给日本以军需原料，至所不解。在此情形下，苏联在远东，无与美一致必要。⁽⁶⁷⁾

苏联政府的上述回答，肯定其援助中国抗战政策不变以及在远东不能与美国合作的态度。换句话说，其对华基本政策不变。在此情况之下，蒋介石赞成王世杰提出的“我们不可变更立场或放弃英法美诸国友谊”⁽⁶⁸⁾。因此，国民政府在欧战爆发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在经历了一番思考抉择之后，大体维持原有基本外交政策不变。

除了上述具体政策的思考之外，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国民政府还重新强调抗战的基本立场不能动摇。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发表讲话，重申中国反对侵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国联盟约、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基本原则，实行自立自主的外交等基本对外政策原则。⁽⁶⁹⁾而谈到中国抗战与欧战的关系时，则着重指出：“欧战爆发，为人类又一不大幸，而追原祸始，则日本自八年前今日破坏公约，侵略中国，实为其罪魁焉”；“东亚未来之治乱兴衰，全以中国为其枢纽，深望英美法苏各国，当认识中日问题，实为世界之中心问题。”⁽⁷⁰⁾其用意所在，为强调中国抗战在世界反侵略战争中的极其重要性，希望各英、美、法、苏不可因为欧战而忽视远东问题和中国的抗战。

波兰很快为德、苏两国瓜分，而后德国又以和平伎俩麻痹英、法，使欧战爆发后至1940年4月初的7个多月内，英、法军队与德军相安无事。但是，相对平静的局势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牵动全局的外交问题，也不意味着国民政府不需要进行外交思考和努力。德国与英、法身处战争状态的已成之局，苏联由反对侵略向对外扩张的快速转向，以及英、法为应付局势变化所进行的外交政策调整，不能不影响日本对外政策，从而也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所有这些变化与中国抗战的关系。

在进一步的考量中，蒋介石对欧战之后日本的动向做了大体估计。他认为：“如欧战延长，日本必不甘久于寂寞，无论如何必将乘机实行其传统政策，先占领英、法在远东之属地与权益，虽有美国从中牵制和监视，彼亦不顾一切，且其海军实力，在中日战争中，毫无损失，故日本以后尤其在欧战中，其将取北守南进政策为无疑义。”从这一分析和预测来看，蒋认定日本南进政策的实施只是迟早的问题。因此，蒋强调：“亚欧形势，尤其英法在远东的利害，更与中国有密切关系。”⁽⁷¹⁾从这一思考出发，国民政府希望英、法在远东继续与中国互助合作，并表示“愿以人力与物力协助”⁽⁷²⁾。但英政府的回应则相对冷淡，仅仅表示“允于适当时机，予以考量与运用”⁽⁷³⁾。在对日是否妥协的问题上，英政府也缺乏较为坚决的表态，只是指出英国“目前决无撤退之意，惟日方如相逼过急，英方为避免正面冲突起见，或须暂时撤退”；“英方曾对美表示希望在远东多负责”。⁽⁷⁴⁾这些无异于表明英国将随时准备与日本做出妥协。⁽⁷⁵⁾法国政府的态度则更为消极。法外交部官员向顾维钧表示：“欧洲局势的变化如此之大，致使法国必须重新考虑其远东政策”，“总的想法是，要求国民政府制定一个计划，使汪精卫政权与日本扶植的北京政权得以并入一个联邦政府形式的全国性政权”。⁽⁷⁶⁾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向胡适表示：“正在考虑斡旋中日和平的事情。”⁽⁷⁷⁾所有这些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构成了严重打击。

此外，对中国外交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欧战后苏联对日态度的变化。9月15日，苏日签署《诺门坎停战协定》。10月底，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舆论开始转向袒护德国指责英、法⁽⁷⁸⁾；外交上示好日本，并与其进行商务谈判。对于苏联政府的这种变化，国民政府十分担心。经常参与外交决策的王世杰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第一反应是，觉得“不独使英美人士闻而齿冷。吾国今后如何自处亦成大问题”⁽⁷⁹⁾。王世杰还依据苏外长莫洛托夫表示愿与日本谋国交之彻底改善的信号，联系到“中苏新订商约迄未经苏联批准，中苏空中通航协定，亦迄未能付诸实施”，推断“苏联对日政策或有大变”。⁽⁸⁰⁾蒋介石也于11月8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除了询问苏联政府对日政策的具体内容之外，较为详细地指出了苏联这种政策转向的危险性。他说：

如贵国外长演词中所表示之态度，日本方面颇可藉此以出卖苏俄而对英、美说话，英、美有鉴于此，亦将与日本拉在一起，将来结成反共阵线，转以对付贵国，盖日本现行政策无论对内对外必为反共无疑。如此，贵国对日态度转变之结果，徒然促成日本与英、美之妥协，进而形成英、美、日之反共阵线，而贵国即欲与日妥协尤不可得!

苏联谋与日本改善关系的本意是，缓和自身压力，间接地是推动日本南进与英、美冲突。利用与反利用本来就是外交中的基本策略，波谲云诡的转换时期更是如此。因此，蒋介石所指出的日本可藉与苏联结好来要挟英、美，并进一步与英、美勾结来围攻苏联的种种变化，在条件成熟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蒋进一步指出，“远东如暴日得势，彼必视贵国为敌，而美国为保持其权益与地位，唯求压制日本之侵略，而决不致于贵国有何妨碍。再进一步言之，今后要解决远东问题，如贵国出而主张，而美国不动；或美国出而主张，而贵国不动，此即日本之胜利”；只有苏联和美国联合一致，才能真正解决远东问题。⁽⁸¹⁾但苏联出于应付欧洲局势的需要，坚持自己对日缓和的基本原则，不仅不为蒋介石上述游说所动，而且对国民政府反复要求的对华援助反应冷淡。嗣后，中国对国联开除苏联会员籍投了弃权票，此举被苏方指为“无异帮助英、法打击苏联”⁽⁸²⁾。中苏关系至此滑到低点。这一变化对中国继续抗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上述基本情况显示，欧战爆发尽管从反法西斯战争角度来看，中国与英、法等联系更为紧密，但由于英、法等更重视欧洲问题，以及苏联与德、日关系的骤然改变，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所面临的形势，实际上更为复杂和严峻。日本乘机趋于积极的扩张政策，英、法对日退让、苏联对日缓和的政策取向，都给中国抗战带来很大的压力。在压力逐渐显现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外交抉择方面，尽管十分重视修好与苏联的关系，如派军委办公室主任贺耀祖出使苏联、蒋介石也数次致函斯大林，但其战略重点仍旧锁定英、美。王世杰在致胡适、颜惠庆的文电中对此表达得很清楚：“介公重视英、美友谊过于一切”；“政府重视英、美过于其他友邦，惟不可公开表示耳。”⁽⁸³⁾

在英、美、法具有妥协意向前提下，国民政府为何还要将外交的战略重点放在英、美呢？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判断日本将乘机积极南进，此举必然与英、美、法冲突。因而英、美是中国抗战的直接战略伙伴。其二，受日、苏日见和缓态势的影响。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一致认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是北进政策为主，因而苏联成为中国抗战最直接的战略伙伴。苏德协定签署，日、苏《诺门坎停火协定》签署，日、苏商务谈判开始，加上苏联向外扩张以及与英、法对立的发展趋势，使苏联未来的政策走向充满很大的变数。同时，苏联的扩张政策也与国民政府的反侵略基本立场构成直接冲突。因之，国民政府难将苏联作为自己外交战略重点。其三，尽管英、美表现出对日妥协的倾向，但对中国抗战以及在战略上抑制日本的立场没有根本改变。如美国不同意延长或修订《日美商约》，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公开抨击“东亚新秩序”，在表示继续对华援助的基础上，与中国签署总数为2000万的“滇锡借款”等。⁽⁸⁴⁾在与日本的商贸关系上，英国也配合美国，停止英日协定的谈判。在其他方面，也照顾美国的立场。上面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民政府坚持以英、美为外交的战略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