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日本扩张政策揭露：中国与世界研究结果

一、坚持抗战与揭露日本扩张政策的图谋

武汉、广州沦陷后，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局势更为严峻。军事形势方面，东部海上和内江航线均为敌所制，军队大多以山岳地带为依托构筑防御战线，战略回旋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政治形势方面，从内部来看，汪精卫在其政治扈从的拥护之下，对抗战产生动摇并响应日本政府“更新中国”和“建立东亚新秩序”，出走河内；发表投敌叛国的自白书——“艳电”，赞同日本所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原则；宣称：与日本就此交涉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¹⁾，并与日本方面达成大体协议，走上分裂叛国之路。这对国民政府构成了严重的政治打击。

从日本方面来看，11月3日日本内阁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该声明认为，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如果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但“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同时，该声明还宣布，日本的目标是要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以期实现国际正义的确立、共同防共的达成、新文化的创造和经济上的结合。⁽²⁾12月22日，近卫再次发表《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亦称“第三次近卫声明”）。该声明承袭第二次近卫声明的基本观点，以阐明所谓“与更生中国关系之根本方针”为中心，指出：“中国必须首先消除其从来之偏狭观念，而放弃其抗日与不忘‘满洲国’之情绪”；“其次，日本因不允许东亚有第三国际势力之存在，故当本日德义防共协定之精神，以缔结中日防共协定，为调整中日国交之紧急要件”；再次，“中国应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以增进中日两国民之经济的利益”。⁽³⁾日本这两次声明，是想借助军事胜利，特别是武汉会战的胜利，向国民政府施加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双重压力，迫使国民政府就范。

上述情况的出现，表明中国抗战正式进入“苦撑”阶段。对于所处阶段如何认识？如何坚持抗战并准确把握中国抗战与世界的相关联系？如何推动世界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支撑战局的方向发展？都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作为国民政府抗战核心人物的蒋介石面对这一形势，做出了一系列的阐述，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稳定“苦撑”局面。

第一，从总体战略上阐述战局变化所含蕴的具体意义。蒋介石认为：总体上来看，“抗战局势，复由长江而蔓延于粤海，在表面上似敌势愈形猖獗，战线骤扩，吾人之应付益艰，顾究其实际，则敌人南侵，乃计穷力绌，侥幸出奇，以自趋绝地之下策”⁽⁴⁾。进一步从日本的大陆政策来看，蒋介石说：

在占领东北尚未稳定之时，而就要来侵占华北，他的力量达到华北以后，又由慢性的侵蚀，变为急性的鲸吞，于是公然来占我们平津，这已经和他所谓大陆政策既定的国策与战略，完全是背道而驰了。不单如此，他还要再进而至于华中，甚至侵入华南，占我广州，这是他更进一步地来破坏他们自己的传统政策了。他进入了华中、华南以后，不但战略上陷入进退不能的地步，就是在政略上也迫令他不能不倒行逆施，与世界列强为敌，陷入于四面楚歌的绝地了。⁽⁵⁾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运用传统兵法对战局进行分析，认为日军犯了一系列兵法之大忌。这就是违反了“知己知彼”、“兵贵神速”的原则，并形成了“顿兵深入”、“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诸侯乘其弊而起”、“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兵久而国不利”的局面。⁽⁶⁾他又指出：“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军事学术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战速决为性能，吾人对倭作战，既知其性能与习尚，即应以坚韧、忍耐、延缓、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⁷⁾一方面认为日军在战略上已“趋绝地”；另一方面也认定“坚韧、忍耐、延缓、持久之道”能“致其死命”。因此，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军事上虽暂居被动，但只要有坚韧之志，必能取得最后胜利。蒋介石的这些认识，应该说有其准确的一面。确实如蒋所分析的那样，随着战线的延长和战区的扩大，日本在战略上确实是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境地。

第二，再次确认基本战略方针、实行整军和调整战略部署。1938年11月25日—28日，国民政府在南岳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对抗战以来的军事进行检讨。在会上，蒋介石对抗战以来的军事进行总结和评述。他指出：敌人技术装配和一切准备都处于优势地位，中国处于劣势；我们所思考的战略，就是要“拿我们劣势的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这就是要“在时间和空间上，作整个的、持久的打算，确立一种正确的战略，来妥善运用”。从这一角度来说，军事上，“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战略上，“已经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即日军“随战区之扩大而力量分散，且已疲敝不堪”；而“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实的增强，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⁸⁾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认识和对全盘战局的估计，国民政府决定今后以建军为重心，以便保持持久作战能力。为此，将全国所有军队“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整训期四个月，用一年的时间将军队轮流整训完毕。⁽⁹⁾与此同时，体制上简化军队层级，将原来的七级减为五级，以便提高指挥效率。南岳军事会议所形成的有关相持阶段战略的整体认识，和蒋介石此前“以空间换时间”的论述，不仅具有一致性，而且是在抗战初期“持久消耗战”基础上的更为具体化和理性化。确实如此，随着日军所占区域的扩大，其扩张野心与其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国民政府退入西南西北地区继续抗战，形成持久战态势，使日军短期内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企图完全破产。国民政府利用这一态势，从加强军事建设入手，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显然是符合抗战发展规律的。

在具体战局部署方面，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与持久战战略方针相一致的安排。《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对全局军事部署的方针是：“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备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斗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¹⁰⁾这种兵力配置，将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的敌后游击战争和依傍山岳的机动作战提到首要位置，并明确了它的重要性，其目的是要达到牵制和消耗敌军。对广阔的正面，则仅以保持现有态势为主，不得已时，也仅限于作侧面牵制，重点是赢得时间。国民政府军事上的这些布置，不仅强化了战线的韧性，也显示出了持久抗战的决心。

第三，抓住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对华政策，对其所包含的灭亡中国与危害世界和平的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揭露。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题为《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长篇讲话，以第三次近卫声明为中心，结合日本此前的有关舆论和政策宣传，对其意图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蒋介石指出：日本最近的一系列政策，是“于军事之外，出于种种威胁计诱的方法”。尤其是第三次近卫声明中所提出的“更新中国”的概念，是“玩弄玄虚的一个总结局”，是“整个吞噬中国”的阴谋。蒋介石指出：首先，日本的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是“推倒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图的总名称”。具体来说，是“以防赤祸的名义，控制中国的军事，以拥护东洋文明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族文化，以排除经济壁垒的名义，排斥欧美势力，独霸太平洋，再以‘日满支经济单元’或‘经济集团’的工具，控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其次，日本的所谓“东亚协同体”与“日满支不可分”及“日满支互助连环的关系”，是要“整个地将中国及东北吞噬并合为一个单一体”。在这个单一体中，“日本为家长，而满支为子弟，换句话说，前者为治者为主，后者为被治者为奴”；而“这一个连环关系，就是要像锁链般牵曳我们整个民族到十八层地狱之中，而永远不能自脱”。再次，日本的所谓“完成两民族的融合”、“完全无缺之提携合作”、“中国建设工作”等，是要“永远消灭我民族的独立存在”。这些表明，“中国不灭，日本的侵略工作是不停止的”。因而，“近卫声明发表后，就再没有一个明大义识时势的中国人，再存和平妥协之想了”。因此，总体上来说，第三次近卫声明就是要“强迫我们中国自己来破坏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要我们中国自己来破坏国联盟约、九国公约，以至于中苏不侵略条约等一切条约”，是要中国“助成他独霸东亚，一直支配世界的迷梦”。

在揭示日本企图灭亡中国之后，蒋介石还重点指出：“日本的政策，现在已经是由他的大陆政策扩充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进政策改进到南进政策。简言之，日本现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陆与海洋同时并进，双管齐下了，在吞并中国的企图中，同时更要推翻国际秩序，独霸东亚，驱逐了欧美的势力，这一次站定之后，将要更进行什么，已不啻肺肝如揭。”⁽¹¹⁾言辞之中，不仅强调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图谋予以揭露，而且将日本“东亚新秩序”中所包含的针对英、美及原有国际秩序的企图，做了恰当的强调。(www.xing528.com)

蒋介石对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内涵的揭露，其目的一方面是向国人揭露日本政策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则是要唤起英、美、法、苏等国进一步关注中国抗战，并切实制止日本进一步扩张，而对正处在抗战中的中国予以有力的援助。⁽¹²⁾

此外在政治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还采取了打击投降卖国行为的措施。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分别召开临时会议，以汪精卫危害党国，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以正其通敌求降之罪。这一举措，不仅向全世界十分突出地体现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决心⁽¹³⁾，而且对形成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稳定的政治局面有十分重大的作用。随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突出民族自卫和民族独立意识的宣传和普及，加强社会动员，以支撑抗战。

上述措施，对稳定“苦撑”局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从蒋介石采取这些措施中的言论来看，除了阐述日本对华政策的真实目的和抗战必胜的道理之外，一个很显著的内容就是唤起欧美关注日本扩张动向或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上引其有关日本海洋政策的阐述，即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更为深入地说明这一点，蒋介石还指出：

本来世界上负有条约责任的各国，为要打开黑暗，重复光明，都应该有制裁强暴，维持国际条约的责任；但大家都相顾逡巡，中国就只有不惜一切牺牲，来担负起这个正义绝续，公理存亡关头的大责任。我们这次抗战，在本国是为了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求得中国的独立和自由平等；对国际就是要拥护正义，恢复条约尊严，重建和平秩序。……我们古语有云：“德不孤，必有邻。”世上公理的力量，终必抬头，一切善良的人类，终必为正义而合作。⁽¹⁴⁾

这段言辞，一方面表示抗战的决心，一方面呼吁国际正义力量起来制止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尽管显得有些空洞，但推动大国担当起责任的意思，甚是明确。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苦撑”局面之下，最需要的就是形成大国合作制日的局面。这一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仅都十分清楚，而且还为此而不断努力，借助有利的时机予以推动。例如，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北部登陆。11日，蒋介石即就此发表谈话。他认为，从军事上来看，日军占领此岛“不仅可以完全阻断香港与新加坡间交通，切断新加坡与澳洲间之联络，而且使菲律宾也受其控制，此不仅威胁法属安南，实为完全控制太平洋海权之发轫”。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从军事战略态势和政治方面进行阐述道：

吾人皆知日本在太平洋上有三个最重要之战略据点，在北为桦太岛，在西为海南岛，在东为关岛，日本欲取得整个制海权，对此三地皆不能忘怀，如三者皆落日本之手，则菲律宾与夏威夷即等于为日本所占领。现在桦太岛日本已据其半，今又企图占领海南岛，以遮断英国海军向东与美国取得联络，若此种计划不受阻止，则日本进一步，势将更谋控制关岛，如此不仅可阻止美国海军之向西，且将隔绝与菲律宾的联络线。

蒋以敏感的战略眼光，指出日军进占海南岛的战略目的，是在遮断英、美之间海军的联系，获取和扩大制海权。因此，蒋认为“日本之进攻海南岛，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由是，他进一步申论道：

地区容有海陆之分，影响却完全相同，回忆沈阳事变发生时，除美国当时国务卿史汀生以外，其余各国当局，均不予措意，日本乃得继续扩大其侵略，迄今八年，竟造成其悍然独霸东亚之形势，增长其征服世界之气焰。今日本又进攻海南岛，如任其占领盘踞，吾料不及八月，其设计中之海陆空军根据地，即可初步完成，于是太平洋上之情势，必将突然大变，法国纵欲在安南设置海军根据地，美国纵欲从事关岛之设防，亦将时不及待，故日本之决然南进，并非欲藉此以求中日战事之结束，而是证明其不惜最后之冒险，以造成太平洋战局之开始也。⁽¹⁵⁾

蒋介石这一大段言辞，表达了三层涵义：其一，由于各国“均不予措意”，“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得逞，“竟造成其悍然独霸东亚之形势”。其二，日本进占海南岛，并不是针对中国战场的，而是为了取得太平洋的优势地位。其三，对日本进占海南岛不及时阻遏，将会重蹈“九一八”事变处理过程的覆辙，助长其征服世界的气焰。而从中也不难可以体会到另外一层涵义：即现在已经到英、美、法联合一致积极筹划直接在军事上遏制日本军事行动的时候了，不然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蒋介石的上述分析，不仅揭露了日本进一步扩张的企图，指出其军事进攻的方向，而且也呼吁欧美国家采取必要行动，对其进行遏制。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揭露日本对华政策中阴谋以及其扩张政策的发展趋势、战略意图，还是由此呼吁欧美国家支持中国抗战、联合遏制日本的进一步扩张，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一味等待和依赖欧美国家的援助。事实上，蒋介石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存亡操之在我”的基本原则。例如，1939年8月27日蒋介石通电各军政长官，指出：“吾人必当发挥真实之自力，为长期艰苦之奋斗”；“既不可稍存求速取巧之幸心，以自陷于荆棘，更不必观望于国际间纵横迷眩之迹象，而自分其心志”⁽¹⁶⁾。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蒋介石也强调：“吾人抗战，首为自卫生存，故自始即以独立自主与自力奋斗之决心从事抗战，即［既］不稍存依赖之心，更无利用国际形势之念。”⁽¹⁷⁾如果说“不稍存依赖之心”容有过之，但国民政府自武汉、广州沦陷后，积极整军，稳固后防，政治和经济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增强持久抗战实力，则是客观事实。因而，“发挥真实之自力，为长期艰苦之奋斗”，亦非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