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英、美、法等国的支持与援助

一、争取英、美、法等国的支持与援助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除了争取国际组织对日本做出制裁决议、加快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争取德国中立之外，由于中国国力较弱，争取英、美、法等国的支持与援助也是国民政府的战略重点。此处的争取支持与援助不包括在国联会议和九国公约组织国家布鲁塞尔会议中争取各国支持与援助的内容。

中国产业落后，军火生产以及与军火相关的生产设施和产能，在技术和规模方面都较为落后。从而，中国在应对高度工业化的军事强国日本侵略时，武器装备方面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也都显得非常不足。抗战开始前，尽管国民政府从欧美购进了不少武器装备，并通过国防委员会的努力，筹建了一些军工企业，但仍不能满足长期战争的需要。按国民政府军事部门的估计：“弹药之准备，可供半年之需要”，但“为持久战以免供不应求计”，仍需向国外购买。⁽³⁴⁾除此而外，先进的枪炮、运输工具等，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开战之初，首先面临的是继续从国外购买军火所需要的巨额费用问题。同时，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长期饱受内战之苦，加上巨额赔款，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就在巨额内外债负担中度日，可谓民穷财尽。因此，筹措支撑战争的巨额费用也成为国民政府抗战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筹措经费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向欧美各国以抵押贷款等方式获得借款。上述这些都和外交战略和政策紧密相关，并成为国民政府抗战外交事务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七七”事变前夕，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孔祥熙就奉命在英、法、德、美等国之间穿梭访问，寻求财政支持，以推动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七七”事变发生后，又奉命从美国赶回欧洲，进行争取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工作。孔到欧洲后，与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法大使顾维钧一起商议争取援助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以争取与苏联的军事合作为第一步，以英、美、法三国的物资援助为中国继续抗战的支柱。”⁽³⁵⁾以此为起点，以争取英、美、法对中国抗战支持与援助为中心的外交活动伴随着抗战的进行，不断展开。

“七七”事变发生，英、美、法对事态的处置方面，一方面十分关注，另一方面又基于各自的担忧而不能联合一致。在此情形之下，产生了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采取“平行行动”而非“联合行动”之说，并得到美国赞赏，法国也追随其后。所谓“平行行动”，就是各国自己决定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和政策。这无疑分散了抑制日本侵华的力量，给实力强大的日本极大的方便，而给国民政府争取支持与援助则带来很大的困难。这一点在这一段时期外交中较为典型的反映出来。

“七七”事变前夕孔祥熙争取欧美财政援助的过程中，向英国提出了2000万英镑的贷款请求，以维持法币的稳定。英国倾向于同意提供这笔贷款。同时，出于同样的目的，要求美国买下中国抵押在美国的5000万盎司的白银。美国考虑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和支持国民政府的需要，积极响应中国的请求。1937年7月8日，孔祥熙与美国财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达成协议：按每盎司45美分的价格，收购中国在美国的存银6200万盎司；以售银所得，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买进美国的黄金，并存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用于稳定中国法币；如果中国要求，在短期之内，可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以内的贷款。⁽³⁶⁾这一协议的达成之时，恰逢“七七”事变爆发，应该说对国民政府争取支持与援助是一个积极因素。借助这一积极因素，“七七”事变之后，孔祥熙回到欧洲，继续争取贷款。此次争取的重点是法国。向法国争取信贷的工作在“七七”事变前夕就已开始，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定购飞机和进行航空合作的请求。“七七”事变后，法国方面指出：“目前达成这项协议，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认为法国并非不介入中、日冲突，而协议可能被认为是对中国的直接军事援助。”⁽³⁷⁾顾维钧建议中国方面以“不过分拘泥细节”的方式，“保证从法国金融界借到的款项不用于军事目的”，以便争取贷款。孔祥熙接受了这一建议。因之，8月8日、9日，中法顺利地签署了中国向法国购买飞机的合同和两亿法郎的信贷协议。⁽³⁸⁾尽管法国后来并没有履行协议，但这一行动本身对刚刚开始的中国抗战是一种较大的支持与援助。

在争取、等待国联和九国公约组织采取行动的同时，国民政府也有计划地派出专使向西方各国争取援助。如：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持与援助，国民政府还派李石曾率团专赴法国。李石曾与法国、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等国的政治家有较好的私交，能够充分交流和相机争取援助。后又派蒋百里率团赴德国和意大利；派陈公博出使英国。尽管这一时期，日军在进攻中国的过程中，不断出现侵害英、美的事件，如“许阁森事件”、“瓢虫号事件”、“巴奈号事件”等；⁽³⁹⁾国民政府外交部门也不断地努力，力图推动英、美、法有积极行动；⁽⁴⁰⁾但是，从各国政府所得到的回应，正如顾维钧所指出的那样：“未能获得多大的积极反应。”以至于到1938年1月初，外交部也指示各驻外使节，“不应对外援存过多幻想”⁽⁴¹⁾。这基本上反映了全面抗战开始阶段中国争取英、美、法等国支持与援助的基本状况，以及失望之后的无奈。虽则如此，但国民政府外交中仍不乏不懈地争取支持与援助的事例。关于假道印度支那一事的交涉即其典型。

1937年9月4日，日本海军宣布封锁自秦皇岛到广东北海一线的中国海岸。由于日本并未对华正式宣战，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也仅仅是对中国国籍运输船只而言。因此，国外购买的军火如何运进中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假道香港和印度支那的运输线成为中国与外界的重要通道。由于与香港相连的广州及其粤汉铁路容易受到日军轰炸，假道印度支那的通道，因其滇越铁路与中国公路相连，就显得更为重要。与此相关，对海上运输大国西方国家的外交事务就变得十分繁琐。印度支那是法国的殖民地，争取法国的合作最为关键。对于假道印支问题，法国外交部的态度是：“滇越铁路系单轨，实际能加运若干，殖民部须研究，而一朝战事开始，凡军用品供给与运输，动辄牵涉中立问题。”又指出，如果英、美能做到联合一致，反对侵略，则“其效果当不啻倍徙于今兹”⁽⁴²⁾。其意是要法国单独实施援华，开罪日本，政府将十分谨慎。随后，法国外交部又进一步解释：“如果法国允许利用印度支那运输武器弹药，日本可以认为这是敌对行为。于是日本可能进入上海法租界，甚至在印度支那制造麻烦。这种麻烦是法国难以应付的。”⁽⁴³⁾苏联军事物资援华后，尽管所订购的飞机可以直飞中国，但武器装备仍需通过海运转口香港或印度支那进入中国，因而，假道问题更为突出。为此，蒋介石致电孔祥熙：“俄军械愿备船运安南起货，约十日内即可由俄装出，务请从速与法政府交涉允准为盼。”⁽⁴⁴⁾但经多次交涉，法国政府仍坚持原有立场，内阁并在10月17日作出决定，“军火运华，无论为国有或私有，均可照准，但假道越南转运一事则在禁止之列，并声明因虑日人轰炸交通机关，不得不如此决定”。⁽⁴⁵⁾抱着积极争取的态度，顾维钧到法国外交部进一步交涉，在表示了中国政府对法国之决定非常失望之后，并以英国并未限制中国假道香港和条约依据相争，法国方面则陈述了一大堆理由，据顾维钧的电报可知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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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约根据纯属法律问题，实际上越南每遇中国内战，必禁止军用品假道，且此次亦从未实行假道……

（三）香港假道，仅属理论，因粤汉铁路被炸，交通梗阻，英方亦来商量，改由越南运华，英既如此，美不与华毗连，俄虽毗连，亦无举动，法如单独假道，势必当日之冲。因据各方确息，日本必采取适当办法，破坏假道之举，而法在越南既无有力舰队，又无空军，现英、美、俄与法尚无具体谅解，不得不持之审慎。

（四）如日本实行轰炸滇越铁路，系损害法国资本，中日双方既不能允赔偿，势必为法国股东之损失，且如轰炸桂越边境道路，破坏运输，虽允假道，仍于中国无益。……

（五）日本有侵占琼岛与西沙群岛之意，经法使三次向日外相商劝，彼诿言事属海军省，尚未肯复，窥其用意，如越允假道，则必占据该两岛，以相威胁。此两岛，地居广东、香港、越南、新加坡之冲要，如被日军侵占，与中、英、法三国之利益均有莫大危险。⁽⁴⁶⁾

上述法国政府所阐述的不与假道的理由来看，其重点有二：其一是所谓“现英、美、俄与法尚无具体谅解”，使法国在假道问题上退缩；其二是害怕因为假道招致日军威胁印度支那。从中也不难看出，日本正是利用这第二点威胁法国，使其不敢给中国提供方便。对于这些，顾维钧反复解释，并指出这将严重影响中国抗战。法国政府仍不为所动，但指出：“如果其他国家在布鲁塞尔会议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并愿意以更为一致和有力的行动援助中国，法国政府自然会重新考虑其决定。”同时，也提醒中国方面，“事实上，拒绝过境只适应于武器弹药，而不适应于飞机”⁽⁴⁷⁾。这就是说，中国方面可以考虑用飞机飞越中越边界，而不是使用铁路运输。而在法国专门从事寻求援助的李石曾也通过法国政府殖民部长莫泰施以影响。最后的结果是，“不仅来自法国的供应物资可以通过印度支那，而且在和其他国家商量解决问题之前，从各处定购的货物也可通过”。虽然没有明确答应可以假道，但是默许中国从海外购进的军火，可以取道西贡登岸。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较大的方便。有了这一方便，国民政府在海防设立办事处，接运援华物资并将其北运。1937年11月，外交部还会同交通部，报请行政院批准，迅速就开办昆明河内间联络航空与法国驻华大使进行换文。其中，国民政府也给与法国航空公司在中国着陆的最惠国待遇权利。⁽⁴⁸⁾在此稍前，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和法国驻滇领事还就使用滇越铁路沿线电话站传达情报达成谅解。这些都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这种近乎暗中假道的情况，由于保密工作做得不好，没有瞒住日本间谍，日本屡次向法国提出抗议，因而对法国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⁴⁹⁾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令印支总督拒绝发给运往中国的货物许可证，使得苏联援助物资的一半（1500吨）滞留海防。虽经顾维钧据理力争，但法国政府仍不通融，希望中国方面“能速将余货运港”，并表示“此后只有法货可以通过，惟将来新货如能绝对缜密，届时当酌为设法帮助”。⁽⁵⁰⁾至此，苏联援华物资假道印度支那受阻。

上述情况表明，全面抗战开始之后，英、美、法等大国在支持与援助中国问题上迟疑推诿现象很严重，这反映英、美等国受到东西方法西斯同时挑战时的彷徨，以及各自对时局判断上的差异。而国民政府在这之中在尽可能争取支持与援助的前提下，独自承担抗击日本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