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发展中苏关系，中苏合作计划与其可能变化的谨慎心态

一、加快发展中苏关系

日本扩张威胁到的首先是中、苏两国的安全，随着日本“广田三原则”的提出，中苏之间加强联系的紧迫性得以强化。至“七七”事变前夕，因中国提议中、苏、英、美等相关各国达成太平洋互助性质的协定一事而更为接近。“七七”事变发生时，苏联方面正积极推动两国达成保障远东和平的有关协定。苏联方面建议，这种“共同预防外患”的步骤有三：一是由中国出面、苏联积极参加推动太平洋关系各国商订集体互助协定。二是如果集体互助协定不成，则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三是中苏订立互助协定。按照苏联的考虑，中苏之间的互不侵犯或互助协定，必须是在集体互助协定无法形成的情况下，才能退而求其次。对此，王宠惠认为：“此种提议，关系我国存亡至深且钜，我国似不宜轻于拒绝，亦不宜仓促赞成。”⁽⁶⁷⁾王宠惠的看法，一方面意识到中苏关系关乎中国存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民政府对苏联建议的顾虑和矜持。

随着事态的恶化和国民政府的积极应战，中国对苏外交呈现出积极态势。7月9日、13日、16日，孙科连续三次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议中苏密切合作。19日，陈立夫又约见鲍格莫洛夫，强调中苏利益一致，中国是日本的第一进攻目标，苏联则会是第二个目标，因此“中苏最好立即商定互助公约”，中国政府则随时准备签署这一公约。⁽⁶⁸⁾与此同时，在欧洲访问的孔祥熙也约见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力主中国与苏联携手抗日”，但迈斯基认为，苏联不能在军事行动上积极支持中国，不过在物资方面会尽可能给予援助。⁽⁶⁹⁾此外，苏联除了在舆论上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之外，还表示愿意参与有英、美参加的调停。但对于面对日本的侵华扩张苏联将采取哪些进一步行动的问题，不但拒绝透露，还对国民政府此前对苏联加强中苏关系的建议不积极表示某些不满。这些甚至给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一个这样的印象：“我们决不可希望从苏联得到什么物质援助。”⁽⁷⁰⁾

抗战的长期性预期，国民政府物资储备的不足，支撑战局所需要的巨大物资消耗，以及寻求欧、美援助的艰难⁽⁷¹⁾，迫使国民政府多方面寻求军事物资和贷款。同时，蒋介石也意识到，由于德国是日本的盟友，中国不可能再指望从德国得到军事物资的订货。⁽⁷²⁾7月19日，中国通过鲍格莫洛夫向苏联政府提出贷款和军事物资的要求。具体是：向中国提供1.2亿～2亿中国元的贷款，以货物偿还；偿还开始时间在5年以后，10年后还毕。这笔贷款用于从苏联购买飞机、坦克、3.7厘米口径的反坦克炮和高射炮、2厘米口径的反坦克炮和高射炮、7.5厘米的高射炮。苏联方面获悉后，很快同意向中国提供1亿中国元的贷款和供应相关的军火，以满足中国对军事物资的需求，并就互助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签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交涉。由于苏联坚持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提供军事物资的必要条件，国民政府放弃了先签署互助协定的立场，同意先签署互不侵犯条约。⁽⁷³⁾这样，久拖不决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得以出现突破性进展，并于8月21日正式签字。该条约规定：

（第一条）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依照此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

（第二条）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国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国之缔约国。

……⁽⁷⁴⁾

作为政治性条约，只是规定两国的政治关系框架，因而相对简单。但是，它在中苏关系发展中确实具有重大意义的。中苏之间政治上缺乏共信基础由来已久，除蒙古问题、中东路问题等之外，国民政府一方面对苏联支持中共心存防范，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判断日本下一步的扩张指向是苏联。而苏联则一方面对国民政府坚决的反共立场和与德国的亲密关系感到担心，另一方面也对国民政府一直以来奉行对日妥协外交保持警觉。因而，坚持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才谈互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对苏联互不侵犯条约提议的真实用意也存在怀疑。例如，蒋介石在得知苏联要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作为交换条件后，在日记中记道：“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如苏俄先与我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藉以威胁倭寇，亦要求倭寇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作为固守中立之计，此不可不注意也。”⁽⁷⁵⁾显示出其对中苏和苏日之间关系可能发生变化的谨慎心态。尽管如此，《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还是有利于增加中苏之间的政治互信，从反法西斯全局上来说，还有利于反对日本的扩张侵略。

随后，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物资的事项得以顺利进行。1937年8月中旬，蒋介石派沈德燮到莫斯科商洽飞机交涉事宜。9月，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为团长、国民党中执委员张冲为副团长的中国“实业考察团”访苏，全面洽商军事援助事项，交货速度很快，交接安排都很顺利。杨杰、张冲9月14日发回的电报说明了这一点：

（一）第一批重轰炸机三十一架，于日内起飞，本月二十五日前起完；第二批重轰炸机三十一架，于十月五日前起完；第一批驱逐机一百零一架，于十月一日起飞，十日飞完；第二批驱逐机兼轰炸机六十二架，于十月二十五日前起完，机枪、炸弹及附属品均全。又重轰炸机尚在交涉中。

（二）教官、技师等均陆续随机赴兰，招待及教练请先派定……

（三）在俄境内，俄方备油，新境内由我方令盛督办垫款向新苏贸易公司购油……

（四）坦克车八十二辆、防坦克炮四五公厘口径两百门及高射炮一营，已商妥待运……(www.xing528.com)

（七）以上各物估值已达一万万元……⁽⁷⁶⁾

短时间内能将1亿元的军火购买和交接安排妥当，效率确实不低。因此，杨、张二人还在该电中颇有感慨地说：“苏对我甚佳。”随即，蒋介石又提出续订驱逐机150架、重轰炸机30架，也迅速得到落实。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些货物的交接，苏联方面克服了不少困难。斯大林告诉中方：“此次苏联飞机飞到中国途中，已有二十余架失事，因气候恶劣，五十公里以外不能见物，在高速度之兵器自然要遭意外。”也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建议中国要建设重工业和军需工业，并表示：“愿帮助中国在抗战中建设工场一个，能制野战用各种口径之炮，直到能出十五生的五之重炮。”同时还表示，苏联可以无限量地向中国提供飞机发动机，机体可以由苏联派专家到中国制造，这样，每个月可以生产50架；加以扩充之后，可以生产300架，以解决中国飞机缺乏的问题。⁽⁷⁷⁾这些都体现了在国民政府寻求英、美等西方国家援助极为不顺的情况下，为了打击中苏两国共同的敌人，苏联给与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持。

中苏合作的顺利开展，给国民政府在考虑外交战略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937年10月下旬，在估计到布鲁塞尔会议难有令人满意的成功时，国民政府综合全局，表现出寻求进一步与苏联合作的意向。签有“中正手启”的蒋介石发给蒋廷黻和杨杰的指示电，代表这种思考：

九国会议开会在即，现在所亟应考虑者，我国此次因为自卫而战，亦为远东整个安危之所系，所期待于国联及各国者，为对日制裁。然此次会议，英、美皆已声明其动机为友谊调解，而调解方案内容如何，此时尚未知悉，以常理推测，对于九国公约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当不致违背。惟英、美为求息战起见，是否将有过分迁就日本之处，殊堪顾虑。日本正在横行无忌，如不参加会议或拒绝一切调解，愈见其甘为戎首。惟若调解方案因迁就日本而致不利于我国，则我国必予以拒绝。然而此时本身已陷于孤立，此为最当注意者，盼即向苏联当局探询如下：（一）苏联被邀请是否参加；（二）如参加，对于将来调解方案有何意见；（三）中苏关系日密，利害相共，苏联对于我国在会议中究取何态度；（四）如会议失败，我国应军事抵抗到底，苏联是否有参战之决心，盼坦白相告；（五）外蒙问题会议时，必为日本进攻及辩护之藉口，应如何共同考量应付。⁽⁷⁸⁾

文电显示，蒋介石充分估计到布鲁塞尔会议将无所作为，但是考虑到中国抗战必须坚持，而随之带来的是中国将陷入孤军奋战的局面。对此，必须预先考虑并做出安排。在他看来，有了中苏军事物资援助的顺利合作，推动利害与共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必要的选择。

杨杰等接到蒋的指示之后，重点就苏联参与对日作战的问题与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进行了讨论。综合各次会晤，苏联方面所陈述的关于参战问题的态度及理由主要有：1.“若苏联向日本开战，日人民必以为苏联亦系分润中国之利益者，刺戟日本人民之反抗，激成日全国民之动员，结果反助日本之团结”；2.“若即时与日开战，必使中国失去世界同情之一半”；3.尽管苏联参战，可以奠定远东和平，但是，“苏联敌人甚多，西方亦必接踵而起，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4.“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本开战”；或“抗战到生死关头时，俄当出兵，决不坐视”。⁽⁷⁹⁾随后，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再次指出：“苏联如不因日方挑衅而对日出兵的时候，日本反要谓自己是侵略国之牺牲者，此将予苏联与中国以不利”；“只有在九国或其中主要之一部，允许共同应对日本侵略时，苏联可以立即出兵。”⁽⁸⁰⁾上述林林总总的理由，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一个基本的倾向是，基于苏联所面对的国际形势，短时间内不可能对日作战，而可能对日作战的基础也具有不确定性。所谓“于中国不利时”、“生死关头”，具体何指，亦令人难索确解。但苏联方面也表示，尽管如此，苏联仍然可以在各方面支持中国抗战。军火物资，包括飞机、坦克、重炮、汽油，以及技术和顾问，甚至援建工厂，在国际会议的场合，凡属对中国抗战有利的，都可以尽力照办。

苏联不能即时对日作战，使蒋介石产生巨大的疑虑。他在日记中记道：“倭、俄均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我国又焉能亟图自强哉!”⁽⁸¹⁾而杨杰则向蒋介石建议：“若以资望素著之大员使俄，一面促成英、美、法对苏有相当之保障，环境演变，彼必自动出兵矣。”⁽⁸²⁾恰好在此前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华北战场忻口会战和太原会战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⁸³⁾，日军总体上完成对华北的战略控制；华东战场，淞沪会战从坚持到溃退，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随即沦陷，不得不迁都重庆，军事力量损失惨重。日本政府则在取得华东战场的全面优势之后，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完全否定国民政府的存在。此种情况之下，推动苏联对日作战，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蒋介石反复权衡，判断：“列强如不受倭寇之挑衅，决无自动参战之理，只要我能持久抗战，则倭寇必向列强挑衅”；同时，又颇有意味的下决心道：“宁交友被负，毋降敌招亡，决定方针，贯彻始终。”⁽⁸⁴⁾以持久战的方式，等待日本进一步扩张而与英、美冲突，以及“宁交友被负，毋降敌招亡”，成为蒋介石外交战略选择的两个基点。与等待日本与英、美冲突相对应，“宁交友被负，毋降敌招亡”，显然是指进一步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与此种考虑相配合，1937年12月27日，国民政府决定派立法院长孙科出使苏联，进一步推动中苏关系的发展，包括推动苏联对日作战。⁽⁸⁵⁾

孙科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就力主发展中苏关系，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曾与冯玉祥、宋庆龄等一道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提案，是国民政府中的亲苏派领袖人物之一。1938年1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后，据其所称：“科抵苏三周，此间党政军最高当局均已访晤，并赴史、莫、伏三先生约，作彻夜长谈，以革命同志相待，推心置腹，畅言无隐。”准此而论，孙科肯定不乏剀切陈词的说服和恳请，但苏联仍不为所动。只表示：

愿始终相助，促我胜利，但若须立即参战，则以国际时机未至，仍留有待，俟时机成熟，如经国联决议制裁，至少亦得英、法、美与苏一致，始能动兵。此时若苏独自出兵，恐将促成日本上下团结，促进德、意更加助日，分裂国际对我同情，引起苏助我赤化误会，反于中国抗战甚为不利。⁽⁸⁶⁾

尽管“资望素著”的孙科没有像杨杰所说的那样说动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但苏联在出兵对日立场上的考虑却变得更为清晰：一是要保持与英、美、法的一致；二是要考虑德、意的动向。这确实是反法西斯的战略大局问题，也是法西斯势力处于进攻阶段，反法西斯力量处于防守阶段的反映。⁽⁸⁷⁾

尽管没有能够推动苏联参战，但苏联十分清楚维持中国抗战对其所具有的巨大战略意义。所以，斯大林对孙科说，苏联“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⁸⁸⁾。在这一认识之下，苏联对中国物资方面的需求，给与了积极的回应，立即确定以易货贷款的形式给中国提供援助，第一批贷款5000万美元，第二批再贷款5000万美元。1938年3月1日，中、苏商定《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之协定》，第一批贷款得到落实。协定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供应中华民国不同种类工业品及设备之一览表以及某些定货之完成日期，由双方政府之全权代表相互协议以每一具体供应之特别合同规定之。”贷款年息为3％。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茶、皮革、兽毛、锑、锡、锌、镍、钨、丝绸、棉花、桐油、药材、红铜等货物偿还贷款。⁽⁸⁹⁾随后，第二笔贷款也在7月1日商定。苏联的这些援助，孙科认为很划算，“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金仅三万元，装备每一中国师的费用仅合中国货币一百五十万元”；而6月份，中国从苏联所获得的16000万卢布的新贷款，实际上相当于“四亿卢布”⁽⁹⁰⁾。中苏在应对日本扩张方面战略上高度的一致性，以及苏联对中国切实的援助，使得国民政府体现出强烈的中苏合作倾向。蒋介石向苏联表示：“不管苏俄对于同中国合作对付日本是否准备采取新的步骤，中国都准备积极和苏俄合作。”⁽⁹¹⁾在欧美国家对中国抗战持观望态度的时候，中苏合作的战略意义显得十分突出。

从决定积极应战之初寄希望于国联的经济制裁，到希望九国公约能有表示，国民政府的外交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以及随后的顺利发展，尤其是通过推动苏联对日作战，使中苏之间的政治交流更为深入，因而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更为稳定，基础也比原来更为扎实。这是自“七七”事变以来和战转换中，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一个重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