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前的中外经济合作及国民政府外交战略

二、华北事变前的中外经济合作

从1933年2月24日通过《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至“七七”事变发生的四年多时间里，以华北事变为界，国民政府的谋求大国合作制日的努力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经济外交为主，后一阶段则为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并重。这两个阶段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国民政府谋求大国合作制日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阶段的谋求大国合作制日开始于1933年5月—8月的宋子文遍访欧美各国。对于这次出访，宋于行前说，“本人明知中国此时无办法，但总冀于无办法中觅办法”，“至中国问题，若仅注意军力，中国可谓无甚希望。惟经济较国防尤为重要，望大家注意此点”。⁽¹³¹⁾这不啻委婉地告诉人们，他要以经济外交为中心，寻找解救当时中国危局的方法。对这种思路，国民政府也是积极支持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认为，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谋求国际联合制裁日本的时机并不成熟，很难办到，因而，“不宜轻易提出”。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应是在稳定中日关系的基础上，“估量国际上力量，为相机之处置”，发展与欧美和苏联的关系。对欧美和苏联的外交要点是：

（乙）对欧美

（一）诚恳说明中国不得已停战之情形及今后和平奋斗之决心。嗣有对日言动，随时密告，以期谅解。

（二）说明中国坚守国际条约之轨道，赞助军缩及经济会议之工作。关于东亚，愿与英、美诸国协力。

（三）争取英、美对我建设上经济之援助。

（丙）对苏联

（一）无论中东路如何，勿使中、苏关系再趋恶化。

（二）通商会议仍设法进行。

（三）赞成美、俄接近趋向。⁽¹³²⁾

上述外交要点显示，取得欧美国家的谅解，与其合作发展经济关系；以妥协（不考虑苏联对中东路的处置）的姿态稳定中苏政治关系，发展中苏经贸关系是国民政府的长期方针。有这种决策作指导，本来具有亲英、美倾向的宋子文与顾维钧、颜惠庆、郭泰祺等同英、美有广泛渊源的外交官员一起，对国民政府应如何从经济上打击日本作了较为周密的筹划。据顾维钧回忆，他们一致认为：“在经济方面，中国处于组织有效抵抗的有利地位，日本是一个工业国，依赖于三大市场，即中国、印度和美国，日本的满洲政策很不受美国公众的欢迎，而在印度市场上，日本则因印度取消了日、印贸易协定而受到威胁。因此，中国如能制定有组织的经济抵抗计划，必将事倍功半。”为此，中国要在国际上“与英国结成经济联合阵线”，并推动美国和苏俄对中国问题予以关注，同时，帮助国内商人与这些国家建立贸易关系。⁽¹³³⁾通过这样一整套的措施，以经济手段来制约日本。他们的这些想法，代表着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的基本思路，并且部分地于宋子文欧美之行中即付诸实施。宋在欧美为经济上大国合作制日所作的努力主要有：(www.xing528.com)

（一）竭力在经济上与美国建立紧密联系。宋子文于1933年5月6日抵达华盛顿，从5月8日起，宋与美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郝百克等举行了多次会谈，5月19日与罗斯福发表联合声明，同时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达成了总额为五千万美元的信贷协定，俗称“棉麦借款”。仅从这些表面的事实看，宋子文确实推动和加强了国民政府与美国的联系。不仅如此，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在会谈中，宋与罗斯福等还商定了加强中、美联系的若干意见，其内容有“缔结一项永久性的互助条约”；“尽可能增加对中国的贷款，以便帮助中国复兴”；“在两年之内促成缔结一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航空协定”。⁽¹³⁴⁾在宋、罗联合声明中还宣示：“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国际贸易中不合理的障碍应加以去除，金融和货币方面的混乱应代之以秩序。我们一致认为，白银作为东方贸易中最主要的媒介，其价格应得到提高并加以稳定。在为恢复中国和世界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上，我们的意见也完全相同。”⁽¹³⁵⁾这里反复强调“一致”、“相同”，意在向国际上表明，中美将全面加强经济联系。其中不仅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扶植，也可以体会到国民政府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加紧向美国靠拢的姿态。为争取美国公众的支持，宋子文还多次公开发表谈话，既赞扬罗斯福，也强调中美之间的传统友谊，为强化中美关系作铺垫。

（二）争取英国对中国的贷款。宋子文6月5日抵达伦敦，对英国进行访问。在英国期间，他不仅拜会了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还会见了英首相及其他内阁成员，以及英国金融界领袖，全面争取其对中国的支持。为获得英国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宋向英方提出了两项重要的计划：其一为从英获得5—10年期的800万英镑的信贷，用于购买英国的纱锭、铁轨、机车车辆、轮船、钢铁生产设备等商品；其二为设立一个由英国等大国组成但不包括日本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取代现存的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国国际银行团，筹集1亿中国元的资本（一半从中国筹得，一半从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筹得），帮助中国进行经济振兴。为使这两项计划得以实现，宋子文不殚其烦地向英政府及金融界游说，陈述实现计划的可靠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对后一项计划，由于涉及面广，在争取英国支持的同时，还向美、法、德、意等国的有关官员广泛寻求同意和支持。⁽¹³⁶⁾

（三）争取国联的技术合作与援助，以及国际的广泛支持。争取国联的技术合作和援助也是宋子文大国合作制日中的一环。与国联进行技术合作的重要性，从其所确定的技术合作代表的职能中可以看到：技术合作代表可以帮助中国政府延聘外籍技术专家，并为中国政府与国际合作提供方法和联系桥梁。⁽¹³⁷⁾为此，1933年6月28日，宋子文以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致函国联行政院，要求将自1931年5月以来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再行庚续，并要求国联“推举技术人员一人”派到中国，充当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代表。⁽¹³⁸⁾这一请求经多方疏通和努力，于1933年7月18日获准。除此而外，宋子文还利用参加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机会，大力宣传中国市场的潜在前景，以吸引各国来华投资。他在会上发言说，“中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供中外资本之生利的运用”，随着国民购买力的提高，“不独可吸收举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商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同时表示中国将“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增进国际合作。⁽¹³⁹⁾为推动国外投资进入中国，宋子文还于1934年6月筹划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的宗旨是“会同中国的各银行和国外的财政界，扶助中外私营企业并与他们合作以发展需要长期信贷的商业和工业……并引导资本的巨流有秩序的注入中国的建设事业”⁽¹⁴⁰⁾。

从上述宋子文在欧美所展开的经济外交情况看，国民政府主观上是想从国际经济关系中寻找全面限制日本的途径，其重点是要通过加强与英、美、法等国家的经济联系促成大国合作制日局面的形成。但这一主观努力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事实上除“棉麦借款”当时已达成协议和国联技术合作问题得到落实外，其他的主观努力多未变为现实。即使是“棉麦借款”和国联技术合作的成效也极为有限。首先，“棉麦借款”原定5 00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合国币2亿元，大约相当于国民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1/4），其中，美棉借款额为4 000万美元，宋之所以将美棉借款额比例确定得如此之大，是因在借款谈判时国内原棉供应不足（1931年、1932年两年棉花总产量都不高，分别为748.88万市担和948.4万担，比1933年、1934年的1182.6万市担和1366.1万担低得多）⁽¹⁴¹⁾，价格高，使华商纺织企业维持困难。宋想通过运进原棉，解决纺织业发展中的原材料问题。⁽¹⁴²⁾不巧的是，当第一批棉花于当年9月下旬运抵中国后，适逢中国该年和次年棉花都大丰收，原棉供过于求，棉价下跌。加上中国棉纺企业更喜欢使用国棉，因而美棉售出困难。在此情况下，中方要求美方核减美棉借款额，获得同意，遂将原4 000万美元的美棉借款额缩减至1 000万美元。因此，整个棉麦借款实际上只有2 000万美元。而国民政府经手这笔借款的实际收入则只有33622624.06元国币，比5 000万美元少了许多。⁽¹⁴³⁾因而，它对国民政府财政和金融，乃至经济建设的帮助，尽管有一些作用，但相比于所希望获得的帮助，却大为减小。⁽¹⁴⁴⁾至于这一借款的政治和外交意义，也十分有限。从美国方面来看，给国民政府提供“棉麦借款”，其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而是为给国内过剩的棉花、小麦找到销路。因而，当中国方面首先提出在购买棉麦上各借入500万美元的设想时，美方十分慷慨地将借款总额大幅度地提高至5 000万美元。⁽¹⁴⁵⁾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个数额对自身更有利。其财政部长摩根索就曾指出：“即使这笔借款永远不能偿还，然而出售这些棉花将会提高国内棉价，美国国内库存棉花的价值即可以增加1亿美元。”⁽¹⁴⁶⁾可见棉麦借款对美国带来的不仅是直接的经济收益，还有很大的间接经济效益。至于美国是否有意通过该项贷款使中国从经济上、外交上、政治上获得援助来抵制日本，则须具体分析。就当时情况而论，日本已兵临平津外围，美国为维持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在华利益，当然要对这种形势采取一定的措施。因此，美国政府首先接受了宋子文的建议，于5月19日就远东问题发表宋子文—罗斯福联合声明，表明美国对日本进一步侵华的不满。但同时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都对日本方面此时提出的洽谈一个仲裁和调解协定，作为消除中、日两国间的“怀疑和不信任”的第一个步骤的建议也表现出赞赏的态度。⁽¹⁴⁷⁾这表明美国只希望日本在中国问题上不要走得太远，而不希望与日本发生大的矛盾冲突，是一种调和者的姿态。在此种政治态度的前提下，美国的对华“棉麦借款”当然不是完全或主要用来支持中国抵制日本的。因而，联美制日的外交意义也不突出。事实上，日本对一个孤立的“棉麦借款”最初的反应也不强烈。外务省甚至也认为：“棉麦借款”与其说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扩张的一个例子，还不如说是考虑美国国内问题的产物，即是解救因大萧条而受到严重打击的工业的一个措施；对中国来说，只是暂时“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对于日本来说，最好不要急着去反对这项借款。”⁽¹⁴⁸⁾这就说明，“棉麦借款”的政治和外交意义并不大。

国联技术合作的达成对于继续保持国民政府与国联的联系和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与国联的技术合作进而加强与英、法等欧洲国家的联系是国民政府竭力推动国联提供技术援助的真实目的。经过争取，国联任命亲国民政府的波兰人拉西曼为技术代表，派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另外前贝尔格莱德社会救济及公众卫生司司长司丹巴博士、国联经济财政组克劳逊先生亦相继来华，协助拉西曼工作。经技术代表的推荐，一些农业、水利、卫生等方面的专家也受聘来华工作。从后来拉西曼所发表的报告看，国联技术代表及有关专家在农业、棉业、丝业、水利、公路、卫生、教育等七个方面给予了中国政府技术指导。这对技术力量薄弱的国民政府来说，帮助确实很大。专家们所提出的技术建议，对以后进行各项建设也具有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欧洲专家的来华工作建立了国民政府的对外技术及经济联系。这在《塘沽停战协定》后欧美政治上对中国问题逐渐淡漠的情况下，显然是国民政府外交上的一个胜利。但是，这一技术合作因日本的强烈反对，仅持续了不到一年⁽¹⁴⁹⁾，这就使它的大国合作含义打了不少折扣。至于争取英国等的对华贷款，则完全没有效果。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海外筹款工作，由于对中国进行投资的政治敏感性，大国都几乎却步不前，以至于“它所参加的某些借款的债权都是在中国国内而不是在海外发行的”⁽¹⁵⁰⁾。所以，从总体上看，宋子文访问欧美所力求达成的从经济上实现大国合作制日的设想，尽管也有某些项目达到了预定目的，但成效却十分有限。

国民政府此时的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为什么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呢？究其原因，大致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为大国对日政策；其二为日本方面的阻挠；其三则是国民政府自身的因素。下面从这三个方面略作论述：

从当时大国对日政策来看，美、英、苏对日都持温和甚至妥协政策，美国对中日纠纷的立场前文已经论及，是持调和态度，其对日政策此时亦较温和。前往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日本代表团团长石井菊次郎绕道美国会晤罗斯福后认为，“美国看来不像要在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联合英国共同指责日本，或采取单独行动来解决亚洲危机”⁽¹⁵¹⁾。事实上也是这样，罗斯福甫秉国政，国内问题成堆，经济复兴、社会救济和政治稳定问题是其注意的焦点。对日本，美国只求避免冲突。英国对日政策与美国相比，亦相差无几。英国当时刚刚处理完所面临着的与日本贸易竞争的问题，废除了《日印通商协定》及《英日通商协定》。为缓和贸易问题带来的矛盾激化，4月，英内阁同意“尽一切可能改善我们同日本的政治关系”⁽¹⁵²⁾。这就决定了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不可能采取较强硬的政策。苏联在对日问题上更为小心谨慎，不仅向日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要求，而且正是从1933年4月开始与日本交涉出售中东铁路问题，其对日政策亦是一种妥协姿态。国民政府的大国合作制日政策是建立在大国对日强硬政策基础之上的，由于上述英、美、苏三个大国的对日政策都较温和或妥协，使得国民政府的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就失却了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中国的努力要想获得较好的成效，当然很难。

在各大国对日持温和或妥协态度的前提下，日本多方阻挠国民政府实施大国合作制日策略，进一步使中国的努力难以获得成效。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最初日本对宋子文在美国进行借款并不特别注意和反对，但当宋子文在国联和欧洲进行一系列活动时，尤其是在宋子文等提出要求国联提供技术合作并派遣拉西曼作为技术代表，以及组建不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取代中国国际银行团之后，日本感到宋子文是在进行有计划的、全面的反日经济外交活动。如日外相内田康哉认为：“十分清楚，策划成立这个委员会是要用它作为反日行动的一种工具，或至少是用它来发展一个政治运动以反对蒋、汪、黄和其他人主张与日本谈判解决的努力。”⁽¹⁵³⁾为此，日本开始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来消除宋子文活动的影响。首先，日本就“棉麦借款”问题向美国提出异议，并竭力破坏这一借款计划的效果。出渊胜次在8月间拜会赫尔时指出，中国将用出售棉麦的收入来从事反日活动，日本要求美国在采取妨碍日本利益的任何步骤时，事先与日本协商。⁽¹⁵⁴⁾同时，采取强制命令的方式，勒令在华日资棉纺企业拒绝购买美棉（他们原本愿意购买并认为很合算），想“事实上消灭这一借款计划”⁽¹⁵⁵⁾。日本这一行动确实是引起美棉在中国滞销并成为导致中国要求核减借款额度的原因之一。其次，阻挠中国在欧洲获得经济援助。针对中国寻求欧洲国家经济援助的行动，日本一方面向各大国提出警告，一方面表明自己对援华的态度，坚持“援助应该通过日本或是与日本合作来提供”的立场。⁽¹⁵⁶⁾为使中国求援计划最大限度地失败，据顾维钧说，日本还怂恿大国参加伪满洲国的开发，在其为此所进行的宣传中说，“在日本保护下，外国投资可获厚利，而不像在中国那样，由于局势不稳定，往往蚀本”，并“恶毒攻击各国对中国的援助”。⁽¹⁵⁷⁾日本这样一些活动，对中国从经济方面着手大国合作制日计划，显然是极大的破坏，它直接或间接地抵消了中国努力的成效。

从国民政府自身因素来看，也存在着一些难以使大国合作制策略发挥成效之处。在思想上，国民政府领导人不一致。宋子文、罗文干、顾维钧等此时都是竭力推动中国与国联、欧美合作来抵制日本侵略的。而汪精卫却是一个对联英美、联苏都心存疑虑的人物。蒋介石尽管不反对联英、美，但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先“剿共”。这就不难看出，国民政府内部对大国合作制日颇有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转向消极。深知这一内幕的宋子文在回国后致顾维钧的电中指出：“外交政策由于意见分歧，暂定为避免与日本冲突的完全消极之政策。”⁽¹⁵⁸⁾这说明，国民政府自身已暂时放弃积极实施大国合作制日的策略，转而通过谋求对日妥协，稳定中日关系。由于这一政策转向，宋子文于1933年10月25日去职，所遗财政部长一职，由支持蒋介石“剿共”政策的孔祥熙担任，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在中央政府中缺乏了强有力的推动者。这一连串的变动，显然对大国合作制日的成效产生了不良影响。

总之，宋子文欧美之行及其所推动的大国合作制日，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取得预想效果。此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完全放在了处理《塘沽停战协定》的“善后”问题上，大国合作制日问题基本上处于不受重视的状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华北事变发生。其间，经济上，美国实施对中国金融十分有害的白银政策，英国派遣实业视察团访问伪满洲国。在对华货款问题上，英、美都对日心存顾虑，犹豫不前。只是鉴于惧怕日本独占中国市场，重弹各国共同对华实行财政援助的老调。而日本却趁此机会在国际上大倡所谓“中日经济提携”，企图使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依赖日本，完全打破中国从经济上实施大国合作制日策略。这一连串的反应，虽然不完全由国民政府消极对待大国合作制日策略造成，但与这一决策肯定有某些联系。政治上，中英、中美、中苏关系都发展甚慢。英、苏对伪满洲国问题态度暧昧，苏联坚持与日、伪签订出售中东路的协议；英国则在国联提出与满洲通车、通邮问题。这些使中国的外交环境更为恶劣，外交运筹更为被动。这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华北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是一种全方位的、消极的妥协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