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大国合作思想及外交政策

一、国民政府的大国合作思想

熟知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策略变化的张群曾概括地指出，国民政府在“感觉靠国联是没有希望的”之后，对日“决定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策略”。而在“感到这个策略也做不通”之后，“政府毅然决然，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¹⁰⁴⁾粗略地讲，华北事变以前，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和策略实施确是大致如此，但是说申诉政策落空之后，国民政府从思路到实施完全抛弃了通过谋求国际合作来抵抗日本侵华的思想及行动则不完全是这回事。以思想而言，华北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内部对大国合作制日问题都有不少思考，而且还有些是带有一般国际战略原则性质的探讨。国民政府内部政治派别多，其国际背景不一，对如何利用国际力量来抵制日本侵华，在思考上有差异。大体来看，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着主张大国合作制日和怀疑大国合作制日两大派，前者以蒋介石为代表，后者以汪精卫为代表。在主张大国合作制日的人之中，事实上也还有分野，可分为主张联美英者和主张联苏俄者，前者以宋子文为代表，后者以孙科、冯玉祥为代表，不过联英、美或联苏俄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在一般认识上，主张大国合作制日者和怀疑大国合作制日者，均有不少论述。下面以蒋、汪两人为代表，对其在此问题上的基本思想作些简要论述。

蒋介石的大国合作制日思想是建立在对中日关系问题和国际战略认识的基础之上。从中日关系问题来看，蒋介石首先认为，“中国现在是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受世界列强共同的侵略压迫”，抵抗外敌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都十分薄弱；而“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是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因此，中日关系就“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从日本方面来说，也就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¹⁰⁵⁾其次，蒋介石指出，日本的对华政策是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传统的“吞并满蒙之大陆政策”⁽¹⁰⁶⁾。在完成其第一步即占领东北以后，“第二步将进占河北、绥远、察哈尔、甚至山东、山西这些地方，就是他最近不进占，迟早总是不免的”⁽¹⁰⁷⁾。而进一步从日本的整个世界战略目标来看，蒋介石分析道：日本传统政策是“南守北进”，“所谓南守，就是向南只发展到台湾和南洋菲律宾为止，以防御英、美，封锁东洋为主；所谓北进，就是要占领满蒙，并吞中国，独霸东亚，作无止境的发展”。⁽¹⁰⁸⁾这就是说，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国”。从蒋介石的这些论述，不难看到，他对中日关系中的实质问题，以及中日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是有相当准确认识的。而蒋所概括的中日问题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以及日本的世界战略目标不仅局限于吞并中国，其敌人不止中国一个的结论，正是蒋大国合作制日思想的起点。从战略角度，蒋介石进一步申述和论述了大国合作制日的可能。蒋介石说，“国际上无论在战略政略上说，正面以外，当然应该算到侧面和背面，侧背方面如有了对敌”，则将有极大的牵制。⁽¹⁰⁹⁾以中、日及日本与世界关系的情况而论，由于“欧美各国对中国有错综的政治经济关系”，如果日本要吞并中国，“将不止与中国为敌，不止与俄美为敌，而且强迫英国以及全世界作敌人”。更重要的是，俄、美、英为世界强国，如果中国作为日本进攻的正面，那么，“美国在他后方，俄国在他右侧面，英国在他左侧面——南洋，最大最强的敌人都在他的侧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日本“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然而，日本虽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开仗”，但“决没有这个压倒全世界列强的力量”，从而日本要吞并中国的企图也不可能实现。⁽¹¹⁰⁾蒋介石的这些论述从一个侧面提示人们，在整个国际关系中，俄、英、美是中国客观上的战略盟友，正因为有这些战略盟友的存在，日本不可能实现灭亡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可以通过加强与英、美、俄的合作来制约日本。所以蒋介石反复强调，“明白了这个国际大势”，就“可以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有力量”来抵抗日本的侵略。⁽¹¹¹⁾对此，蒋介石相当自信。不难看到，在蒋介石眼里，大国合作制日是客观存在的，它由欧美各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日本的战略目标所决定。

尽管蒋介石对中日问题的世界性以及大国合作制日的客观性有如上的认识。但在实际中，无论英、美或苏联在自“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前都未对日本作出较为有力的制裁决定，对中国亦未给予实质性的援助。这虽然给国民政府带来一些失望，但蒋介石不仅并未因此而改变看法。随着1935年和1936年国际形势的变化，他的某些观点更为明晰。他指出：

国际间纵横捭阖的情形，虽如波谲云诡，变化莫测；但是无言相喻之中，却又一个中心的基本问题，暗中普遍地支配国际风云转变之最后趋势。这个问题并非其他，就是远东的问题，就是日本，尤其是我们中国的问题。现在无论欧美任何强国，他们的目光，都是直射到远东，时刻注意中日情势的演变，时刻要想来解决远东问题；第一步当然是要解决日本，第二步就是要解决中国问题。他们欧美各国，一方面因为暗中都有此共同的目的，一方面又悚于前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想到今后世界大战之惨烈，所以他们极不愿意在欧洲互有战争，总是用尽心思，想求得欧洲的协调与和平，大家来解决远东问题。……不必说英德与俄法之间有妥协，就是英义、英美、美俄之间，也未尝没有随时协同动作之可能趋势。⁽¹¹²⁾

在蒋介石看来，大国在主观上都想来解决中国和日本的问题，因此大国合作制日的前景俨然一片光明。甚至在“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仍坚信“平津是列强势力范围，是各国共同势力所在地，关系各国，决不会让倭寇独占”⁽¹¹³⁾。这些反映蒋介石大国合作制日思想的坚定性。

在蒋介石的大国合作制日思想中，美、英、苏是其要联合和可联合的客观对象。美、英、苏三国之中，苏日之间，历史上曾有日俄战争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举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方也积极制订北进计划，筹划对苏战争；英、美与日本之间，因中国问题和太平洋霸权问题也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海军军缩谈判中无法达成一致。正如蒋介石早就指出的那样，“英美之于日，日之于俄，其冲突尤觉明显”⁽¹¹⁴⁾。但是，苏、日矛盾与日本和英、美的矛盾哪一个更尖锐呢？蒋介石分析道：

他现在的目标已转到苏俄，将来在和苏俄作战之前，一定要占领我们内蒙和华北各地，然后他在战争中，才可以居于稳固而有利的地位，才容易战胜苏俄。他占领满蒙最后的目的，固然是要灭亡我们中国，独霸东亚，但我们中国他并没有放在眼里，他现在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苏俄。⁽¹¹⁵⁾

按照他的分析，中日矛盾只是包含在日苏矛盾之中。因此，他对苏联驻华全权大使说：“从日本的观点看，根本问题不是中国问题，而是苏联问题。”⁽¹¹⁶⁾在日军进占平津后，蒋介石仍认为，日本的战略目的“就是在攫取平津作根据地，俾其主力于长城一带，来对付其另一强敌的苏俄”⁽¹¹⁷⁾。从这些论述看，蒋介石显然认为，相比较而言，苏日矛盾更为尖锐。对苏日矛盾的这种尖锐性的认识是否促使蒋介石更注重联合苏联来制约日本呢？从有关材料看，蒋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如1936年4月，他对李滋罗斯表明其对苏立场时言：“只要共产党问题没有解决，只要苏俄试图利用这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没有希望同他们恢复友好关系。”⁽¹¹⁸⁾他对徐永昌也说，“俄非不可联，但须我们清共后”才行。⁽¹¹⁹⁾这反映出蒋介石既想联苏，又惧怕因为对共产党问题处理不慎带来不利而采取以待将来的态度。对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蒋介石也认为具有不可调和性。大而言之，日本要在中国“排斥列国”，欧洲诸国和美国都要“敌视日本，尤与英国利害极端相冲突”⁽¹²⁰⁾；小而言之，日本侵华，“一旦海关被侵夺，就会损害中国的信用；但同时也将危及对外债、赔款的担保，有关大国会无所作为，只让中国去进行这一斗争吗？”⁽¹²¹⁾对英、美与日本矛盾必将尖锐化也抱十分肯定的估计。在这种估计下，同时由于联英、美不像联苏那样有共产党问题夹杂其间，蒋对之自然十分热心，认为“若联英美，则彼距我远，遇事无力强我，故联之无害也”⁽¹²²⁾。这就是说，联合英、美是可得其功而无任何妨害因素的事。因此，他在对外场合有意表示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将视欧美的援助如何而定。如他曾向李滋罗斯转达如此的信息：如果日本人的“要求不合理，他将拒绝接受并等待事态的发展。他的进一步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从各大国那里所得到的援助”⁽¹²³⁾。把与英、美联合的进展程度视为对日政策调整的契机。

综合起来看，蒋介石在大国合作制日问题上是有一整套认识的，对中日问题所包含的国际矛盾和对大国合作制日客观性的认识是其整个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并未因国际上的对日绥靖形势而改变自己的根本看法，而在联苏或联英、美问题上则表现为对联合苏联有顾虑，对联合英、美则认为有益无害。这就是蒋介石大国制日思想的基本轮廓。(www.xing528.com)

毫无疑义，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中最有实际政治和军事控制力的人，他的大国合作制日思想对国民政府决策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但不可否认，国民政府的实际决策还受其他人的影响，下面再来分析一下曾于1933年5月—1935年11月担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在这方面的有关论述。

汪精卫素以对日妥协著称。其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对国民政府自身抗日力量的怀疑，另一方面则是对大国合作制日抱十分悲观和矛盾的态度。“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中，汪是交涉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主张既与国联及有关大国进行交涉，又与日方进行直接交涉。依赖国联的申诉政策失败后，汪氏认为中国对日政策已处左右为难的窘境之中，“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战不和则两俱可虞”⁽¹²⁴⁾；并分析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言，“我国道德上虽得同情，而军事经济无各国实际援助”，陷于了孤立地位。对于怎样打破孤立，汪不仅心存疑虑，而且也心存恐惧。下面这段论述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态，文中的甲、乙、丙、丁分别代表日、俄、英、美。他说：

甲国和乙国打架之前，甲国必首先要求我国表示态度。我国帮他么，无此情理；不帮他么，立刻占领华北及海口。甲是预备陆军三百五十万人来打仗的，三百万对付乙国，五十万对付我国，在乙未胜或未败之前，我国已经一败涂地。

以甲对乙，胜负未可知；以甲对乙、丙、丁，则乙、丙、丁之胜利是必然的，我们何惮作比利时呢？

但是我国的经济大势，百余年来，由北移南，通商以来，更移于沿海沿江。如今战争，是经济战争。以现在我国的军队，若无经济供给，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退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土匪。换句话说，绝对不能做到比利时，因为没有他那么纯粹简单。那么，即使乙、丙、丁幸而战胜，我国已成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¹²⁵⁾

对日、俄、英、美之间的矛盾关系，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也极为清楚。但是他认为这些没有什么意义，日本只需一小部分力量就能使中国一败涂地，联合苏联也好，联合英、美也好，即使因此而获成功，也将是一个变成苏联或英、美之附庸的结局。由是，汪精卫既不主张积极联苏，也不主张积极联英、美。那么汪精卫如何来设计中国的外交策略呢？他认为：“现时各国只知自救。即使与他国开仗，亦纯为自救起见。不过吾国若利用之以图自救，则其功效亦无殊赴救。吾辈唯有努力挣扎，以待此机会耳。”⁽¹²⁶⁾可见，他主张等待和利用各国之间矛盾爆发之机，以自救来获得解决中日问题的机会。话虽有一定道理，但对于如何自救，汪持十分悲观的态度。此外，他的思想意识中完全否认主动进行联苏，认为联英、美的外交活动也是根本错误的。因此，胡适指出，照汪精卫这一思路，“我们若先疑虑乙、丙、丁来瓜分和共管，那么除了投到甲国的怀抱去做朝鲜，还有何路可走呢？”⁽¹²⁷⁾但汪并未因胡适的劝告而改变看法。1936年底，《日德关于反共产国际的协定》签订，并附有秘密的反苏条款，其性质不仅将矛头对准苏联，也对准西方民主国家。⁽¹²⁸⁾同时，日本要求中国与其实施“共同防共”，新一轮国际合纵连横开始启动。这应该是中国争取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支持的好机会。顾维钧、郭泰祺等均认为国民政府对外政策应积极争取苏联和欧美的支持，但汪精卫仍然坚持其原来的看法不变。一方面强烈反对联共抗日，另一方面反对加强中苏之间的联系：“侈谈中国将一手遏制日本侵略，一手避开苏联，中国的命运完全能由自己掌握，走上统一、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对联合英、美、法也“犹豫不决”⁽¹²⁹⁾。对推动与英、美、法确定合作关系态度不明朗。西安事变后回国的汪精卫，到处宣传联俄联共的危害性，说苏联是“欲牺牲他人为俄国屏蔽”，第三国际要“使国民党自攻”（自相攻击之意）⁽¹³⁰⁾，等等。由上述内容来看，汪精卫是竭力反对联苏的，对联合英、美也心存疑虑。在他的思想中，大国合作制日的意识十分淡薄，这就是汪精卫在大国合作制日方面的思想状况。

比较蒋、汪二人对大国合作制日问题的看法，不难看到蒋对联俄、联英、美都较有信心，汪则较为排斥通过大国合作来抑制日本侵华。在联俄问题上，尽管蒋、汪都有顾虑，但蒋并不像汪那样从根本上否认联俄的必要性。这反映他们二人对中日关系中所包含的国际战略问题认识上的差异。

应当指出的是，具有大国合作制日思想的蒋介石如何实施大国合作制日策略是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1933年至华北事变前，蒋介石最关心的不是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实施问题，而是所谓“安内”问题。在他看来，首先是“剿匪来安内”，其次“才是抗日来攘外”。蒋的这种把抗日摆到次要地位的思想，与汪精卫的怀疑大国合作制日相配合，使1933年至华北事变前的这段时间内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处于相对消极状态。这说明，是否具有大国合作制日思想，只能表明一定条件下决策的发展倾向，并不等于就会实际地推动或阻碍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实施。在把握蒋介石和汪精卫大国合作制日思想时，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