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阻止分治的外交运筹

二、国民政府阻止分治的外交运筹

阻止国内具有分裂倾向的势力“自治”，只是消除了华北“自治运动”的国内因素。华北“自治运动”背后的策动者和支持者都是关东军、日本政府，这就决定了国民政府在外交上还必须与关东军和日本政府交锋。国民政府在坚定华北当局立场的同时，在外交上也开始针锋相对地反对华北“自治”。

国民政府认为，《何梅协定》时“我方让步已至极点，今若再让步则无可立国”⁽²⁴⁾。基于这种认识，中央政府在外交和军事方面都作了相当部署。外交方面，从蒋介石到有关外交官员都采取了十分坚决的态度回击日方的无理要求。如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回答日本驻南京武官雨宫巽要求国民政府答应日方在河北的要求时，严正表示：“此系我国内政，日方不能干涉”，对于日方要求，“无可商量”。⁽²⁵⁾中国驻日使馆丁绍伋参事也屡次以坚定的立场，会晤重光葵，要求日本政府制止日军“干涉中国内政”、“蔑视中国主权”的言行。外交部也于11月7日照会日方，对日军在华北的各种非法活动提出抗议。除此之外，蒋介石也当面驳斥日本方面的言论和要求。“自治”运动甚嚣尘上时，11月20日，蒋介石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有吉提出：

华北问题现在非常紧张，希望中央处理华北问题，必须顺应华北地方之现势，免得发生纠纷；因华北与日“满”关系非常密切，若中央不顺应地方现势，加以实力之压迫，必为华北地方当局所反对，而日本关东军亦必因华北地方关系而抱不安，其结果则纠纷必现，此乃大不幸也。

有吉所言“顺应华北地方之现势”，就是顺应土肥原在平津物色个别各类失意政客和汉奸制造的“自治”叫嚣。而其言语之中，也透出关东军将要插手的威胁语气。他又很露骨地说：“华北自治运动乃是事实，华北与日满关系密切，若中央不顺应现势，则华北治安不能维持。”这就是说，不“自治”，华北将无宁日。面对这种威胁，蒋介石一针见血地指出：“华北人民皆拥护中央，华北军队皆听命于余，余可随时赴华北各地，华北本无问题，自用不到压迫，中央自无以实力压迫之事。”“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多是日方策动，中国方面并无此事”，张群更直截了当地说：“只要土肥原不作总顾问即无事。”在谈到华北问题处理的时候，蒋介石表示中央将“派大员代表中央坐镇北平办理一切”⁽²⁶⁾。

这些言论在外交上明确指出所谓“华北自治”只是日本人的阴谋；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华北自治”的立场。在军事方面，针对关东军武力威胁的做法，南京政府根据有关情报，也调动部队，“在南京附近进行特别大演习，集中了几个师，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沿陇海线佯动，又准备了许多军用列车，暗示万一奉到中央命令，立刻用武力加以镇压”⁽²⁷⁾。同时，在河南南部也屯集了重兵，并令刘峙于黄河督造船筏和修筑豫南公路⁽²⁸⁾，摆出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态势。军事上的这些动作为外交上的斗争提供了后盾，表明国民政府的不妥协态度。

在外交策略上，国民政府也开始利用日本对华政策的个别矛盾，争取将关东军对华北当局的逼迫转变为正常的外交交涉；将华北“自治运动”的实际压力转化为外交斗争。在对华政策上，日外务省与军部虽然总的目标一致，但在其策略、步骤上却时有差异。在推动“华北自治”的问题上，军方持积极态度，推动内阁通过“华北自治案”。外务省此时虽不反对“华北自治”，但主张以“广田三原则”作为主要对华政策。所以广田在对驻华外交官的指示中说：“吾人对于中国统一或分立实无意参预，吾人目的在使中国接受三原则，建立中日新关系而已。”⁽²⁹⁾这样，在华北“自治运动”期间，日本对华政策是以“华北分治”和“广田三原则”两者并行。“华北分治”是要通过挟持地方政权来分裂中国，最后肢解中国，从而实现对中国的控制；“广田三原则”则以所谓“日、满、支”提携为基调，以通过外交交涉的方式，从整体上使中国变为日本附属国为目的，两者不仅在内容上不同，而且在交涉对象上也有区别。前者以地方实力派为对象，利用其在国民政府中央政权和日本人夹缝中彷徨四顾、信心不坚定的特点，煽动独立，逼迫中央政权就范；后者则是以中央政权为交涉对象。“广田三原则”案的附属文书中言，“利用中国地方政权牵制中央以及分化中国统一为目的之政策，皆非本政策实行之主旨”⁽³⁰⁾。正是反映了两者的差异。面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状况，国民政府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同意和推动就“广田三原则”进行交涉来牵制其实施“华北分治”。如蒋介石对有吉明大使说，对“广田三原则”，“个人意见赞成”，然“必须中央派大员赴华北主持军民两政，方能与日方负责人员进行商讨”。⁽³¹⁾国民政府外交部立即以此谈话为原则，通知驻日使馆。驻日使馆参事丁绍伋在此前也屡屡约会重光次相，表示中国已准备与日本就“广田三原则”“开诚协商”，但“日本如不能制止”日军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则中国不能不怀疑日本政府无诚意无能力为亲善之进行”。⁽³²⁾在这些谈话中，不难看出，国民政府首先是要着力制止“华北自治”，将其引导到外交交涉的渠道上去。日方对此意也甚明了，有吉大使在致广田外相的电文中说：“劝勿以武力逼取华北自治，否则‘三原则’无由谈判。”⁽³³⁾在具体实施中，国民政府也按照蒋介石意图，坚持何应钦北上主持华北大局，而在此前提下拟同意商谈在华北实施“广田三原则”的若干内容（如共同防共、加强关内外经济联系等）和某些特殊政策（如币制可作适当修改，财政上较大的支配权），以此来获得对华北“自治运动”的控制，并作为与日方进行“广田三原则”交涉的筹码。

国民政府在“华北分治”危机出现以后，围绕继续保有对华北的控制权，对内、对外政策和策略较以前都有较大的转变。对内较为注意对华北地方实力派的稳定和拉拢，晓之以理，申明利害，以防止其独立倾向继续发展。这与蒋介石以前对他们进行分化、削弱、打击的政策大为不同。它反映出在民族危机压力之下，中央与地方（或蒋氏中央政权与地方实力派）矛盾开始退居较次要地位。对外的政策立场也比《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两协定时的软弱妥协要坚定得多，鲜明得多。地方交涉被停止，中央政权开始走到前台，直接面对关东军的威胁。对外策略手段的运用也发生了变化，开始重视军事与外交手段的结合运用。应该说，它大大改变了此前单纯以交涉方式、凭口舌以争国家权益的状况，是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自《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后重大调整的具体反映。(www.xing528.com)

国民政府在处理“华北自治”问题上为什么能够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策略呢？这一问题史学界曾作过较多探讨，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1）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要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这从根本上威胁了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统治地位；（2）日本在华北的经济侵略，尤其是猖獗的走私活动，严重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剧了国民政府与日本的经济矛盾；（3）日本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也损害了英、美的利益，扩大了与英、美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4）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进一步发生分化，愈来愈多的人不满意“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反对对日妥协，英美派势力在国民政府内部影响扩大；（5）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新高涨，给国民政府以巨大压力，推动其对日政策、策略发生变化。⁽³⁴⁾应该说，这些因素都在国民政府的政策、策略转变中确实发挥着直接和间接作用。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重要而直接的因素呢？

中、日之间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特点。自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以来，中国朝野都有人预言日本侵华战争终将爆发，最为典型者当属戴季陶。1927年访日期间，他即感受到，“若辈之谋我战祸，已迫在眉睫”。归来之后又指出：“十年之后，中国必受帝国主义之残暴攻击。”⁽³⁵⁾“济南惨案”之后，国民政府将日本列为假想敌，成为最有可能向中国发动战争的国家。这种可能性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倍增。因此，在应对日本的各种挑衅和威胁之时，从长远战略的角度来考虑中日战争的各种安排，也是一种正常而自然的战略思维。以此来观照国民政府的对内对外举措，从中不难发现一些容易忽略的影响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变化的重要因素。

国民政府统治建立和稳定后，尽管形式上的统一是实现了，但自北京政府以来所形成的地方割据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国民政府实际能够控制的区域仅为江浙、皖豫、两湖、闽赣等，且在湘、赣、鄂、皖、闽还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数处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其他各处的地方实力派，大者觊觎中央政权，小者拒人自保。因此蒋介石说：“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祸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³⁶⁾在这种状态下，蒋介石提出并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内部的稳定和力量的集中放在首要地位。当然，“安内”的内涵，从根本上来说，是“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这反映国民政府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间将阶级矛盾置于首位的基本政治立场；但同时，由于“安内”也包含着团结内部，实现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有力控制，尤其是实现对西南地区控制的内涵，因此，它也反映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面对民族危机，努力扩大战略回旋空间的战略决策倾向。客观地讲，“安内”政策在1933年到1935年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首先，对鄂豫皖苏区、湘鄂赣等省苏区“围剿”成功，将红军主力赶至西南，从军事上解除了南京政府侧背的军事威胁。其次，随着追剿红军，中央政权获得了控制西南的天赐良机。抓住这一机会，蒋介石乘机推行了控制西南的若干举措。从控制西南来看，蒋介石采取的是全方位控制策略。以对四川的控制为例，1935年1月，军事委员会以协助“剿匪”军事为名派参谋团进驻重庆；2月，果断实施打破自民初以来存在的“防区制”的措施，统一省内行政；同时开始整顿金融秩序，设立财政统筹统监机关；进行交通整顿和修筑新公路；开办峨嵋军官训练团，重点训练四川军官；设立隶属行营的四川经济建设局，筹划在四川建立工业基地，等等。在整个控制西南的过程中，蒋介石最重视的是对四川的控制。蒋对控制四川与对日问题的关系十分清楚。如他在1935年5月底致孔祥熙的电文中言：

日本在华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势，最近必有举动，彼之目的在扰乱我经济之发展与妨碍我军事之成功。此时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请兄对于四川经济有关之各种问题，从速解决，并早定川中金融之根本方策，不致发生根本之动摇。如能多解现银入川，以备万一更好。务请急办为盼。⁽³⁷⁾

蒋介石又说：“昆明形势雄伟，气象清明，秩序井然，虽进步未见，但古风犹存，而其物产丰富，民性朴厚，实益增吾复兴民族之信念。”⁽³⁸⁾这些说明西南，重点是四川的控制和稳定，在蒋介石看来，是应对华北危机的战略基础，其战略作用巨大。这一战略思维倾向还可以从蒋介石处理金融问题上看到。此时，国民政府遇到因白银外流而出现的金融恐慌，蒋介石甚至十分坚持在金融问题上也要“先定川局，再图大局之挽救”，要孔祥熙“切勿做普通事一律看待”，要“以为救川救国一线之生机”，⁽³⁹⁾把经济问题的重心也放在四川。这就不难看出，蒋介石是以控制好西南，主要是四川作为处理华北对日问题的战略前提。至1935年下半年，整个对四川的控制工作，“虽以改革伊始，实绩尚未大显，然一切确已初具规模，渐上轨道”⁽⁴⁰⁾。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才开始转向强硬。

如果说上述情况还不足以说明蒋介石对日战略思维的明确性的话，蒋的一些关于战略准备的直接表述，则更能体现西南控制的完成与对日转向强硬之间的关系。1935年7月蒋介石曾在成都明确对黄绍竑说，“以前因为中央力量尚未深入四川，东南各省交通便利，距敌过近，不能作长久抗战的根据地。现在中央军队，已进驻四川，即使开战，一定可以持久，争取最后的胜利”⁽⁴¹⁾。同年10月，他又要熊斌转告华北将领，“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成为南北对抗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经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虽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⁴²⁾。可见，对四川等西南地区控制的初步成功，在蒋介石对日政策、策略的转变上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蒋介石在初步控制了西南之后，于1935年年中开始形成对日抵抗战略计划的构想，其中也提出，对日作战“以长江以南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⁴³⁾。这也反映出蒋对西南、西北战略地位的重视和以川黔等作为立足点考虑对日政策、策略的倾向。从这一关系来看，就不难理解华北事变中蒋介石为什么能够在对日外交中采取前所未有的军事和外交全面对抗的强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