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中国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与世界研究

二、《敌乎？友乎？》与对日亲善政策

善后交涉的过程中，尽管是在停战协定的框架下进行，但气氛并不平和，除关东军谈判代表的嚣张气焰之外，关东军还动辄以武力威胁，并怂恿和支持伪军或伪组织进行各种捣乱活动。1934年以后尤为频繁。其主要活动胪列如下：

1—2月：（1）1月15日，日榆关特务机关署召开伪军政扩大会，决定占领滦东各县及要隘，并任命了伪平津便衣队总指挥、前敌总指挥、警备司令等。（2）嗾使石友三组建司令部，在平津及滦东暗地招兵。（3）强迫察东沽源各村签字同意归附满洲国。（4）为华北伪军提供各种军用装备。⁽¹¹⁵⁾

3月：日军频繁进出长城以南，由榆关、抚宁、遵化、蓟县、平谷、密云等县至古北口，“大部队往来行军”⁽¹¹⁶⁾。而同时，关东军增兵长城一线。沽源、多伦间，日军增至千余；察东日军增至一师团之众。⁽¹¹⁷⁾

4月，中旬日方强行要求我方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之外。与此同时还有如下举动：（1）日军频繁调动换防，并要求增加交通线。⁽¹¹⁸⁾（2）关东军第七师团第十四旅团长伊田常三郎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到冀东活动。⁽¹¹⁹⁾（3）日本天津驻屯军到玉田等战区参观战迹。⁽¹²⁰⁾（4）日军筹划在察哈尔建立交通设施。⁽¹²¹⁾（5）在平津附近战区和非战区举行军事演习。⁽¹²²⁾

5月，日军在天津八里台加紧修筑飞机场。马兰峪及长城各口日军增兵。⁽¹²³⁾

8月，日军在榆关、秦皇岛一带演习17次。日舰队在渤海湾演习。在天津演习巷战。在大沽口进行封锁海港演习。⁽¹²⁴⁾

9月，（1）日军在长城各口附近修建新炮台，喜峰口四座，义院口三座，古北口三座，马兰峪五座。⁽¹²⁵⁾（2）嗾使吴佩孚旧部组织便衣队，定期扰乱平津。⁽¹²⁶⁾

10月，（1）土肥原和华北驻屯军参谋长等在天津秘密运动石友三等。⁽¹²⁷⁾（2）受日人支持，伪军在冀东各县大肆招兵买马，组织东亚同盟军。⁽¹²⁸⁾（3）为郝鹏提供机关枪和钢炮等武器，运进天津。日军唐山守备队大举演习。⁽¹²⁹⁾

11月，（1）土肥原提供枪械给刘桂堂和石友三，并筹组华北政权。⁽¹³⁰⁾（2）日军武装滦榆地区匪军，数逾万人，黄郛感到“恐乘虚而入”。26日—29日，北宁路沿线和唐山以东日军连续四天举行大演习，坦克车、装甲车、重炮、飞机全部出动，巷战、决战、遭遇战、夜袭等各种战斗形式在演习之列。⁽¹³¹⁾

12月，日军与石友三、郝鹏等加紧密谋。东亚同盟军在玉田一带活动猖獗。同时，日军在天津市内不时出入华界。⁽¹³²⁾

分析上述日军在华北的主要活动，可以发现：3、4、5月份，日军活动频繁，大有再掀起军事进攻的迹象；11月份，日军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且就在平津附近。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只是一般的扰乱，不但此时有，其他时候也有。结合善后交涉来看，1934年上半年，华北政府正与关东军就关内外通车的事情进行谈判。因而，不难看出日军是想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活动逼迫华北当局接受日方方案，并借此促使国民政府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而1934年11月份，中、日之间，正就关内外通邮方案进行反复交涉，相持不下。日军演习的目的，同样是为交涉作后盾，恫吓国民政府，逼迫中方同意日本一再坚持的通邮方案。由此可以看出，关东军在与华北有关方面交涉中，以炫耀武力的方式逼迫、恐吓中国方面，迫使让步，开始成为惯用伎俩。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通邮谈判处于僵持之时，蒋介石北巡，10月24日到北平，11月3日登长城。此后，张家口、张北、大同、归绥，逐一巡视。11月8日至太原，11日完成北巡南下江西。但此次北巡，对通邮谈判毫无推动。日方坚持不稍妥协，并于26日开始大规模军演，以武力相威胁。这些不仅给中日关系带来十分紧张的气氛，也使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陷入被动和僵局之中。

为了改变这种局势，黄郛早在1934年4月就指出，停战协定流弊很多，从整体来看，关东军“一再利用协定，扩大解释，其内侵之势，北及于多伦，南延至海面（指渤海湾一线——作者注）”；就划定的接收区域而言，“保安队之无理限制，沿边日伪军之久驻不撤，李（际春）、石（友三）残部之无法整理，日鲜浪人之无法取缔，多伦、沽源之久占不返等等，为我辈在华北感受最痛苦之事”。因此，他建议取消《塘沽停战协定》，用“双方地方当局各自宣言为替代”；或者“最少亦应要求善意的互守，勿时为扩大解释”。⁽¹³³⁾提出了改变停战协定框架的想法。何应钦也同样深切感受到在停战协定之下，维持华北局势很艰难。1935年1月他致电汪、蒋指出：

关于对日外交，应请中央从速决定根本政策，否则实属无法应付。尤其目前华北情况之下，关东军、驻屯军均可随时以一纸声明书，即发生直接行动，绝不循国际外交之常轨。若中央对日外交政策，有一根本决定，则宜直接与日本中央部门恢复外交常态，遇事乃有对手方可寻，即使其结果我仍不免吃亏，但较目前之临时应付，顾虑多端，有时至对手方亦寻不着者，总觉稍为值得也。⁽¹³⁴⁾

黄、何从自己的实际感受出发，要求中央设法改变华北对日交涉的方式，放弃以关东军为对手的交涉策略，以便寻求新的出路。应该说，这是对原有对日政策和中日关系实际状况的反思。如何进行调整呢？除何应钦提出直接与日本中央部门恢复外交常态之外，黄郛还主张“先安军人之心，使文人渐渐抬头，外交入于常轨，中国争取主动，可让者不待其拔刀相向，不可让者虽拔刀无用”⁽¹³⁵⁾。舆论界亦对此颇多评论，例如：袁道丰即在1934年6月出版的《外交评论》撰文指出，“此后之对日外交如不从大处远处着手，仍沓沓泄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则前途危机正有不堪设想者”⁽¹³⁶⁾。蒋介石亦深以此为虑。他后来回忆道：“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¹³⁷⁾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以《敌乎？友乎？》一文提出了他有关中日关系的全面主张。这标志着国民政府开始试图调整原有对日外交政策。该文包含三个大的方面的内容：其一为中日关系一般处理原则；其二为两国对外政策的评论，重点在指出错误认识和误区；其三为如何调整两国关系。三方面的内容中，前者只略微带过，后两者是重点。

就第一方面的内容来说，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而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文章在结论部分也指出：“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¹³⁸⁾文章在这方面虽然着墨不多，但十分重要，是其他所有思想观点的基石。(www.xing528.com)

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文章的主要部分，分别对中、日两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评论，涉及的问题较多。就日本的对外政策，蒋介石首先指陈其独霸太平洋思想的局限性和危险性。他指出：

我们现在也以纯客观的态度替日本打算一下，国际上无论在战略政略上说，正面以外，当然应该算到侧面和背面，侧背方面如其有了对敌，这对敌的兵力如果运用得法，就可以当得过正面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效力，这是世上无论任何政略家和战略家所了然无疑的。现在日本如欲东向美国启衅，中国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苏俄开战，中国即在其侧面，所以日本如欲对美对俄备战，如不消弭侧背面的顾虑，岂但没有制胜的把握，直无开战的可能。⁽¹³⁹⁾

从国际政略和战略角度指出日本扩张政策的局限性，具有客观性和学理上的理性特点；而指出日本扩张路线中正面和侧背之间的依存和制约关系，也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并直接指出了中国在日本扩张战略实施中的地位问题。蒋进一步指出：

消弭侧背方面顾虑的方法，本来也有两途，一种是以力量绝对控制住这个邻国，使无能为患；一种是与这个处在侧背方面的邻国结成协调关系。现在日本人既不能从协调方面与中国提携，则日本人的打算，显然是采取以强力控制中国的办法。然日本能否绝对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呢？而且以我们所见，中日两国既已交恶到这般田地只控制中国也还不是办法，而必须在对美或对俄开战以前彻底灭亡了中国，若日本不能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十天以内灭亡了中国，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从容对付中国，而将迫日本以速战。⁽¹⁴⁰⁾

蒋介石从日本扩张战略的角度，直接提出日本在扩张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亦即是与中国结成协调关系还是全面控制中国的问题。蒋认为，日本实际奉行的以强力控制中国的政策。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将导致与美、俄开战；而这又必然给日本带来极大的危险性。为了使这种危险性得到客观的说明，蒋介石还从控制中国必须做到的海上封锁和陆上作战两个方面予以重点阐述。他指出，海上封锁必然导致与美、英、俄及全世界利益冲突，使日本与全世界为敌；而陆地封锁，仅仅能够控制住工业中心和交通线，甚至首都，不可能使中国真正沦亡；而日本要控制中国的每一寸领土，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灭亡中国的举措，必然使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推动中国国内团结。这些分析和结论，中立、客观的基调较浓，专从客观国际关系和一般事实角度予以说明，更凸显出日本大陆政策的真实危险。

其次，指陈日本人对中国国情及所处历史阶段认识上的错误。蒋介石认为，中国正处于革命时期，与“通常国家”不同，其要素为“主义、领袖与群众”。民众认同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事实上领袖的存在、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群众，三者构成中国不会被日本灭亡的基石。“所以只要主义普遍深入，领袖健全存在，群众一致拥护，一时政府的成败或土地的得失，转成为次要问题。”日本人“对于中国事情，平常一切调查观察，异常精密周到而独忽略此重要之一着”，是一个认识上的严重错误。⁽¹⁴¹⁾蒋介石在文章中反复申论日本人对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和文化传统的忽略，以及将国民党及其领导人视为腐朽不堪，并与北洋军阀等量齐观的谬误之处。他强调说：

日本的错误，在乎以通常国家视革命期中的中国，在乎误认二十世纪为十八九世纪而依然采用前世纪的手段或传统政策，在误认革命势力而视同帝制时代之遗留，在以对付官僚政治的手段而对付革命策略，而不悟日本之武力压迫只能胁持无知识之官僚军阀，而不能屈服民族主义正在发达之国民。⁽¹⁴²⁾

蒋介石的这种认识建立在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基础之上，大体把握了民国时期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点，尤其看到了中国自五四爱国运动以后民众民族主义力量的新发展；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时期政府的复杂处境，及其在民族危机中必须承担的责任，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这些确实是奉行侵略政策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忽略和没有深切认识到的地方。

再次指陈日本西方政策的错误。蒋介石指出：“九一八”事变处理中，日本竭力贯彻所谓满蒙政策，毅然宣布退出国联，这使“日本口头上以独立标榜而实际得到孤立的结果”；在国际关系变得日益密切的世界，只有革命未成的弱国因为权利义务的不均衡可以自外于国际，没有任何有基础的大国违背时代发展而孤立于国际之外。同时，蒋介石指出，日本承袭美国门罗主义的做法，却不知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而高唱“亚洲门罗主义”，“以东亚主人自居”，树敌于世界，“其结果非造成世界之上全是日本的敌人而不止”，决非日本之福。⁽¹⁴³⁾这些指陈从国际关系的时代性视角，揭示出日本与世界主流相悖逆的做法，实际上是使自己走进了死胡同。

就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蒋介石在文章中也做出了评述。评述的对象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之后的对日政策及其政策制定的相关影响因素。但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与对日本的相关评述相比，这一部分不仅不是文章的重点，而深入的程度也不及就日本对外政策方面的评述。蒋介石认为中国对日本认识方面存在不少错误。指出“对于日本情形之判断，谬误不止一端”。具体来说有：首先，“九一八”事变之后，以为抵货运动可以使日本“国内必大起经济及政治上的骚扰，虽欲放弃东北而不可得”，“没有看清楚日本支持能力的久暂”。同时，又以为日本“毕竟不能不顾虑国际的反感，也不能完全抛却对国际条约的责任”，“民间开明的舆论，必能抑制军人的猖狂”。但事实证明，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没有完全了解日本是一个“由特殊阶级军阀，把持一切的特殊国家”⁽¹⁴⁴⁾。其次，指出中国政府外交举措上的“失误”。蒋介石认为，中、日之间的矛盾如果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对日本方面提出的土地商租权问题做出适当的处理，“两国关系或可能藉此好转”，或不至于有“九一八”事变发生。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认为，如果国民政府不“迟廻却顾，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而以极大的勇气采取直接交涉的方式，“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以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¹⁴⁵⁾对国民政府试图依靠国际力量化解“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局势的决策，蒋也认为，政府“总以为国联盟约具在，日本为联盟之一，如其悍然不顾，联盟必能依照约章，实施经济的制裁，同时又以为英美或其他国家，如友谊的斡旋无效，亦必能为保障盟约尊严，或保障世界和平，起而作有力之干涉”，是完全错误的。⁽¹⁴⁶⁾

在如何调整两国关系部分，蒋介石分别从两国的角度提出办法。具体来说，他认为，中国方面应有的认识是：“虚骄不是办法，拖延不是办法，僵化不是办法，期望或依赖他人不是办法，为感情而牺牲理智也不是办法。”中国所要求日本的应该只是，“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¹⁴⁷⁾。日本方面应该做到的，蒋介石认为，“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的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脱其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情感与中国相结合”，“断然归还东北四省，使归属于中国版图，一面解决中日两国之间的悬案。这种交涉，当然应由日本率先提议，但无妨由两国直接交涉，定议以后，即由中国报告国联，国联为维护和平，必乐于接受”。在蒋介石看来，“两国政治家如果有博远的胸襟和深切的识见，即应不顾一切地排除障碍”，采纳他所提出的方案，打开僵局，开辟中日关系的坦途。⁽¹⁴⁸⁾而这一切都应该由日本采取主动，为敌还是为友，取决于日本。

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一方案，从外交层面来说，就是通过正常交涉，在国联的认可、监督、保障之下，先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状态，然后解决历史留下的悬案，导中日关系于常轨。因此，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敌乎？友乎？》一文的出发点，是从中、日两国应该具有的关系原则出发，以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外交交涉为着眼点，希望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中日关系的状况。为了更为有力地说明这一选择的合理性，蒋介石从国际战略和政略方面，较为全面地解析了日本的大陆政策的危险性；运用近代政治理论，说明了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特点和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的必然性。而其总的指向，则以中日友好相处为依归。结合1934年下半年以来的形势来看，这一整套的论说，在外交上的一个总体目标，就是为了打开中、日直接的正常交涉之门，以图改变因停战协定所带来的中、日之间的不正常交涉状态。

除了发表文章，1934年11月27日，蒋还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解决中日问题要“以道德与信义为基础”⁽¹⁴⁹⁾。进入1935年以后，情况又有所发展。不仅蒋介石继续发表有关中、日亲善的言论，而且汪精卫等人亦相继发表谈话，支持蒋介石。具体情况为，1935年初，蒋频繁会见日本外交官和记者，大谈所谓中日亲善问题。2月1日，蒋又发表关于中日亲善的正式谈话，称：只要日本调整过去的政策，“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裁制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¹⁵⁰⁾。同月14日，蒋又在回答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的提问时，反复阐述亲善的主张。他说，“中日提携首当以道义为出发点”，“余始终认为道义两字，是解决中、日两国现在难局之根本原则”，在此前提下，只有依“外交方式”才可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¹⁵¹⁾紧接着蒋介石的谈话之后，汪精卫也于2月20日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讲话，说：“如中日两国的人士不拘于一时的利害，不骛于一时的感情，共以诚意主持正义，以为两国间谋永久的和平，则中日两国间之根本问题，必可得合理之解决。”⁽¹⁵²⁾汪精卫的亲信林柏生发表长文《对日的两条路线——读徐道邻〈中日关系的检讨〉书后》，指出：“中日两国人士，都应该有徐（道邻）君一样的态度，不为环境所驱，不为情感所闭，诚意的，平心静气的，来求中日问题之根本解决。”⁽¹⁵³⁾立法院长孙科亦借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纪念之机，发表告日本朝野人士的广播演讲，指出中日问题只有以孙中山所倡导的“东方忠孝、信义、仁爱、和平之道德为基础”，才能解决。⁽¹⁵⁴⁾甚至在全国“五九”国耻纪念会上，国民政府要员居正也以此内容为中心发表讲话，说“要有道德信义，才可以解决中日历来的纠纷”⁽¹⁵⁵⁾。国民政府不仅在言论上倡导中日亲善，而且在行动上也予以推动。2月上旬，国民政府在反复强调禁止“排日行为”的同时，决定（由蒋介石提出）借王宠惠回任海牙国际法庭之机，顺道日本，携国民政府解决中日问题的基本原则，转致日外务部门，并探求日本外务部门的真实态度。4月底，黄郛又派其亲信殷同等赴日参加铁道省之东洋观光会议，并与日要员广泛接触。至6月10日，国民政府又发布第176号令，即《友邦务敦睦谊令》，内称：“当前之急务……对外在确守国际信义”，“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¹⁵⁶⁾这样，旨在改变动荡不定的中日关系状况的所谓亲善外交，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不断展开。

在“道义”、“亲善”的言词背后，国民政府要达到的具体外交目标是什么呢？王宠惠正式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的内容为：其一，“外交一元化原则”，“中日外交方式应归正轨，绝对不用外交和平手段以外之压迫”；其二，“平等地位原则”，“日本应首先取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尤应先取消在华领判权”；其三，“维持真正友谊原则”，“凡一切非友谊行为如破坏统一治安及妨害人民卫生等皆不得施之于对方”。⁽¹⁵⁷⁾其主观愿望是想建立外交“一元化”、两国平等和亲善的中日关系。在另外的场合，蒋介石提出过“断然归还东北四省，使归属于中国的版图”⁽¹⁵⁸⁾。黄郛也要殷同向日方提出取消《塘沽停战协定》，或“最少亦应要求善意的互守，勿时时为扩大解释”⁽¹⁵⁹⁾。到1935年9月，蒋作宾在综合上述所提内容后再次向日外务省提出，“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以及华北事件等项一律撤销，恢复九一八以前之状态”；而在日方答应上述要求后，中国方面保证做到：“（一）中国设法停止排日及排货。（二）中国不谈满洲问题。（三）中国经济在平等互惠贸易均衡原则下可商量提携。”⁽¹⁶⁰⁾从国民政府所提的这些要求来看，在基本原则层面，是要实现中日之间的平等友好，以及恢复外交常态。在具体层面，则是要求取消《塘沽停战协定》和《淞沪停战协定》等，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在此前提下，中国方面则满足日本长期以来不断提出的“停止排日和排货”、经济提携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国方面可以对日本产品全面开放市场。这一政策的策略思路是，试图从经济关系的增进入手，带动政治关系的改善。而对“满洲国”问题，则可暂时不问。蒋作宾这次提出的方案，是国民政府就“亲善外交”与日方的最后一次具体交涉。此后，中日双方均转向以“广田三原则”为中心的交涉，“亲善”一词虽仍可见到，但其交涉内容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上面情况表明，国民政府在经历了1934年的善后交涉后，感到关东军利用《塘沽停战协定》向华北扩张的巨大压力，以及给中日关系带来的紧张局势。原以为通过停战可以暂时缓和日本侵华，从而维持华北稳定的想法，完全落空。为了扭转这一局势，以蒋介石《敌乎？友乎？》一文发表为起点，展开了旨在推动外交回归常轨，并从增进中日经济关系入手，带动政治关系改善的“亲善外交”或“道义外交”。因此，对日亲善政策是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政策的又一次调整。其政策目的是缓和关东军的压力及其对华北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