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抵抗的失利与直接交涉政策的抉择

二、有限抵抗的失利与直接交涉政策的抉择

国民政府在热河长城一线的抵抗，一开始就存在很多严重不利的因素。这决定了这场有限抵抗的战争，前景不容乐观。具体来说，以下因素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成败：

首先，“攘外必先安内”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基本国策制约着抵抗的效果。1932年春，蒋介石复出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国民政府军事事宜，并指挥军队。在他看来，面对纷扰复杂的局面，应以“剿匪”为急务，明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先安内。”⁽³²⁾随后组织实施对鄂豫皖、湘鄂西的“围剿”和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就是在长城华北抗战处于激烈时，蒋介石仍十分强调“剿共”，甚至严令部下“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³³⁾，表现出将“剿共”置于抗日之上的坚定性。他还指出：

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出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患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所以我相信无论日本人怎么凶险，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国内能够安定下来，日本人就再不敢来逞凶了……⁽³⁴⁾

正是这种认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得在抵抗与“剿共”发生矛盾的时候，必然是先“剿共”而后言抵抗。具体表现则为，整个作战中，国民政府并没有全力以赴来守土御敌。尽管中央军主力参战了，但仅三个师兵力，数量极为有限，不到1/10。绝大部分的中央军都运用于对湘、鄂、赣、豫红军根据地的围剿。因此，长城作战虽投入兵力30余万人，但多数是东北军和晋军等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很多军队战斗力很弱，而蒋介石明确指示“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³⁵⁾，这就埋下了战局难以支撑的隐患。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来看，国民政府对抵抗与交涉的界定不十分清晰。汪精卫曾说：“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退让；在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³⁶⁾又说：“在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可以忍受，在最低限度以下，我们非抵抗不可。”⁽³⁷⁾这就是说，抵抗仅仅是一定前提下的手段，在一定条件（暂时的胜利或暂时的失利）下是可以终止的。因此，这一国策决定了长城抗战不可能取得对日抵抗的完全胜利。

其次，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系统和军队素质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参加热河长城抗战的军队，有中央军、东北军、晋军以及原属冯玉祥系统的军队，系统复杂，军队素质不一。而且在内战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军队，派系和派系利益观念极重，军队的腐败和战场上的小算盘表露无遗。汤玉麟部“中级以上部队长，极大多数种毒（鸦片）、贩毒、吸毒。至于侵吞饷糈，冒领缺额，种种舞弊营私，不一而足”⁽³⁸⁾。万福麟部编制虽然十分庞大，但每师仅三个团，“步兵团能上火线的战斗兵不过千来名”，并且热河沦陷时，“一日之间垮了四师”。⁽³⁹⁾商震将自己的“两个大师放在远远的后方”⁽⁴⁰⁾，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在北平“搞私人生意”⁽⁴¹⁾；张学良临走时也对部属说：“要保存东北军这点实力，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⁴²⁾不仅如此，参战部队的军械也很落后。以喜峰口战斗闻名的二十九军枪械严重不足，“全军只有野、山炮十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土造枪、老毛瑟枪还占相当比重，只能以大刀作补充。⁽⁴³⁾参加作战的中央军战前准备也不好，“部队平日训练都以‘剿共’为目的，对抗日所需要的对空和对战车以及近代的筑城作业等训练，根本不加注意”，“各部队的工作器具很缺乏”，“给养时有中断之虞”。⁽⁴⁴⁾

就指挥系统来说，参与长城抗战的军队，系统复杂。尽管有何应钦、杨杰等中央大员和德国顾问谋划，也有张学良负责指挥，但实际上，张学良很难指挥宋哲元、商震以及晋军等派系军队。不仅如此，就是东北军系统中，也是矛盾重重，汤玉麟、万福麟和孙殿英等各部，相互倾轧，互不统属，各自为战；而张作相作为热河前线的最高指挥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才带了几个幕僚，在热河转了几天，实际上未作任何指挥。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尽管很关注北方局势，但主要精力却放在江西的“剿匪”上。早在1933年1月，宋哲元、冯治安等将领都认为：“此次对日作战，非钧座（指蒋介石）北来，前途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意极恳切。”⁽⁴⁵⁾但蒋不为所动。3月2日，汤玉麟弃逃。国人要求严惩汤玉麟以及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的呼声如潮。著名学者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也联名密电蒋介石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中央必难逃责。”⁽⁴⁶⁾因而，强烈要求蒋介石北上指挥军事行动。即便如此，蒋仍只命何应钦3月3日晚简行北上，令杨杰亲赴承德督战，还命张学良、何应钦部署反攻。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才于3月8日抵达石家庄。而此时日军已集中进攻长城一线，且中国守军与日军在战场上已开始呈现胶着局面。从这些情况来看，无论是最高指挥当局，还是前敌指挥，都缺乏及时得力的运筹。这些都是造成抵抗容易失利的重要因素。

此外，中国军队数量上虽比日伪军多，但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日军装备有坦克、装甲车、火炮、飞机等先进武器，大大优于中国军队的装备。其作战的组织能力，同样优于中国军队。因此，整体上看，中国军事力量仍处于劣势。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中国军队多使用分兵把守、力量分散的配置；消极防守，缺乏机动性和积极战略的运用。

上述不利于有效抵抗的因素，使得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很快转入被动状态。在3月上旬日军对长城一线发起进攻后，尽管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予敌以重创，但长城一线日军逐渐占据优势。随后，日军转入滦东作战。进入4月，日军沿长城南北一线展开“迫和为主”的作战，到5月上旬平津已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爪牙之下。平津危急!面对这一严重局面，国民政府权衡利弊，逐渐转向求和。这一抉择，除军事上的失利外，也是国民政府综合考虑外交和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之后做出的。

就外交而言，1933年2月24日国联审议通过《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后，情况逐渐明朗：日本将决心与国联决裂，而西方各大国暂时都不愿意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中国申诉外交已走到尽头!与此同时，苏联对日采取妥协态度，提议并与日谈判互不侵犯条约（后遭日本方面拒绝），同意伪满洲国在苏联设立领事馆，承认伪满洲国任命的中东路代理督办，向伪满和日本提议转让中东路。这一系列的举动，无疑给本已严峻的中国外交形势雪上加霜。为了缓和平津危机，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寻求各大国支持，外交次长刘崇杰周旋于北平各国使节之间，而各国使节态度暧昧，“日方宣传我方挑战，故复进攻，外人颇为所惑”；至于具体态度，“美使谈称：倘日军进攻平津，个人观察美政府与国联相同。言外之意，似亦只能予道德上后援，不欲卷入漩涡”；英国公使蓝浦生在拒绝调停的同时，还表示：“国联于完成议案后，其任务可算告一段落，况日本今已脱退国联乎？”委婉指出国联亦不可能再有所作为了。刘崇杰认为，“证以日来敌机迭次盘旋平空，旁若无人，各国态度沉寂，以前之推测和希望，恐成幻影”⁽⁴⁷⁾。因此，在外交上，国民政府实施有限抵抗以来，“国际及各国，除道德上之同情外，未曾依据条约制裁日本，亦未与中国以实力援助”⁽⁴⁸⁾。为推动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华北的侵略行为有所表示，宋子文利用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机会，推动美国总统罗斯福于5月16日发表呼吁和平的讲话，英国随即响应。19日，宋子文又与罗斯福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停止敌对行动。英、美这种姿态虽然增加了国民政府在对日问题上的分量，但人们对这样的表态早已熟悉。汪精卫也认为，中国外交困境并没有因为美国总统的一纸文书而根本打破，“日本必为维持其强国威信计，悍然不顾美之申请书（指罗斯福16日声明——引者按），而益向我进攻，届时美终不能助我，而我先受其害”；同时，在即将召开的世界裁军会议和世界经济会议中，“日本终据上座，我仅为陪客”，不可能给解决中日纠纷带来大的希望。因此，汪强调，中国不如对日“执持谦下态度”⁽⁴⁹⁾。黄郛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也指出：“国际援助一层，以兄（引者按：黄郛自称）平素所具有之国际常识判断，敢断其不过空言一片，让百步言之，其实际之援助，为时必甚迂缓，远水不救近火，为量必甚微薄，杯水补车薪者也。”⁽⁵⁰⁾汪精卫和黄郛的这种看法在5月23日早晨的国防会议上被接受。会议议决：“外交方面，近来英、美日益接近，对日斡旋，俾我得较有利之解决当可做到，但恐缓不济急，于我目前平津之危，恐来不及解救。”因此，在平津不能轻易放弃的前提下，而“休战希望尚未完全断绝，仍希望继续进行，即在交战中，此种接洽仍不妨并用”⁽⁵¹⁾。由此不难看出，国民政府是在没有其他直接外交措施舒缓军事危机的情形下，倾向于对日交涉的。(www.xing528.com)

就政治而言，推动国民政府下决心与日本进行求和交涉的考虑，是力图维持对平津的控制。平津的地位及影响，国民政府在进行继续抵抗还是妥协交涉的抉择中屡被提及。晋军将领、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保住平津的重要性。他认为：

……屈指可战之兵才七十余团，而阵线长过四百余里，以屡经挫折之兵一团守六里战线，昌以为决不胜任。如中央决守平津之线，则最后之打算，不可一日再缓，所以昌主白河线万一不守，平津两处须早为守城准备也。虽然，我大军若退过平津线，即等于华北整个沦亡，人心失所依据，其促成第二满洲国亦意中事，所以决不放弃平津者此也。或谓日人得平津无办法，不知我失平津更无办法；盖仅就收入一项言之，已足制我死命，正如杀人者固不得了，而被杀者先不得了也。总之，平津失则华北亡；或谓平津纵失，亦不过一时，然数十万败兵一旦退下，人心何以维持？财政何以敷衍？昌以为其困难将百倍于不退平津。⁽⁵²⁾

同时，徐永昌还认为：“乃月余以来，各方团结未能实现，共党复于此时滋扰益甚，不惟较有力之抵抗线未编成，而所谓立定脚跟之初步亦未做到。睹芳泽之来去情形，似交涉亦尚在绝对僵局。近寇入益深，军力将竭，平津之失与不失，只恃敌之来与不来，情形如此，断非依违不决所能渡过。”⁽⁵³⁾徐永昌的这些分析含义是，守住平津不太可能，要果断地进行交涉，以保平津不失。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更能体会到。中央政府国防会议讨论时也认为：

军事方面，江西的军队不能调开，其他军队则不听调，例如两广高谈抗战，但至今迄未出兵，中央对于华北各军苦战三月，不能不急筹应援，但能做到若干，诸兄已不难洞悉。……财政方面，子文兄赴美、赴英，正在接洽，即使有望，亦缓不济急。平津若失，则海关收入，骤形短缩，其他一切筹款办法，亦惟有更形拮据。⁽⁵⁴⁾

更为严重的是，为给平津局势增添混乱因素，从而迫使国民政府下决心言和，板恒征四郎奉日参谋本部之令，在天津搜罗北洋军阀时期的失意政客、军人和反蒋将领，企图在平津地区作内应。5月初，张敬尧即受指使被遣到北平活动，图谋组织伪政权未遂。5月19日，汉奸郝鹏、李书凤、石友三、马廷福、石凤鸣以“华北人民联合自卫军”名义又在天津举行暴动，制造混乱。日军则以《辛丑条约》为借口，要求增派兵力进入北平“护侨”。面对这一局面，国民政府除令徐庭瑶为北平守城司令，作守城姿态之外，重点转向以对日交涉妥协来保全平津上。5月18日，汪精卫致电何应钦、黄绍竑、黄郛，指出，“此时务须依预定政策，保全平津，徐谋转圜”⁽⁵⁵⁾。所谓“预定政策”，是指此前确定的对日交涉与求和政策。何应钦、黄绍竑、黄郛等人也一致认为，与其战而失平津，“使傀儡得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全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⁵⁶⁾。主张为保全平津而求和。黄郛在回顾自己做出与日再谋妥协的决定时也指出：“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动摇；财政无办法，粮饷之源绝；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各线之交通枢纽，尽落敌手；国土变色，地方糜烂；溃军且将波及豫鲁；种种不堪设想之后患，均意中事。”⁽⁵⁷⁾因此，与其战而失去平津，不如和而得保平津。显然，国民政府是在战而失去平津与和而得保平津之间，选择后者的。

交涉求和是两方面的事情，处于军事上被动的国民政府愿意选择妥协求和，只是单方面的意愿。能否达成妥协，还取决于军事形势占优势的日本方面。日本之所以愿意在军事占优的情形下，选择停战，也有其决策上的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设计的“独立国”包括奉天省、吉林省、热河省、东省特别区、蒙古自治领六大省区，热河一开始就被日本列入要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地区之一。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的《建国宣言》中说：“数月以来，集合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东省特别区域，及蒙古之官绅市民，详加讨论……满蒙旧时别为一国，今以时局之必要，不能不自谋独立。”⁽⁵⁸⁾正式对外宣称热河是伪满洲国的一部分。由于此时日军既要对付东北各义军的抗日军事行动，又有淞沪战事的牵制，难以抽出兵力立即对热河发动进攻；同时，也出于对国际舆论的顾忌；因而，对主政热河的汤玉麟采取拉拢策略，企图通过“策反”使热河“自动”并入伪满洲国。但汤玉麟依违两可，既害怕当汉奸，又不愿意完全拒绝，只想力图维持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使日本拟以策反方式将热河并于伪满洲国的打算落空。为将热河并于伪满洲国，1933年2月，在扫清攻热军事障碍后，关东军正式实施《关东军攻占热河计划》，明确要达到的目的是，“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国的基础”⁽⁵⁹⁾。因此，日军从1933年2月开始的军事行动，首先是为了将热河并于满洲国，其次是打击张学良。为此，在具体规划热河作战时，要军队向接近河北省境的热河南部进军，“把华北和热河真正割断”，“使热河省内的反抗分子陷于孤立无援”。⁽⁶⁰⁾因此，日军在长城一线的作战，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对热河的占领，并不是为了向平津进军。正因为如此，日军沿长城南北一线，包括滦东所展开的作战被称为“迫和为主”的作战。其目的在于制造华北混乱，相机扶持亲日政权的建立，并为实行停战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不难看出，日本的这一策略为国民政府实施停战交涉提供了日方决策基础。而从这一决策中也可以看到，日本对立即占领或吞并华北，仍有所顾忌。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完全巩固对东北的占领仍需时间和兵力；第二，平津是英、美的利益所在地区，因占领平津而引起英、美的直接干涉，非日本所愿；第三，通过迫使国民政府在华北成立亲日政权，可以实施逐步分离华北的政策，可以避免引起国际干涉。⁽⁶¹⁾

由于中日双方存在上述决策思考，中日之间有关华北的停战交涉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