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之前的国民政府外交战略

二、国际和中国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基本反应

调查团报告书尽管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后决案，但是，它代表国联的立场和国际舆论。因此，报告书一发表，就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舆论，尤其是中国、日本各界的关注和重视。由于各自的立场，以及与中国的利益关系不同，因而看法也各异。

美、英等国虽赞誉之声不少，但亦有批评声音。如美国有官员称，报告书在“调查周密，及严格作客观的叙述，而理解其实情等点上，当获收空前的成功而无疑”；又说，“考虑中日问题时，仍图维持九国公约及非战条约的精神之举，实可谓为先获我心”；还有官员认为，“审量大局，殊为公证，且为排难解纷之实在的途径”。美国有关媒体也称报告书“包含丰富，鞭辟入里，持论公允”⁽²⁰¹⁾。英国政府尽管表示在国联审议报告书之前，不发表任何评论意见，但舆论对此有很多反应。总体情况是，“自由党认报告书之建议为不彻底，而保守党则盛称之”⁽²⁰²⁾。媒体方面，伦敦《泰晤士报》称报告书，“其审量复杂之国际问题，公认其为聪明坦白而诚恳”；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设的与合于实际的”，具有“真正之价值”。但也指出，“今日环境中，此种主张，能在实际上立即实现否欤，此谓问题也”⁽²⁰³⁾。法国政府方面，“除盛赞李顿报告书之清楚外，并未擅发意见”。报刊舆论则对报告书多有贬斥。如认为报告书，“未必能解决东三省难题，而其所拟制折衷办法，亦未必能提高国联之声望”。有的法国报刊还指出报告书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既谓中国应完全自立，他方复认为应受监护，此其一。既言中日两国绝对不能融洽，又以为两国应互相妥协，此其二。”⁽²⁰⁴⁾所有这些言论，反映英、美、法等国既想在现有国际框架内解决问题，维护和平，又担心报告书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难以为日本接受的矛盾心理。

国际上，除日本外，对报告书否定最多的是苏联。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总结收集到的有关言论道：苏联“极力抨击调查团工作之迟缓，及其蓄意之不良；谓彼等之建议，实乃企图宰制‘满洲’，使之成为国际殖民地，进而共管中国，并阴谋树立敌对苏联之共同战线。而不知各国意见分歧，报告书恐徒具文，无补于实际，且终将难免于一战”⁽²⁰⁵⁾。将报告书的最终意图锁定在帝国主义共同反苏之上，并认只有战争方式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日本对报告书的反应极为强烈，军部尤甚。日本报纸连续用这样的标题来概括军部的反响：“有意侮辱”、“虚伪已极”、“可惊之谬误”。⁽²⁰⁶⁾10月2日，陆相荒木贞夫对外发表谈话指出：“其对日本之不利，殊出人意料之外。惟不问报告书之内容如何，日本不转变之大方针，牢不可破。”⁽²⁰⁷⁾军部在讨论报告书之后，对外表示：

（报告书）极度不公平之态度，断难容许，其可视为重点者：

一、对满洲事件发端之视察，单取爆炸事件而将须认为最重大事实之事前空气漠视之。

一、将满洲治安维持，谓将来可委诸宪兵，则过于空想的理论，而不通于实情。

如此等则为该诸认识者，国联不能单凭报告而断定最后的态度。依此军部将务实贯彻既定方针，则以日本军事行动为依诸自卫权之发动者，将来须有驻满军备之必要。对基诸误解之报告书将予以正当之辨明。最后万一国联出有漠视日本之正义的立场之行动，则脱退国联，此为基诸国家重大的决意而排击国联之意见，已为一致。⁽²⁰⁸⁾

由对报告书的不满，联系到对国联审议通过报告书的担忧，日本军部对外界以退出国联相要挟，可见其对报告书及其所提解决方案的极为不满。为系统阐述对报告书的意见，日本政府在11月21日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意见书。该意见书共分五章，其基本结论有：（1）中国自1911年革命后，处于近乎无政府状态，树立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时日，难以预知；又由于国民政府采取“革命外交”，使得外国人在华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能得到充分保护。（2）由于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驻兵权等特权，须继续行使。（3）在中国有利益关系的各诸国中，由于中国排外运动，日本是最大受害者。（4）由于历史和地理关系，日本与满洲有莫大之经济利益关系、政治关系、战略关系，而国民政府和张学良力图削弱这种关系，且愈演愈烈。“九一八”事件没有超出自卫范围。（5）“满洲国”的产生，是满洲居民反对张学良的统治和不愿意卷入关内政治纷争而形成的保境安民运动，与清朝复辟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不违反任何国际协定。（6）由于中国问题和满洲问题的复杂性，“自难完全适应普通国际问题之一般方式，关于此一变则的问题之程序，最后以如何解决之方法，在通常之国际纷争中亦无先例可援”，维持“满洲国”，“犹能满足满洲居民之希望”。⁽²⁰⁹⁾从这些结论性的意见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从根本上否定报告书，并对报告书所提出的观点、解决办法进行了系统反驳，抛弃国际基本准则，强调问题的特殊性，并提出了不同于报告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句话，就是为侵略和分裂中国进行辩护。

中国是被侵略国家，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盼望国联能做出公正裁决。对派遣调查团的方式处理中、日之争，国民政府一开始就反对。在反对无效的情况下，有条件地接受了国联决议。尽管这已经显示国民政府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完全处于困顿状态，但国民政府对调查团的工作，积极配合，仍旧期待国联能公正处置，采取严厉措施，迫使日本知难而退。因此，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包含着期待。伪满洲国的成立和中国在外交上阻止日本承认伪满洲国的毫无效果，以及调查团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日本的所作所为，使得中国方面对调查团及其报告书更为密切关注和重视。10月2日以后，官员和报刊都以不同的身份，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发表对报告书的看法。下面对有代表性的看法作些介绍。

10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首先就报告书发表官方宣言。在宣言中，肯定报告书是调查团不辞辛苦工作的结果，但就其内容只谈了两点观感。他说：“将报告书略加浏览，即觉有最显明呈现之两点，一为九一八日及九一八以后之一切日本军事行动，均无正当之理由，不能认为自卫之手段。一为所谓‘满洲国’者，并非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而为日本军队及日本文武官吏操纵造作之结果。”并言“报告书包含许多性质及重要之问题，现正在中国政府当局悉心考量中”⁽²¹⁰⁾。随后，国民政府重要官员孙科、王正廷、颜惠庆、顾维钧、胡汉民等先后发表意见。

孙科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两个问题上，报告书“能辨是非，明公道”。但是，报告书解决方案，“日本实获益较多”；而认为不能恢复“九一八”事变前之原状，“似与国联盟约矛盾”；且“若所谓自治实现，东省无异名存实亡，该团此种建议，未免有迁就事实处”。同时他还指出，“欲就理论解决东省难题，恐非国联，还须看国民与政府决心。日本今欲吞并东北，当然彼此时不肯公认”，真正解决问题，“应同时运用经济武力及外交手腕，但最后仍恃武力”。⁽²¹¹⁾王正廷除对报告书的公正之处做出肯定外，则强调应该“力谋团结，努力自存，不可专恃国联”⁽²¹²⁾。颜惠庆对报告书事实叙述部分表示赞赏，认为借此可以使日本侵华阴谋和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更加显露在国际面前。与孙科一样，颜惠庆也认为解决方案过于迁就事实，而将国际条约、中日双方有关条约的某些原则以及是非原则置于次要地位，是难以接受的。⁽²¹³⁾顾维钧认为，报告书的事实叙述部分没有对日本侵略东北、违反国际条约，以及日本政府出尔反尔、增兵东北的行为进行谴责，部分叙述也“殊与事实不符”；盼望国联“有忠诚永久之解决方法，俾中日两国咸能获益”。⁽²¹⁴⁾胡汉民对报告书的看法与以上所有人都不一样，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首先，“在根本上，认此国联调查团之报告书，为绝不必要。进言之，国联遣调查团而草拟此项报告书，几于自毁立场，而暴露其无能维护正义主持公道之能力，故国联而苟采取此项报告书，资为解决我东北问题之依据，实不啻自行宣告国联之破产”。其次，就报告书的内容来说，相互“冲突矛盾，实不一而足”；既承认东北为中国之一部分，其权利和责任惟有中国才能享有，自然不须与日本协商；既然日本侵略中国，破坏和平，违反了国际条约，就应该受到签约国的一致制裁。第三，不能同意解决方案中提出的照顾第三国利益，至于国际合作，报告书完全误解了孙中山的原意，孙中山原意为国际合作发展实业，并非指的政治合作。⁽²¹⁵⁾上述表明，中国政府内部，对报告书的看法不尽相同。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外交现实着眼考虑问题；一种是从根本立场考虑问题。后者如孙科、胡汉民；前者如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后者对报告书否定多于肯定，前者则相反。(www.xing528.com)

相对于上述各人的意见，署名蒋介石的书面意见，更为全面，更为折衷，实际上代表着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策略意图。⁽²¹⁶⁾书面意见指出：

中国政府为取得国联及一般国际舆论之同情起见，对于报告书自宜采取温和态度，不可表示过度之反抗，但同时不能不注意次列几项事实。

第一，调查团报告至少尚须经过两度审议（十九国委员会之审议与国联大会之审议），在未达最终决议前，中国政府自尚须为最大之努力，以期改正。

第二，就目前形势观察，除非列强对日有执行经济制裁或武力制裁之决意，或日本国内有不利于军阀之重大变化发生，日本决不接受调查团报告，但以上两种情事，现时均无实现之希望，因此中国纵表示愿意让步，仍无补于中日纠纷之解决，徒为将来交涉或行动上增加拘束，且引起国内重大攻击。

第三，国民党对外政策，在求民族之解放，对于东三省事件之解决，如完全不顾此种立场，则本党信用与本党所领导之不平等条约废除运动，将受重大打击。

第四，调查团报告书在前八章陈述事实时，虽属公允，在九、十两章建议解决方案时，则几完全注重日本之希望与其在东北的实力，而将九一八以来事变之责任弃置不顾，为国联公约、非战公约及九国公约之尊严计，为国联之威信计，为远东及世界永久和平计，吾国均不能不要求国联为必要之修正。⁽²¹⁷⁾

蒋介石的这份书面意见，从几个层面阐述了对报告书的应有态度：首先从争取同情和支持的角度出发，不可全面否定报告书，而应该温和地赞成和温和地反对。其次，从现实层面上来讲，日本不可能接受报告书的建议，实施撤兵和放弃伪满洲国。因此，中国屈从报告书中对中国主权有损害的部分，完全是作茧自缚。不如采取积极态度，在国联大会对报告书审议的时候，要争取对其修正。第三，从对内、对外政策层面来看，对东北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顾及争取民族解放这个大前提；同时，也要维护国际条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以反对侵略与维护世界和平。非如此不足以取信国内外。从这几点来看，这份意见兼顾了策略性、现实性和长远性的思考，比较全面，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体现了国民政府对报告书理性而现实的考量。

除了国民政府官员之外，报刊舆论也发表了不少看法。有一些言论具有代表性。下面对一些代表性的意见作些分析，由此反映中国舆论对报告书的基本态度。

南京《中央日报》的社评认为，报告书使人更为清楚明了地知道，“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精密计划好的行动，伪满洲国是由日本军队和文武官员所造成的，不是独立运动的产物。但是，报告书把所谓中国排外看成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是很轻率的结论。所谓排外，乃中国“每遇他国无端以暴力相加，吾全国人民即起而宣传抵制之，是他国之暴戾为‘因’，吾国之抵制为‘果’”；把国民党与“排外”联系在一起，是对国民党的侮辱；国民党的对外求平等，“如曰要求平等，即为排外，则非至中国沦为列强附属国，则此处所谓‘排外’将永不能与国民党脱离关系，亦将永不能与中国人民脱离关系”。对于满洲自治的解决方案，该评论指出，由日本人以及日本人操纵所选出来的人员参加的顾问会议，对中国而言是漠视中国主权，对日本而言是干涉中国内政；如此，则是“承认日本此次以武力侵害中国，非但不当加以应负之责任，而且使日本可以藉此获得干预中国内政之权”。“于此吾人不能不问调查团究竟认为东三省之统治权属于中国，抑属于日本”？⁽²¹⁸⁾这一评论肯定了报告书客观公正的地方，也揭露了报告书袒护日本侵华行为、损害中国主权之处，对人们客观认识报告书起到了正确的引导作用。

《大公报》的社评认为，报告书只不过是一种外交资料，并不具有约束性，即使被国联采纳，也还要看国联的决心如何，日本的真实企图何在，更要看中国自身有没有自卫的决心，以及外交运用的程度。但东北问题终归要解决，因此，有必要对报告书的解决方案进行讨论。而就解决方案来说，属于调停方案，本身就是妥协迁就的产物，充满相互矛盾之处，是必然的和合乎常理的。因其矛盾性而绝对否定其价值，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必过于重视，亦不可完全抹杀，应于实力准备之中，同时运用外交，不但可为条件附之接受，且应为对案式之主张”。这些条件和主张应该包括：绝对反对解决方案中的顾问会议；中国答应自动建设东北自治制度，日本承认国联历次决议，撤兵并将东北交还中国；中日双方发表共同宣言，签订经济上互惠、政治上互不侵犯的条约；日本放弃领事裁判权，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权益，以及在东北的自由居住经商权，等等。⁽²¹⁹⁾

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鲠生更从学术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了对报告书应持的态度。他指出，国人对报告书大体有三种态度：一种认为报告书没有实际意义，完全无用，主张置之不理；一种认为，代表世界公论，中国应该接受报告书所提出的解决中日问题的建议；一种认为，报告书关于中日问题事实部分的陈述，可以接受，而关于解决中日问题的建议部分，则不能接受。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报告书应该抱有这样的态度：首先，从国联处理国际争端的习惯来看，报告书绝不会完全袒护日本，也不可能完全满足中国的愿望，但不能否定调查团在事实调查和报告书中关于事实陈述的公平态度。其次，既不能因为日本反对报告书就认为中国应该接受报告书，也不能认为报告书不能发挥实际效力而拒绝报告书，应该尊重国联的决议，以获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再次，报告书的建议部分不是国联对解决中日问题的最终决定。国联的最终决定，既要考虑报告书的建议，也要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因此，即令对报告书不满意，也不必对国联的最终决议抱绝望的态度。⁽²²⁰⁾实际上告诉人们，就是从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和进一步争取国联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议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也应该重视报告书和随后国联对报告书的审议。

上述国际和国内对报告书的反应来看，就国际而言，意见分歧很大，欧美多倾向赞同；苏联和日本全面否定。就国内而言，尽管也存在不少分歧，但是，在尽可能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完整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对其采取理性和现实态度的意见占据主流。国民政府出于对日本侵华的判断和国联外交策略的考虑，对报告书采取了相对强硬的态度，这与此前国联外交中动辄毫无保留地接受国联决议的策略稍有改变。这种改变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国联外交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