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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的抗日战争童子军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抗日战争中的上海童子军于喜敏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的重要港口。在这次战役中,邮工童子军陆春华、陈祖德、潘家吉三烈士殉身。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上海童子军一·二八抗战战时服务告一段落。[16]上海童子军按照要求,

近代上海的抗日战争童子军

抗日战争中的上海童子军

于喜敏

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的重要港口。上海童子军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一直有自己出色的表现,不仅积极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事变的战地服务,还坚持了八年的大后方战时服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战地服务

中国童子军上海市理事会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就开始积极准备战地服务,成立了上海市童子军战地服务委员会,准备开赴东北进行战地服务,结果还没来得及去,1932年上海就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事变第二天,大部分教友和灾民接踵到慕尔堂避难,夜深寒重,许多灾民不能成寐,相卧偎抱以求暖,慕尔堂的童子军不忍目睹,当夜赶到金荣小学借毯子,由此开始了上海童子军的战地服务工作。[1]

从借毯子开始,童子军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向战地出发。1月30日理事会办的教练班与慕尔堂270团童子军开始活跃并招领了自愿投军的六百多人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汪刚为总指挥。[2]

战地服务团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主要担任了救护、传讯和输送慰劳品、防疫消毒等服务性工作。救护工作是童子军一直紧张进行的战地服务。2月1日,在宝山路救出难民一百余人,紧接着在闸北最前线救出难民达千余人。[3]为了很好地安置这些难民,战地服务团在后方办了十三个难民收容所,[4]最早为慕尔堂、静安小学、培德女校、广仁堂四处,有难民八百余人,[5]后来增设上海公学、玉佛寺、弥陀寺、太平寺四处,[6]此时八处共收灾民二千六百余人。[7]随着难民的不断增加,市童子军不断增设收容所,最后达到13处。上海市童子军除了在自己的收容所工作外,同时还服务于其他二十余处收容所及伤兵医院,专门管理警卫事宜及十九路军的车辆出入等。[8]传讯是童子军在战事激烈时一项工作。淞沪抗战打得最激烈时,前方缺少传讯人员,童子军方面马上挑选善于驾驶技能的12人,组成前方传讯队,由倪家玺带领到真如总指挥部交通处传讯重要公文,得到了蒋光鼐、蔡廷锴的大力赞扬,后来又添派25名童军到南翔总指挥部服务。[9]除了传讯外,市童子军还担任了慰劳品的运输工作及战区防疫消毒工作,防疫消毒工作由慕尔堂童子军团和商工童子军担任。[10]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工作,有效地支持了前方战士的抗战。

商会童子军和邮工童子军在战地服务中表现的比较出色。市商会童子军团是一支很活跃的战地服务队伍。该团于1927年11月成立,参加对象是在上海总商会所属商业夜校学习的职业青年,以锻炼体魄,修冶品德,增进知识,日行一善和参加赈济灾民等活动为宗旨。自1月30日开始,团员们深入闸北、虹口、江湾、杨树浦各地区,帮助未及迁移的老弱病幼,连同必需的生活用品,抢运到各难民收容所安置。第一天就救出难民几千人。[11]1月31日清晨,难民营救工作继续进行。当时服务于红会救护队的罗云祥、应文达、毛征祥、鲍正武四童军被红会派往战区救邮局职员白某家属,中途被敌人所捕,诬为间谍,惨遭杀害,成为童军史上著名的四烈士。[12]1932年12月11日,在市商会隆重举行四烈士追悼大会及纪念塔落成揭幕典礼,参加者有上海二十多个童子军团的团员和在沪外籍童子军代表及各界人士二千余人。[13]市商会童子军在参加战地服务和护运支援物资中,充分表现了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例如,3月2日清晨,团员杨性初护送13辆卡车慰劳品至真如时,始知国军于昨晚接到命令,后退到昆山、苏州一带驻防。杨即关照其他团员速随原车返回,自己则去苏州随军服务。路经暨南大学,发现尚有四五百名伤兵未及撤离,其时敌机三架在上空盘旋,大队敌军将到,杨急奔真如车站,强行截住即将开出的最后一列西行火车,帮助大部分尚能扶持行走的伤员上车,自己再次从暨南大学赶来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他又截住一辆军用卡车追赶部队,敌机尾随卡车扔弹、扫射,卡车被毁,杨身受重伤,住医院三个月始获痊愈,右股骨留有一颗子弹没有取出。又如,团员周缵旦在宝山、庙行前线担架救护,一次敌我双方激烈交火,他为了及时救下伤员,带领一组担架,直奔战壕边沿,一颗子弹打穿了他左肩,鲜血淋漓,但他全不考虑自己安危匆匆包扎后,坚持在火线服务。[14]

上海邮工童子军团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也有自己出色的表现。上海邮工童子军团,隶属上海邮务工会,成立于1931年8月1日,团址设在靶子路(今武进路)五三四弄九号,创办人朱学范,朱担任训练部长。上海邮工童子军团成立不到二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消息传到上海,朱学范召集童子军团成员开会,成立上海邮工抗日救国运动委员会邮工抗日义勇军,聘请教练,讲授作战知识和各种技能,如侦察、测量、通讯、救护等,并经常到闸北、江湾、真如一带郊外实习,熟悉交通、地形,严格训练四个多月。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朱学范即召集全体邮工抗日义勇军(邮工童子军)开紧急会议,当天组成邮工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全体到会者激昂慷慨,一致要求上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随即组成两个队,一队由王定昌副团长率领,主要任务是募捐款项、粮食、药品等,设立收容所收容难民;另一队由沈桴团长负责,参加战地服务,编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童子军通讯队。邮工童子军在参加战地救护、输送难民、传递军情、投送密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蔡廷锴将军曾列举邮工童子军的英勇事迹,热情地称童子军为铁军。在这次战役中,邮工童子军陆春华、陈祖德、潘家吉三烈士殉身。上海邮务工会为追念三烈士殉身国难,于1932年10月16日举行邮工烈士追悼会,表达了人们对烈士们的深切怀念。[15]上海邮工童子军的历史虽只有二年,但它在抗日救国斗争中所作的贡献是永远令人难忘的。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上海童子军一·二八抗战战时服务告一段落。

二、八一三事变中的战地服务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上海童子军表现了崇高的服务精神。中国童子军司令部为使全国童军一致准备起见,在1933年3月制定了中国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组织规程及战地服务训练大纲,颁布施行,大纲中涉及传讯消息、运输物品、救护、救火、救济难民、防避飞机、防避战车、防避毒气、架设电线、架桥十个方面的内容。[16]上海童子军按照要求,积极训练童军的各项战地服务技能,这使得童子军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不久就能迅速地投入到战地服务中,而且比前次服务的更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天,上海童子军就成立了战时服务团,并立刻向全国50万童子军发出紧急的号召,指出我们生死所系的民族全面抗战开始了,我们已经喊了25年准备的口号,现在正是我们民族的起点,是我们童子军为国努力的良辰。我们爱好和平,我们更爱好为和平而抗战的斗争,号召全国的童子军一致起来抗战。[17]上海童子军首先用行动回答了这紧急的号召,一批批童子军抛弃了学业离开了家庭,英勇的踏上了为抗战服务的道路。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市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应战事需要不断增募十六岁以上受过训的童军参加战时服务,共计二千三百多名。[18]各团员最大任务就是在各伤兵医院及难民收容所担任警卫,在伤兵医院内还协助看护和担架工作,在难民收容所里教授难民识字唱歌。协助救济是童子军另外一项工作。淞沪抗战发生后,在非战区内曾发生数次大惨剧,难民与行人遇难的每次都在500人以上,童子军及时赶到出事地点帮同救护及维持秩序。还有一部分童子军直接参加前线工作,担任传令、运输、救护及建筑防御工事等。[19]为前方将士募集棉背心、为难民征募寒衣是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表现出了伟大的服务精神。

市商会童子军在这次战地服务中亦有出色的表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就成立了战时服务指挥部,调整了各职能服务队的编制。通过与有关部门联系,一部分团员到第一军战地随军救护服务,其余大部分团员到新闸路红十字会枫林桥外交大楼运输站、大华路运输队、浦东大楼民食调节运输站、松江重伤兵医院、真如东南医院和第五、十一、十八、二十一后方伤兵医院及几处难民收容所服务。[20]市商会童子军还积极承担市抗敌后援会指派的各项临时性的突击任务,如为上海市民食调节委员会去市郊北新泾等河埠,将外地调来的粮食接运到市区;协助市后援会调度车辆、清理和运送慰劳品上前线;募集棉背心等。[21]四行仓库激战时,童子军团积极支援。10月28日,商会严谔声先生接到四行孤军电话,说某校女童子军杨惠敏送去的一面国旗过小,不适宜悬挂在仓库大楼屋顶,要求商会设法送一面大的,以及若干衣被食品。当夜,叶春年率领团员六人,和《立报》记者樊放、白广荣,童子军团理事赵邦镛,广肇中学童子军郑昊章四人,满装两卡车物资,连同大幅国旗一面,旗杆一支,驶至新垃圾桥,各人背负物资匍匐至仓库东侧,送到孤军手中。

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还涌现了许多的童子军英雄事迹。上面提到的杨惠敏为四行孤军送旗就是最典型的一件。当时陆军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孤守四行仓库,与敌军死战,八百将士进退无路。1937年10月28日,上海市战时服务团四十一号女童子军杨惠敏冒险冲过火线泅渡苏州河为四行仓库孤军献上一面国旗,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成为抗战时期童子军投身抗日的最著名故事。杨惠敏也因此成为轰动一时的传奇人物,被国外媒体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的大量童子军随着军队后撤转移向了内地,开始了八年的大后方战时服务。

三、八年大后方战时服务

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随着上海的沦陷,服务工作也相应地转移到了内地,全市共有三百多童子军在内地为抗战提供战时服务。当时全国童军有四万人参加战时服务,工作分为三部分,一是参加交通器材库,担任运输工作;二是参加红十字会,担任运输及医疗工作;三是参加军队中政训处野战医院服务并调查特务工作,其分布地段计有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河南、云南、四川、陕西等十省。[22]

全国众多童军服务团中,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成绩最好。不仅在南京城外抢渡、徐州突围、开封洪流、马迥岭南撤、武汉破毁、广州失陷、湘垣大火等事件中参加服务,还在后方派员赴甘肃、陕西农村服务。在1938年12月重庆大游行和桂林空袭时参加防护工作,也得到了政府的好评。[23]

为了联络各团员,1939年12月成立了上海童子军理事会代表团为指挥机关,在重庆组织驻渝办事处,由冷雪樵领导,下辖第一团在重庆及桂林,直辖队数队,一在安徽宁国、宣城一带,任政训工作;一在粤北从事救护工作,一在江西担任宣传工作;一在吉安担任后方工作。并组织了流动团部,出发西南各战区服务。[24]1940年2月,上海市童子军五十团在昆仑关前线服务。[25]

抗日军队后撤时,市商会童子军团继续进行战地服务,先后在苏州、南京设置办事处,又在汉口建立团本部,鉴于战区扩大,难以集中指挥,陆续分编为四个大队,足迹遍及苏、浙、皖、赣、湘、鄂、川、黔、粤、桂、滇、豫、陕、甘等省,为抗日救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26]

上海童子军所进行的这些战时服务,是其他各地童子军所无法比拟的,抗战八年,服务八年,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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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一二八后的上海教育事业》,《申报》1932年5月19日。

[2]《一二八后的上海教育事业》,《申报》1932年5月19日。

[3]《童子军服务消息》,《申报》1932年2月3日。

[4]《一二八后的上海教育事业》,《申报》1932年5月19日。

[5]《童子军战地服务消息》,《申报》1932年2月2日。

[6]《童子军服务消息》,《申报》1932年2月3日。

[7]《市童军增设收容所》,《申报》1932年2月7日。

[8]《一二八后的上海教育事业》,《申报》1932年5月19日。

[9]《一二八后的上海教育事业》,《申报》1932年5月19日。

[10]《童子军出发战区》,《申报》1932年6月25日。

[11]沈寿山、程钦梁:《商会童子军团的战地服务》,《抗日风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商会童军今日开会纪念四烈士》,《申报》1933年1月31日。

[13]沈寿山、程钦梁:《商会童子军团的战地服务》,《抗日风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沈寿山、程钦梁:《商会童子军团的战地服务》,《抗日风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徐耀彭:《一二八抗战中的上海邮工童子军》,《抗日风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童子军司令部训练童军战地服务》,《申报》1933年3月25日。

[17]游征帆:《抗战中的童子军》,《中国童子军第一七七团年刊》。

[18]《战时童子军》,《申报》1938年4月3日。

[19]《沪战开始后童军服务精神》,《申报》1937年9月17日。

[20]沈寿山、程钦梁:《商会童子军团的战地服务》,《抗日风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1]《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简史》,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著:《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奋进: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署与绿营联谊社简史》1992年内部印行。

[22]《童军四万人参加战时服务》,《申报》1938年1月26日。

[23]《本市三百余童军服务内地颇著功绩》,《申报》1939年12月25日。

[24]《本市三百余童军服务内地颇著功绩》,《申报》1939年12月25日。

[25]《沪市童子军第五十团在昆仑关前线服务》,《申报》1940年2月13日。

[26]沈寿山、程钦梁:《商会童子军团的战地服务》,《抗日风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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