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伟
上海市立儿童教养所作为上海市社会局办理的专门从事难童救助教养的机构，因业务发展、争取社会捐助、扩大社会影响等原因，与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组织及社会各界人士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流。任何社会服务机关，都不可避免地同各种各样不同的机构团体及个人进行合作，因此，“做福利工作的，应认识社区及各种资源。在需要某种协助时，即可知道应该如何着手办理，不至于浪费精力和时间”。[1]儿童教养所与政府机构的之间是隶属和统属关系，与社会团体组织之间的联系是以互动、沟通和交流的方式来实现，与社会各界人士则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交往来进行。
一、与政府的关系
上海市立儿童教养所是全上海唯一一所由政府办理的难童救助教养机构，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局、教育局、卫生局、行总上海分署之间等政府机构和组织之间产生各种联系。
与社会局的关系1945年8月，上海光复，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兼任社会局长，9月市政府将汪伪政权的经济局、社会福利局分别接收，成立新的社会局。其中社会局第五处分管赈恤、公益等事业，难民难童收容所归其代管。1945年11月，上海市社会局缩编为四处四室，以第四处分管赈恤、公益等事业，难民难童收容所归其代管。1946年1月，吴开先继任社会局长，组织照旧。[2]1946年9月，《上海市社会局局务规程》经市政会议议决后颁布施行，社会局改组为十科四室，并准备设立五个附属机构：度量衡检定所、农林试验场、平民村、公典、救济院（包括难民难童收容所、育幼所等社会局办的救济机构）。其中第九科负责“关于社会救济事业及一般社会福利设施之指导、监督事项”。[3]由于场地、经费等限制上海市社会局救济院一直没有成立，因此难民难童收容所、育幼所、残疾教养所、妇女教养所、习艺所等社会局所办的救济机构，均由社会局第九科代管。[4]也就是说上海市立儿童教养所在行政关系上，隶属于上海市社会局第九科，是社会局的一个附属机构。儿童教养所的行政事务、经费拨付、对外工作等事宜均由社会局负责办理或由社会局备案。
拾荒儿童
与教育局的关系难童的教育工作至为重要，开办学校是进行儿童教育学习的主要途径。为此儿童教养所“一再电请教育局派员协助，迄未得有下文”。因此，儿童教养所曾自行开设一所简陋的难童学校，由于经费缺乏，“课具、书籍、文具、师资，无一不受限制”。尽管如此，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差幸难童等，皆能深体时艰，勤奋好学，纵在物质条件极度贫乏之下，而成绩斐然，殊堪欣慰”。[5]至1946年12月，儿童教养所收容难童难民总数1500人左右，其中学龄儿童1000人左右。儿童教养所“原有难童小学一所附设该所，由张其相主持”，上海市教育局方面先后派国民教育处处长朱恒惕等前往视察情况，认为“办理尚未不当”。随着流浪儿童人数的日益增多，“教养兼施之收容教育，刻不容缓”，在儿童教养所所长周祖望的多次请求下，上海市教育局决定将儿童教养所附设的难童小学收归市办，命名为“‘市立第二十六区新生国民学校’，并即派张其相为校长，刻悉教局已将原案呈请市府核准中”。[6]学校的“校长及教员由上海市教育局派充”，[7]由此，难童学校就有了确定的经费，师资问题得到解决。儿童教养所的教育工作隶属于上海市教育局，所内难童接受教育局安排的学习活动。
与卫生局的关系儿童教养所医务室由“上海市卫生局派员主持”，[8]医务室的医生和护士“由上海市卫生局调派”，接收所长的指挥和监督，办理儿童教养所的“医护、卫生、保健事项”，[9]所需医药、经费等均有上海市卫生局酌情拨付。1946年12月到1947年4月，儿童教养所的难童参加了由上海市卫生局组织举办的“儿童及青年健康比赛”难童组的比赛，最初各慈善机关报名参加难童组的难童达4410人之多。在比赛过程中，参加人数有所增加。到1947年4月4日比赛结束之时，“计分婴儿、幼童、学童、难童四组”，参加健康检查的难童5109人。[10]其中儿童教养所的难童除极个别的之外，几乎是全数参加。上海市卫生局下属的上海市防疫委员会在战后多次组织防疫宣传大游行，儿童教养所的难童是游行表演的主力。1947年8月14日，上海市防疫委员会，以“本市已发现真性霍乱，为促进市民健康，注意夏令卫生”，于当天下午五时举行防疫宣传大游行，参加游行表演者为“漕河泾市立儿童教养所儿童，计有一千五百人，包括二百名之军乐队及驰名之儿童铜乐队”。游行行列节目有标语旗队、花车队、化装表演队、歌咏队、摩托车队等。游行路线是自“森林公园出发，经林森路、金陵东路、西藏路、南京路、华山路等地”。[11]儿童教养所的防疫、保健和医务工作隶属于上海市卫生局，所内的难童多次参加卫生局组织的各种健康、防疫等活动。
与行总上海分署的关系儿童教养所（包括难民难童收容所和育幼所）难童所需的主食（主要以面粉为主，偶有大米），“均由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供给，他若衣服，鞋子，食品等，均有不定期配给，裨益殊匪浅鲜”。[12]育幼所经与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商洽后，“承允除按月依照实际人数，配给统粉”，作为难童的主食，并且“俟机分批配给其他救济物资”。所配给的物资中有衣物、面粉、食米等。上海分署配拨“食米三千余斤，则全所儿童于每日三餐面粉之余，亦能改食煮粥一餐”。[13]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在1945年和1946年冬分别发动了冬令救济活动，在活动过程中，除了日常供给的物资外，对儿童教养所难童所需的面粉等主食会优先发放。行总上海分署存在的时间内承担了儿童教养所日常所需的主食的供给，为所内难童的生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障。
与其他政府组织的关系上海市社会局与上海市各社会救济组织和慈善组织于每年冬天都组织冬令救济会，设立庇寒所、冬令救济站、施粥站等场所，为难童难民提供衣、食、住等帮助，进行冬令救济活动。1947年三四月份冬令救济活动结束，通州路庇寒所于4月初关闭，所收容的难民由即将开办的游民习艺所收容，难童“送往漕河泾难童收容所”。[14]1947年11月，由于入冬提早，需要救济者达20万人，所以原定于12月1日开始的冬令救济提前至11月16日进行，“在收容所未及开办前，所有乞丐暂时收容于漕河泾难民难童教养所，因该所现尚有多余之被服铺位”。[15]同时，冬令救济会也对儿童教养所难童过冬所需物资提供了诸多帮助。1949年，随着战局变幻，上海解放指日可待。上海市“一方面正积极疏散人口，一方面各处难民仍向上海涌来，有欲去不能之势”。5月，由社会局创办的难民救济委员会“原拟结束”，但是鉴于现实的需要，该会“已决定暂不结束，并望各界资助以利救济”。4月，儿童教养所由郊区漕河泾迁往市区，“教养所难童千余人”所需物资，均由难民救济委员会提供救济。[16]
儿童教养所与政府机构和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儿童教养所从事难童救助教养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政策、资金、物资、人员等保障，从而避免了因各种因素的变动而导致救济危机。各个不同的政府机构和组织，分别负责不同的工作内容，彼此之间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共同支持儿童教养所的发展，并没有发生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也没有出现大家都管，大家都不管的场景。但是，个别时候，社会局等政府机构或组织对儿童教养所日常事务的过度干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难童救助教养工作的进行。因此，政府对社会救济事业有效地、适当的、适度的支持，将有力地促进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进步。
二、与社会各界的互动
上海社会各界对于难童救助教养工作比较积极，组织成立了诸多的难童救助教养组织和社会救济团体的联合组织，儿童教养所参与社会救济团体组织的举办的一些活动。同时，儿童教养所与新闻界、电影界产生了良性互动，还积极参加历年的儿童节庆祝活动、组织难童乐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组织所内难童参加全市小学联运会等活动，以期扩大儿童教养所在社会上的影响，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与其他社会救济团体的互动为了使各社会救济团体慈善团体加强联系，使工作效能得到更大发挥，避免各自为政，上海市各社会救济慈善团体组织成立上海市社会救济事业协会，希望“运用集团的力量，来充实改进他们原有的设施，并解决他们业务上的种种困难”。儿童教养所就是发起团体之一，所长周祖望担任上海市社会救济事业协会理事。[17]儿童教养所积极参与该协会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1947年初，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决定于当年5月底宣告结束，“其所遗救济事宜，将由本市社会救济事业协会接办”。上海市社会救济事业协会与1947年3月17日召开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审议认为该会“属经常协助各慈善团体办理救济业务之重要联络机构，对于统一本市救济工作，负有统筹整理改进之任务，故由该会接办行总上海分署救济事宜较为切合适当，易收实效”，并推派代表周祖望、李天真、丁秉南等3人参加行总上海分署即将举行的工作检讨会议。[18]初次之外，儿童教养所还积极参加上海市儿童福利团体联合会与上海儿童福利团体促进会组织的社会福利事业调查、社会福利团体联欢、儿童节庆祝等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负责专业训练胡鲁沙带队，在1947年10月19日—26日参加由上海市儿童福利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儿童福利团体促进会联合组织的“上海儿童福利团体儿童营”。[19]这些活动既促进了难童教养团体之间的沟通，也为不同院所儿童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与新闻界、电影界的互动上海市政府当局、社会局、卫生局、教育局等机关经常组织各界政要、社会人士及新闻记者到儿童教养所参观。儿童教养所利用记者到所的机会，积极与记者沟通交流，尽力让新闻界对儿童教养所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博得同情和帮助。1947年1月28日，当新闻记者们随同蒋经国到所参观时，受到了“难童们热诚欢迎，并特备‘嘘枯吹生’锦旗一面赠送”给新闻界记者们。一位记者在新闻报道中这样写道：“我们非敢因此而为收容所宣传，可是我们要拿同胞的立场，人道的立场，吁请社会人士，伸出你们的手来，救救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给他们勇气重新好好做人，给他们机会学习一技之长”。[20]儿童教养所与新闻界的沟通，换来的是各家新闻媒体每年都有多篇新闻报道宣传儿童教养所，唤醒社会各界关注难童救助教养工作，呼吁大家慷慨捐输，以推动难童教养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央电影制片厂”和上海市“米高梅影片公司”受市政府委托多次到所内参观拍摄。1946年8月6日，“中央电影制片厂”及“美商米高梅公司”将儿童教养所的检阅典礼摄成电影，“希望它的公映，能够唤起人们的同情，而予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因为所中的经费非常困难，必须社会人士加以扶助，使这有意义的工作，能够继往开来”。[21]后来“在国内外各戏院放映，各报一致好评”。[22]1948年8月3日，上海市“米高梅影片公司”将儿童教养所的日常情形进行拍摄，同时“摄取吴氏谈话镜头，插入该公司近制‘中国儿童生活之新闻片’”，[23]进行广泛宣传，以期展现中国难童的生活。儿童教养所还应各大电影的请求，多次组织所内难童参加电影的拍摄工作。其中文华公司在1949年前后拍摄电影《表》，由佐临任编导，该影片“三分之一的戏在难童教养所，佐临曾寄宿在漕河泾难童教养所若干天”。并且儿童教养所答应“将教养所借与文华公司作为‘师弟拍摄’之用，除主角赵钱孙外，由漕河泾教养所的难童协助演出”。[24]同期，昆仑公司（今上海电影集团的前身）拍摄电影《三毛流浪记》，其中有儿童庆祝“四四”儿童节游行的场面，昆仑公司与儿童教养所协商，于1949年4月4日在霞飞路一带进行拍摄，“漕河泾儿童教养所全体儿童参加协助”。[25]这些影片的拍摄和播放，对外宣传了儿童教养所的基本情况，同时为我们留下了儿童教养所儿童活动的真实画面。
参加“四四”儿童节庆祝活动在1946年至1949年，每年4月4日“儿童节”上海各界都举行相关的庆祝活动，其中上海各难童救助团体和慈幼团体最为活跃，联合举行游艺大会、健康比赛及其他各种庆祝活动。1946年3月20日，包括儿童教养所在内的上海各难童救助团体和慈幼团体召开会议商讨筹备“四四”儿童节活动，准备“举行联合游艺大会，由全市难童三千余名参加”。[26]1947年3月14日上海各难童救助团体和慈幼团体，为筹备庆祝“四四”儿童节，“假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到有中华慈幼协会、上海福幼院、上海盲童学校、上海少年村、上海孤儿院、上海难民难童收容所等代表三十余人”，决定成立“上海市儿童福利团体庆祝第十六届儿童节筹备委员会”，推选常务委员15人，儿童教养所所长周祖望也在其中。会议并通过庆祝本届儿童节纪念办法大纲，交由常委会推进办理。[27]4月4日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作为1947年上海市庆祝儿童节活动之一，“漕河泾市立难童难民教养院，于十日有十余所学校儿童将前往慰问并致送礼物”。[28]1948年举行“四四”儿童节庆祝大会暨联合国儿童救济金劝募活动开幕式，“续画万竹中心小学学生、上海儿童教养所难童、社会儿童、教养院儿童相继演说”，会后还举行了庆祝游行活动。1949年3月，为庆祝“四四”儿童节，由“上海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儿童福利促进会、儿童教养所等有关社团举行庆祝会发起人会议”，[29]组织筹备会议，进行“四四”游行等活动。儿童教养所作为上海市政府办理的难童救助教养机构，积极参与了历届儿童节的庆祝活动，并在活动的筹备和进行过程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儿童乐队对外演出儿童教养所很注重难童的全面发展，挑选有音乐天赋的儿童组织了乐队，社会上称之为儿童教养所难童乐队或小童乐队等。有专门的音乐教师教他们吹奏乐曲，乐队自成立之后不久，就开始参加对外活动，场次较多。
儿童教养所乐队部分对外活动统计表（1946—1949）
（续表）
以上表格是笔者根据《文汇报》、《新民报》上的有关新闻报道的统计结果，这仅仅是见诸报端影响较大的大型活动，从中可以看出儿童教养所难童乐队参加的演出活动类型有篮球、足球、运动会等运动比赛活动，游行宣传活动，各种开幕典礼，各种庆祝、纪念活动等，涉及了多种领域和行业，与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扩大了儿童教养所的知名度和影响，塑造了儿童教养所难童的良好形象，加深了社会各界对儿童教养所难童救助教养工作的了解和理解。
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儿童教养所还组织难童参加其他一些有益难童身心、有助于难童自身锻炼的活动。1948年11月上海市教育局组织全市小学，在中正公园举行全市“小学联运会”，参加运动会的小学生和四周观看的市民很多，规模很大。其中以“上海市儿童教养所儿童千余人，戴白帽，着红绒上衣，蓝短裤，行列整齐，精神活泼最引人注意”。[30]1948年4月4日，上海市各界举行庆祝“四四”儿童节暨劝募联合国儿童救济金开幕会。儿童教养所派出多名儿童代表参加。会上，各界积极响应联合国儿童救济金劝募活动，“续由万竹中心小学学生、上海儿童教养所难童、社会儿童、教养院儿童相继演说”，[31]随后由吴国祯市长给包括儿童教养所在内的全市儿童健康进步比赛最优胜者颁发奖品。
儿童教养所的各种对外活动，使社会各界在一定程度上对儿童教养所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很多组织还特地赶到漕河泾亲身感受儿童教养所的真实情况。这些对外活动的开展，使儿童教养所与社会各界团体组织产生了积极有效的互动：儿童教养所通过活动扩大了社会影响，社会各界通过活动对难童救助教养活动有了更新的认识。这就为儿童教养所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三、与各界人士的交往
由于儿童教养所所从事工作的特殊性，自其成立之日起，就与各界热心儿童公益慈善的人士有了较为频繁的交往。这其中有政界人士、社会人士和外籍人士，交往范围十分广泛。
（一）与政界人士的交往
政界人士多是由于到儿童教养所视察指导、陪同参观等工作原因，与儿童教养所进进行交往。
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祯自上任之初就关注儿童教养所的情况，任内多次到儿童教养所参观指导工作，或陪同军政要员、中外人士到所参观。1946年8月6日，儿童教养所举行检阅典礼，市长吴国祯和政界要人、社会名流一起前往参加，吴国祯对难童的表现深受感染，发表讲话说：“今天是我到上海以后最快乐的一天，我曾为上海社会道德的沦落而悲哀，但是这悲哀，在到了这里后，已经不再存在了。各位从流落街角一跃而成为最有用的人”。“过去，你们都是没有国家观念的，然而今天，你们都成了最爱护国家的人了。你们既然来到了这儿，政府是一定要支持你们，培植你们的”。[32]1947年3月1日中午吴国祯与市政府各局局长在“逸园饭店宴请各界名流及新闻记者，饭后并将招待与会人士往漕河泾难民难童收容所，以使社会各界明了该所一般教养及设施情形”。[33]由于有要务在身，“临时改派社会局长吴开先代表主人，所到来宾荣鸿之、荣鸿三、唐志良、乔其·哈同、谢荣昌、裴飞、梅兰芳、顾乾麟、周信芳等各界人士数十人”。饭后，遂分乘汽车前往漕河泾参观，吴国祯“亦随即赶至”，“率同参观人士于所内巡视，并举行检阅礼”。检阅礼中，“各首长均有所嘉勉”。[34]1948年8月3日，市长吴国祯以“本市漕河泾市立儿童教养所儿童，在所生活至关重要”，特地于上午9时，在市政府交际科长张维德的陪同下来到儿童教养所向所内儿童谈话，“语极恳挚，对所内儿童日常起居关怀备至”，上海市米高梅影片公司同时“摄取吴氏谈话镜头，插入该公司近制‘中国儿童生活之新闻片’”。[35]进行广泛的宣传。
由于工作职责的原因，时任社会局长吴开先，非常重视儿童教养所的发展，多次到所或陪同他人到所参观指导，并多次撰文谈及难童救助教养工作，并对儿童教养所的工作大为赞赏。1947年1月28日，时任教育长的蒋经国在“青年团上海分团长吴绍澍和书记长曹俊”的陪同下到所参观，“孩童们特别感到兴奋”。蒋经国在11时30分到所内参观，首先检阅队伍，参观各种活动，称赞儿童“操练整齐，比空军幼年学校的学生还要好”。并致训词，略称：“希望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穷而灰心，你们应该学习好有用技术，将来为国家服务。”[36]
（二）与社会人士的交往
儿童教养所与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较为广泛和频繁，大致有演艺界人士、商界人士、甚至是社会下层民众都有交往。
各界人士到所参观的较多，他们多是通过这个途径切身感受到儿童教养所存在的必要及其所取得的成就。1947年3月1日，各界名流及新闻记者应吴国祯市长之邀请参观了儿童教养所，“他们亲眼目睹难童的惨况，由听了周祖望介绍的访苏观感和拟定的教养规划，深为感动”。[37]“梅博士与周信芳亦即席致辞。当场顾振麟捐款六十万，谢荣昌等亦有巨款捐献”。[38]
之后不久，顾乾麟在自己的寓所宴请梅兰芳等人，席间决定为难童教养所义演一台京剧，“地点在大光明大戏院，票价分别为每张十万元和五万元（约合美金一千元和五百元）”。“全体演职员不取分文报酬，戏票收入全部捐献给难童所建造新大楼，义演广告费、招待费、剧场租金等，皆由顾乾麟出资；戏票亦由顾氏负责推销。梅兰芳甚至自掏腰包，买了不少戏票，请亲友来观看”。1947年3月22日，大光明西园2000余座位全部客满。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引起社会各界对难童救助教养事业的关注，演出之前，特地由儿童教养所60名难童组成的乐队，吹奏雄壮的军乐，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外滩开始，游行至大光明戏院，沿途观者如潮，反响强烈。义演结束时，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祯亲赠梅兰芳及顾乾麟夫妇绣有“一戏惠千人”的锦旗各一面以作纪念。义演筹来的款项，在漕河泾儿童教养所盖起一幢钢筋水泥五层楼房，作为难童小学的校舍。此后，为了帮助儿童教养所添置车辆、图书、实验设备，顾乾麟又举办了“京剧义演”和“顾氏父子网球公开赛”等活动。[39]顾乾麟、梅兰芳等商界、演艺界等社会名流正是通过这些形式积极支持儿童教养所的发展，为难童救助教养事业奔走呼号，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海市市长吴国祯夫人黄卓群在陪同英国援华救济会主席克利浦斯夫人参观儿童教养所后“对该所难民难童之发奋上进受教精神，颇为赞誉”，深受感动，在1946年11月28日和1947年12月24日两次购买糖果分赠所内难童。[40]黄卓群还“常常送些肉给孩子们吃，因为平时他们每人每餐只吃些青菜面团羹”。[41]上海市理发业同业公会的理发匠们曾在1946年某日到儿童教养所，参观难童在所情形，“结果极为感动，就自动的捐赠了每人一套衣服”。[42]
儿童教养所与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一方面扩大儿童教养所在社会上的影响，另一方面拓宽了儿童教养所所需经费物资的筹集途径。
（三）与外籍人士的交往
儿童教养所与外籍人士的交往，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主要有外国（包括联合国）来华或在华的官员，如英国援华救济会主席克利浦斯（克里普斯）爵士夫人等，以及美国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上的官兵。
1946年11月，英国援华救济会主席克利浦斯（克里普斯）爵士夫人应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邀请，“受聘中国，参观各地救济事业”。[43]11月18日上午，在上海市市长吴国祯及市长夫人黄卓群的陪同下“赴漕河泾难童教养院参观”，[44]对儿童教养所的难童救助教养工作“极表满意，认为全国之模范儿童教养院，并允在英国捐募工厂”。[45]1947年9月某日，“联合国基教会里的一位印度代表”到儿童教养所参观，深有感触，感慨地说：“假使印度能够早有军事管理的办法，印度便不会像今天的样子。”[46]此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蒲瑞德在1946年8月6日到儿童教养所参加检阅典礼，[47]对难童们的良好表现，甚为赞许。
1946年12月，停泊在黄浦江畔的美国军舰“波斯顿”号军舰，决定圣诞节“与苦儿同乐”，特函请儿童教养所派“苦儿一百名”，前往各军舰就餐联欢，届时请难童在外滩码头集合，派小艇接送“至该舰大餐间举行圣诞同乐会”，[48]“藉示普天同庆之意”。美海军留沪舰队“海里那”号、“洛杉矶”号两舰，为“庆祝圣诞与苦儿同乐，由凯滋将军主持，招待漕河泾难民难童收容所难童二百人”，[49]每舰招待100人。分别由该所10名教师分批率领，于25日中午12时在两舰大餐厅举行圣诞午餐，由市政府“交际科长张维德，秘书刘班业，新闻处朱家军及新闻记者多人，皆同前往照料”。餐后举行献旗典礼，由儿童教养所四名女童献“海不扬波”锦旗予两舰舰长。随后放映电影，“并由某士兵乔扮圣诞老人主持分发礼物，每童跑鞋一双，丝袜一双，苹果、橘子各一只及玩具多种，各项礼物，均须两舰官兵出钱捐助，美海军上将凯滋夫妇并亲临参加，情形极为热烈”。[50]由两舰军官士兵和全市市各界捐募的“无线电一架及现金二百万元，悉以购买糖果及日用品”，送赠其余未能参加活动的1000余名难童。[51]儿童教养所为了酬答圣诞节“海里那”、“洛杉矶”号舰上官兵“邀宴该所难童二百名之盛意”，所长周祖望邀特地邀请“海里那”、“洛杉矶”号舰上官兵“萨佛门等十二人”于12月29日下午1时，由市政府新闻处朱家军陪同前往儿童教养所参观。[52]
儿童教养所与外籍人士的交往，扩大了其在外籍在华人士中的影响力，对于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难童教养事业和争取更多的外援有着特殊的意义。
儿童教养所的关系网络通过市政府、社会局、所方等各方的积极努力，分布较为广泛，有政府机关、社会团体、民间团体，有政界人士、社会人士、外籍人士。如此广泛的关系网络为儿童教养所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难童救助教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和外界条件，同时也给儿童教养所创造更多的募集善款物资的机会。
通过对上海市立儿童教养所的基本情况、日常运作和关系网络的了解，不难看出，作为上海市政府办理的唯一一所难童救助教养机构——儿童教养所在其组织体系、内部制度、经费物资、对外交往等方面是有其不同于一般难童救济机关之处的，并且事实证明这些不同之处，正是使儿童教养所不断发展的原因所在。虽然儿童教养所自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受政府控制过于严密、受政府影响过深、经费物资不足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足以掩盖儿童教养所在战后几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战后上海，“灾民遍地，到处需要救济，与其把杯水车薪的救济物资，用之于消极的施衣施食，自不如可用的资力，举办积极性的救济措施，或集中力量先把已有的积极性救济设施加以改善和充实。从消极救济，改进到积极救济，无疑地这是社会救济部门的一个新动向”。[53]儿童教养所每年都制定了详细的救助和教养计划，按照相关的计划开展工作。除了给在所难童基本的生存保障之外，还对他们施以品德、知识、技能的学习和训练。
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
《战后上海难童教养问题研究（1945—1949）》（2012年）
【注释】
[1]吴桢：《教养机关内社会工作及人员之训练》，《儿童福利通讯》1948年第15期。
[2]周未辛：《上海市社会局沿革》，《社会月刊》第一卷，第5期。
[3]《上海市社会局局务规程》，《社会月刊》第一卷，第5期。
[4]吴开先：《复原一年来上海社会行政概况》，《社会月刊》第二卷，第1期。
[5]《上海市救济院难民难童收容所业务报告》，《社会月刊》第一卷，第2期。(www.xing528.com)
[6]《难童小学将改市立》，《文汇报》1946年12月18日。
[7]《上海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组织规程》，《社会月刊》第二卷，第6期；上海档案馆馆藏：Q1—12—1689、Q6—9—987。
[8]《上海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组织规程》，《社会月刊》第二卷，第6期。
[9]《上海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办事细则》，《社会月刊》第三卷，第2期。
[10]《儿童健康比赛盛华瑜等又白又胖》，《文汇报》1947年4月3日。
[11]《小天使游行驱虎》，《新民报》1947年8月14日。
[12]《上海市救济院难民难童收容所业务报告》，《社会月刊》第一卷，第2期。
[13]王佩琚：《上海市救济院育幼所概况》，《社会月刊》第一卷，第6期。
[14]《社会局将开办游民习艺所》，《文汇报》1947年3月28日。
[15]《今年冬令救济提早，街头饥寒之士月半进收容所》，《新民报》1947年11月6日。
[16]《难民日有增加，救济会不会结束，望各界予以资助》，《新民报》1949年5月5日。
[17]周应时：《上海市社会救济事业协会概述》，《社会月刊》第二卷，第2期。
[18]《救济协会拟将接办行总分署救济事业》，《文汇报》1947年3月18日。
[19]丁秉南：《上海儿童福利团体儿童营》，《儿童福利通讯》1947年第9期。
[20]《蒋经国访问难童勖勉努力学技能》，《申报》1947年1月29日。
[21]《难民难童收容所昨举行检阅典礼》，《申报》1946年8月7日。
[22]《上海救济院难民难童收容所过去与将来》，《社会月刊》第二卷，第1期。
[23]《中国儿童生活，市长拍入电影》，《新民报》1948年8月3日。
[24]《“表”之外景多在闹市》，《新民报》1949年3月30日。
[25]《文化长廊》，《新民报》1949年4月5日。
[26]《本市各慈幼团体筹备庆祝儿童节》，《文汇报》1946年3月21日。
[27]《庆祝儿童节筹备会成立》，《文汇报》1947年3月16日。
[28]《儿童节庆祝大会明日在天蟾举行，庆祝办法业经卫生局拟定》，《文汇报》1947年4月3日。
[29]《有关机关筹备庆祝儿童节》，《新民报》1949年3月10日。
[30]《小学联运会，今最后一日》，《新民报》1948年11月14日。
[31]《联合国儿童救济金，短期内募足两百亿》，《新民报》1948年4月4日。
[32]《难民难童收容所昨举行检阅典礼》，《申报》1946年8月7日。
[33]《难民难童收容所今招待各界参观》，《文汇报》1947年3月1日。
[34]《吴市长招待各界名流参观难童难民收容所》，《文汇报》1947年3月2日。
[35]《中国儿童生活市长拍入电影》，《新民报》1948年8月3日。
[36]《蒋经国访问难童勖勉努力学技能》，《申报》1947年1月29日。
[37]董元吉：《梅兰芳义演助难童》，《上海滩》1997年第1期。
[38]《吴市长招待各界名流，参观难童难民收容所》，《文汇报》1947年3月2日。
[39]董元吉：《梅兰芳义演助难童》，《上海滩》1997年第1期。
[40]《洋人一笑难童有糖》，《新民报》1946年11月28日；《市长太太送礼甜蜜赠与苦儿》，《新民报》1947年12月24日。
[41]《蒋经国访问难童勖勉努力学技能》，《申报》1947年1月29日。
[42]《昔为扒儿手今任总队长——游民习艺所印象记》，《申报》1946年8月2日。
[43]周祖望：《上海市救济院难民难童收容所过去与将来》，《社会月刊》第二卷，第1期。
[44]《英总领事昨举行酒会欢迎克里普斯夫人》，《文汇报》1946年11月19日。
[45]周祖望：《上海市救济院难民难童收容所过去与将来》，《社会月刊》第二卷，第1期。
[46]让能：《访问市立儿童教养所》，《新民报》1947年9月24日。
[47]《难民难童收容所昨举行检阅典礼》，《申报》1946年8月7日。
[48]《美军舰与苦儿同乐》，《文汇报》1946年12月24日。
[49]《圣诞欢歌》，《文汇报》1946年12月25日。
[50]《北极老人在美舰上，难童两百半日欢愉》，《文汇报》1946年12月26日。
[51]《圣诞欢歌》，《文汇报》1946年12月25日。
[52]《简讯》，《文汇报》1946年12月30日。
[53]吴开先：《社会救济之新动向》，《社会月刊》第三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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