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游民习勤所的关系网络
戴佩娟
每一个团体或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网络中，都会形成关系网络，只不过关系网络的大小不一样而已。游民习勤所作为一个慈善机构，所开展的活动乃是和社会稳定与发展息息相关的，为此，不可能不和外界发生任何联系而孤立地存在。它在从事游民救济过程中，和市政府、其他慈善组织和社会人士都发生了互动。
一、与市政府的关系
游民习勤所与市政府的关系，主要在于社会局、公安局拘送游民入游民习勤所这一层面上，因为按照规章，游民习勤所本身无法去捕捉游民乞丐。所以游民乞丐都是由各处送来。另外，在经济层面上，也和市政府有点关联。
首先，拘送游民乞丐入游民习勤所。上海市公安局于1931年至1935年间，共向游民习勤所输送游民439人。上海市社会局于1931年至1935年间，共向游民习勤所输送游民16人。二者总计向该所输送游民455人，1931年至1935年间，各处向习勤所总计送入游民2231人，公安局、社会局向习勤所送入游民占总数（总数为2230人）的20.4％。
其次，经费方面。习勤所所有经费全由沪上各慈善团拨给，但要知道，有些慈善团的经费来源于社会局的拨款，像游民习勤所这样一个不向外募捐的慈善机关，它自身每年的盈余是相当有限的，要维持正常的运转，需要各慈善团的鼎立资助，社会局下发的慈善经费的一部分会间接流入游民习勤所。
此外，在上海游民习勤所举行三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公安局六区区长张鸣钦、前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蒲淞区市政委员陈亚夫等”，亦出席参加纪念活动。习勤所与市政府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合作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局起了监督作用。
二、与其他慈善组织的交往
游民习勤所是上海慈善团设立的慈善机关之一，和上海慈善团体的关系较密，和上海邑庙、保安司徒庙关系也相当不错。至于和其他慈善组织的往来情况由于资料有限，笔者未曾发现。习勤所和上海慈善团、上海邑庙、保安司徒庙的交往大多是在收容游民和经费补助方面。
首先，接收上海慈善团、上海邑庙、保安司徒庙拘送之游民。据统计，从1931年至1935年间，上海慈善团共向该所拘送游民28人；邑庙董事会向该所拘送游民663人，二者总计向该所拘送游民达691人，占总数（总数为2231人）的31.0％。
其次，经费方面。游民习勤所刚创办时，上海慈善团拨银307153.72元；上海邑庙董事会拨银24，000元；保安司徒庙拨银750元，占总收支（总收支为342530.55元）的90.7％。1931年7月至12月份，上海慈善团拨给习勤所经常费1，350，000元；上海邑庙董事会补助费600，000元；保安司徒庙补助费50，000元，占总收支（总收支为3，157，953元）的61.0％。由此可见，游民习勤所收支的大部分都来源于他们的经济补助。
三、与社会人士的互动
这里的社会人士包括游民家属、热心慈善事业的个人或团体等。游民习勤所与他们的互动是多方位的。有拘送游民层面的往来、有经济方面的往来、有对习勤所建设方面的互动。
首先，接收来自社会人士送入的游民。据统计，从1931年至1935年间，该所董事送入游民500人；家属自愿送入游民317人；其他（凡京沪铁路局、中国红十字会、上海轮船业公会、个人捐资团体，以及前习勤所第二所、庇寒所等各处送来者均属之）送入游民达268人，三方合计送入游民1085人，占总数（总数为2231人）的48.6％，远远超过社会局、公安局和其他慈善机关送入游民的百分比。(www.xing528.com)
邑庙警察所拘送三游民情形揭示了它与习勤所的联系。邑庙警察所所长在“境内查勤、在邑庙附近瞥见一人，所穿夹袄、外罩大衣、形似无业流氓、因之忆及本境时有藉端拆梢案发生，当即喝令止步盘诘、讵该人言语支吾、随饬岗警陈兆麟一并带所。旋刘所长返，所讯据被告供名陆国栋，31岁，常州人，业木梳，住薛弄底47号。当饬警长李洪清详细调查得陆作木梳事在数年之前，现下专以敲诈拆梢为活。又查得另两人，一名顾裕庆、一名田春山均系当地流氓，并无恒业，咸以拆梢为务，刘所长以此等无业流氓不事生产而衣食何来，是非善类，概可想见。当地冬防期届，若不解局讯办，不足以维地方治安，着解总局转送游民习勤所教养”。
而国恩寺住持设计幽禁师弟一事，也反映了习勤所董事送游民入所的一般情形。“本埠法租界维尔蒙路国恩寺与甬波普陀山潮音洞两庙，同为普陀山紫竹林庙之下院。国恩寺住持僧开生与潮音洞庙住持开觉和尚，同在紫竹林出家，在系统上系隔房师兄弟。开觉为紫竹林住持方丈智荣之徒，而开生系智荣之师侄。国恩寺、潮音洞两庙之住持，按紫竹林之定章，每三年须更替一人，由方丈指派。惟开生在国恩寺任住持，连任迄今，已十余年，拥有寺产数十万，且染有鸦片嗜好，而性又好险非常。前年，紫竹林住持方丈智荣圆寂后，开觉来沪会见开生，要求与国恩寺潮音洞更调。当时开生未置可否，旋开觉回山。讵开生觉意开觉欲夺渠国恩寺住地位，按诸定章，又不能违拗，因此妒恨开觉，遂起骗逐开觉之恶谋，欲去开觉，彼可个人得两庙主持肥缺、大权独揽。因是策划去开觉之计，乃伪造开觉种种罪恶、蒙告本埠居士王一亭，央王具函将开觉送往漕河泾游民习勤所，拘禁其自由，彼可安然接收潮音洞住持。而王未察其奸，慨然允之，先为函告习勤所，嘱于国恩寺送开觉和尚来时，即予收留。开觉既布置妥当，专待开觉来沪入榖”。“开觉由普陀山来沪收取愿款时，至国恩寺会见开生，斯时开生对开觉伪称，余有徒孙愿林非常恶劣，吸鸦片，种种不法，破坏戒规，拟送其往漕河泾游民习勤所，使他戒烟，已向该所接洽允许，因余自己亦染嗜好，不便自行送去，烦尔代余伴送愿林前去等语，其时开觉如在鼓中，不知是计，更以为师祖送徒孙戒烟，事属美举，故贸然允许，即伴送愿林同至游民习勤所，即被一并扣留，不放开觉回去，经向所中理论，由职员等告以由国恩寺当家挽王一亭先生来信，嘱令一并收留。至此，开觉孤掌难鸣，只有俯首就范”。从这个例子可知，董事拘送游民入所，少了对游民真实情况的了解。
李鸿章曾孙入游民习勤所，昭示了家属自愿送游民入所习勤的一面。“前清相国李鸿章之曾孙李道，现年方十五岁，其家长因渠每年须挥霍二三万元之巨，不堪造就，已将其送入漕河泾上海游民习勤所，学习技能，以资改造其身心”。游民家属必须担负游民衣食费，“每月缴费6元，入所时须预缴3年”。
其次，与社会人士经费方面的往来。对于担任习勤所董事的人来说，他们会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作为特别捐款投入习勤所经费中。王一亭先生捐200元，经募上海交易所联合会500元，经募李庆余先生200元，经募达记200元，总计1100元捐给习勤所；秦砚畦先生经募陈行汇善堂200元，一并作为特别捐款投入习勤所。还有一部分团体或个人纯粹是出于热心支助慈善事业的缘故。
团体资助统计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上海游民习勤所编：《上海游民习勤所第二届报告》，1936年，上海图书馆藏。
社会各界团体和个人纷纷慷慨解囊，反映了他们对游民救济事业的关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游民习勤所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第三，关于建设，习勤所与社会人士的互动。为了收容富康家之堕落子弟，华侨巨商虎标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先生“热心慈善公益事宜，曾至游民习勤所参观，颇多嘉许”，答应捐建单人宿舍，“不但为此等堕落青年前途露一线之曙光，且为不幸父兄目前唯一解急之救星”。张效良先生捐建诵清堂一所。以上二位都是在硬件方面，给予了习勤所资助。还有些人士为了让游民习勤所更好发挥教化游民作用，对习勤所的软件设施提出了建议。如一位参观过游民习勤所的人士就认为：“凡单房收容人，在家庭虽曰不肖子弟，而在有专门学识者眼光中，却为研究之好材料，故应与上海各大学教授（如社会学、优生学，心理学及罪犯学等专门学者）有相当之联络，欢迎若辈来所研究，并参与若辈意见，通告收容人家属，俾作相当之纠正办法；期满出所，不应如监狱之以徒刑年限为标准，应改为以习会一种能自谋生活之技艺为最低限度；租界银行林立，可指定委托一行，代收各种款项，解决支票付款问题，来所接洽者只须支付银行所出之收条为据；（近来各地学校均指定银行代收学费办法相似）；由所中主任介绍各不幸家长会而组成筹捐委员会，则诸家长均关切身利害，必乐于从事也。”
游民习勤所与社会各界联系的加强，可以为它扩大活动空间打下基础。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国家对城市支配权力逐渐加强。此时期，“国家的职责，积极方面，乃谋人民幸福之增进，消极方面乃维持社会安宁，但欲使社会安宁，对于弱者须加以保护，对于贫者应加以扶助，对于失业者予以救济……均为国家职责之所在”。[1]与传统旧式政府相比，在对地方事务的管理中，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市政府具有鲜明的积极姿态，把公益事业建设、民生福利等事业都视为自己的当然责任。以济贫救弱为主要内容的公益慈善事业，传统上基本上以地方力量为主导。官方力量对慈善事业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仍限于“局外人”的地位，凭借官方衙门权威与对资源的支配能力，来发挥其倡行、褒扬和道德教化之功能，而不是将济贫救弱、恤寡赈孤揽作其日常行政之内容。而1927年新成立的市政当局，表现出一种空前干预的势头和干预姿态。这是政府试图整合控制社会的表现。尽管如此，游民习勤所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开展慈善事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拓展自己活动的舞台。
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上海游民习艺组织研究——以上海游民习勤所为中心（1927—1949）》（2006年）
【注释】
[1]陆东野：《何谓社会行政》，《社会半月刊》第一卷第20期，第1—2页，193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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