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敏
难民是一群无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当遇到困难后，处于同一地区、同一国家甚至同一世界的人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救助，体现“人本善”这一基本的人类情怀，避免或者减少因生存危机带来的社会越轨行为，以求达到和谐的局面。
一、时人对难民的态度
“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文化相互接触后，作为文化载体的人或群体往往视自己的文化因素为合理的，而把自己相异的其他文化视为不合理的”。[1]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及风俗习惯，并得到本土民众的认同。当外地难民到来后，其生活习惯、言语、风俗等与上海本地存在着差异，一经接触，双方会产生文化隔阂。对于难民而言，乡土观念仍占据着首位，逃难只是一种求生的方式，很少有人想留下来。因此，难民也没有将太多精力花在与当地居民融合上，而只是希望在极短的时间可以找个容身之所，找个生活的门路以求保命。而逃难到上海的人们居无定所，随处流浪，这给上海的市政管理、卫生环境等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增长了人们的抵制情绪，这就加大了文化整合的难度。
笔者翻阅了相关档案发现，20世纪20年代在对待难民问题上，主管难民救助事务的上海市社会局主要采取遣散的方式。在档案中，“勒令出境”、“派警弹压”之类的语句经常出现在社会局与慈善组织的信件上，上海社会当时把难民作为一种麻烦，为尽快解决，还会将责任推到别处。河南扶沟、西华两县难民被遣离上海以后，无法生活，又重新回到上海。为了使其不再回来，上海市社会局又派公安局将这批难民用轮船押运去汉口，信中提到“由公安局派警押送出境，诚恐覆蹈前辙，敝局应付固感困难，而善团亦有不胜救济之苦，兹准公安局派员来局以根本办法在轮运汉口”。[2]
尽管20年代难民处境较为尴尬，处处受到排斥，但随着时间向后推移，这种尴尬的局面会发生变化。“就某一时代来看，会出现某些具体时代特征的问题，形成该时期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题，这就要求所有的文化都必须面对这一主线和主题，表现出时代的主题适应性”。[3]进入20世纪30年代，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在面临日寇入侵时，中国人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广泛的民族认同感。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造成上海地区人力、物力、财力损失巨大，许多本地居民也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向心力就增大了文化整合的力度，人们对待难民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是媒体的关注度加大。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报刊高度关注着难民问题，相关报道接连不断。以《申报》为例，笔者翻阅了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申报》，发现关于20年代难民问题的报道只有寥寥40多篇，而30年代报道难民的新闻可谓甚多，仅1932、1937两年的报道量就有近400篇。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上海一些报纸还专门开展难民服务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时事新报》“开展社会服务的内容，为许多流离失所的人介绍职业，为一些因战乱失散的人找寻家人亲眷”。[4]
二是社会参与度得到提高，主要体现在救助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和救助渠道的拓宽。以下是1939年上海各界捐助上海难童教养院房屋的情况表：
社会各界捐助上海难童教养院房屋统计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新屋落成纪念册》，1939年，上海图书馆藏。
表中，为救助难童，社会名人、普通民众、各工厂店铺、同业公会等纷纷捐款，救助渠道较为宽广。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慈善组织都参与到难民救助上来，这些慈善组织涵盖各个层面，上海战区临时救济会、上海华洋义赈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青年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国佛教会、中国公教进行会、世界红卍字会、各旅沪同乡会、各同业公会、行业公会等均加入进来。
救助渠道得到拓宽，人们普遍参与到救助行列，连儿童也加入进来。“十一龄童陈其明，鉴于难民之困苦，特商请父母，将其本年生日用费四元送交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以充救济之用”。[5]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发挥他们的力量积极捐助。1937年淞沪会战后，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夫人、陈铭枢夫人等积极帮助被难难民解决衣食住问题，上海市俞鸿钧市长夫人“对于救国工作各方奔走异常努力，捐得八千余元，交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作救护及慰劳之用”。[6]上海市的名票名媛包小蝶、沈元豫等为难民募集衣食“假黄金大戏院于十一月三、四、五日三天演剧筹募救济捐款”。[7]上海市游艺界全体演员张治儿、易方朔、刘春山等一百余人“假座虞洽卿路东方饭店东方电台，联合播音筹募难民救济捐，为难民请命”。[8]而上海医药界的人士们则组成医药界救亡协会，募集大批寒衣，派专人送往战区散发给无助的难民。上海的帮会势力发展强大，其领军人物杜月笙、黄金荣等在上海社会影响力大，势力渗透到上海的各个领域，在当时上海滩也算是社会名流。当国仇家恨交织而来后，这些人运用自己的社会网络，救助难民。如八一三事变期间，杜月笙非常重视收容安置难民工作，他通过各种渠道为难民募集救助资金，为保证救助工作的顺利进行，甚至腾出浦东同乡会部分地方作为救助难民组织的办公地点。
国际友人也加入进来。美国友人通过红十字会向上海地区难民捐助了大量物质，如“白尔生君（译音）鱼肝油二加仑、床单六副、床毯两条；屈臣氏洋行药膏十二管又三百八十九听；卜内门洋行，消毒剂二十三箱，鱼肝油八瓶，各种衣服等；顺发洋行，哺乳玻璃瓶十二只；义记（译音）药品公司，湿疹药膏二十四听；派德制药公司，鱼肝油十二瓶又样品一盒；国际救济委员会，奶粉二十四大听；中国医药会（欧君经手），鱼肝油三瓶；雷氏德医学研究所（李德医师经手）各种药膏十二磅”。[9]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身份特殊的国际友人也加入进来，如意大利、德国友人，他们是轴心国，与日本站在一条战线上，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并不全是法西斯主义者，爱好和平使他们与世界人民连在一起。如德国旅沪侨商全体成员“捐助法币一万七千五百十元，送陈俞市长，作为拯救我国难民之用”。[10]
总之，整个20世纪30年代，时人对难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由20年代对难民的排斥逐渐转变为30年代同情与帮助，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将救助难民作为整个上海抗战的一部分，这种转变对救助难民工作的开展有很大帮助。
二、救助机构的设立
在时人观念转变的同时，难民救助活动也在逐步展开。这一时期担任救助活动的主体发生了改变，国家主导地位转向辅助角色，社会力量占据了主要舞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区的社会救助事业有过曲折的经历。北洋政府时期，社会混乱，军阀纷争，政府无暇顾及难民，上海地区的难民救助主要是各慈善团体负责，如1924年江浙战争期间，两大军阀集团的纷争造成城市中出现大量难民，各慈善团体担负重任，积极救助难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为加强社会控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其中包括对慈善组织的改革。其对全国的慈善组织进行了摸底登记，进行了组织规范，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社会团体的控制力。“在南京国民政府当局看来，慈善团体从发起设立到各项业务，均需遵循相应的规则，受中央或地方主管官署的严格监督、控制，逐渐改良其眼中‘多有流弊’、‘殊欠妥善’的中国慈善事业，使之趋向有序发展。”[11]国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具体为：“《管理私立慈善机关规则》（1928）、《各地方救济院规则》（1928）、《监督慈善团体法》（1929年）及《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1930年）、《社会团体组织程序》（1930年）、《民众团体组织方案》（1932年）、《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1932年）等。”[12]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在上海地区，各慈善组织均要在社会局的统一管理下活动。这样一来，慈善组织的运作有了统一规划，慈善活动趋于规范化。但是另一方面，慈善组织的活动受制于政府，一旦双方关系恶化，政府可以找借口惩治慈善组织，或者将其取缔，“慈善组织的运作受到各种规制的干扰，严重影响了其自主发展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政府根据需要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对慈善组织加强干预和过度控制，挤占了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13]
然而，当作为社会控制主体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时，不得不将控制权力分散给一些社会力量，“纵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成长呈现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当国家强势运行，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就会受到限制，而当国势衰微，政府力不能及之时，民间社会力量即有较大的生存空间”。[14]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行政院主管救济的机构是1928年成立的振务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负责自然灾害及国内战争造成的难民救济，一旦灾害发生，该会即派人协同当地政府进行赈济。抗日战争爆发后，难民的规模大、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成分复杂，振务委员会从职权上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了。1937年9月7日，国民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等一系列法案，规定难民须向当地赈济机构登记，由赈济机构发给白布印制的难民证，并由难民赈济机构根据难民的情况，予以饮食、住宿、医药等方面的救济。法案规定难民的饮食由各级政府机构提供，但“以食料及必须物品为限，并应限止食料之消费，及预筹其来源”。[15]行政院于1937年9月又成立了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办理难民救济，“由行政院、内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卫生署、振务委员会，各指派高级职员一人为委员，以行政院所派之委员为主任委员”，[16]并于各省、市、县设立分、支会。1938年2月24日，行政院颁布了《振务委员会组织法》，成立振济委员会，前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的分、支会一律改为振济分、支会，并将民政部相关业务划归振济委员会办理。[17]
在上海地区，由上海市社会局发起，联合各慈善团体成立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这是由国民党上海市发起组织的官办机构。由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公教进行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及上海市医药团体暨各旅沪同乡会团体所共同组织，统筹办理非常时期的一切救济事宜。该会由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任主任委员，慈善界领袖钱新之、胡筠秋、庞景周、宋汉章、陆伯鸿、屈文六、周邦俊、周宗良、张嘉甫、郭承周等人任常务委员。该会自1937年8月12日至同年9月30日的一个半月中，共设难民收容所104所，收容难民最多时达8.4万多人，遣送难民7万余人，死亡962人。结束时尚留有难民收容所66所，难民3.5万余人。该会结束后，改组为“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分会”，于同年10月1日成立。除原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中各团体外，增加了上海戒严司令部、京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国际航政局暨市政府所属有关各局参加组成，这仍是国民党政府掌管的一个官方机构。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西撤，该会也宣告结束，移交给上海慈善团体救灾会接办，改属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领导。由屈文六任主任。[18]
然而，当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的救助难民政策和活动就失去了意义。上海成为敌占区，国家无力顾及，只能依靠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控制的主体。国家由主体地位变为辅助地位，甚至有时连辅助地位都算不上，只能极力支持社会力量的发展，不管之前的什么政策、法规，只要对抗战有利，有助于难民救济，什么样的慈善组织都行，只要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前提下就予以承认。可以说这是国家的一种救国策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民间的救济活动古已有之。在绵绵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其仁爱思想强调“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19]许多乐善好施的仁者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孜孜不断地致力于济贫弱、助危困的社会慈善活动。民国学者陈凌云曾经对中外慈善救济事业进行一番比较，他认为“我国社会救济事业，古代虽无具体组织，而因家庭制度健全之故，伦理观念素为一般人所尊重。由亲及友，自邻至远，大多互相顾恤协助，盖已成为普遍之美德矣。故在形式上，社会救济事业虽不及西方各国之完整，而实际上具有欧美诸邦之长处”。[20]
当时对社会影响较大的难民救助团体是：一·二八淞沪会战时期成立的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和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成立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及其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上海国际救济会、各旅沪同乡会联合会及其他救助机构。
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成立于1932年1月30日，由上海一些慈善团体和公益人士组成，该会在短短的三个月之中“组织救护难民30余万”，其中“经该会救出险境者有75004人，完全提供给养的人数达135094人，经该会与其他团体合作遣往各地的难民人数多达133967人”。[21]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由工商界和文化界的上层人士组成，在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后，该会积极进行难民救助，抢救难民，收容安置难民，“先后利用空地建棚屋八十余所，调配医务人员三百余人、青年教师四百余人，并继续不断地供应食品、日用品和医疗药品”。[22]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于1932年1月31日，其主要成员由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上层人士组成，史量才、王晓籁、虞洽卿、张啸林、杜月笙、刘鸿生、钱新之、林康侯、徐新六、朱吟江、秦润卿为理事，徐寄庼、陈光甫、胡孟嘉、张公权、胡筠秋、黄炎培、穆藕初、聂潞生、胡筠籁、孙仲立、胡筠庄、胡筠庵、刘吉生、吴蕴斋、张慰如、袁履登、李馥荪、胡笔江、陈蔗青、贝淞孙、杨志雄为会员。[23]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该会的救济股担当其救助难民的重任。该股分设总务、调查、供应、运输、卫生五个组，担负起主要的难民救助任务。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地方维持会救济股就负责调查登记，联络安排，妥善分配任务。先后利用空地建棚屋八十余所，调配医务人员三百余人、青年教师四百余人，并继续不断地供应食品、日用品和医疗药品。[24]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是由国民党官方发起，1937年上半年成立于云南路35号的仁济善堂，是历史上第一次官民合办的慈善团体。主席许世英，副主席是屈映光、黄涵之、蒉延芳、闻兰亭、潘公展等人，主持日常事务的是佛教界和慈善界爱国佛教领袖黄涵之，常委、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赵朴初驻会办公。“慈联会”的难民救济机构规模最大，名称比较灰色。救济工作历史较长。当时，它曾在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边界陆续办有50多个难民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达50万人。[25]该会下设总务、收容、给养、医务、财物、遣散等6个股，各股对救济难胞都做了不少工作，尽了不少力量。[26]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官方力量退出，转为民办，屈映光、黄涵之、赵朴初等人在该会中成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坚持不懈地进行救助难民活动。当时它在“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边界陆续办有50多个难民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达50万人”。[27]
上海国际救济会是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宋汉章、饶家驹发起，由中国红十字会关炯之、王一亭、庞京周、闻兰亭；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屈文六、黄涵之；中国济生会冯仰山；红十字会李迪先；公教进行会陆伯鸿；上海华洋义赈会宋汉章、顾吉生，华董林康侯；佛教圆瑛法师等代表，以及各国驻沪领事、西商领袖参加，于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银行公会公推关炯之为临时主席，由中西人士联合组织的救济机构。该会在吕班路震旦大学广场上，以席棚搭建第一、第二、第三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六千余人。1937年9月7日，在延平路空地搭棚设第四难民收容所，专事收容杨树浦一带难民。在小沙渡路、澳门路空地搭棚设第五难民收容所，收容大场、江湾、南翔、真如等处难民。在钱庄会馆设第六难民收容所。[28]当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该救济会的饶家驹神父积极与各方联系，发动社会力量，在征得日方同意的情况下，成立了南市难民区，南市难民区内部分为九区，区内总办事处分设难民组、居民组、警卫组、卫生组、给养组等，各区设区长，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涉及、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等股，分别处理各项工作。到1938年11月“所收容的难民不下30万人”，1940年在该区结束前还“收容难民约在2万名以上”。[29]
除上述难民救助组织外，上海的旅沪同乡团体在救助难民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四川、宁波、绍兴、温州、海盐、湖州、吴江、徽宁、江宁、镇江、丹阳、金坛、溧阳、江阴、无锡、宜兴、苏州、宝阴、扬中、海门、福建、常熟、太仓、嘉定、宝山、广东等同乡会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不遗余力地抢救、收容、遣散受难同乡。以广东同乡会为例，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同乡会在广肇公所设立专门救助机构，分总务、秘书、会计、慰劳、交际、通讯、宣传、供给、卫生、纠察、电话、运输、庶务、视察、审核等十五组，分工合作，努力异常，为救助难民募集资金，并采取有效措施抢救、收容及遣送难民。
纵观这些救助机构，可知：第一，上海地区难民救助机构多由一个机构主持，联合其他团体成立。如上海国际救济会，由上海华洋义赈会、中国红十字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济生会、公教进行会等组成，并由这些组织共同派遣人员进行救助活动。这些救助组织的联合增强了救助力量，在一定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救助难民，帮助其渡过难关。此外，这些机构在机构设置上也有部分相似，各机构的组成人员一般包括主任委员或主席、副主席、理事、会员等，机构设置多分为若干组或股，如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救济股分设总务、调查、供应、运输、卫生五个组，担负起主要的难民救助任务。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下设总务、收容、给养、医务、财物、遣散等六个股，各股对救济难胞都做了不少工作，尽了不少力量。救助机构的成员由参加的各组织派出一定的人员组成，有些成员同时兼任机构救助机构的职务，如屈文六、黄涵之不仅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成员，也是上海国际救济会成员。第二，尽管不同救助组织大都以救助难胞为主，但具体工作内容有所不同。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除了对难民进行收容救助外，还对难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激励他们为保家园而参加救亡运动，其收容难民没有地缘界限；而各旅沪同乡会主要工作是收容、救济和安排难民回乡，其救助范围以同籍老乡为主。
三、救助活动的展开
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区各难民救助机关积极开展各项救助工作，它们的救助内容主要包括组织人力抢救、收容难民及遣送难民。
由于灾祸的突发性，难民很难快速脱离险境，这就需要组织人员对难民进行抢救，使其到达安全地带。各救助组织纷纷组织人员，动用汽车等装备，将难民一批批从险境中救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鉴于江湾地区受难民众较多，亟待救出险境，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率领救护队，各同乡会派汽车随同，抢救难民，仅二十一日当天“救出难民一千三百零二人”[30]。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刚开始，宁波同乡会就组织人员迅速前往战区抢救同乡，在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内，该同乡会的“车队共出车562次（往返为一次）救出大批同胞”。[31]
救济难民的首要事项是建立收容所收容难民，为难民提供栖身之所。
当时收容场所主要集中在学校、游艺场、荒废的工厂、商厦、庙宇、同乡组织的公共场地等处。收容所的选址要考虑诸多因素，收容所内的住宿、卫生、工作等都有一定的规定。事实上，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很多设计好的方案不得不更改。收容所一般为临时性住房，限于经费问题，大多建造的较为简陋，“棚屋顶系用双层芦席中夹两层油纸遮成四壁，则仅竹笆及一层油”，当天气变冷的时候则“在屋顶上加盖二寸厚之稻草一层，四壁则敷以河泥灰粉”。[32]一·二八淞沪会战期间，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在2月份设立收容所20多处，至3月份战区扩大，“沿京沪路线之嘉定、太仓、真茹、南翔等处逃沪胞又复络绎前来”，收容范围随之扩大，借校舍、游艺场、庙宇等处设立收容所，设“收容所达到30余处，共收容人数135094人”。[33]各旅沪同乡组织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积极救助同乡难民，宁波同乡会与四明公所在法租界内的四明公所设立收容所，并从同乡开办的工厂里抽调人员负责收容工作，“自1932年1月29日到4月8日，设在四明公所的收容所共收容了9008名同乡难民”。[34]广东旅沪同乡救济难民委员会在新世界、新新公司、清凉寺、会宾楼分别设立第一、二、三收容所，“从1937年8月14日起至9月31日，新世界共收容了14854人，新新公司收容2151人，清凉寺安置了3843人，会宾楼撤并前收容了1000人。共计收容21839人”。[35]在众多机构办理的收容所中，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所办收容所规模最大，以1938年为界，1938年办理结束的收容所48个，其后办理50个，具体如下：
1938年前“慈联会”结束的48个收容所表
（续表）
（续表）
1938年以后办理结束的收容所（50所）
以上两表资料来源：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50页，上海新闻出版局1993年版。
鉴于难民数量多，结构复杂，在收容难民以后，各收容所要对难民进行管理，首先制定准入规则。收容能力有限，并非是所有难民都能被收容，有受难程度之分，难民入所前需经资格审查，看是否受难及受难程度如何等等，通过以后才能被收容，一般是收容遭受灾祸的贫穷无助的人，以老、弱、病、残优先；也有以地缘为主的，如同乡组织一般以收容同乡难民为主。难民的出入也有规定，难民入所后要接受统一的管理。凡难民入所，即要登记编号，有的还要对其进行拍照，然后依据领取的号数找到自己的席位。在各自的席位旁有标识自己身份的牌子，如写上自己的姓名，一旦难民不在自己的位置上，便知是谁缺席，“难民因事外出，须先挂号方准出所，回所时须呈验难民收容证，查对无讹后方准入内，如出外三日仍不回所，则注销其登记号数，不得再予以收容，惟因特殊情形非三日内可能回所者，陈明该管理员得其允许不在此例”。[36]当难民生病时，难民要向管理员领取看病条，由收容所的医生为其治病，病重者会被送往医院。对待孕妇这样的特殊难民，待其分娩后仍旧可以回所。但是，在具体的管理中，收容所存在很多漏洞。许多收容所的难民出入并无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外出现象严重。
其次，要对收容所内的食宿进行安排。难民被收容后，需要解决难民的食物问题。在难民饮食方面，各收容所尽量压低开支，调整饭食原料搭配，以便延长粮食的周济时间。以下是中国红十字会所属的收容所的膳食制作法：
每周一、三、四、六，早餐为麦粉17.5磅，米15磅，晚餐为米33.5磅，豆21磅。具体的做法是调和煮成厚粥（可合煮为豆饭；以米制饭，其豆可加盐煮熟做菜用；以豆制成发芽豆，加盐煮熟亦可佐饭，蔬菜加盐炒熟或制成菜汤，早晚均可佐食。）每周二、五、日，早餐为米42磅，可煮熟成饭；晚餐为米45磅，煮熟成饭；此外菜蔬14磅，菜加油盐制成菜汤，早晚均可佐餐。[37]
在具体分配食物方面，收容所照顾到特殊人群。上海红十字会所办的收容所就规定“每天给儿童豆类补给，其中六岁以下用豆浆，七岁至十四岁者用豆腐干”，“分娩之孕妇，应给两份食物为原则，但所中有六岁以下之儿童食量较成人为小时，可将儿童余食分给孕妇”。[38]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全院每日一粥两饭，每餐每名一菜一汤，每逢星期日吃赤豆饭，并加给荤食，每名方肉两块”。[39]
然而，就绝大部分难民收容所来讲，由于经费缺乏，食物供应时常间断，使得难民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中。南市难民区“因人口众多，所余食粮均已告罄。而近来捐送甚少，致难民食粮，已感困难”。[40]
还有的收容所因管理不善导致食物分配不合理，以南市难民区一些收容所情况为例，这些收容所中“各难民本性良莠不齐，以致弊病百出，有饱餐剩藏者，有受济不匀者，有藉此敛财者，更有漫无规定者，终日拥挤通途”。由于对这些难民管理不到位，使得许多弱势难民不能按时按量的分到食物，怨声载道。
在收容所内，难民就寝之地十分简陋，一般是在地面铺上木板，垫上稻草就可就寝。鉴于人数多的原因，收容所内的布置较为拥挤。以难民们的就餐为例，“饭厅本无，可就宿舍就餐，以走道摆菜碗，以铺位作坐地”。[41]
难民大量拥挤在收容所中，时常受到疾病的威胁，许多难民收容所进行了卫生管理，制定了卫生细则，规定所内负责人每日要调查所内卫生情况并向上汇报，并由各收容所总负责人定期抽查调查报告是否真实。在日常卫生管理中，有的收容所在难民入所时即对其进行体检，如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下属的收容所，“凡难胞于办理之初，即已入所者，由医师试行健康诊断其新来者，则随时检验其身体，如发现传染病，即分别送往传染病医院医治；其无病者亦为接种牛痘及注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预防液与霍乱疫苗”，[42]该会有巡回诊疗所及特约医师和定点医院。
除了基本的管理外，难民收容所还在所内开展难民生产自救和难民教育。救济分为积极救济和消极救济两种形式，一味地只是对被救对象进行施舍，而不为其长远考虑是属于消极救助。被收容的难民，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自食其力，有技能者应设法工作，无劳动技能者应学习技能，并为将来谋得谋生技能，这属于积极救济。
难民所中的难民有很多是有生产技能的，这些人被收容后整日虚度光阴，这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为了不使难民在收容所浪费时间以及适度解决收容所资金问题，收容所组织了一些难民进行战区服务和生产自救工作，把难民编队组成运输队、工程队、缝纫队、救护队、洗涤队等为战区伤兵服务，此外还介绍有工艺技能的难民到一些生产工场去劳动；在收容所中的难民则进行手工生产，以帮助解决生活需要。
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收容难民职业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与国际救济会在组织生产自救方面表现出色。“慈联会”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建立合作关系，中华职教社负责职业指导，“慈联会”负责具体实践，在中华职教社的指导下，“慈联会”下设的各收容所开展了生产自救：
专收青年妇女的大慈收容所，通过一些已进纱厂做工的小姊妹介绍难民进厂，还利用染织厂的边条料，在所内组织妇女编结女用拎包；大鸿收容所曾办过一个小型织袜工场；中区的呢绒、群玉，南区的永固、徐汇及西区的净业社等所，也组织妇女学习过编织；净业、爱文等所还搞过藤柳条加工供制作日常家具之用。北区的慈愿收容所，在陈鹤琴的筹划和主持下，设立了一个略具规模的玩具工场；泰利、明德等所介绍壮年男丁去码头做工。[43]
除此之外，国际救济会对收容所内有技能的难民也安排了工作：
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设手套、棉衣、织袜、擦鞋、缝工等生产活动；第二收容所设木器工场；第六收容所设成衣工场，后又增设缝袜、草织工场。三个所共有1379人参加。另设职业介绍办事处于九江路113弄508号，负责介绍难民中木工、漆工、电工、铜匠等85种不同人参加生产。救济分会设草绳、绣衣、玩具、纸花、洗衣、木器、编织、裁缝8个工场；又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第39难民收容所内搭建两大间芦棚，开办花边、肥皂工厂。还举办技工登记，先后介绍了印刷工人、织毛巾工人等100余人参加社会生产工作。[44]
在成年难民进行生产自救的同时，难童也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自救活动。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在创立时，就有生产劳动计划，“办理织袜、草织、成衣、制鞋、刺绣、理发、新药、看护、戏剧、音乐等组，选择四年级以上之院生，视其性之所近，材之所配，以分组训练，藉以养成院生一计之能，俾将来得立足于社会，以自食其力，且一方面将所有出品，供院内应用，推而广之，尚可推销于各界”。[45]
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儿童工作概况表
资料来自：《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新屋落成纪念册》，1939年，上海图书馆藏。
在开展生产工作的同时，难民教育活动也在进行中。难民是受难的一群人，心中怀有对敌人的仇恨，但大多数难民缺乏引导，处在生存边缘，其仇恨只能是一种冷漠，缺少具体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要对难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其由他救之路走到自救及救人的道路上来。上海红十字会下属的各收容所“难童凡年龄自六足岁至十六足岁者均须编入儿童班授课”。“儿童班课程计分国语、算术、常识、体育、唱游及注音符号六项”，该会力图使其在正常的教育环境下学习，健康成长；“难胞年龄自十七足岁至四十足岁者均编入成人班，授课男子称壮丁班，妇女称妇女班”，[46]这就使其在生产劳动的同时，接受难民教育，从基本的识字项目做起，力图扫除文盲。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组织了一个编订委员会，编订了六种课本：针对难童，有“《中国人》、《东洋兵》、《男人和女人》、《中国飞机》、《小孩救国》五课”；针对成年难民，有“《可恶的日本兵》、《难民》、《难民的话》、《智勇双全的左昆之》、《同舟共济》、《避飞机》”等。[47]在当时难民教育办的最为出色的是慈善团体联合会下设的工华难民收容所。在这所收容所中中共地下党投入大量的心血，不仅传给难民大量的知识，还为难民们灌输了革命理想主义信念。工华难民收容所的课程设置既考虑到基础知识的掌握，又兼顾到当时的社会背境，设置了“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大革命史、抗战的基本纲领、抗日统一战线和共产党的领导”等多门实用课程。[48]在该收容所呆过后又进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并参军的翁履康回忆说：
当时“工华”收容所一切为了抗日救国的需要，从实际出发，教育内容丰富多样，紧密联系形势。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社会发展史的主要章节，艾思奇《大众哲学》的主要观点，《西行漫记》中红军的长征故事等。还记得同学们对先有物质或先有精神展开争论，争得面红耳赤。武汉失守前后还讲了《论持久战》。[49]
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区战争难民的数量较大，收容机构并不能将其全部收容，随着战争区域的不断扩大，难民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上海，收容所的能力有限，一味地收容并非明智之举。1932年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租界内办收容所数十几处，随着战争的延长，“逐日给养，至为频繁，各项责任，极感重大，市民维持会救济股专为接济难民食品及衣被而设，自收容所日见增多，而给养事宜，亦成比例，现在开有收容所五处，其难民给养悉由该会担任，但该会经济有限，供应方面有增无减，未免捉襟见肘”。[50]1937年南市难民区出现了给养危机，“难民区收容难民，共达二十万人，时届寒冬，有衣不蔽体及身无棉衣者，为数达三分之一，同时因人数过多，给养浩繁冻馁而死者，日约数十人，景象凄惨，宛如人间地狱”。[51]除了给养外，还有其他原因，如由于一些工厂因战祸停产，厂房废置，救助机构利用废置的厂房设立收容所，收容难民，一旦战争结束或政局稍稳，工厂又要开始生产，这样占用的厂房就要被收回，收容所就要撤掉。
为缓解救济压力，各难民救济机构在收容难民的同时，利用各种途径将难民遣散。在遣送难民的过程中，救济机构需要支付遣送经费，以疏通关系、购买船票、途中的食物等等。就当时而言，经费主要是来自以下渠道：
一是各同乡团体向在沪的同乡募集资金。“在沪的同乡团体是一个有实力有效率的团队，能迅速提供资金，调动人力资源网络以应付重大危机”。[52]上海潮州会馆于一·二八淞沪会战期间“推举8位募捐员，向本帮行号及殷商募捐24670元，其中资助潮州同乡会救委会遣散难民川资4000元”。[53]宁波同乡会“捐款16798.7元，浦东同乡会捐款24083.49元，福建同乡救济委员会捐18870.71元”，[54]相比实力较小的河南旅沪同乡会、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之类也尽力捐助，“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募款5000元，河南旅沪同乡会募款1475元”。[55]
二是各慈善救助机构向各界募集及借贷资金。一·二八淞沪会战期间，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向社会募集了大量捐款。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向中央振务委员会积极募捐，9月初，“中央振务委员会拨助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0万元”。[56]
1932年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各月份收到捐款元数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面对如此庞大的难民群体，募集来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经费紧缺现象时有发生，救济机构不得不另辟途径，如为了将难民送往江苏省的高淳、溧阳两县垦殖区垦殖，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筹备委员会与非常时期上海难民救济会及各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向银行“借40000元，作为初步经费”。[57]
三是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捐助。在各团体募捐的同时，社会各界人士也在积极的筹备遣散资金，“爱国实业家竺梅先把历年积存的银杯、银盾、银器具、银制轮船模型等上百件银器装满一卡车送给了宁波同乡会；上海妇女还通过捐献首饰及其他募捐、义卖活动筹措资金”。[58]
如何把大量的难民遣送出去是摆在各救济机构前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在战事发生的情况下，交通条件极其恶劣，车船来之不易。上海周围长江航线上有太古、招商、民生、宁绍等轮船公司，这些轮船公司拥有一定的运输实力。但是，航运业在战争中遭到了重创，上海周边地区的港口、码头是军事攻击的重点目标，一旦发生战争，必定遭受破坏，炸毁码头、阻碍航道之类的事情时常发生，如1937年中国军队在撤退上海前将上海周围“各处的航道、港口及航运设施尽量毁坏，苏南航运业损失巨大”。[59]尽管如此，各救济机构还是积极争取未被破坏的航船帮助遣送难民，各轮船公司也给予了积极的答复，抽出船只帮助遣送难民，如太古航运公司下属的绥阳轮、新疆轮、金华轮、临安轮、广东轮等；宁绍轮船公司下属的一些轮船等等在运送难民上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此外，上海周边内河航运在运送难民上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将大批难民运送到后方。
除了水路遣送外，公路和铁路也是不可忽略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期，由于上海周围部分地区水路受阻，湖社无法将旅沪受难同乡遣送回籍，就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及苏浙边区主任公署申请了通行证，“租赁大卡车一辆，装置座位，直开车至湖”。[60]上海红十字会鉴于无力支付大量难民的遣送车费，向浙江省政府请求免费搭乘火车。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省政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除据杭州市政府呈准发给难民遣送证，俾使免费输送”。[61]
比较而言，在遣送工具上，轮船起到的作用较大。以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为例，“至就运送之工具言，计轮船行者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九人，占百分之八十三强，火车行者二万三千二百八十二人，占百分之十七弱”。[62]
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轮船运送及火车运送难民统计表
资料来源：《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为使更多难民知道可以遣送消息，各救助组织利用媒体登出广告，通知难民前来登记；然后，对前来登记的难民进行调查，具体了解各难民的受难程度，因为鉴于经费等因素，并非所用难民都可被免费遣送，如广东同乡会遣送委员会“充分利用同乡组织人头熟的优势，通过同乡进行广泛的调查，确定最需要帮助的同乡难民名单”，如老弱病残、妇孺之类，“给予全免、半免的优待”。[63]各难民救济机构还对遣送细则作了一些安排：首先，分批次的进行遣送；各难民凭票按秩序上船或车，座位优先安排给需要照顾的人；统一分配日常生活用品及食物等。
总体而言，遣送难民任务随着灾祸的蔓延而加重。1937年上海抗战一开始，洞庭旅沪同乡会就开始了遣送难民工作，将受难同乡分五次遣送，共遣送人数“约3000千人”。[64]随着战祸的蔓延，难民人数不断增多，远远超出了收容极限，遣送工作成为重点，各救济机构在疏散难民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在1932年3月至5月，“共遣送137151人，其中该会收容所内为96693人，占近70％，所外为40458人，占近30％”。[65]宁波旅沪同乡会“自1937年8月15日至9月17日往返20次，共遣送了20余万人”。[66]
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各月份遣送难民统计表
资料来源：《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遣送途中危险重重。搜查、轰炸运送难民船及车的现象时有发生。八一三事变期间，宁波同乡会为遣送难民，租英国、意大利的轮船，结果“日方不顾言行信义，对缔约国之英、意各国轮船，乃破坏国际惯例，强加搜查”；[67]1937年8月13日洞庭东山同乡会在遣送难民的过程中还遇到了日机的轰炸，“船经北新泾虞姬墩河面时，惨遭敌机炸沉”；[68]1937年9月8日“从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专列火车在松江被炸，死亡数百人”。[69]
就目前的史料看，上海地区难民去向是多方向的。如一·二八淞沪会战时期，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就护送大量难民前往宝山、太仓、昆山、青浦、金山、常熟各县安全地带避难。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各慈善组织分批将难民疏散至绍兴、宁波一带。“1938年前后，世界红卍字会绍兴分会曾对其救济的部分难民共2120人作过籍贯调查：外省籍计714人，其中迁自上海256人”。[70]除了浙江外，江苏、广东等省因同乡关系也接纳了大批被遣送的难民。
难民到了新地方，怎样进行安置又是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些被遣送回去的难民又会重新回来，这将使一系列努力付之东流。各救济机构尽力对被遣难民进行安置，在遣送前各救助组织就派人到遣送目的地联系商谈，为难民找寻去处，尽量使其在新的地方可以生活下去。1932年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雇用江华轮遣送难民，沿线经过南通、江阴、泰兴、镇江、芜湖等地，每到一地都分流一部分难民，使其在这些地方可以暂避战祸。(www.xing528.com)
江华轮遣送专轮沿江各地下船人数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在新的地区，原籍在本地的就投奔亲戚，这是最好的归属了；有些人被当地救助机构收容、安置，如为安置难民，江苏等省就办过垦殖农场。然而，这些救助只是消极救助方式，各地救助能力有限，尽管可以以工代赈，但是就当时情况而言，整个中国的情况都不太乐观，尤其在抗日战争时候，经过日寇的洗劫，各地社会承受力极弱，能够提供的工作实属少数，得到工作的难民数量有限，也只是年轻力壮者，老弱妇孺机会渺茫。所以大部分难民还要自谋生路，在新环境下继续无所归依。
还有一部分难民被遣送后走上了保家卫国之路。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地区涌现大量难民，这些难民心中充满着仇恨，满腔愤怒之情无法发泄，只能在收容所等处忍辱偷生，艰难度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派了朱启銮等人到难民中作思想工作，通过各种渠道接触难民，在收容所里开展难民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激情，引导部分有觉悟的难民走上了抗日之路。当时，中共假借“开荒垦殖”之名，将这批包括技术工人、医生、护士、青年学生在内的特殊难民，租用轮船借道温州等地遣送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这些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分配到部队、机关、卫生、电讯、修械等部门工作，在斗争中都成了骨干力量，如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杨堤就是当时被送去的一名优秀青年”。[71]
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区战争难民问题严重，30年代前期，国家对社会控制较强，在难民救助上国家占主体地位，各社会团体只是辅助地位，为救助难民，国民政府颁布了一些难民救助法令，上海市社会局发起各慈善团体救助了大量的战争难民。30年代后期，尤其当上海沦陷、军队西撤后，国民政府的救助难民政策和活动就失去了意义。这时候上海地区只能依靠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成为难民救助的主体，国家由主体地位变为辅助地位，甚至有时连辅助地位都算不上。这段时期，社会力量为救助难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各救助组织积极发动社会各阶层救助难民，派员奔赴险地抢救难民，为被收容的难民提供了避难的场所，使其在收容所中得到照顾，一些收容所还对难民进行了难民教育，使其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又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鉴于有限的收容能力和难民的安全问题，并为缓解上海地区的压力，各难民救助组织动用一定的人力、物力将难民遣送出去。
然而，在那个年代，战争造成的社会破坏力极大，范围广，造成难民的数量多，而国家又处在贫弱的情况下，难民问题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在当时的条件下，仅靠社会力量是无法将其全部救助的，很多难民还是露宿街头，乞讨为生，甚至死亡，能被救助的只是一小部分。即使被收容，但因收容条件的恶劣，难民状况仍不容乐观，以下是一·二八事变中租界收容所难民死亡数统计：
租界收容所中难民人数及死亡百分比
资料来源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表格显示，在被收容的难民中，仍存在较高的死亡率，进一步证实，在收容所中，难民仍会由于给养、疾病等问题而导致死亡，可见，不管难民身在何处，都要过着艰难的日子。
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
《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地区战争难民问题研究》（2010年）
【注释】
[1]刘金龙著：《文化社会学》第195页，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2]上海档案馆馆藏：《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档案号Q114—1—17。
[3]刘金龙著：《文化社会学》第208页，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4]上海地方志办公室：《读者来信来访》。
[5]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2/node5661/node5728/node63736/userobjectlai8867.html。
[6]《十一龄童陈其明捐款救济》，《申报》1937年9月22日。
[7]《后方工作简报》，《申报》1937年8月26日。
[8]《名票名媛筹款救济难民》，《申报》1937年10月31日。
[9]《游艺界播音筹募难民救济捐》，《申报》1937年10月31日。
[10]《租界内收容所卫生状况》，《申报》1937年11月4日。
[11]《旅沪德商捐款救济难民》，《申报》1937年8月27日。
[12]曾桂林：《民国时期慈善法制研究》第187页，苏州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13]王晓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事业考察（1927—1949）》第14页，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毕业学位论文。
[14]王晓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事业考察（1927—1949）》第46页，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毕业学位论文。
[15]李国林：《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第41页，华东师范大学2003届博士毕业论文。
[16]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第14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7]《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转引自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第1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8]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第1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9]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48页，上海新闻出版局1993年版。
[20]《孟子·滕文公上》。
[21]陈凌云：《现代各国社会救济》第290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2]《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2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第2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第2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第2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7]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40页，上海新闻出版局1993年版。
[2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9]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52页，上海新闻出版局1993年版。
[3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第178—1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1]《战区会营救江湾难民》，《申报》1932年2月23日。
[32]宋钻友：《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第11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33]上海档案馆馆藏：《收容灾民所棚屋及地方协会建筑各灾民住所纪念村卷》，档案号Q215—1—8222。
[34]《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35]宋钻友：《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第11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36]《广东旅沪同乡救济难民委员会报告书》1938年，上海图书馆藏。
[37]上海档案馆馆藏：《难民收容所组织经营管理实验小册》，档案号Q120—4—210。
[38]上海档案馆馆藏：《难民膳食制作法》，档案号Q120—4—210。
[39]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编：《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新屋落成纪念册》，1939年版，上海图书馆藏。
[40]《南市难民区处于悲惨三境》，《申报》1937年11月12日。
[41]上海档案馆馆藏：《中华东南各会联合办事处等关于收容所房屋募捐收容难民疾病治疗，颁发各种表格致各所及有关单位的来函》，档案号Q120—4—211。
[42]《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43]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60页，上海新闻出版局1993年版。
[44]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60页，上海新闻出版局1993年版。
[45]《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新屋落成纪念册》，1939年，上海图书馆藏。
[46]上海档案馆馆藏：《上海市难民收容所难教设施及教育人员服务规程》，档案号Q120—4—210。
[47]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第4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8]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116页，上海新闻出版局1993年版。
[49]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117页，上海新闻出版局1993年版。
[50]《市民维持会亟待捐款》，《申报》1932年2月28日。
[51]《缺乏衣被，盼速捐助》，《申报》1937年11月17日。
[52][美]顾德曼著，宋钻友译，周育民校：《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953—1937》第2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53]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4605/node79828/node79837/userobjectlail02001.html。
[54]宋钻友：《抗战时期上海会馆、同乡组织的难民工作初探》，《上海党史与党建》1995年第1期。
[55]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室：《上海通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4605/node79828/node79837/userobjectlail02002.html。
[56]《振委会允拨十万救济难民》，《申报》1937年9月6日。
[57]《难民垦殖经费借款四万》，《申报》1937年11月8日。
[58]刘金如、李圣菊：《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难民的社会救济与遣送》，《安徽史学》2008年第4期。
[59]李占才、张劲：《抗战与交通》第2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0]《湖社遣送同乡回籍》，《申报》1937年11月4日。
[61]《松江红会请免费遣送难民》，《申报》1937年9月18日。
[62]《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63]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474—475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64]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332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65]《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66]宋钻友：《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第11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67]《意国派船恩德号运送难民》，《申报》1937年8月28日。
[68]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331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69]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军事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5342/node75356/node75358/userobjectlai90339.html。
[70]上海档案馆馆藏：《世界红卍字会绍兴分会救济▲▲▲▲工作报告》。档案号Q113—2—13。
[71]上海高校专题调查组：《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支援》，《党史资料丛刊》第二辑，第54—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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