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莹莹
民国上海慈善教育事业逐步从传统的“行善”观念中走出来，把以施善人的意愿为主，受惠人的需求为次，[1]转为以受救助人的需求为本，培养其自立能力。这种转变使民国上海慈善教育事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功能效应，无论是对近代教育、社会发展还是人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推动上海教育的进步
（一）为教育发展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
民国时期，由于政局纷乱，军阀混战，军费开支浩繁，教育经费多被挪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1919年按中央预算，海陆军费用占预算支出42％，而教育经费却不及预算支出的1％。[2]上海也经常发生经费拖欠的情况。如1924年，上海县教育局仅在县公署领到经费洋五千元，只得均匀分摊，全县一百余所，每校仅得一个月经费中之四成有零。各校校长已闻信纷纷到局领款，“各校长争多论少与局长为难，嗣经李局长向各校长再三商缓嘱令暂待数日，候再函县请”。[3]南京政府成立后，教育经费有所改善，但还是不足。1930年中央预算教育经费1440万余元，仅占当年国家总预算1.46％，[4]1928年，上海特别市教育局仅拨“本市学校经费银226537.40元，”而“私立学校补助费银8671.00元”。[5]租界的华人教育经费更少。1927年英界华人子弟经费仅168710两，占英租界全部收入的六十八分之一；法界教育华人子弟经费57528两，占全部收入的五十一分之一。[6]总之，“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中后期和反共内战的那些年，教育经费的困窘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教育的发展和振兴，而这种状况的持续发生，又与当时的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7]
开明人士通过个人捐资办学、个人捐资助学、同志集资办学等方式，出资出力热情投入到慈善教育事业中，特别是众多实力雄厚、资金充足的工商界热心人士如王一亭、陆伯鸿、徐乾麟、王彬彦等的加盟，为上海的近代教育注入新的有生力量，给近代上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支持，极大地弥补了政府的财力不足。在每一所慈善学校和慈善教育院所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郁怀智一人独办7所义务学校，许廷佐“以幼不读书，难于文字，自入商战场中，常受外来抨击。每经感触，徒自伤悲。此因为廷佐终身之憾事，然已莫可如何也。谛观方今国家，号称文明而教育尚未普及，童年子弟往往受特别拘束而失学，有同于廷佐者，触目惊心”，因发奋而自誓曰，“宁可毁廷佐以家，不可使童年失学”，商借精武体育场第一分会余屋为校址，礼聘名师，广购书具，开办义务小学。[8]西人也为慈善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傅兰雅捐出毕生积蓄约银六万两作为上海盲童学校的基金。由于基金充足，该校的教育设备齐全，颇受当时教育界的好评，对其他残疾人慈善学校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二）追求实学、实能的教育功效
回顾近代中国教育历程，民国前的知识阶层十分注重教育政治功能的发挥和实现，把教育作为他们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从而使教育染上强烈的政治色彩。维新教育与政治改革紧密相连，把教育当作改造社会、实现变法图强的手段。继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把教育放在革命的要务之中，但也把教育作为改造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慈善教育事业的参与者不仅包括知识分子，更包含了大量的工商界人士、宗教人士、西方人士。相比近代知识阶层创设的各类学校，慈善教育事业的目的是要解决贫困弱势群体的生计问题，所以他们更注重教育的经济性，从而使慈善教育带有经济实用的色彩。
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上海逐步成为工业化的大城市，客观上要求一批通晓生产原理，掌握一定的商业知识、技能的就业人员队伍。慈善教育的主办者也深刻认识到要想使慈善教育事业取得实际效果，必须把慈善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把贫寒受教者培养成工商界社会需要的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于是他们在开展慈善教育事业时更多的从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出发，重视工商知识和实用技艺传授，以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为旨归。这种源于社会现实经济发展需要来开展慈善教育事业的行为，可以使教育与经济产生良好互动，把慈善教育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紧密结合起来。
慈善教育事业注重女装生产等实用技艺的传授
慈善教育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读书仕进的教育目的论，强调教育的实际效益，把对学生技能、技巧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为此慈善教育的主办者注重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学校设备的改善，教学内容的改进、教学方法的趋时更新等等，这与传统教育孜孜以求于仕进之路，向士阶层攀援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慈善教育事业的进步趋向，也反映出教育价值观念的时代变迁。旧式教育弊端诸多，主要表现为教学内容的陈腐和教学方法的呆板落后。时人有云：“往者学校未兴，举国儿童就学之地皆私塾也。其课本则四书五经，其成效则背诵章句。”[9]多数慈善院所、学校不仅开设了国语、算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等文化课程，另外有图画、音乐、体操等辅助课程，还开设了农业、工业、手工业等职业课程，提倡生产教育，即使是国民政府所确定的教育方案，也只提倡要注重国民生活的技能，及增加生活能力或生产能力的训练。在教学方法上，旧式教育一味地死记硬背，只重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相脱节，而慈善教育学校、院所等多注重教育对劳动者生产能力开发的作用和教育对经济或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选择也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联系，使教育的功能大为拓展。在文化教学上采用西方新式教学方法并结合本土教学灵活运用包括讲演法、实习参观法、游艺会等在内的教学方式；在职业教学方面，则强调学用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聘请熟练技师专任，使学生学有专长，出校门后能在工商业立足，从而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实用人才，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如上海贫儿院“贫儿在高等小学毕业由院介绍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东华书局、各印刷所学艺者计有不少。此外考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同济学校技师养成科者，更有资送南通资生铁厂及上海高长顺牙科学习者，皆因院中出身得业者计交通事业3人，音乐队2人，各项商业7人，工人10人，军人3人，保姆1人，其由该院介绍得业者计农工医师各业共23人”。[10]
（三）促进教育大众化
受教育权是现代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传统教育中贫苦子弟却因贫穷无缘接受教育，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使受教育成为富家子弟的特权。这样的教育既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不能适应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慈善教育事业的开展使得原先一大批因贫困而失学的弱势群体享有了免费的教育机会，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同时也使教育对象范围大大扩宽，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大众化。
首先，慈善教育学校和院所招收贫寒子弟免费进行教育，有些还供给书籍、笔墨等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没有地域、等级贵贱、职业之别，使一些无力入学者得以入校学习，无力升学者得以继续升学深造。1934年，上海孤儿院共招收男生72人，女生7人，男升学3人，女升学1人，男生学业22人，女生学业1人。该院孤儿来自于广东、北平、安徽、江苏、浙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县市如“上海、歙县、南汇、丹徒、吴兴、余姚、高邮、合肥、镇海、南邑、兰溪、吴县、武进、杭县、浦城、源阳、象山、桐乡、潮州、盐城、宝山、江都、祁阳、怀宁、甘泉、乐清、闽侯、鄞县、江都、镇江、宁波、海宁、无锡、丹阳、宜兴、平湖、汪阳、东台、川沙、上虞、浏阳、建德、江宁、杭州、宁乡、兴化、宿迁、嘉兴、青浦、崇明、海门、河间、诸暨、武康、常州、扬州、泰兴、南浔、芜湖、奉化、巴县、元和、嵊县、太仓、泰州”等。[11]所收孤儿当然是无父或父母双亡的人，多数是他们的母亲在上海做女佣的。[12]上海贫儿院“住院贫儿之家属多属佣工，男为包车夫，女为女佣”。[13]
其次，慈善教育事业对女子教育予以特别的关注。民国后，上海绝大多数慈善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兼收。“江湾镇东岳庙东江小学创设至今已历11年，惟只有男子部而女子部尚付缺。该处女子学龄及格者众未免向隅，现由该处苏姓董事黄姓米商共同出资购置校具，聘请女教员，徐、张两女士设立东江女子部额定40名，不取学费”。[14]另外还设有多所专门针对贫苦女子的慈善学校，如1915年由陆胡雄飞创设的上海女子同义义务（1917年后男女兼收）、胎产女学校、中国刺绣学校、爱国实业义务女校等，还有些专门针对贫苦年长妇女的补习学校。1916年，平民义务夜校苏爱南“兹欲附设女子半日义学”，“闻有邓鸣谦夫人杨女士赞助捐款，添置课桌、教具等物并令其侄女苑章女士担任教务，不日即可开学云”。[15]坤范女子中学1919年开设妇女义务夜校，为十岁至四十岁贫苦女子补习国文、算法、习字、历史、地理、尺牍等科。
第三，慈善教育的对象还包括乞丐、游民、妓女等问题群体。乞丐、游民、妓女等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注重伦理道德的传统教育中被视为“堕落”之徒，遭人鄙弃，更别说接受教育。民国时期，游民习勤所、淞沪教养院、济良所、救济妇孺会教养院等慈善教养机构对游民、乞丐、妓女等被人所唾弃的社会问题群体进行收养教育，学习必要的文化知识和谋生技艺，注重培养其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使他们由社会的“寄生虫”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
最后，残疾人也得到了教育的机会。虽然历史上也曾设有悲田养病坊、普育堂等机构收容残疾人，但从未针对残疾人的特点进行过专门的特殊教育。上海盲童学校、上海残疾院、上海聋哑学校等慈善教育组织，对长期以来拒之于教育之外的残疾人敞开了大门，根据残疾人的特点设计出适合其学习的学习方式，上海盲童学校给盲生配备盲文书写器，“使盲人能准确地刺写六个不同排列位置的圆点，为盲人的书写提供方便”，[16]使他们成为受教育者群体中的一员。
（四）注重学生全面发展
因为没有升学和教学评比的压力，各慈善学校、院所不仅注重传授给学生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也注重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和社会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其中不少经验现在还值得我们借鉴。
闸北平民教养院不以依赖为目标，达到自给自养的成功，可作全国慈幼机关之模范。该院对院生进行德智体各方面的教育：1.身体的锻炼，注重军事训练与游戏活动，使各个院生有平均的健康发展，能担当各种日常工作。2.手足的运用，充实原有的工场农场，加以改善，使各个院生的手足学到相当的技能，造就自立的人才。3.脑筋的开发，注重知识的输灌，授以日常生活所需的文字、简单的科学，公民的常识。4.见识的增广，使院生之视觉、听觉、感觉，尽量去实地见闻，实地接触，所以该院注重旅行参观、自治集会、电影教育等，近如参观美国军舰，旅行市政府，参观展览会等，皆所以减少见异思怪的鄙态，发旺其光明磊落的思想。5.劣性的纠止，除施以日常之训育而外，对于公德与私德的养成，处处用心于环境的布置，个人的接触，以及共同的纪守，务期于无形中去净其劣根性。[17]
慈善学校、院所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劳动服务能力，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龙华庙会时，车水马龙，门前络绎，上海孤儿院“将孤儿工艺部各种出品，一一陈列，欢迎来宾入内参观，并派孤儿侍立门前，殷勤招待，指示导引”。[18]青夜学校成立了儿童服务团……其服务事业如主日学校，露天学校等，人数由20人增加至25人。[19]鉴于当地居民不注重卫生，该校儿童自治会从事于卫生运动，闻自实行后自今，已有28日，扑蝇之数已三万有奇云。[20]秋心社所办之义校成绩甚著，沪南一带均受其福，如夏季中该学生扑蝇运动，施送痧药等足表示该校社会服务之热烈。[21]上海市佛教会慈幼院以谋儿童养成服务能力起见，组织童子服务团施以各种新训练，成绩甚佳，凡应各团体招往服务，对于维持秩序，颇见功能。兹以该院附近居民对于清洁卫生不甚注意，抑且有碍公众健康，乃由该团督率各员，逐日出发扫除，并分贴布告，宣传新生活运动意义，日来该院附近一袋秽物悉除，气象一新，居民莫不感激。[22]振华义务学校行植树典礼，“叶主任主席全体唱国歌，由教员葛思俊等先后演说，讲题为植树节之由来及植树利益、林木与中国、植树的方法，旋由教职员引全体学生赴校后余地植树”。[23]
为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能，除经常举办运动会外，一些学校还设立了义勇队或童子军等学生组织。铁华中学“原有学生义勇队训练军事，培植军国民基础，兹因抗日风云紧张，遵照中央规则改编为青年义勇军，先成立一大队，计有一百五十余人，校长陆铁民自任大队长，延聘军学专家教授学术两科并遴选女生40名，编为看护队，一律白色服装，颇具规模。[24]黄金荣所设的中法义务学校开童子军成立会，“12时导请来宾午膳，由该校童子军自行烹饪”。[25]童子军经常开展比赛，各校童子军还接受上海童子军联合会总教练的检阅。贫儿教养院，“聘董君担任童子军训练事宜，19日上午9时举行分队比赛，中西董事郭子彬、郑培之等到校校阅，来宾不下数百人。该院童子军均精神奋起，动作灵敏，其中马队之旗语，犬队之操法更觉优美”。[26]1925年上海童子军联合会举行总副教练分区检阅各团童子军，5月16日为西区童子军团，地点在胶州路贫儿教养院操场，到者有南洋附属、约翰青年学校及贫儿教养院等三团，8项比赛中，上海贫儿教养院除在精神、操法、游戏中获乙等，其余服装、国歌、哑声、结纽、规律均获甲等。[27]
除开设美术、音乐等课程外，为培养学生的美感，慈善学校、院所还经常召开游艺会、恳亲会、展览会等文艺活动。上海贫儿院、上海孤儿院、上海贫儿教养院、普益习艺所、中国救济妇孺会教养院等都组织有音乐队。
通过上述形式多样的课外和社会活动，上海慈善教育事业克服了传统教育只重知识传授，忽视体能、品德和能力培养的弊端，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全面发展，使得教育目标日趋科学化。
二、促进上海城市发展
（一）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1）慈善教育的资金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上海是消费的城市，娱乐的城市，经济发展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上海的消费能力的推动。慈善教育组织的成立和运转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大多用于慈善教育组织的各种消费。建筑自己的校舍需要购进大量的建筑材料，开展各项工艺教学需要购进各种原料、物品，同时还需要购买粉笔、黑板、书本等各种教学用品和课桌、椅子等教学设备，这就为市场提供了一个不小的消费需求；同时各慈善教育院所还自己生产了多种实用器具到市场上出售，扩大了产品市场，促进了市场繁荣。此外建筑校舍需要大批建筑工人，管理学校需要一定的工作人员和教务人员，这就为一些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使购买力整体水平增加，这些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同时，慈善教育组织的资金部分也用于投资。在当时的上海，资金短缺是滞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原因。据《申报年鉴》载，1934年、1935年倒闭的工商企业中，分别有12.71％和25.19％是因为资金周转不灵造成。如果给企业适当的注资，这些企业便能正常运行。上海的慈善教育组织在一次性筹募大量的资金或建立基金的时候，把不少的资金存到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中，这不仅可以得到一定的分红和利息，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同时也对金融业给予了一定财力的支持，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
（2）慈善教育组织培养了地区建设有用之才
上海慈善教育大力开展对弱势群体的文化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与传统的义校相比，不管是教学形式、教学内容，还是教学目的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慈善办学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处于贫苦状态的人能够得到教育，从而学会自理，从根本上帮助人摆脱贫困状态，同时使更多的人对社会作出贡献。
1.免费提供普通教育，培养健全公民
义学也是传统慈善事业的一种，称之为义塾，不过它的办学规模很小和所学的内容都是传统的经书，与社会实际脱离，学不致用。而民国时期，各团体、热心各人创办了一大批义务学校，招收男女儿童入学，普及文化知识，接受现代教育。数量众多慈善学校的设立，加上政府和民办学校的成立，与平民教育馆及其他各类办学形式相结合，使上海的大众教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明显的效果，市民的文化程度大为提高。而且上海慈善组织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思路完全适应当时上海的经济发展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也适应了上海开放性城市的需要。我们可以从各校的课程表看出：基本上按照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特别开设了英语、珠算、园艺等实用课程，更有音乐、早操、体育、美术等科目，内容充实，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全面发展，为上海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培养了众多的有用人才。甚至一些残疾人也成为高素质人才，如上海盲童学校毕业生吴国彪“是上海人，他在上海盲童学校毕业，自修完高中课程，抗日战争前夕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取得了硕士学位”。[28]
2.提供实用技能培训，培养技术人才
上海存在大量的无业人员，他们因幼年贫困失学，缺少文化、缺乏技能，所以找不到适合工作，不能在社会上自立谋生。大量社会有识之士鉴于此种情况，为从根本上救助他们，出于善心创办了一些教育培训专业学校和院所对其进行免费培训。
上海普益习艺所，分陶瓷科、竹器科、藤器科、木工科、铁器科、制样科、图画科、写真科、织地毯科、泥土工科、军乐科，来学之生徒视其性质为其分配科目，人习一科，兼有兼习两科者但居少数。毕业以三年为期，习艺时间为上午六点半至十二点，下午一点至六点半，每日除工作外日间课国文二小时，夜间课英文二小时。[29]上海孤儿院分学术、工艺两部。工艺部分木工、印刷、装订、美术、园艺、音乐、藤工、竹工、缝纫、刺绣诸科。工读并重，除初级前二年全读外，后二年与高级均采用半工半读制。音乐队“依照最新音乐原理教授，音调准确，于一年来增添新调二十余种……诸生操练纯熟，每次出队均蒙社会人士所称许”。藤工部“已历入载，曾得南洋劝业会超筹褒奖。”印刷部承印“中西信封、银行簿册、报章年刊、中西铅印、花素信笺、新异礼帖、传单招贴、五彩石印、贺片卡片、股单证书、彩色商标、书籍画册”。[30]男生工作，“木工，制一切木器，除自用外，有少数定出，盈余甚微；园艺，种植花卉、菜蔬，供自尚不足，花卉除本院陈列外，亦分送各董事”；女生工作，“刺绣：大多各西服店发来定制之货品，女服用之，近来此类绣件颇多，故该院正日夜赶制；缝纫：缝制自用衣服；烹饪：烹饪练习，亦该院女生规定之课程，该院教职员之膳宿，由女生负责料理”。[31]据统计“至1924年，当时出院已有300余名。其中升中学30余名，进商务印书馆60余名，学习看护和医生的8名，当工艺教员的8名，进印刷所的20多名，进公司工厂的约37名，入其他工商界约20名，回家后由家属择业的也有70多人”。[32]
残疾人通过技能培训也成为实用人才。群学会聋哑学校，该校聋哑学生毕业后除少部分升入专科学校大部分由学校介绍至职业、实业界工作。“该项聋哑学生为华文打字等职，亦认为得用，近该校由实业家某君之介，推荐聋哑生数名进某大公司学习修理钟表，精细工作，与改造残废人职相宜，该校刻正在就毕业生中选拔”。[33]
这犹如雪中送炭，给庞大的失业人群开启了一条通向自立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大量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提高，从而满足了上海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了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民间的社会力量，慈善教育事业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大小与所处时代、地区的政治经济现实有密切关系。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依靠民间的力量，慈善教育组织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二）维护社会稳定
（1）慈善教育事业的社会整合功能
近代的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城市，移民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穿着不同的服装，吃着不同的食物，说着不同的方言，沿袭着不同的习惯。在这个典型的移民城市里，必须有效整合各种社会人群的关系，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慈善教育事业就是一支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
“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最早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它与“社会团结”、“社会内聚力”的含义大体相同，指的是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是一种建立在共同的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34]也就是指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整体的过程及结果，亦即社会一体化。它是与社会解体、社会解组相对应的社会学范畴。社会整合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然规律。社会整合有三个层次：一是通过社会组织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二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定、规范、行为准则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三是通过社会舆论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慈善教育事业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其社会整合功能的。
1.慈善教育通过组织本身进行整合功能
上海作为移民城市，各阶层、群体成员间的利益关系是有差异的，有些可能是对立的。需要一种有效的社会整合力把各阶层和群体纳入到相对共同的框架内，彼此依赖，彼此协调配合，保持城市的稳定发展。慈善教育组织对社会整合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一方面，教育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社会力量。就学校教育功能而言，多数学者承认它是一条社会整合的有效途径，学校“有利于将文化背景不同的学生团结起来，以维护社会安定”。[35]首先，学校是一种正规的制度化的组织机构，从家庭到学校，意味着一个人首次把自己置于一种正式的团体之中，开始了有组织的团体生活。在学校生活中，学生们开始了解到了团体的价值和个人与团体的关系，意识到了纪律、规则和权威的存在，并深知要遵守它们。其次，民国后上海大量的慈善教育组织，以志同道合者为主体，贫困失学者为客体，没有地域、行业的限制，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教养院内南腔北调，汇聚一堂。各种文化、各种性格类型的贫苦受教者经过慈善教育组织大熔炉的熔化，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有所改变，最终产生一种认同感。觉悟是行动的前提，这种认同感产生之后，会产生动力，大家齐心协力共同维护和促进上海城市的发展和稳定。
另一方面，慈善教育组织的组织目标实现有助于社会整合。组织目标是每个组织都必须通过自身的活动去达到的某种事实或未来状态。慈善教育组织的目标是社会上的困难群体得到免费教育，获得生存发展的权利。从这个角度上，慈善组织的行为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训练出一批技术工人，增加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还对贫困儿童进行义务教育，降低了市民的文盲比例，提高整个城市综合素质，促进了社会向良性发展的道路迈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慈善教育通过“软权力”进行社会整合
“软权力”指的是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软权力”依靠的是某种思想、文化的吸引力以及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和政治制度设置别人议程的能力，主要目的在于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们产生预期的行为。
软权力是与硬权力相对的。硬权力表现为强制性的社会控制手段，它以武力、强权和物质性的权力为后盾。软权力表现为一种软性的调控手段，它依靠社会舆论、思想教育、社会心理来引导和控制。在慈善教育组织中，施教者通过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上的灌输、说服和引导，形成施教者所期望的思想品德和价值观念，达成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受教者认同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后，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即使在统治阶级的统治出现失误时，也不会起来反对，无疑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慈善教育组织通过弘扬主流的价值观念实现对人的思想引导，促使全部受教者朝向一个理想的目标前进，促进社会和谐。
3.慈善教育通过道德进行社会整合
道德的社会整合，就是以道德观念和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消解那些有害于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是在全社会建造统一的先进道德文化体系，从而使社会通过道德层面得到有序的发展。
慈善教育事业是一种基于人类同情心和道德感的行为，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它既是良好道德的发扬，又是道德积累的开端。奉献是慈善教育事业的精髓，而正是这种奉献，充分展现了人无私的高尚道德，体现出人帮助人而不是尔虞我诈的纯粹而高尚的情操。慈善教育事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面看来是一种单向的物质行为，但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行为。从精神的角度说，贫苦受教育者在困难的时候得到了雪里送炭的帮助，得到了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鼓舞；捐资助学者和义务任教者在付出的过程中得到了一种社会价值肯定，获得了一种心灵的满足。这种互助发展得越普遍、越深入，社会平均的道德水准就会越高。道德扩展使不同的群体或阶层逐渐消除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2）慈善教育组织的安全阀功能
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始终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中。这种运行常常处在非均衡状态，包含有许多不协调、不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会使社会陷入恶性运行状态，造成社会的动乱。如果这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便需要民间力量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包括慈善教育活动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而起到社会安全阀作用。
民国时期，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由于维持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崩溃，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完全确立，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之一。上海因为有发达的工商业和重要经济地位成为各方关注焦点，进入民国后经历了持续不断的纷争，主要有辛亥革命（1911年）、二次革命（1913年）、三次江浙战争（1923—1925年）、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6—1927年）、一二八事变（1932年）、八一三事变（1937年）。战争使企业破产、难民大量流动，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与此同时移民和流民大量涌入，造成人口的持续增长，而经济的萧条接纳不了如此多的移民，因而造成庞大的无业游民队伍，带来了流民住处、城市公共卫生、治安等一系列城市问题。社会问题的频繁出现，自杀、他杀、偷、抢等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上升。在这种状况下，急需对游民、乞丐等进行收容教育，使其掌握谋生技能，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政府根本无力全部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必须充分调动社会的力量，借助于非营利的民间社会服务组织。
慈善教育组织作为民间的社会服务结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社会救助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每年有大量的贫困人员得到慈善教育组织的帮助，据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发表1927年慈善事业统计：
本市办理慈善事业之公私团体为数众多，事业也复不少，向以缺乏统计，故民众对于慈善事业亦多不甚注意。兹据本局调查所得，将各慈善团体十六年所办各种事业数罗列如下，至于公益团体机关、各同乡会等所办事业尚不在内。查各该事业，以施医、施药、施米、施材、掩埋等为最巨，施医共695752号，施药共值89686元，设义务学校共25校，学生4677人。兹将统计列下：教养：收养贫病3734人，收养贫儿511人，义务教育校数25，学生4677人，习艺所4所，学徒数215人，教养游民120人，留养迷拐妇孺358人，留养妇孺587人，养老213人，残废207人，疯人330人，保产48人，育婴1424人。掩埋：捞尸441户，施材大3516具，小11656具，掩埋36479具。[36]
各慈善教育组织积极开展收容教育活动，使大量困难人口受到援助，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也使社会的环境得到改善，社会的冲突缓解，促进了社会的相对稳定。慈善教育活动弥补了政府救助的不足。政府救助的重点放在院所收容，老弱残障、医疗救助、灾害救济及冬令救济等，这只能暂时解决被救助人的温饱问题，不是根本之计。而慈善教育事业重在“收容、职业辅导、教育扶助”，不仅授之与鱼，而且授之以渔，从根本上帮助贫苦受教者解决贫困问题。上海残疾院在1919年至1925年间，收容残疾人225人，[37]中国救济妇孺总会在1912—1937年间，拯救人数达16000余名，将不幸妇女收留，或安排其工作使其自食其力，或帮助介绍对象成家，或遣送回家，从而减轻他们的身心痛苦，也使社会问题得到部分缓解。
慈善教育事业实际上成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器，缓和了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缓解了社会冲突的压力，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润滑剂”。譬如作为慈善教育机构之一的贫儿院，通过对孤苦孩童施以适当教育，使其习一技艺自立于社会，即可以“齐社会之不齐”。另外习艺所设立的目的也在于救济贫民以整合社会，贫民、流民能自谋其生计之路，减少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社会变迁剧烈、灾难深重的民国社会，慈善教育事业成为调节社会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安全阀。
（三）促进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有利于形成良好共同的社会价值观
中国数千年的农业社会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一般只注重个人的私德，而忽视公德的建设。“中国人可以说是最重私德而最轻公德的民族。中国的传统道德自从在先秦时代，有儒家的圣哲，……一直流传至今”。[38]讲究自我约束，独善其身者称之为君子，反之则被称为小人。但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在此期间，人们怎样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是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社会价值评价与社会控制有很大的关系，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评价在社会控制机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通过价值观念和物质利益分配结构形式成为调节和引导社会成员行为取向的有力杠杆。[39]事实上，“转型时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规范、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等的变化，必然带来人们新旧观念上的冲突，造成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多元性和模糊性，导致在行为选择上出现无所适从或随心所欲的倾向”。[40]
慈善教育组织的存在恰好是对社会价值观的一个示范。因为任何慈善行为的效果都具有二重性，可以分为本事效果和续生效果。善行都是有目的的行为，善行的目的实现以后，行为过程自然结束，善行就产生了与目的相符的效果，这一效果叫做善行的本事效果。本事效果的结果十分明显，提供了物质的帮助，使人度过难关。而善行为的续生效果，指在善行为过程结束以后，善行为过程中产生的思想和活动继续存在，并对社会或个人产生连续的影响。[41]正是善行为的续生效果，使得慈善教育意识在政府和民间的推动下慢慢地逐渐形成社会的共同意识。民国时期，政府对民间主办慈善事业起了倡导作用，对出资创办慈善学校者予以鼓励，对教育事业捐资者给予嘉奖，人们以办慈善学校和教养机构引以为荣。相比以往都是官绅主办慈善事业，民国时期更多的教师、学生、职业女性等普通人民参与到慈善教育事业中，没有年龄、地区、种族、职业等分别，共同拥有一颗乐于奉献，勇于承担责任的仁爱慈善之心，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做出了价值示范。
慈善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营造了一种互相帮扶的良好气氛，也弘扬了捐资兴学的优良传统，形成男女平等、互爱互助的社会风尚，从而对努力建立平等、互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社会道德风尚改良的酶。这种并非出自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是道德的互助，是慈善之心的互助，这种互助发展得越普遍、越深入，社会平均的道德水准就会越高。比如游民习勤所、淞沪教养院收容游民、乞丐进行工艺培训，使社会上偷盗、抢劫之风得以遏制。而妇孺教养院、济良所的设立，将一些风尘女子从烟花巷的火炕中救出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卖娼之风的泛滥与蔓延。此外，由于众多育婴堂、孤儿院、贫儿院的设立，收养无依无靠的男女婴孩，教养兼施，既给衣食又传工艺，从而使之有一技之长自立于社会。这样历史上甚炽不绝的溺婴陋俗得到有效遏制，极少见诸于报端。
总之，慈善教育事业在清末民国时期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积极从事了各项慈善收养和教育活动，既救助了贫苦者，又安定了社会秩序，从而在推进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近代的结构性变迁中发挥了积极有益的作用。更进一步地说，近代慈善教育事业是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慈善教育组织数量比清代大为增加，事业规模扩大很多。社会矛盾在持续扩大的都市社会中加剧，如何使过剩人口成为能够就业的劳动力，给予竞争中的失败者重返社会的能力，对于维护都市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是绝对必要的。相对于拥有三百万人口的上海来说，民间慈善团体进行的对孤儿、游民的教育、教化等，虽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但在缓和社会矛盾方面，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因此慈善教育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海的近代化城市发展。
三、促进上海人的近代转型
从根本上来说，慈善教育事业是一种拯救人的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助活动，以解决人的贫困问题为宗旨。通过慈善教育事业的开展，施善者与受助者双方都受到慈善文化的熏陶，提高了自身素质，并形成“责任”、“民权”等现代观念，加速了上海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过渡的进程。
（一）提高人的素质
总的来说，人的素养包括知识素养和品德修养两大方面。慈善教育事业在上海的广泛开展，不仅使众多贫寒子弟有机会接受一定的基础教育，提高了其文化技能水平，而且慈善教育特有的文化熏陶，全面提升了受教育者和施善者的道德修养。
（1）丰富提高人的知识素养
人的知识素养包括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首先，各类慈善义务小学和中学不仅为众多贫寒适龄儿童传授一定的课本知识，还通过参观、远足、开展游艺会等形式，让学生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从而使学生获得丰富的课本知识和社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新文盲的产生；同时，慈善教育的主办者们根据民国上海存在众多成年文盲的实际状况，开设各种形式的学校和教养院所，对成年工徒、贫苦妇女、成年乞丐、成年游民等幼年失学的文盲进行常识和国文、算术等基础知识的传授，逐步减少原有文盲的数量。两者共同作用，使得上海市民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据统计上海文盲所占人口比例从清末的90％下降到1947年50.7％，[42]这同大量慈善学校的创办无疑有极大的关系。其次，通过慈善教育不仅使贫寒受教育者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在知识水平上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慈善学校和院所的工艺课程，他们掌握了一技之长，有的还掌握了多种技能，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无论是上海孤儿院、上海贫儿院、广慈苦儿院等儿童教养机构或游民习勤所、淞沪教养院、中国救济妇孺会等成人教养机构，还是上海同义女子义务学校、商界联合会义务学校等普通义务学校或上海盲童学校、聋哑会聋哑学校等特殊免费学校等慈善学校，都注重职业教育的进行，要么开设多种实用工艺课程，要么开设商业课程，使受教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两者共同丰富了人的知识结构，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素质，从而全面提高了人的知识修养。
（2）提升人的道德修养
1.净化受教人的心灵，提高其道德素质(www.xing528.com)
首先，慈善教育事业坚定了贫苦受教育者通过自己努力获得幸福的信念。游民、乞丐、妓女等群体，原本以乞讨、欺骗、抢劫、盗窃、出卖肉体等非法方式度日，在这样寄生虫式的生活中，根本不可能顾及“礼义廉耻”，更谈不上高尚的道德修养。游民习勤所、淞沪教养院、济良所等教养机构，注重培养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通过各种技能培训不仅培养了收容人员的谋生能力，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帮助他们树立了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辛勤劳动开创新生活的信念，这正是他们形成良好道德观念，提高道德修养的起点。
其次，慈善教育事业培养了受教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各慈善学校、院所一般都注重学生的道德教育，经常组织学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激发其爱国热情。上海女子同义义务学校对黎元洪于依法任大总统、江苏督军冯国璋选为民国副总统、国会恢复开幕等举行仪式以表庆祝，并开追悼会纪念蔡锷。[43]5月9日国耻日，五马路义校除休业一天外，并由教务主任及该会驻会职员等率领各学生于上午八时赴城内一带游行藉以唤醒同人注意，各种旗帜上写有“请大家勿忘五月九日”、“雪我国耻”、“抵制劣货”等字样。蔡市街商界联合会义务学校开国耻纪念大会，全体师生100余人，校长周建安报告五九国耻之意义、五三事件之经过及日本无理挑衅之情形，教职员徐世平讲《中国之国耻》、陈元梦讲《亡国的二十一条》、杨志豪女士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44]1919年，五四运动中，中华同义义务学校同义雪耻队学生演讲部首用白衣旌，上书中华同义雪耻队，学生演讲部中有小旗四面分别书写救国、坚忍、良心、实力，连日巡回演讲，行经小西门、老北门、民国路、大东门、卤瓜街、九亩地、广福寺等处。[45]五卅惨案发生后，闸北联义学校师生在礼堂开师生联席会议，议决全体停教罢课，与各埠各校取一致行动并望全国同胞努力奋斗，以壮声援，誓达圆满之结果。龙华灵学会第一义校学生决议昨日教职员督率共同出发游行沪西一带，沿途并散发传单，冀督促民众醒悟。[46]沪西慈善团则派该团设立之义校学生分头捐募，“闻已得捐洋一百余元，完全送缴上海学生联合会，收储代转云”。[47]
五卅运动中的群众抗议
在慈善学校、院所的引导下，学生们非常关注时事，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上海孤儿院紧密关注时局的变化，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1921年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上海各公团举余、蒋二博士至华盛顿宣传民意之专使。上海孤儿院全体学生决定于11月11日太平洋开会之日，“停食午膳一餐，该一餐之费，计洋十元，蒙院长已准同学之要求拨交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汇交余、蒋博士以作宣传之费”。[48]五卅惨案发生后，“男女学生对于五卅惨案，非常悲愤，兹该院学生特将一切奖金及储蓄金，共计大洋十二元，小洋三是八角，铜元十二千文，悉数汇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49]福建路义务学校学生分组给发休业传单及警告之图画，并将切身利害，婉劝各商号休息一天以示民气而表决心，各商号咸为动容，主张休息。[50]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贫儿院附设小学校，对学生时事教育素极注意。“此次匪伪犯我绥远，学生均甚愤慨，鉴于沪上各校，有捐款慰劳前方将士之举。该院学生均贫寒子弟，但爱国之心不后于人，自动发起减省早餐等必要费用，储蓄募集国币60余元，请学校汇送前方，该校当已连通教职工捐款20余元，送八仙桥战区救济会，代为汇送前方”。[51]铁华小学师生，“以前线义军巨大无畏之抵抗，匡月以来，第一次捐计洋七十四元八角，第二次月捐计洋一百二十三元六角，小洋一百二十一角，如数援助冰天雪地将士待哺之忠勇东北义军”。[52]
再次，慈善教育事业培养了受教者乐于助人的良好品德。孤儿、乞丐等贫苦受教育者通过接受慈善教育，感受到人间社会的温暖，在这种爱心慈善文化的熏陶下，容易养成善良、乐于助人等良好品质，形成健全的人格。等到他们学成归来有能力为社会做贡献时，大多会倾其所能奉献爱心，救助更多的弱势群体，将慈善、爱心继续传递下去。上海孤儿院的孤儿们对狱囚也有所关注。圣诞节时“该院孤儿等节有平日工作所得奖金5元有奇，购办食品数种，分赠附近狱囚90余人，以力行‘施者比受者得福更大’”。[53]全市童子军举行募振水灾，计有仁惠小学、同义中学、贫儿教养院、广肇义学、金荣小学等80余团，共收捐款已达2万零数百元。[54]
最后，慈善教育事业培养了受教者的集体观念和团结协作意识。各慈善教育院所和学校一般都比较重视学生技能和社会能力的培养，比如上海贫儿院、上海孤儿院、普益习艺所等都建立了军乐队，多数学校成立了童子军。通过组织这些团体开展各项活动，有助于学生摒弃自私自利思想，增强其集体荣誉感，同时也使学生学会了如何在团队互相协作配合，从而培养了学生的集体观念和团结协作意识，这也是现代人素质的重要方面。
2.有助于传播爱心，提升社会全体人员的道德素质
上海作为中外杂处的通商大埠，由于受工商业经济的负面影响，人们道德水平下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拜金主义的倾向比较明显。一些人患了“社会冷漠病”，对社会不负责任，对他人漠不关心。而以奉献爱心、助人为乐为本的慈善教育事业倡导的是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通过慈善教育，爱心和真情得以传递，推动社会关爱互助，营造温馨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在这里资金捐助和义务服务都已经超越了施舍和恩赐的狭隘传统含义，而具有了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互助、互帮互爱、共同进步的新内涵。因此慈善教育活动不仅使弱势群体拥有了教育机会，也使参与者包括施与者和受教者的心灵同时得到净化，从而公民的道德素质也必然会得到提高。
（二）培养人的现代观念
慈善教育事业对培养个人现代性有直接、独立的贡献。在慈善学校、院所中，不仅富于时代意义的教育内容可以使受教者产生现代观念和意识，诸如学校中教授的最基本的亦是最有价值的阅读、计算等技能赋予了学生进一步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能力和信心，而且慈善教育事业的开展过程也促使“民权”、“公民”、“责任”等现代观念被人广泛接受。
首先，使“民权”观念深入人心。上海的慈善教育事业在民国时期的迅速发展，使更多的弱势群体享有与富人和贵族同等的教育权，从而有机会去改变自己穷苦的命运，是“民权”的一种体现，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上贫富不均、地位悬殊的状况，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化。众多的贫苦孩子、残疾人、游民、妓女等通过接受慈善教育，不仅获得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且接受了西方“平等”、“人权”等现代理念，逐渐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当他们学有所成自己有能力从事慈善事业时，自然会更多地从公民权利意识的高度来开展慈善教育，促进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
其次，责任意识得到广泛接受。相比以往任何时期，民国时期上海慈善教育的参与者群体是最庞大的，数量众多的普通百姓参与其中。在慈善教育事业共同目标的引领下，人们在认识上和观念上渐趋一致。这时人们对慈善教育事业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个人、家庭等荣誉和家族的兴旺发达等因素，传统的“慈悲为怀”、“行善积德”的行善动机已经不占多数。随着上海城市角色的转变，权利、责任等现代观念日益被人们接纳，人们大多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以一种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开展慈善教育事业。个人之所以行善，不是简单地出于个人做好事的动机，而是承担对他人的社会责任，是个人自我强加的义务。公民把慈善当作个人的责任义务，这正是现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主体地位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说，随着上海慈善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上海人向现代人转型的进程。
小 结
民国上海慈善教育事业突破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范围，对弱势群体进行知识、技能、品德等各方面的教育或培训，为近代教育的现代化提供了经济支持，注重科学实用性，促进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教育的大众化，保证了教育的公平性，实现了教育目标的科学化，从而全面促进了教育近代化；慈善教育组织的资金行为和培养出的大批人才推动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它提高了社会的凝聚力，促进了移民间的融合，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也通过组织本身、软权力和道德等层次发挥了社会整合的功能，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慈善教育事业也促进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使其成为推动上海城市近代化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加快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同时，随着上海慈善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全面提高了人的知识素养和道德素养，使受教者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而且使受教者接受了一些现代观念和意识，大大加速了上海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型的进程。
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慈善教育事业研究（1912—1937）》（2009年）
【注释】
[1]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30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5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3]《教育局请县署续拨应发教费》，《申报》1924年12月13日。
[4]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52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5]《市教育局十六年决算》，《申报》1928年12月19日。
[6]《市教育局调查租界华人教育》，《申报》1928年3月21日。
[7]张元隆：《民国教育经费制度述论》，《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
[8]《各学校消息汇纪》，《申报》1921年2月24日。
[9]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第31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0]《上海贫儿院调查记略》，《申报》1917年8月19日。
[11]上海档案馆馆藏：《上海孤儿院报告册》，档案号：Y3—1—271。
[12]胡叔异：《上海之幼儿教育》第44页，新闻报教育丛书之一，1935年版。
[13]胡叔异：《上海之幼儿教育》第53页，新闻报教育丛书之一，1935年版。
[14]《东江小学女子部成立》，《申报》1917年8月23日。
[15]《杨女士热心教育》，《申报》1916年9月16日。
[16]《参观上海盲童学校记》，《中华教育界》第5卷第8期，1916年8月。
[17]《闸北平民教养院第一步实施计划成功》，《申报》1935年2月16日。
[18]《上海孤儿院欢迎来宾参观》，《申报》1925年4月2日。
[19]《学校消息两则》，《申报》1921年9月26日。
[20]《青夜义校组织灭蝇队》，《申报》1923年6月29日。
[21]《各团体消息》，《申报》1927年8月13日。
[22]《慈幼院童子服务团之工作》，《申报》1935年4月29日。
[23]《振华学校举行植树典礼》，《申报》1926年4月10日。
[24]《铁华中学义勇军宣誓》，《申报》1931年12月8日。
[25]《学校消息三则》，《申报》1921年5月23日。
[26]《教养院运动会及童子军比赛》，《申报》1922年11月21日。
[27]《上海童子军检阅第一日》，《申报》1925年5月17日。
[28]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七卷，第97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29]《考察上海普益习艺所记》，《申报》1917年6月29日。
[30]上海档案馆馆藏：《上海孤儿院报告册》（1934年），档案号Y3—1—271；《孤儿院籐器之精美》，《申报》1916年6月17日。
[31]胡叔异：《上海之幼儿教育》第46页，新闻报教育丛书之一，1935年。
[32]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教会年鉴》1925年第8期，第249页。
[33]《群学会聋哑学校介绍学生职业》，《申报》1933年10月24日。
[3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13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5]顾明远：《教育大词典》（下），第200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6]《民国十六年慈善事业统计》，《申报》1928年11月16日。
[37]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残疾院第一届报告》，档案号Q113—3—12。
[38]吕金录：《论中国人的私德与公德》，《东方杂志》第38卷第20号。
[39]陶春芳、蒋永萍：《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第8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版。
[40]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13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1]马尽举：《论善行为的续生价值》，《道德与文明》2002年第1期。
[42]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上海市年鉴》第1909页，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年鉴委员会1947年版。
[43]《女子同义学校来函》，《申报》1916年6月9日；《女子同义义务学校来函》，《申报》1916年8月3日；《同义女校爱戴副总统》，《申报》1916年11月6日。《同义女校追悼会记事》，《申报》1916年11月13日。
[44]《国耻纪念》，《申报》1924年5月9日；《蔡市街义务学校国耻纪念会》，《申报》1928年5月11日。
[45]《同义义务学校》，《申报》1919年6月7日；《灵学会第一义校消息》，《申报》1925年6月8日。
[46]《闸北联益学校加入各团体之宣言》，《申报》1925年6月10日。
[47]《沪西慈善团协助募捐》，《申报》1925年6月10日。
[48]《孤儿之国民外交热》，《申报》1921年11月9日。
[49]《上海孤儿院热心捐助》，《申报》1925年6月12日。
[50]《福建路义校劝商店五九休业》，《申报》1923年5月9日。
[51]《贫寒子弟援绥远》，《申报》1936年12月22日。
[52]《各方慨助义军》，《申报》1932年11月30日；《铁华中小学援助义军》，《申报》1933年1月1日。
[53]《龙华孤儿院庆祝圣诞志》，《申报》1922年12月7日。
[54]《童军募振成绩》，《申报》193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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