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游民集团与小刀会起义

李绍熙游民集团和上海小刀会起义

邵　雍

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有不少游民参加，李绍熙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研究李绍熙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前后的活动，有助于我们了解上海开埠后初期游民阶层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已是闽、广、浙诸省海船通商之地。“广东潮州等府人民繁庶，地方虾卤，故皆不惜身命，轻去其乡，……间有失业水手，流落上海等处”。^[1]李绍熙又名李少卿，出身于潮州附近嘉应州（今梅县）的一个封建士族家庭，自称与“编修李载熙、检讨李光彦，俱系同宗”，^[2]鸦片战争前后北上赴江南行贾，因钱财被窃，落魄沪上，成为游民。李无意中结识妓女绿芸，得其帮助，随以绿芸为妻。李绍熙在上海城建立家室后，利用妻子提供的资金，“作小运贩，获利颇饶多乃设茶栈”，^[3]“卖烟聚赌”，当时经营此类黑生意的除李绍熙外还有陈阿六、陈阿林、林阿福、李仙云等，他们“广结羽党，无籍流民多附之”。^[4]

李绍熙等人是闽广游民的首领，他们手下的那帮人原先有一大部分是内地航海商船的水手，“迨五口通商以后，一切洋货，无须华商转运，洋船歇业者多，……该游民等无从觅食遂以护送鸦片为事。自上海以至苏州，动辄聚至盈千累百”。^[5]这些来沪谋生的闽广游民在上海举目无亲，只能依据乡谊关系去寻求传统的会馆的帮助。而根据清代政治制度，闽广游民“向皆由各该省会馆董事，设法周恤安抚”，^[6]“稽查约束，分别遣散”。^[7]当时担任嘉应州会馆董事的李绍熙和兴安泉漳会馆董事李仙云等人为了扩大在上海的黑生意，增强同官府抗衡力量，趁机利用这种权力，广招徒众，以为己用。在李绍熙等会馆董事的支持和纵容下，护送烟土的闽广游民“动辄纠众，械斗拒捕，愍不畏死”，^[8]形成了一股上海滩上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李绍熙、李仙云等6个会馆董事联名要求上海道吴健彰招募闽广之人办理地方团练，名为防范太平军，实则借机把他们各自的游民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增强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力。吴健彰不知是计，欣然接受上述建议，“饬粤董李少卿等团练粤人，闽董李仙云等团练闽人”。^[9]同年7月，李绍熙自上海押运一批鸦片烟土去苏州贩卖，途经青浦千秋桥时被人假冒周立春之名劫夺一空，李绍熙径直找周立春交涉，周立春“押令赔还”。李绍熙见周立春很有实力又讲交情，便介绍周立春结识刘丽川，加入上海小刀会。至此周立春“遂与闽、广、宁波人认识交好，结盟拜会”，^[10]青浦县天地会和上海县城的小刀会取得了联系。但李绍熙此举的初衷不过是拉周立春的青浦天地会入伙，为日后游民集团的烟土贩运提供方便而已。

1853年9月初刘丽川积极筹划上海小刀会起义，响应太平天国。李绍熙见李仙云，陈阿林、林阿福等人均参与其事，起义已是大势所趋，众心所向，无可阻挡。于是伙同陈甲奉入股钻营，拉小刀会大旗作虎皮，扩充实力，相机行事。由于李绍熙率嘉应帮三百余人参加小刀会起义军，起义初期伪装积极，加上前此介绍周立春结识刘丽川有功，很快骗取了小刀会首领刘丽川的信任，“贼中攻劫多出其谋”。^[11]

对于李绍熙游民集团来说，利益是决定一切的。反清复明于这一洪门帮会的宗旨只有和他们的利益不冲突时才是可取的。只要封建统治者允诺给予他们更大的利益，李绍熙等人即可反戈相向，毫无帮会义气可言。李绍熙在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前曾援例捐纳候补县丞，被迫起义后不久就和清朝署松江府知府蓝蔚雯“有接应之约”。^[12]1853年12月，清军进攻小刀会一再受挫，于是改换手法，派已革候选知府谢继超进城招抚诱降。李绍熙乘机在小刀会起义军内部制造投降舆论，紧密配合，他指使所部“嘉应州三百余人均谓其招降断非虚假，情愿共同具保”，企图诱使整个小刀会起义军投降清军，以便从清政府处获得更多的封赏。李绍熙的举动引起了刘丽川的警觉，刘“疑其与官兵通谋，欲行搜杀”，^[13]小刀会同时采取果断措施，于12月22日处决谢继超，彻底粉碎了李绍熙游民集团公开投敌的罪恶阴谋。在此之后李绍熙贼心不死，一面与陈阿六密谋“相约投诚”，^[14]一面设法与清朝从九品职衔詹承恩暗中接头，“献内外夹攻之策于吉抚军（指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引者注）”。^[15]旋主因小刀会防备森严，李绍熙无法内应，只得于12月30日乘乱只身出逃，直奔蓝蔚雯行营投降。

李绍熙投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表示“自愿勾通在城之陈尚（当为陈阿六之误——引者注）作为内应”。^[16]清朝上海地方当局即令李“通信嘉应州之人速自解散”。^[17]1854年1月1日，李秉承主子的旨意派人进城送信，联络旧友陈尚图谋不轨，被小刀会查获。陈尚闻讯仓皇出逃。刘丽川怒不可遏，下令杀死李绍熙留在上海县城内的全部家属，^[18]并将参与谋叛的嘉应帮八、九十人处之以法。嘉应帮游民困兽犹斗，负隅顽抗，也杀害了一些广帮起义军战士。第二天嘉应帮一批人乘清军攻城之际，先后从东南城墙墙角跳下投敌。嘉应帮队伍就这样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中拉了出去，这次分裂人数固然不多，但影响是极为恶劣的。

李绍熙投敌后还把被俘的嘉应州的小刀会员保释出来，“解往大营，随同打仗”，^[19]并自己出钱“募勇五百人随营”，^[20]拼凑起一支反动武装参与对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围攻。李绍熙部奉命驻守在上海大东门外荷花池地方，威胁小刀会的小东门炮台，并扼住小刀会向浦东的突围之路。

1854年3月上旬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对李绍熙营盘连续三次发起猛烈进攻，讨伐叛逆。李绍熙在战斗中凶相毕露，或“督勇迎剿”，或在清军掩护下“迎头截杀”，死力对抗小刀会。^[21]当然，李绍熙集团并不是小刀会起义军的对手，1854年4月2日咸丰帝发出“上谕”，严厉质问怡良等人，“专恃一投诚报仇之李绍熙，遂能力竭贼锋耶？”^[22]尽管如此，直到小刀会撤出上海县城为止，李绍熙部直接参与镇压小刀会，成了起义军最凶恶的敌人之一。

综上所述，上海小刀会起义前的李绍熙既是清朝候补县丞、嘉应州会馆董事，又是鸦片贩运集团的头目之一，具有官、绅、匪三种身份，这为他控制嘉应州游民集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多种的社会身份又使李绍熙具备了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应变能力。在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李绍熙率嘉应帮游民集团入伙，并非笃信“反清复明”的洪门宗旨为推翻清王朝而斗争，而是为了从中渔利。虽然他们对封建统治秩序是有较大的破坏作用，但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游民特性又使他们极易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李绍熙游民集团在清方功名利禄的引诱下背叛小刀会，分裂起义军，抛弃洪门宗旨，杀戮昔日的结盟兄弟，沦为清军的帮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如何处置游民阶层确实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上海小刀会作为一个会党组织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并不具备解决这一难题的能力。

原载《上海研究论丛》第七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注释】

[1]向荣奏片（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平天国》八，第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军录》），两江总督怡良等奏片（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3]王韬：《瓮牖余谈》卷七。

[4]《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985页（以下简称《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太平天国》八，第546页。(www.xing528.com)

[6]《军录》怡良等奏片（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7]《太平天国》八，第546页。

[8]《汇编》第1022页。

[9]《汇编》第963页。

[10]《军录》怡良等奏片（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11]王韬：《瓮牖余谈》卷七。

[12]《军录》两江总督怡良等奏片（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13]《军录》两江总督怡良等奏片（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14]《军录》两江总督怡良奏折（咸丰四年二月初四日）。

[15]《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148页。

[16]《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第5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军录》怡良等奏片（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18]《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第1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9]《苟全近录》，《汇编》第1148页。

[20]《军录》怡良等奏折（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21]《军录》怡良等奏折（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22]《汇编》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