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滑稽现象——社会史视角

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滑稽

邵　雍

滑稽是流行于上海的热门剧种之一，拥有众多的观众。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滑稽界的反应如何、说明了什么问题，实为上海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长期以来，未见正规的学术专论。本人不揣浅陋，以相关文史资料为依据，对此课题进行初步的探索。由于戏曲界对滑稽的源头有不同的意见，本文所指的“滑稽”是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包含某些一个人演出的独脚戏。

一

滑稽是长三角的土产，它于20世纪20年代登陆上海，30年代发展壮大，到40年代已是可与京、昆、越、沪等地方剧种相抗衡的大剧种了。那时留下的不少经典段子剧目，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滑稽一踏入上海，进入市民的视线就为他们所认可、所接受。滑稽三大家之一的江笑笑原在杭州大世界用双簧的形式演出，同时也吸收了隔壁戏的一些元素。1927年，时在上海永安公司天韵楼演出的双簧艺人黄杏珊介绍江笑笑加入“永安”演出。长于说功的江笑笑与鲍乐乐配合默契，在“永安”大受观众欢迎。^[1]滑稽在上海的初次亮相几乎没有碰到什么阻碍，这为它在上海扎根并且后来的迅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此滑稽在上海舞台逐渐开创了一种新局面。

从20年代后期开始，滑稽就大规模进入各色游乐活动中，出现在舞台、剧场、游乐场、酒楼、舞厅甚至街头。据滑稽大师周柏春所讲述：“在1928年左右，上海‘新世界’的徐海度为了营业竞争，把王无能、钱无量；江笑笑、鲍乐乐；刘春山、盛呆呆；陆奇奇、陆希希；丁怪怪、赵希希五班独脚戏组织起来进行联合演出。”因为他们“别出心裁”，在古剧“绣襦记”^[2]中截取“元和教歌”一折，创造出苏州阿大、扬州阿二等人物，与郑元和一起向乞丐师傅学习怎样讨饭，吸收了很多的曲艺形式，把各地方言、各种唱腔曲调，各种短小笑话等等组织整合进去，因而在上海滩轰动一时。至此滑稽戏进一步面向观众，开始了它的迅速发展，于是“书场电影院上座不好，就插入独脚戏演出，甚至一年一度的城隍庙年终‘会书’，也请独脚戏参加演出，以资号召”。^[3]这样一来，滑稽戏名声大振，它的观众缘赶上甚至超过了各种书场的曲艺和当时大红大紫的电影，直到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前，滑稽还是当时上海最卖座的剧种之一，以至于一些电影院放映电影前要借助滑稽的插场演出来刺激上座率。^[4]

由于滑稽戏号召力大，极具商业价值，在整个三四十年代，很多饭店、咖啡厅、酒吧的老板都非常愿意与滑稽艺人合作，以滑稽演出来带动顾客的消费。滑稽的演出市场较大。另一方面，抗日战争前上海以里弄居民为主要听众的私人商业电台多如牛毛，均以滑稽等娱乐节目来播送广告牟利。1934年前后与沈笑亭合作专做电台“自由弹唱”的何双呆就以“电台滑稽”著称于上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听众对滑稽戏的喜爱。“无线电台最是奇，发音一室各方知。春江一地千千万，只算得户户家家有电机。广告随时能播送，胜如报纸逐家递”。^[5]借助大上海的区位优势与无线广播的科技优势，以及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滑稽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江笑笑编了一段《九一八大鼓》，其中几句是这样演唱的：“中国代表顾维钧，闲话都不敢讲一声，眼睛霎霎嘴歪歪，凄凄凉凉作表情，现在中国还无没亡，苦头已经吃得海样深，假使中国亡拨小日本，恐怕要比安南印度还要苦万分。”^[6]虽然这里的唱词误解了新闻事件中的人物，但也反映了当时下层百姓对1919年巴黎和会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不甚了解，只用赤裸裸的几句直白来抒发心中的不平。不过这样的演出又确实很有煽动作用，听后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潮流滑稽”刘春山为了唤起民众抗日，创作了《袁世凯之死》，讽刺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刘春山创作的滑稽段子还有鼓吹爱国主义，劝用国货、激励人民团结反帝的《林则徐禁烟》、《哭东北》、《哭难民》、《哭百灵庙》（“三哭”由“哭派滑稽”仲心笑^[7]演出）、《十坍台》等。^[8]

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受到战争破坏的上海市面很不景气，生意萧条，民众生活困难。在此大背景下产生了一批注重民族命运、反应社会生活的滑稽作品，主要有江笑笑编的《五三惨案哭蔡公时》、《一·二八大鼓》等。在《一·二八大鼓》中，江笑笑径直用侵华日军军官盐泽、野村名字的沪语谐音“现世”、“野蛮”来编写唱词。《一·二八大鼓》后来收入《江鲍笑集》上下两集中。而该书的三、四集未及印行就毁于1937年的“八一三”炮火之中。^[9]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滑稽艺人在中西大药房附设的中西电台播出特别节目，鼓舞抗日将士勇敢作战，寸土必争。附设在东方饭店（今市工人文化宫）的东方电台停止了日常播出，改请滑稽艺人前来播音，报告战讯，征募前方所需物资。这时滑稽发挥了“社会滑稽”及时反映新闻的特长，涌现出了一大批反映抗战的作品，如江笑笑演的《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哭佟麟阁》、《闸北逃难》、《抵制日货打倒奸商龚芳来》，刘春山演的《闸北丢炸弹》，“戏迷滑稽”赵希希与范哈哈主演的《包公阴审白川》（“戏迷滑稽”赵希希与范哈哈主演），“精神滑稽”唐笑飞主演《包公打东洋》，白玉泉演的《活捉东洋人》等等。^[10]其中《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歌颂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的马占山于11月份率部守卫齐齐哈尔以南的嫩江铁路桥，抵抗日军进攻的英雄事迹。《包公阴审白川》中的白川指白川义则（1868—1932），历任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官、上海方面日军司令官，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纪念日皇诞辰阅兵时，被朝鲜爱国者尹奉吉炸成重伤，后毙命。编剧利用了白川的沪语谐音，直呼其为“白死”。《闸北逃难》则讽刺了大发国难财的二房东的剥削手段。

当时滑稽艺人江笑笑、刘春山、鲍乐乐等出任了游艺界救亡协会的主要工作。在游艺界救亡协会的领导下，“艺人们的抗日救亡的行动坚持了八个月”。^[11]1937年11月上海华界被日军占领后，江笑笑、刘春山、鲍乐乐等人受到了日本浪人与汉奸的敲诈威胁，无法继续在游艺场所照常演出，他们的日常生活靠救亡协会发给米粮来维持。江笑笑、刘春山、鲍乐乐等人后来到五马路上的“亚开”电台做节目为生，每天有近十档的节目。

上海市民对日军、特务、汉奸等深恶痛绝，很多滑稽唱段反映了他们的心声，以讽刺痛骂为主要内容。艺人朱克琴在街头演唱时大骂日寇的侵略行为，被日军抓去，英勇牺牲。

1940年3月30日汪伪南京政府登台，刘春山在永安公司天韵楼大唱“汪家大出丧”，^[12]后被日伪特务机关抓去，不久去世。此外，套用《金铃塔》调子的《七十六号》（汪伪特务情报机构所在地）唱道：

勿唱前朝并故事，唱只唱当时伪组织个一班天杀星。……有个丁默村，手段交关狠，勾结吴世宝，勾结李士群，还有狼心狗肺狐群狗党一度群。巧立名目叫特工仔个队，帮助东洋人，杀害同胞们。爱国男儿汉，弄杀呒逃成。可怜我伲地下工作一班志士白白来牺牲。爱国朋友是俚对头人，拔去眼中钉，方始好称心。私贩军用品，接济东洋人，迪种汉奸卖国求荣落脱魂灵到底阿是人！^[13]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严密控制了电台广播，许多私人商业电台纷纷倒闭，游乐场也不能再演出了，艺人们失去了赖以谋生的主要方式。笑咪咪等人不得不赴苏州、无锡等地开辟码头，另谋出路。^[14]江笑笑、鲍乐乐等也曾尝试到苏州、无锡演出。

接着一批滑稽艺人自发组成的剧团相继成立。最先成立的是笑笑剧团，该团由江笑笑、鲍乐乐从外地回沪后发起组织，主要有朱翔飞、赵希希、范哈哈等。1942年春成立的还有华亭剧团、天宝剧团。稍后包一飞剧团、筱快乐剧团也相继组建。这些剧团都具有十几号人的规模，开始编演大型的滑稽戏，当时的代表作有反映时弊的《一碗饭》、《荒乎其唐》；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新剧《小山东到上海》、《王先生》、《妈妈不要哭》等；也有根据民间故事、笑话改编的《火烧豆腐店》、《瞎子借雨伞》、《阿福上生意》（原名《约法三章》）、《大闹明伦堂》等。

大型讽刺剧《一碗饭》的内容是谴责八一三事变后乘机抬高米价、大发横财的上海米蛀虫。1941年上海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滑稽义演，上演《一碗饭》，参加演出的有百余人。该剧后成了天宝剧团的保留剧目。无独有偶，八一三事变后乘机抬高房租附加苛刻条件欺压房客、发国难财的二房东也遭到了滑稽艺人的无情讽刺。“幽默滑稽”朱翔飞创作并演出的《七十二家房客》，以夸张的手法将二房东将晒台、天井、客堂等公用部位分割成房间高价出租给逃进租界的难民的行径表现得淋漓尽致。^[15]

1942年由“山东滑稽”裴扬华演出了《小山东到上海》，其主要内容是到上海打拳卖艺的小山东刘德才寄宿于小客栈中，结识了各色人物，客栈老板娘欲逼一个乡下姑娘为娼，小山东出头打抱不平。伪巡长与老板娘勾结，追捕小山东，小山东巧与之周旋。

陶桃：侬叫什么名字？

小山东：你看不出来吗？你听不出来吗？

陶桃：（问不出，遂气冲冲地说）：本巡长老爷姓啥叫啥，你能看得出来吗？

小山东：要是看不出来，你说怎么样？

陶桃：看不出来，叫你吃官司！

小山东：如果看出来了呢？

陶桃：本巡长吃官司……我啥体要吃官司！

（小山东假意献茶敬烟，递毛巾给陶桃擦脸，又有心用毛巾把陶桃的帽子拍掉，趁陶弯腰拾帽之际从他的袋中窥到番号与姓名，立刻神气起来）

小山东：俺看出来啦！

陶桃：我姓啥？说！

小山东：你姓陶，单名一个彪。

陶桃（一拍大腿，显得十分佩服）：小山东，真有你的，我服帖服帖。

（陶桃吃瘪地离去，然而百思不解，又把本人从头看到脚，实在看不出所以然，就回来一把拽住小山东）

陶桃：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不老实讲，吃官司去！

（小山东将刚才递毛巾，拍帽子，看口袋的动作做给他看，陶恍然大悟，欲言又止，停了一下，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陶桃：我好去死哉！^[16]

这段对白正是当时大多数底层百姓的心理写照。他们平时面对日伪恶势力、吸血鬼们的欺负敢怒不敢言，甚至逆来顺受，心里苦闷又没处诉说，而滑稽艺人却能含沙射影或是略带夸张地表达他们的心声。因此《小山东到上海》一经演出，红极一时。

有些滑稽艺人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敢于在演出的节目中鞭挞日本占领当局的恶行，揭发讽刺了因轧户口米而轧伤孕妇、轧伤孩子的惨象。

当然在日军的高压下，上海滑稽的演出节目不可能全是与抗日救国有关的，更何况上海滑稽界也不是铁板一块。1932年闸北退兵后，在汉奸筱快乐任滑稽公会理事长时，独脚戏班竟猛增到一百多，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些演出态度极不严肃，趣味低下。^[1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地堂倌》、《宁波音乐家》、《噢！妈妈！》（根据同名英文歌改编而来）、《火烧豆腐店》、《瞎子借雨伞》、《金铃塔》（“快口滑稽”袁一灵的代表作）等与时事无关的纯娱乐滑稽节目也经常在戏院演出或在电台播出。

这一时期，一些滑稽戏的剧本也陆续问世了。如1935年出版的《江鲍笑集》两册在1941年再版，共收独脚戏68篇，唱词32篇，这些作品是对30年代中期以前独脚戏曲目的一次巡礼，出版后既便于艺人的传唱演出，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从40年代开始，上海滑稽的发展进入了正规化、多样化的轨道，其表演形式已从独脚戏发展为以多个人表演为主。与此同时独脚戏与滑稽戏同步发展。演员既可以演滑稽戏，也能演独脚戏。有所不同的是独脚戏大多数在电台播出，而滑稽戏则较多地出现在剧院舞台上，满足了不同层面观众的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滑稽艺人张樵侬、杨华生（鲍乐乐的学生）在此期间参加了抗敌后援会。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杨华生离开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敌演剧五队，在第三战区江浙前线巡回演出，宣传抗日。^[18]1942年原在电台唱独脚戏的沈一乐离沪去苏州唱戏，后又去芜湖经商多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杨华生、沈一乐均回到上海，重操旧业。(www.xing528.com)

当时“唱新闻”的形式在上海的滑稽演出舞台上大行其道，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时笑芳等人在电台唱的“社会怪现象”。由天晓得演出《胜利后的怪现象》十五则唱词编得不错，揭露了“汉奸翻译密探（有些苗头）摇身一变，便做地下工作的抗战英雄”。还有政治性的《抗战夫人》等。这些段子取材于当时的报纸新闻，时代特征十分鲜明，讽刺犀利，反映了社会的阴暗面，一经演出不胫而走，流传广泛，客观上表达了中下阶层对社会的不满。杨华生回沪后在自己的演出中“用方言演唱了《歌八百壮士》、《安全土》等抗战歌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其中《安全土》是用绍兴方言表演的，唱词中说：“南奔上北，北奔下南，到这边望那边是安全，到那边又说这边是安全，昂首问苍天：究竟哪儿是安全土？”^[20]既重温了动员抗日的历史，又隐约谴责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

三

抗日战争时期，滑稽戏在上海获得空前发展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滑稽戏的内容取材广泛，有民间笑话、童话、寓言，有根据中外小说改编的，有歪批歪评及戏曲杂谈之类，更有一大部分是反映上海市民生活的。由于滑稽的内容贴近百姓，较真实地演绎了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滑稽戏部分剧目中的人物列表

资料来源：顾聆森《论趣剧》，《艺术百家》2002年第2期、第9期。

又如讲乞丐在上海讨饭的段子《毕三》：

“甲：啊毕三，你为什么哭哀哀？为什么气来叹？莫不是讨勿着铜板？

乙：啊老板，勿吃粥饭我倒也勿烦，身上寒冷本来勿兜关。我为的是鸦片念头有上来。啊老板，白面断档了几天勿来三。

甲：啊毕三，为什么想不开，为什么不肯改，那都是白面和鸦片，害了你苦非凡。使你抽筋剥皮活受罪，哦呀，真悲哀。

乙：啊老板，鸦片价钿贵，我倒勿心烦。白面红丸常庄有往来。我为的是三天勿吃要死下来。啊老板，再勿过过念头就要困棺材。

甲：啊毕三，你搬砖头压脚板，自家拿自家害。本来你，亦是男子汉要堕落，来讨饭，使你倾家荡产无挂念。哦呀，该倒霉。

乙：啊老板，救苦救难，大发慈悲，救我穷人长命又百岁。我从今后决计勿再起沉醉。啊老板，帮助我一点让我吃口饭。^[21]

上述对白生动揭露了纸醉金迷大上海的丑恶面，通过滑稽这种艺术载体以鲜活的面目展现出来，保存下来。这样的例子在滑稽戏中是不少的。

与擅长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京剧、越剧等剧种不同，上海滑稽反映的是一幅幅小人物命运的人生画卷。上海滑稽也不像沪剧那样以时装商业戏为主打来迎合观众的口味。在其他剧种中上不了台面、戏份很少的小人物、小角色在滑稽中成了主角，反映小市民的趣味。上海滑稽在演出市场中固然也要追求经济利益，以招笑为手段，不断提高上座率，但在笑的背后却隐藏着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深刻揭露与无情鞭挞，用活泼的形式反映严酷的社会现实，体现了滑稽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

第二，1931—1945年正是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严重之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怀有一颗爱国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救国报国。处在发展前期的上海滑稽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民族的感情，不少爱国的滑稽艺人创作了很多深刻触及时弊、犀利讽刺味十足的段子，不仅有生活气息，更有时代气息，奏出了时代的强音，引起广大市民的共鸣，使得滑稽戏有了更多的拥护者。所以上海滑稽人气高，市场大，生意相对其他剧种还算不错。

第三，街头艺人的表演使滑稽深入底层市民生活，更大规模地扩大了自己的观众群。旧上海是个五方杂处的城市，贫富分化严重。上层富人安居在豪华公邸，一般市民住在石库门里弄，而更多穷苦大众只能在棚户区和滚地龙栖身。这些棚户居民大都来自江浙一带的农村，有的是因战乱或是逃荒来到上海的。他们靠从事各种出卖苦力的活儿维持日常生活，做产业工人、码头工人、交通运输工人、小手工业者、人力车夫等等。对这些人来说，上海大都会一般的游艺场所门票价格颇高，进剧院看戏更不是他们能消费得起的，小型剧场的票价均在二角半至四角之间。而街头演出使他们得到了心理的满足与生活精神文化的调剂，丰富了他们日常的社会生活。首先这类演出票价相对便宜（一般从5分至1角5分不等）；其次演出地点就在棚户或里弄居民区附近，对邻近居民而言交通十分便利，通常步行即可前往观看；第三是演出时间比较适合当地居民的作息时间（一般是晚上7时开演，时间在2小时左右）。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街艺活动中，演出滑稽的团体是最常见的。这是因为滑稽的演出成本低，收入高；演出的形式相对方便灵活，不受约束。一人可扮几个角色，不必为演员不足而担心；道具服装也很简单，化妆或不化妆均可；生意好的话可一直演下去，生意不好则走人换个地方演，总之就是能赚钱。

第四，滑稽的发展与区域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滑稽诞生于江南，它的演出市场主要是上海以及上海周边的江浙一带，大致是全国最富裕的“吴方言区”的范围，区域面积约占全国的1％，人口占全国的6％。这一区域的市民生活的文化需求和消费意识也走在全国前列，逢年过节，上游乐场玩玩，去百货公司兜兜，看看戏，大伙儿乐乐是司空见惯的。这样一来，随着游乐业的发展，依附于其上的滑稽也跟着兴旺起来。滑稽主要使用吴方言，但也不受其限制，充分展示全国各地的方言，甚至上海流行一时的洋泾浜英语。“方言滑稽”杨笑峰能用17种方言说《十七人叉麻将》。“外国滑稽”仲心笑的代表作是《外国空城计》、《英文翻译》。^[22]兼容并包的“海派文化”自上海开埠以来长期潜移默化，使上海乃至江浙沪长三角地区的人们头脑中灌入了多元的开放的元素，乐于接受像滑稽这样的曲艺界的新事物。有了这样一个优越的成长环境，依靠这方水土的滋养，滑稽才有了较大较快发展，至今长盛不衰，受众不减。这说明上海的都市文化圈受吴方言影响与制约不大，不如“北方言区”那样明显。“北方言区”虽然生活着中国75％的人口，但由于当地的“黄土地文化”的影响，人们思想趋于保守，语言限制较为突出。

上海滑稽艺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动向是上海都市文化乃至上海近代文化社会史的重要内容。就文化意义而论，抗日战争时期大多数的上海滑稽艺人不是都市文化的缺席者，而是在场者。他们演出的节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上海人的心态，体现了上海人的沉着、机灵与胆量。作为一种文化记忆，抗日战争中的上海滑稽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

[1]参见《戏曲箐英》（下），第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原是昆剧剧目，为明代徐霖所作。剧情为常州刺史郑瞻之子元和上京应试，狎名妓李亚仙，花尽盘缠，遭鸨儿斥逐，父亲责打，沦为乞丐。亚仙予以收留，激励他发奋读书，考中状元，两人结为夫妻。全本41折，清末存演11折，参见《上海文化艺术志》第17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2001年版。

[3]周柏春：《独角戏在上海的由来和发展》，转引自《上海掌故》，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4]参见《戏曲箐英》（下），第4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申报》1934年10月13日。

[6]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1721—254号档案，第30页。

[7]仲心笑在当时既是“哭派滑稽”，又是“外国滑稽”，参见《戏曲箐英》（下），第3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参见《戏曲箐英》（下），第3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参见《戏曲箐英》（下），第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参见《戏曲箐英》（下），第4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1]《戏曲箐英》（下），第4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参见《戏曲箐英》（下），第3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杨笑峰主编：《滑稽戏考》第159页，文美印书馆1946年版。

[14]参见《戏曲箐英》（下），第4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参见《戏曲箐英》（下），第3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6]上海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上海滑稽戏志》编辑部主编：《上海滑稽戏志》第71页，1997年版。

[17]参见《戏曲箐英》（下），第4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8]参见《戏曲箐英》（下），第3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戏曲箐英》（下），第3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戏曲箐英》（下），第3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1]杨笑峰主编：《滑稽戏考》第37—38页，文美印书馆1946年版。

[22]参见《戏曲箐英》（下），第394—3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