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冉冉
体育活动的主体是人，受益者也是活动者本身。业余运动意味着从事运动人员的业余性和时间的公余性。而业余人员势必有自己的职业时间或是谋生时间。有选择、有重点地对体育活动者进行分析，在加深我们对民国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程度与普及程度了解的同时，也将深化我们对民国上海社会的认识。体育比赛由于集竞技性、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吸引了大量观众，丰富了上海市民的业余生活。
第一节 业余运动员透视
在业余运动精神的影响下，上海在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选择体育运动为业余爱好的个人，一方面他们有着正式的职业或是谋生手段，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当时上海社会体育的主要参与者。
一、业余运动人群的特点分析
业余运动意味着运动业余性、对象的复杂性、目的的多样性等特点。运动的业余性并不代表运动水平的业余性，业余运动规则决定了一切运动均属工作之余的活动，在职业运动并不占主导地位的年代，所谓的业余运动水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职业运动水平。整体分析民国时期上海运动人群，我们可以看出上海业余运动人员来自多个行业，分属不同年龄层，大多有过一段学校教育经历，一部分还受过高等教育。
（一）职业构成的多元化
社会体育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员的业余性，加之民国时期业余运动规则盛行于国内外，故民国时期上海大量体育比赛多为业余人员参加。以职业是否相同可以分为不同职业者和同职业者。
1.多种职业者构成的体育社团
上海公共体育场组建的共和、乐群和博爱三支足球队均是业余人员组成，其中有大舞台京剧演员王芸生和弹子大王李茂聪，1925年又有供职于华安人寿保险公司的球王李惠堂加盟。[1]成立于1931年的东华足球会是一个由职员、医生、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中的足球爱好者组成的民间体育组织。[2]
沪上著名业余足球运动员职业与曾效力球队表
资料来源：体育书报社：《足球一百零八将》，1934年出版。
以上海精武体育会为例。据1929年至1933年上海精武体育会新会员登记情况：1929年会员1276人，1930年1608人，1931年1738人，1932年由于受战争影响仅有92人，1933年1771人。五年之内所招募的新会员中，工界23％，未详6％，政界5％，学界10％，商界56％。[3]1936年新招募的会员中商人占76％，学生2％，工8.5％，政0.2％，其他13.7％。[4]
2.同职业者组成的体育社团
这类体育社团多为某一行业的体育社团。同行业体育团体的出现，反映了上海职工体育的发展。
新开河太古洋行有华人体育会之组织，“创立有年，声誉卓著，为各洋行体育之冠”。[5]
刘鸿生等所创办的上海章华毛纺织公司原有足球队之组织，在1933年12月间又成立了章华公司篮球队。[6]
上海市土地局职员所组成的“也是”体育会中的足球队，曾荣获上海市第一公共体育场所组织的足球赛冠军，篮球队也多次参加体育场所组织的体育比赛。[7]
上海报界曾组织联合体育队。1933年11月间，一群“决计在剪刀浆糊活计之外……愿鼓拿笔杆的余勇”[8]的报界人士组成了混合阵线，定名为“望平街足球队”。
此外，上海文艺界人士也曾是业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京剧界由周信芳组织的“上海华伶足球队”曾参加上海足球联赛达五六年之久。1935年各剧场先后成立了一些足球队，“队员多数是年轻力壮的武生，惟踢法与众不同，盖肌肉训练之不同也”。其中以大舞台足球队实力最强，麾下阵容有：张来顺，陈春海、岳占林，夏如云、姚少卿、王玉亭、张畹云、陈鹤锋、高雪樵、赵虎、袁小楼，多次在伶界球队中夺魁。[9]滑稽戏著名演员周柏春、姚慕双、袁一灵也是足球爱好者，他们曾组织蜜蜂小型足球队，还曾参加上海小型足球联赛。[10]上海评弹界有“光裕社体育会足球队”之组织，队员40余人，由说《落金扇》一书著名的评弹艺人蒋如庭任队长，队址设在上海茂名路（今茂名北路），队服青底、白袖口，胸前印有“光裕”二字。光裕足球队驰骋上海球坛达7年之久。[11]
望平街足球队队员及所属报社表
（续表）
资料来源：《江南秋色将阑，望平街足球队成立》，《申报》1933年11月26日。
上海电影界著名演员吴永刚、金焰、刘琼、田方梅熹、陈天国、梁笃生、孙敬、张仲华、胡业培、张良雄等曾经组成“未名”篮球队，“系集联华、明星、艺华诸影片公司之精华而成军”。[12]1934年秋“未名”曾在申园篮球房举行的沪西篮球联赛中获得锦标，并在“优游”杯篮球邀请赛和“西青”篮球赛中战胜过强队。由于队员中绝大部分都是电影明星，富有号召力，曾接受邀请参加义赛。此外金焰、龚稼农等“鉴于体育之重要”曾于1933年12月间发起电影界田径大竞赛。[13]
3.不同职业者参加同一比赛
1929年5月20日，由上海市教育局主办的第一次上海民众业余运动会开幕。此次大赛田径赛共226人，其中商界男147人，女23人，工界男26人，伶界男9人，农界男8人，教育界男5人，女2人，军界男2人，政界男2人，报界男1人，医界男1人，总计男有204人，女有25人，商界占75％，次为工界，医界，报界最少。[14]商界女性更占参赛女性的92％。
西光越野队在1936年11月间组织沪华来回长跑竞赛，共有102人参赛，包括商人、学界、工界、军警、医生。[15]1933年4月9日，上海市教育局主办万米长跑，在老西门陈英士纪念塔前起步，参赛者共489人，其中商人参与比赛的热情非常高涨，有224人，超过学生203人，工人28人，工程员15人，公务员16人，医生1人，包车夫2人，不详者1人。[16]
上面材料所提到的两位包车夫是第五名张元良和第八名高志方。“高在二千米小东门处尚列十五名之后，及抵大林路已追上第七名，努力竞争可嘉，但其姿势则一望而知为拉车者，即抵终点，高复谈笑洋洋，谓不过小试而已”。张元良的东家严仲文也参加了此次比赛。[17]
不同职业、身份的人同场竞技，被雇用者同东家一起比赛，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无论是对地位高者和地位低者都是一种思想上的冲击，这本身便是一种社会进步，而这种进步正是体育运动带来的。
（二）多层次的年龄构成
民国时期，上海的业余体育团体存在着学生体育团体和社会体育团体之别，因而同一体育项目的活动人群的年龄差距比较大。
1929年上海中华足球会会员球队共47队，会中球员年龄最低者15岁（南洋学生），最高者42岁（北城队张姓队员），平均以20岁左右为最多，各队平均年龄以乐一队为最大（29岁），南洋队为最幼（17、18岁）：
据上述统计报告，可见沪地体育，日益普及，往日以学界为主体，今则分占各界，年龄差别亦是体育进步之明证。往昔球戏者惟二十岁以下能之，今观球会中之年龄统计，度以二十岁以上者居多，渐增递减，竟至四十二岁为止，亦可贵矣。平均年龄乐一队二十九岁，南洋队十七八岁，相差十一岁，前者可称会中老大哥，后者乃是小弟弟，可惜两队异组，否则老大哥与小弟弟，角逐较量，不知老大哥谦让还是相遇拼命，诚趣事也。[18]
1935年至1936年上海市国术馆会员615人中，16岁以下33人，30岁以下295人，40岁以下165人，50岁以下97人，50岁以上25人。[19]
综上可见，体育运动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存在较大的年龄跨度，同时中青年构成了体育运动的主要人群。
（三）高层次的教育背景
考察沪上留有名姓的体育健将，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甚至是行业精英。
民国沪上业余体育人员学历表
资料来源：《上海体育志》第632—651页。
业余足球运动员状况表
（续表）
资料来源：体育书报社：《足球一百零八将》，1934年版。
受资料限制，我们无法将沪上同时期的业余运动者的教育背景枚举，通过以上表格依然可以看出他们多是当时沪上高等院校毕业生或在读学生。这反映出两点：多年的学习生涯培养了他们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一定的教育背景又为他们走向社会谋求好的职业提供了资本。在职业稳定、收入可观的情况下，他们有条件来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二、业余运动群体的运动动机分析
（一）兴趣使然
业余爱好的选择同个人的兴趣爱好有着紧密的联系。优游体育会的创办人和足球队前锋[20]程贻泽毕业于上海圣芳济学院，从小受欧化教育，爱运动，尤其喜爱足球。据原优游体育会总干事陈勋回忆：
程出于兴趣办体育的。每年花费一万元左右，这是相当少的一部分钱，但这在当时却是一笔不少的钱。[21]
程贻泽的妻子唐百妹也以为程贻泽办体育无甚大意图，只是兴趣。程将队员安排在公司当办事员，多数时间玩球，由于房地产业不同于其他商业，可以有大量时间用于玩球。
（二）爱国热情
西人赛马
近代以来，“东亚病夫”这顶帽子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一方面近代以来大量的鸦片的输入造成大量国人体质薄弱；另一方面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绝不允许华人接受这极具侮辱性的称谓。体育关系体质，如能在体育运动方面有所突破，“东亚病夫”的称谓自然不会落在国人的头上。故此，民族的声誉刺激了上海一批体育爱好者。同时早期外侨在沪体育活动所具有的排华性给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已被灭国的红头阿三也敢在上海街头耀武扬威，中国人的自尊心在这一刻表现得异常强烈。
白虹田径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的一支民间体育队伍。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田径队全军覆没刺激了一批爱好田径运动者。同年秋，陈虚舟、周余愚、张造寸等人决心发奋苦练为国争光，他们开始在虹口田径场练习，成立虹口田径队。1929年虹口田径队决定更名为“白虹”，寓意白虹贯日，压倒日本。[22]上海短跑名将程金冠就是“白虹队”中的一员。
20世纪30年代，我国短跑界有“北刘南程”之说，北是指东北的刘长春，南便是程金冠了。程金冠出身于上海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自幼爱好体育，先后就读于麦伦书院、复旦试验中学和苏州晏成中学（今苏州市第三中学）。
1934年10月4日，白虹队和俄侨队举行100米短跑比赛，俄国著名短跑名将列夫塞斯库的参加致使外国人认为中国连“侥幸”获胜的机会也没有。程金冠并没有被对手所吓倒，“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战胜对手！他知道有时比赛的输赢并不在体力，更在精神上”。[23]程金冠冲过终点时“仿佛一阵旋风掠过水面”，以平当时远东运动会百米纪录的成绩战胜了俄侨队。
程贻泽进入体育领域，在他妻子眼中只是兴趣，但程在其自传中提到办体育的初衷：
我在圣芳济学院求学，爱上体育，尤其酷爱足球。那时偌大的上海，虹口公园、跑马厅虽然有多片足球场，殖民者当局都不许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踢球，帝国主义还侮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基于兴趣和对体育益处的认识和民族自尊心，促使我决心组织足球队。[24]
除了自己创办体育社团外，程还向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提供了100万两的白银，[25]并参加上海体育协进会，[26]不时为沪上体育赛事捐赠奖品。
据孙曜东回忆：
大家都有极强的爱国心，的的确确一心为国争光，想为中国人争口气。那时踢球都是业余的，没有职业球队，没有钱拿，有时还要自己贴路费，可是斗志很旺。尤其是在当时的环境中，中国人处处受欺侮，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别无他法，就想在体育上压倒洋人的气焰，一振国威，遇到与洋人对阵时，就特别斗志昂扬，所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27]
第二节 体育运动影响力透视
民国时期，沪上体育团体众多、体育赛事频繁。那么体育运动对上海社会的影响力到达何种程度呢？在此，我们通过探讨体育运动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和体育赛事的吸引力来反映体育运动对民众的影响力。
一、三个阶层的体育活动
民国时期，上海社会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在传统社会结构基础之上，新的多元的社会结构渐露头脚，新的社会阶层凝集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加入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沿用的概念，它最先是从地质学中引入的。地质学家在分析地质结构时，用“分层”来描述地质构造中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发现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像地层那样高低有序的等级阶层，因而借用地质学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马克斯·韦伯最先提出社会分层的理论，他认为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社会分层的三个关键维度。
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带来了城市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原有的社会阶层受到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开始分化，整个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
城市的近代化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单一狭窄的职业结构，出现了新的职业领域，职业分工日趋细化。由于社会分工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据职业类型、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生产资料所有权等因素，将清末民初城市各类群体划分为官僚阶层、买办阶层、企业家阶层、城市知识阶层、城市中等市民阶层、下层市民阶层、工人阶层、贫民阶层等八大阶层”。[28]这八个阶层分别穿插于城市上、中、下三种社会之中，分析民国上海社会，不能忽略这种逐渐定格的多元社会结构。
上海开埠后，城市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初期，这种阶层的变化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胡祥翰在《上海小志》中指出：
沪以乐土著于域中久矣。市政修明，有客至如归之乐。光绪庚子以前若是也。自是以往，则避地者众，遂患人满。近顷以来，久于沪者，乃有焉能郁郁居此之叹，则盗贼横行，物价腾涌故也。日在危疑震撼中者，上等社会也；日在支持竭蹶中者，中等社会也；日在饥寒交迫中者，下等社会也。[29]
在阶级社会中，如同其他娱乐活动有着社会等级之分一样，运动行为、手段、理念和活动空间在社会各阶层也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社会上层的体育活动及其贡献
民国上海华人上层社会包括寓居上海的晚清以降的政客、大军阀、豪绅富商，外国银行、洋行的董事、高级职员和买办，大型工厂、商店和银行的投资者、经营者，社会名流等。上层社会的成员们习惯于以奢华享乐和现代的生活方式来证明身份。
1.上层人士参与体育的方式
上流社会与体育发生联系大体分为两种，一是亲身实践，二是提供资助。
盛宣怀家族是沪上的大家族。盛宣怀第四子盛恩颐对体育运动非常热衷，为培养孩子们的体育兴趣，他在自家花园中建造一个小足球场供其子弟踢球、打拳、赛跑等。盛家还时常举行家庭运动会，盛恩颐亲做裁判。[30]
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崇德篮球队是由晚清上海道台聂缉槼的孙子们组成的家族篮球队，聂家的姑嫂女眷还发起组织了聂家女子篮球队——“非队”。[31]
当时网球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一些大户人家在其庭院中多建有网球场，并雇有私人陪拍。[32]
上层社会人士对体育的传播并未局限在他们的私人空间，对社会体育事业他们也非常热衷，他们往往是某一体育社团的后台或体育比赛的发起者。
沪上最早以体育命名的体操会正是上海工商界所组织的，也正是由虞洽卿等买办商人所发起的。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人不仅是体育组织的资助者，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作为精武会创办人之一的陈公哲，是沪上著名地产商，正是在他不遗余力的资助下，精武体育会才得以发展壮大。[33]
盛家老七——盛昇颐曾担任汉冶萍公司经理，抗战前还是苏浙皖三省税务总局的局长，业余时间也是体育爱好者，非常喜欢足球，高兴时还要上场踢上几脚。沪上著名足球队——东华足球会成立时，他负责主持创办初期的各项事务，并将自家老公馆中的一栋房子腾出来作队部。1933年，由于东华战绩辉煌，在吴铁城、史量才、钱新之等人的赞助下，东华足球队扩充为东华体育协会，队址也搬到了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在盛昇颐的争取下，成立了由宋子文任名誉委员长，吴铁城任委员长，史量才任副委员长，赵晋卿、盛昇颐、丁雪农等为委员的东华体育会董事会。[34]
东华体育会部分董事人员表
（续表）
资料来源：贾幼良：《东华足球会简史》，《上海体育史话》1982第1期，第5页。
除了对体育团体进行资助外，某些上层人士还对具有体育潜力的业余运动员进行资助。周余愚是上海太古银行的仓库管理员，他的另一身份是沪上小有名气的竞走和越野跑运动员。盛恩颐对他非常欣赏，常请他来家里吃饭，并赠送运动服和运动鞋。每当周余愚比赛胜利，盛恩颐都要安排人放鞭炮以示庆贺，并为其大摆庆功宴。[35]
上海开埠通商以后，很快由一个中外贸易口岸，发展成为一个融工业生产、金融服务和各种新型产业为一体、功能齐全的现代经济城市，造成沪上商机无限，加之内地时有战乱，而上海承平日久，既造就了本地商人，也吸引江浙、闽粤以及内陆其他地区的商人来沪经商。繁荣的工商业造就了一批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民族资本家。同时上海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36]的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都属于商人，商人参与体育运动是民国时期上海社会体育的一大特色。不排除他们本身对某项体育运动的爱好，如上文提到的沪上著名地产商兼优游体育会创办人程贻泽。
1936年网球名将邱飞海病逝，中西药房总经理周邦俊慨捐邱飞海纪念杯，“以该公司出品之明星香水盈余项下提出五百元，作为制杯之用，题名‘香水杯’，上刻纪念邱君文字，所有收得之捐款，悉数汇寄邱氏家属”。[37]
德商先灵洋行华总经理屠开泰资助发起先灵杯药房足球赛，“是以各药房经理或负责人，亦乐于赞同”，[38]沪上中英、五洲、集成、中法、华英、南洋、国民等药房参赛。此类由工商业者资助的比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频繁举行。
此外，一些社会闻人也参与到体育领域。他们对体育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组建体育团体。1930年5月间，黄金荣联合江子诚、李子宾组织了国术太极拳社，[39]沪东闻人吴雅南居住在沪东三星里，也有三星体育会之组织。[40]
第二，发起体育比赛。1929年12月6日，李景林、褚民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郑毓秀、袁履登等人打着“慰劳东北将士……和救济浙省灾区，辅助法政大学、中华体育场之用”[41]的旗号发起国术比赛大会。
第三，资助其他体育团体。1929年10月，精武体育会位于法租界西门路吕班路口的第三分会“成立十余年，成绩尚属不弱，现因内部再欲扩充，但限于经济原因”，黄金荣借大舞台于26日演出日戏一天，“该舞台的全体艺员一起登台排演手拿杰作”，[42]为精武体育会第三分会筹集扩建资金。帮会分子范回春还担任远东公共体育场董事长一职。[43]可见，社会闻人对体育事业的参与还是很全面的。
2.上层人士对体育的贡献及动机分析
上层人士和社会闻人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上层，他们对社会体育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体育社会化的组织和扶持上，体育对于他们来讲并非事业的一部分，他们的参与是一种地位的体现和身份的展示，充其量是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同时也应看到部分上层人士参与体育是出于爱国热情。他们资助在洋人擅长的某体育项目具有潜力的华人运动员，希望他们打破洋人一统天下的局面，如上文所提盛恩颐资助周余愚。但是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盛恩颐不自觉地将周余愚当作帮他完成心愿的工具。当盛恩颐得知周同自己的小女儿有恋情后勃然大怒：“小赤佬！我这么培养你，你却动我囡囡的脑筋！不要想！……门不当，户不对，决不同意。”[44]从此不许周上门，不许小女儿见周。因此可以说，盛恩颐资助周余愚的动机是想通过体育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在肯定他们爱国热情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部分上层人士对体育的认识上存在片面性，他们未能也不可能完全理解体育运动的真正意义，他们将体育赛场当作同洋人对抗的战场，通过赢得体育比赛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他们眼中的体育竞赛已经成为对抗洋人的另一种方式。当然也不排除自己亲自上场，程贻泽本人便是足球前锋之一。[45]
部分商人出于商业目的，将组织体育会和资助比赛作为经商的宣传手段。这类资本家很多，如华联药厂老板、正泰橡胶厂老板杨少振，他坦言自己对体育不感兴趣，但是选择组织体育队来宣传自己的产品。[46]
商人本身具备参与体育的物质条件和精神要求。他们有着充足的财力可供给业余团体用来组织比赛，同时又可为自身做广告。同时由于受到业余运动精神的影响，体育运动客观上也需要商人的资助。
在精武体育会和上海国术馆等多家以“国术”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团体中，商人也占有很大比重，这也体现了工商界人士迫切需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心理，这也是社会潮流与个体需要的契合的一个生动表现。
在整个社会中，社会上层仅占社会人口的一小部分，民国上海的社会体育如果没有广大上海普通市民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呈现繁荣景象的，也无法形成浓厚的体育氛围。
（二）中间阶层的体育活动
民国时期财富私人占有和市场网络化系统的形成，个人社会地位的流动性，为民国上海社会财富增值与再分配、上海人社会等级重新排序提供了新的基础。“社会结构原有的士农工商四大体系被中产阶级、产业工人、都市贫民三大类别所取代，三者的社会来源、生活程度和社会地位与流动范围不尽相同”。[47]
“在贫富悬殊的社会两极之间，有一片广大的中间地带。在每一个社会之中，他们如果不是在数量上构成多数，也总是在社会文化和价值空间构成中最值得重视的。”[48]这个中间地带，是“由银行或公司职员、中小商人、拿工薪的专业人员、工程师、律师、医生、会计师、建筑师、记者、编辑、作家、中小教员、账房、伙计、学徒、小贩、工匠等从业人员构成的松散的、边缘模糊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城市中的多数。在不同的定义中，他们往往被称为‘白领阶层’、‘中产阶级’、‘中间阶层’”，[49]而“公务员、职员、教员、自由职业者等，作为非体力劳动者，具有某项专业技能的专业人员，是民国时期上海中产阶级的主要职业群体”。[50]同时，上海还存在大量中小工商业者，他们也在中产阶层之列。[51]
对于中间阶层的定义，存在某些歧义和存疑之处。例如中间阶层主要以职业身份为尺度，中产阶级则是以经济状态为尺度的人员结构划分。两者之间虽然存在渊源关系和相互包含，但是仍然难以将两者做等同的概念联结。尽管如此，中间阶层仍是一个涵盖甚广，可以作为特定认知对象的概念。
1.中间阶层参与体育的方式
民国时上海中间阶层人士广泛地参与上海社会体育事业，他们可称得上是上海社会体育的主角。中产阶级或是中间阶层参与体育的主要方式有三种：
第一，参加体育比赛。1929年5月20日，由上海市教育局主办的第一次上海民众业余运动会开幕。此次大赛田径赛共226人，除特殊人物不计外，商界147人，女23人，占60％，工界26人，伶界男9人，农界男8人，教育界男5人，女2人，军界男2人，政界男2人，报界男1人，医界男1人，总计男有204人，女有25人，商界占75％，次为工界，医界、报界最少。[52]商界女性更占参赛女性的92％。
第二，参加体育会。据上海精武总会1929年至1933年上海总会新会员登记情况：1929年会员1276人，1930年1608人，1931年1738人，1932年由于受战争的影响仅有92人，1933年1771人。五年之内所招募的新会员中，工界23％，未详6％，政界5％，学界10％，商界56％，[53]1936年新吸收会员中，商人占76％，学生2％，工8.5％，政0.2％，其他13.7％。[54]商界依然占多数。正是因为工商界运动频繁和参与人员众多，才使得上海第一公共体育场得以组织八届工商足球会。[55]同时还有五届业余篮球会，“以工商界业余分子为限，凡学生及以体育为职业者不准参加”。[56]
第三，参加本单位组织的体育队，在本系统内和行业外进行比赛。民国时期的上海，职员这一个群体逐渐发展壮大，他们作为在工商、文化等机构从事非体力劳动的服务人员，一般是属于非体力劳动职级的雇员系统。他们通过考核进入都市经贸、文化经营市场网络中的相应职业岗位，承担着对各类资源的组织、开发、分配协调和管理等职能。其中银行界、报界和商界职员的体育活动比较频繁，这同20世纪30年代上海部分职员人数相对集中的行业为教育、金融、新闻、商业等部门是相吻合的。
1933年、1936年上海教员、工商界职员和新闻工作者人数表
资料来源：《上海通史民国社会》第128页。表格标题为笔者所加。
2.中间阶层所体现出的运动特点
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日趋庞大的阶层参加体育活动，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工商业者在社会体育活动中所占比重很大。
商人不仅是富有阶层，而且也是有着较大社会影响的阶层。体育是一种文化，作为新文化的载体，[57]商人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民呼日报》所载图画“南汇清华女校运动会”
组织比赛需要相当财力作后盾，而绝大多数中小工商业者无力承担，但是他们自己投身于体育中。上文提到的市教育局第一届民众业余运动会，商人参赛者占60％，而女性商人占所有参赛女性的92％。除了综合运动会，他们还参加一些单项比赛。西光越野队是沪上著名的社会体育团体，1936年11月间，该越野队组织的第四届沪华来回长跑竞赛，共有102人参赛，其中商人35人，[58]约占总人数的34％。不仅仅在竞技体育，即使在传统体育项目上，商界人士也占有相当比重，1935年3月1日至1936年2月29日，上海国术馆有会员615人，商界451人，[59]约占总人数的73％。
商界还组织完全由商人参加的体育团体，如上海青年自由车旅行团，“纯属正式商人，因喜作自由车长途旅行之运动，故拟于每星期例假日，约数同志前往郊外作长途之旅行……不收会费，盖其全系业余性质”。[60]
民国上海的工商业者有三部分组成，新式商人、新式知识分子和旧式商人。“新式商人是指在近代上海从事于进口贸易的工商业主，包括买办……新式知识分子是指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他们学有专长，走出校门后进入经贸、工商、文化、卫生、行政等部门谋职。1895年至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西学科毕业生405人，在沪就业者126人，其中进入工商界56人，占44.4％”。[61]
民国时期，上海中小学校众多，高校云集。学生在学校中受到系统体育教育，具备了一定的体育基础知识，部分学生对某项或多项体育项目产生了兴趣，进入工作岗位后，这种爱好带动了单位的体育运动。
金城银行于1934年3月21日成立体育会，“职员中不乏昔日沪江、复旦、光华、上中、民立、南洋等大中学校运动健将，对于各项运动，具有杰出人才，近鉴于体育之重要，故发起组织金城银行体育会，兹因篮球队较易组织，决先举办，他如田径足球等，亦将次第进行”。[62]
第二，体育活动在中间阶层更容易形成跨职业的局面。上海市教育局主办的第一次上海民众业余运动会田径赛共229人，包括商界、工界、伶界、农界、教育界、军界、政界、报界、医界。[63]西光越野队1936年11月间，组织的长跑竞赛，共有102人参赛，包括商人、学界、工界、军警、医生。[64]
3.中间阶层参与体育的主、客观原因
那么中产阶级何以成为民国上海体育的中坚呢？这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主观上，中间阶层的娱乐需求更趋理性，参加体育运动出于兴趣爱好。
民国上海，娱乐业繁荣，与北平、广州、武汉等城市比较，其娱乐场馆，如戏院、游乐场、舞厅、菜馆、电影院和咖啡馆等，均独占鳌头。
20世纪30年代五城市娱乐场所比较表
资料来源：《上海通史民国社会》，第166页，略有改动。
除了某些明显有损身体健康和败坏社会风气的低俗娱乐外，其他娱乐方式很难说清楚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一切皆有一个度的问题，超过了一定的限制，有益的事物也会走向反面。《申报》曾报道了一篇银行职员的来信：
编者先生：我们现在有一个对于个人生活最有关系的问题，也是一个有关一般人生活的最严重的问题，特来请教你。……我们都是一家银行里服务的，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是不办事的。我们在平常工作很紧张之后，得了这一天半的余暇，当然都要去寻求娱乐去了。但是我们看见那些同事在休息的时候不是看电影就是看牌，或是竟跳舞到深夜才回家，这种生活实在太不对了，虽然有些人是比较好一些，但是能够去找正当的娱乐以消遣这种休息日的人，还是很少。
我们觉得在过度疲劳工作之后是还像别人一样，看戏、跑狗、看牌的胡斗，我们当然不肯这样做，同时却又难找到我们所认为适当的娱乐，所以到了休息日，我们只好坐在家里，烦闷已极。
先生，像我们这种情形，在现在一定很多吧，我们觉得一定有很多青年正因为（没）找到正当娱乐，而走到堕落的路上去，这是太危险了！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一般人……希望先生们指导我们如何去觅取正当的消遣，以恢复工作的疲劳……闻养秋、鲁殿臣、程龙。[65]
此信说明当时一部分追求合理健康娱乐和生活方式的职员所处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有娱乐的需求，另一方面又不认同社会上通行的娱乐方式，以至于他们感到“烦闷已极”。
同样在银行工作的人员，因出于对乒乓球的热爱，而组成了乒乓球队，从而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
民国廿二年，我在上海四明银行服务的时候，业余嗜好乒乓球戏。那时中央银行发起第一届银行杯赛，就代表四明乒乓队出任竞赛（原文如此——笔者注）获得亚军而归。乘兴之余……组织一个规模较大的乒乓球队，过了一时期，就在该年七月间宣告成立了，定名为青云队。[66]
体育既是一种健身手段，也可视作娱乐和调节身心的方式。而中产阶级也的确有财力和时间来进行这种活动。这便是客观原因。
业余运动规则决定了业余运动员得不到任何报酬（根据实际情况也许有出入，但这是同当时倡导的比赛规则和竞赛精神所不允许的），因此这就决定了体育活动人员必须有正当的除体育之外的职业，也必须有一定的闲暇时间。
中间阶层一般具有体面的职业、稳定的收入和不等的工余时间。职业为他们提供了开拓视野的空间，稳定的收入为他们提供了物质基础，根据人的不同需求的理论加以分析，娱乐只能是较高的一种需求层次，无论选择何种娱乐休闲方式，财力和时间都是制约因素。
根据陈明远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上海一家月收入66银圆，也就是每年8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28000元）。陈明远认为，一家五口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标准家庭，夫妇二人加三个子女，或一对老人、儿子和儿媳加一个孙儿，“五口人的日用消费，包括大人和小孩，在统计学上折合起来相当于4个大人，成为‘等成人’（与4个成年相等的意思）”。[67]每个“等成人”每月16圆6角7分，这样水平的家庭在普通知识阶层和职员中占多数。这样的市民的家庭生活，除去吃、穿、住和水电费，还有265银圆用于杂项，占总支出的33％，其中便包括嗜好费和娱乐费。[68]
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中产阶级的收入一般比较稳定而且保持较高水平。中级职员和（大专毕业的）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专业作家、律师、一般演员等的家庭状况比较好一些，四五口的家庭月收入可达一二百圆之上，“这样的家庭逐渐步入‘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中坚”。[69]不同收入的背后反映出怎么样的生活呢？
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作家为例，上海的作家按照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四个等级：头等作家月收入可达400元（约合人民币12000元），一般住在租界的新式里弄（如大陆新村），房租每月至少60元甚至上百元；饮食丰盛，经常请客聚餐或家宴；每周都可娱乐观剧等；出门乘坐出租汽车。二等作家已经成名，稿酬为千字3—5元左右，可住三间房，每月房租20多元，生活费至少160元左右；月收入必须200元（合今人民币6000元）左右，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风。这是一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三等作家小有名气，稿酬为千字2—3元；若参加杂志社可有编辑费；若已开始独立出书，可有版税收入。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15元左右，若住两间房则月租金20元以上，生活费120元（合今人民币3600元）左右。他们开始进入社会，生活小康，比普通市民稍好一些。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1—2元，开始总是过着独身生活，或者将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单枪匹马在上海滩头闯江湖，每月个人生活费及书刊费约20—30元。[70]住亭子间房费10元，大米、小菜、油盐煤球等每月伙食费40元，加上衣服、乘车、应酬（请客吃饭等），每月生活费需要60元（合今人民币1800元）左右，仍属于普通贫民。[71]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观看一场体育比赛，门票费大约在1元左右，多是2角、3角和4角。
参加比赛者也要缴纳一定费用，如参加1929年上海公开运动会，“加入一项者一元，两项者一元半，以后每多一项加半元”；[72]参加1934年远东运动会预选，则要缴纳报名费1元；[73]参加1935年上海市业余民众运动会，“缴纳保证金小洋2角，会毕凭号码布发还”。[74]而要参加西人足球会的史高托杯每队10元，字林杯、初级杯每队5元。[75]
参加体育会所要缴纳的会费较门票费和参赛费略高。1933年，如要参加东华体育会的武术组，“年费一次性缴足者20元，一年分两次缴足者，每次11元”，[76]而要参加中华体育会需交年费12元，暑期班（7月10日至8月20日）会员费3元；[77]1935年要参加中国体育会网球部，“男子旧会员40元，新会员50元，学生会员30元，女子会员20元”。[78]
闲暇时间是开展娱乐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民国时期，上海市民中相当一部分人有余暇时间用于娱乐。周六下午和周日休息已成为一些政府机关、大多数企业、工厂和公司职员们固定的假期，像上面所讲到的那三位有志青年写给《申报》编辑的信中便提到每周有一天半的余暇。体育不同于其他娱乐，业余运动者需要一定的练习和准备时间，而且比赛时长是一定的，因此这就需要大量公共休息时间以满足业余运动者的需要。
业余运动员用在运动上的时间要远远多于观众看比赛的时间，这点毋庸置疑，因为参加某种体育团体，开展训练和进行比赛需要大量时间。如何解决工作和业余爱好以及参加正式比赛之间的矛盾，是民国业余运动选手需要解决的问题。参加体育训练和比赛毕竟是个人爱好，一般情况下无法经常占用工作时间开展训练和比赛，业余活动只能安排在工余时间。这就是民国上海体育团体的练习时间和比赛时间经常设在早上和晚间的原因了，作为公共休息日以及节假日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周六下午和周日是运动比赛黄金时间，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潜在的观众都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并不是说工作和业余运动就没有冲突，但据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没有直接发现此类纠纷，却有因时间关系而导致比赛延期或是无法进行的情况出现。1933年11月29日，江南田径队向沪上著名的白虹田径队下挑战书，[79]但是次日白虹队发表声明：“因队员工商学政各界人士皆有，除星期日外，碍难全体队员抽暇出场，故星期六无法应战，至本星期日，因应华光队之约，参加越野赛，早经报名，势难更改。”[80]故此次比赛无果而终。有些比赛运动员因职务关系而无法到场，1935年2月26日通讯地址在闸北福生路德康里55号的公和乐足球队与一心足球队作友谊比赛于浦东三队球场，公和乐队员因职务关系，仅以9人应战。[81]
由此可见，业余运动员要合理安排时间，同时也侧面规定了其他时间进行行运动的可行性。但是著名运动员似乎不存在此类问题。“东亚球王”李惠堂[82]的工作时间说明了这一点。
李惠堂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我国足坛的风云人物。《上海足球》称赞他是“足球时代的功臣，沟通沪港球界的使者，是上海，甚至是中国足球史上的唯一伟人”。1925年李惠堂定居上海，参加乐群足球队，次年组成乐华队，任队长。李在沪5年，对上海足球水平的提高有明显作用，上海流传着“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83]的说法。
1929年6月4日李惠堂在《申报》上刊登启事：
鄙人现应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之聘，担任上海经理部秘书，除星期日外，每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止在公司办公，各界如赐接洽务请驾临。静安寺路三十四号，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或电话61072·3·4·6为荷。[84]
由此可见，李惠堂符合当时业余运动的要求，而每日仅两个小时的上班时间保证了充足的训练和比赛时间。运动时间的出现说明娱乐变得更加合法和坚定，这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中间阶层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具备进行体育运动条件，而且这一部分人群不断壮大，因此他们成为上海社会体育的主要参与者也就成为可能。
中间阶层是上海体育运动的主力，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苦大众也具有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上海为每一个阶层和个人都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三）社会底层的体育与活动
民国上海，社会底层包括很多人群。其实中间阶层同社会底层并没有什么完全清晰的界限，因为处于中间阶层的人如果失业，不久他也将会变为社会底层的一员。因此我们在此探讨的底层也就变得模糊。习惯上我们将劳动人民作为社会底层，虽然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但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围。
工人阶层是下层社会中人数较多的一个阶层。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海工人阶级日益壮大。1910年，上海产业工人估计为10万人左右；而到了1919年前后，上海已有20万产业工人，还有万余交通运输工人，20多万手工业工人，工人总数达50万余人，约占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1919年前后上海工人工资表
表格来源：[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略有改动。
但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上海工人组成比较复杂，并非我们原来脑海中的一个单纯的整体，在某些行业中，技术工人的生活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中间阶层的水平。“近代关于中国劳工阶级的研究认为，产业工人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他们因个人的出身、工作的种类和自身的性别而有种种层次和差别”。[85]
据所见资料显示，上海工人参加体育运动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己报名参加面向社会开展的业余人员的比赛，由于受到生活所迫，和工作时间的限制，这种可能性很小；二是本厂组织的工人球队，代表本厂参加比赛。由于是厂方组织，因而不受前者的限制条件，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梁新记牙刷厂总经理梁日盛倡导组织“双十足球队”，“队中球员，全系该厂工人”，首次参加市一场所组织的工商竞赛会便夺得一项冠军。[86]厂主允许工人参加体育比赛主要是为了调剂工人业余生活和出于商业目的。有些厂家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目的，位于法租界维尔蒙路树德里7号的协兴运动器具厂，该厂老板章仲文“为调剂住厂职工生活，及实地研究该厂出品起见，特组织足球队及篮球队”。[87]
此外部分职工自己组织体育团体。如民国上海第一个职工体育团体“进德体育会”。1923年，中华书局的职工组织发起“进德体育会”，由于纯粹是职工自发组织的，所有活动经费在初创期依靠每位会员的5角钱入会费维持，而且局限于少数人。1932年春，正式成立“进德体育会”，会务由该厂印刷所职工汤炳南、周文彬、汪宝祥等主持，同时该会取消会费制，经费由印刷所利润中提取。该会曾举办过三届“中华书局杯”小足球邀请赛，参加中华足球会中字组和华字组比赛，1936―1937年参加“西联会”举办的联赛获冠军，曾获得中华足球联赛“高级杯”亚军。抗战爆发后随中华书局迁往香港。[88]
像梁新记牙刷厂和协兴运动器具厂这样的情况在上海并不多见。“旧上海体育多集中在学界和商界，占上海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工体育却冷冷清清。广大工人，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所得薪水无几，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实际上已失去了去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89]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会组织普遍成立，某些工会组织多少为生活在上海最低层的劳动群众做了些有益的事情。
1928年10月16日，上海市报界工会足球队在西伦桥报界工会所成立，参加者百余人，训练地点在沪北第三体育场。[90]“历年参加中华足球会及工商业余会比赛”。[91]但是后因职务关系，球队停止活动。1933年，在西门小桃园街14号复会。上海邮务工会曾设有体育部，开展邮务员工业余体育，如乒乓球、自行车等活动，并曾经举行过一次邮务员工联合运动会。[92]
而工会所组织的最为瞩目的体育活动便是上海工人运动会。
上海市总工会于1934年组织劳工体育委员会，并于当年发起举行上海市第一届工人运动会。运动会于1934年5月15日至16日在中华田径场举行。大会深得社会各界支持。这次运动会设有田赛、径赛、足球、篮球、网球五项锦标、女子田径赛（50米、100米）、乒乓、国术、自行车、竞走、工人军训班体操、障碍跑、市总工会委员会赛跑、体重赛跑等表演，参加者有邮务工会、牙刷工会、一区化装工会、一区水电工会、二区水电工会、四区水电工会、四区卷烟工会、六区公共汽车工会、九区皂药工会、民船木业工会、金银洋镶工会、制履工会、南货工会、新法洗染工会、轮船木业工会、吴淞商船校工、暨南大学校工、约翰及光华校工、胜德值制厂、康元制罐厂、梁录机厂、英美第三厂、大车毛织厂、中华电报局、大东电报局、太平洋电报局、国际无线电台等团体，男女运动员计千余人。[93]
工人体育会的举行一方面说明上海工人的数量众多，不可忽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体育已经在普通民众中有了一定的基础，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正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认识。
民国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市民的普遍参与，同时，体育也为其爱好者提供了机会，为个人带来了实际利益。原中国银行董事长冯耿光（冯六爷）的姨太太陈绿云，系青楼女子，人称冯老三，陈绿云跳出苦海后将要好的姐妹冯老四解放出来，后冯老四嫁给著名短跑名将程金冠。因程无法靠体育养家，后得到冯耿光的推荐得以在银行工作。[94]如果程金冠并非因短跑而享誉沪上，冯老四也许并不知道程金冠，程也无法得到在银行的工作。(www.xing528.com)
西人自行车比赛
二、普通市民的体育情结
体育运动与其他娱乐方式相比，有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体育运动集竞技性和观赏性于一体，它是一种双向娱乐方式。无论是运动者还是观众都能从中获得愉悦。民国上海体育运动除了吸引大量人员在业余时间进行体育运动外，同样吸引了大量观众。观众的情况既是体育社会影响力的一种表现，也是体育事业发展的源泉。体育比赛在丰富市民业余生活的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对宣传民主、平等、竞争观念起到一定作用。
晚清，沪上侨民的体育活动曾引起华人极大好奇，这在第一章中已有涉及，所以观看比赛对上海市民来讲并不陌生，而且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体育竞赛欣赏水平的观众。民国时期上海华人体育事业得到发展，打破了长期以来侨民体育在沪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无疑极大丰富了市民的娱乐生活。
在上海，体育运动在普通市民中的影响力无疑将随着华人体育事业的发展而走向深入，出现一批对体育充满激情的民众：
在民国十七年的时候，南市一体育场附近，住着有几位爱好足球的同志，他们和前乐群守门将徐宸枢君，及魏肇昌君等，便商议组织一个球会，定名青华，当时一唱百合。[95]
另据孙曜东回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足球运动正处在第一个高峰期。孙曜东小时候每逢礼拜天，就向大人要一元钱，三毛乘三轮，两毛买门票，五毛吃点心，同小伙伴一起，要么踢球，要么观看比赛，不到天黑不回家。[96]
第六届全运会各场门票价目表
资料来源：《各种门票价目种类》，《申报》1935年10月1日。
同时期的舞票价格一般是1元数张，高等的舞票价格是1元3张，次之及低档的是1元8张、10张，甚至15张。[97]
体育活动并非每个人都有兴趣和有条件参加，而观看体育比赛，只要有兴趣、有时间，愿意购买门票，便可以入场观看。
体育的竞技性、观赏性吸引大量上海市民观看体育比赛，“年来沪上体育事业发达盛极一时，每当星期比赛观者人如山海，咸报极大兴趣”。[98]
1929年10月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各运动场内10月份内举行各项比赛的观众进行了统计：
以网球最精彩，足球为最热烈，余如篮球田径则寥寥无几，期间或售券，或任人参观，统计有三十余次，参观人数达六万数千，较之上月，殊不可以道里计，足见当时之盛况。[99]
11月观众人数为27226人，较之前月相差将半，盖以足球虽多精彩不多之故也。[100]
由此可见，上海市民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体育鉴赏水准，形成了对某项体育项目的特殊之好。
1929年11月间各项比赛数次及观众统计表
资料来源：《全国体育协进会十一月份各场运动员统计》，《申报》1929年12月5日。
1931年4月19日上海市教育局主办第一次长程赛跑，“未赛前，方浜桥已万头攒动，警士驱散，一而再再而三，后由机枪汽车反复多次驰骋，方才秩序稍好。沿途路旁，立观者连声不断，自西门向南回至原处，无地无人，围之若桶，尚有据高楼以观者，在车顶自高临下者，男女老少当在十余万人上，交通断绝者计一小时余”。[101]此外，上海市民对球类运动也有浓厚兴趣，特别是足球运动。
晚清沪上侨民组织西人足球会（简称西联会），是外侨社会中最活跃的体育社团之一，自1902年开始每年举办各种足球赛，每年冬季至翌年春季是上海的足球赛季。[102]
西联会组织的埠际赛由于双方参赛人员都是各自地区的球场名宿，因此每年都吸引了大量观众。以1932年12月间的埠际赛为例：
是以昨日香港与中华之战，看客特别拥挤棒球场，[103]因座位不多，协进会特在场内设座位四百余，为两元特别座，贵族仕女，纷至沓来，座为之满，而一元券共售去二千四百余张，但座位不克容二千人，于是座中既告满坑满谷，水泄不通，而向隅者亦不在少数，于是群向场内进攻，圈坐于场之四周草地上，六角座中，拥挤如人山，毫无插足之余地，门票总计售出一万四千余张，另加赠券及揩油朋友，人数当在一万八千左右。[104]
当时《申报》评论：
语云僧多粥少，不够分配，而昨日之棒球场，可谓人多场少，平时以为偌大之棒球场，焉能客满，然以昨日之情形观之，棒球场即放大一倍，亦不觉其大，良以已购票者，既不能入场，而饷闭门羹者为数尤在数千以上。从前全胜之乐华夺标之时，以及万国足球中英中俄决赛时，棒球场尚未放大有今日之大，而观众尚无昨日之拥挤。场上种种奇型怪态之情形，诚非笔墨所能形容，虽不敢谓绝后，空前未有之盛况。[105]
真实的售票处的情形是：
售票房因客满停止售票，但因购票者因到场稍迟迭饷闭门羹，不得以群集协进会大门，以致大门倒塌，里面一巡捕小腿压伤，受伤甚重，尚有一门卒，头部亦受伤，而外面看客复如潮水般涌入，数十巡捕无法阻挡。有一极时髦之摩登小姐，被推倒地，狂呼不已，幸而未被足踏，然全身时装，已狼藉不堪矣。[106]
1934年在申园举行的埠际足球赛又吸引观众15000余人，“三日以来，埠际赛精彩迭现，且东华又未出场久已，一般球迷见中华队将与津港联军作战，必更有不可言之美妙，故争先恐后，为埠际赛莫大之盛况。球场四周，水泄不通，全是人头，场中四周，席地而坐，亦有五六百人，申园改造后之第一次盛况。统计当在一万五千人”。[107]一场足球比赛吸引观众万人以上，这在当时可谓蔚为大观。
华界方面，1924年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的同年，便成立上海中华足球联合会（下简称中联会），从1924年至1937年，中联会每年举行一次足球比赛，共举办了13届。[108]每届比赛的比赛数目视本年参赛队数决定，但至少也有数十场，多者上百。如1929年至1930年上海中华足球会所组织的足球赛“十月二十六日开始比赛，须至明春三月中旬，方可完毕，正式比赛一百九十八次，连本年暂设之协会杯赛，共计约有二百二十次之多”。[109]上海第一公共体育场自1929年举行了8届工商业余足球赛，旨在面向工商业者。[110]此外一些未形成传统的和临时性的比赛以及友谊赛更是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足球运动已经风靡上海滩，每逢强队较量，足球爱好者争相往观。
1931年3月底，中华足球队参加万国比赛足球锦标的竞争，对手是实力较强的英国队。28日，中英会师申园：
鸣钟一下，各界之往观者踵接于途，电车汽车营业大盛，每一车至，莫不潮涌而下，奔驰入场，以偿捷足先登。不及二时，场中万头攒动，拥挤不堪，场外所停汽车亦密布。殆至鸣钟三下，全场竟无插足余地，其数在万五千之上，开本届之记录也。”九十分钟恶战后，未杀得胜负延以时间，中华卒以一对零获得锦标，“爆竹声欢呼声，声声相应，远望四野，当其时夕阳西下，血战闭幕……群众爱慕英雄，出于至诚，包围诸健儿，如众星捧月，群拥诸健儿。[111]
一些精彩的比赛往往让足球爱好者流连忘返。1931年12月间沪上两支著名球队东华队和暨南队鏖战于中华棒球场，“天气骤寒冷风砭骨……冒寒望观者仍有三四千人，虽栗栗然，不稍动也”。[112]
重大比赛变成最重要的特殊事件，比赛调动了观众的激情和狂热。民国时期上海承办了三届远东运动会和一届全国运动会，吸引了大量市民观看。以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为例，大会召开期间，上海市民怀着极大热情，乘车前往江湾的上海市体育场。
1935年第六届全运会上海对广东排球决赛
1935年10月10日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开幕。是日中外参加人员计有10万人，[113]大会第一日门票总计12300元，“仍有部分购票者未能入内，大会筹委会发出通告凡购得开幕式票未能入内者，十一日可特允入场参观”。[114]大量人员前往，造成当时通往江湾汽车数量剧增，而乘车依然困难，“来来去去，步行固费力，雇车尤嫌少，乃多以搬场汽车代步，摩登甘儿，一变成为家具货品”。[115]一位观众记载了自己的等车和乘车经历，由此可见当时人员之多以及观众急迫的心情：
在平常本来不大容易早起的我，那天也不得不破例起一个绝早去躬逢其盛。从家里动身时还不到七点钟，可是一路双层公共汽车上却装满了人在不停地一直驶过去，在站头上等候了廿几分钟的时间，才赶上了开过来的第五辆车子里找到一个座位，就这样直驶到虹口游泳池门口停下了。市中心运动场距离这里还有十多公里，可是那种热闹情形仿佛有传染性似的早就在这里开始了：人是像潮水似的一样涌着，一部一部的杂色汽车联成一串，蠕蠕地像爬虫似的朝前运动，从宝山路开来的黄色公共汽车，驶到此地便会遇到不能通过的难关，群必争先恐后的抢着上车，可是发现车子里的人挤得像一包棉花时，便怅然的把身子往后一仰，人声又一阵鼎沸起来……“屈死，车子为啥不停？”一个青年小伙子看着那个不顾死活的车夫谩骂起来，“这许多人怎么停法？”站在小伙子旁边的一个摩登女子很同情车夫的说。“又有车子来了，我们把它截住。”各个不同性情在每个人得脸上吐露着十分清晰的轮廓。一会儿，宁波和中国搬场公司的搬场汽车大批的驶来，才解决了黄色公共汽车未来的困难！
搬场的车子临时定价每人收费一角，还不到半点钟，十多辆车子都塞满了，我也做了一条沙丁鱼被夹在中间带到了市中心。
一坐上了车，心境就不同了，车子像牛步地驶着，个人也不觉得缓慢，而且还骄傲把路上步行的人当作谈话的中心。“这样远的路，走起来可吃力死了！”“坐车子要铜板啊。”一会儿车子停在国淞沪上喘息着，人像蜜蜂出窠似地飞腾起来，运动场附近的几条马路上，到处只看到人头晃动。会场门口，一座古堡般的红色高墙底下，开着三个状如桥孔的出口道，人潮正朝里面涌着，几处售票的窗洞口都堆满了一簇簇的人头，波浪形的在动荡，神情都显得紧张、焦灼，票子到了手，就彼此会心一笑，各奔前程去了。……下午田径赛场的运动开始了，一般在上午候车不着的人，在下午还是那么热烈地往市中心蜂拥而来，可是，正在人们欢欣鼓舞的情绪中，老天突然作怪洒下一阵甘露水来，把会场热烈紧张的空气顿时变成愁眉苦脸的凄惨，平静的出口道上一时又嘈杂起来。这种嘈杂的动态一会儿便延长到运动场两边的各条马路上，候车的焦急、争斗、谩骂，各种声音打成了一片，江湾路上先前的一幕又重复上演了，最后又是搬场汽车来解决这个困难。[116]
据统计全运会期内，参加观众超过10万人以上者，共有5天，其中以国庆日为最多，约有18万人，其次为10月18日约有16万人，19日及20日约15万人，13日约10万人。[117]全运会期间，观众大都自早上8时起，既陆续赴会，下午3时以后，亦即有人络绎返沪，故一日之间，来往车辆数量众多。10月10日一天自上午7时半至下午8时半来往汽车约有12000余辆。19日因系足球决赛，又为星期六，故观众赴全运会时，大都聚集于午后12时半至1时半，在此一小时之间计通过小客车1570辆，大客车161辆，共有1731辆。而观众所乘车辆，以小客车为最多，大客车次之，火车又次之。例如10月10日，乘坐小客车者约有7万余人（自用小客车在内），大客车者有6万余人，火车约有1万余人，“是日因国庆日各工厂具休假一天，故各工友之参加者亦甚众”。[118]大型的体育比赛成为一种新的崇尚，而且成为渴望整体强大信念的展示。
极大热情的背后，体现了体育运动对市民吸引力，而这种力量源于体育本身的竞技性和观赏性，可以说，民国时期上海基本上没有一种娱乐业可以像体育一样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如此众多的参与者。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崇尚，这同时说明体育运动对健康体质的形成和对积极进取、公平竞争精神的培养的作用已经为市民所认同。总之，如同其他文化娱乐业，体育运动在开阔上海人的视野、增强其求新、求知的欲望和意识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小 结
在一定社会中，人身处不同阶层，从事不同职业，处于不同利益群体之中，而人的活动由于受到自身教育背景、身份、地位的影响，表现出不同取向。体育作为一种健康的、具有一定观赏性和竞技性的娱乐活动，自然也吸引了不同层次的人。不同阶层对体育的参与程度和方式都存在差异。民国时期的体育活动代表着一种时尚，拥有私人体育场更是一种奢侈的消费。上层人士要么亲自参加体育活动，要么成为某些业余运动员和体育团体的后台老板，或是二者兼有，兴趣爱好和追求时尚是他们参与体育的原动力。民国时期上海社会中间阶层逐渐壮大，城市职员无疑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具有比较高的教育程度和知识含量，他们都归属于由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及其社会分工所直接产生的社会职业群体。既定的知识形象和教育背景，以及相对切近的参照和沟通，也使得上海的中间阶层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上，往往能够形成一般市民由衷认可的目标指向。
中间阶层是上海社会体育的主要参与者，在他们中间，工商业者占有很大比重，一方面说明上海工商业的发达，另一方面也说明工商业者也是新式文化和娱乐的追随者，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社会下层也并非没有机会参加体育，业余运动原则为所有有志于体育运动的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事实上也通过多种途径参加体育运动。各个参赛者在某一时间内消除了其社会属性，确而代之的是人人平等参赛，唯一不同的是参赛者能力的大小。
综上，民国上海体育的影响力已经波及社会各个阶层，体育活动氛围已经形成。而且在民众的体育激情中，各项运动被自发地推广到日常生活中，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民众的生活方式，这体现出市民空闲时间的增多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有时候，民众的体育运动超越了日常生活，以一种非功利的方式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这是民众体育特别值得肯定之处。
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上海社会体育研究（1912—1937）》（2007年）
【注释】
[1]沈文彬主编：《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第340—342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2]贾幼良：《东华足球会简史》，《上海体育史话》1982年第1期，第5页。
[3]上海档案馆馆藏：《精武体育会征求特刊》，Q401—10—27。
[4]上海档案馆馆藏：《上海精武体育会会员名册》（1936年），Q401—10—11。
[5]《太古洋行华人体育会昨给奖》，《申报》1934年3月6日。
[6]《章华公司篮球队成立》，《申报》1933年12月13日。
[7]《土地局职员各球队讯》，《申报》1935年4月22日。
[8]《江南秋色将阑，望平街足球队成立》，《申报》1933年11月26日。
[9]《麒麟童之华伶队》，周家骐主编：《上海足球》第80页，业余周报社1945年版。
[10]王小商：《上海两个艺术家足球队》，《上海体育史话》1989年第3期，第48页。
[11]贾杏年：《说书先生踢足球》，叶又红编：《海上旧闻》第187—188页，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
[12]《电通未名篮球队友谊赛》，《申报》1935年6月25日。
[13]《电影界发起田径运动》，《申报》1933年12月1日。
[14]《五月二十三日市民众运动参加人数统计》，《申报》1929年5月23日。
[15]《沪华长跑今晨举行》，《申报》1936年11月8日。
[16]《万米长跑今晨举行》，《申报》1933年4月9日。
[17]《轰动全市第二届万米长程赛跑》，《申报》1933年4月10日。
[18]《上海中华足球会报告》，《申报》1929年11月20日。
[19]《会员年龄统计表》，上海市通志馆年鉴委员会：《上海市年鉴》（1936）社会事业，第99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
[20]张邦纶：《旧上海足坛漫话》，《上海体育史话》1986年第1期，第40页。
[21]蒋志和：《民族资本家创办体育初探》，《上海体育史话》1986年第2期，第25页。
[22]马友于：《旧上海田径运动集锦》，政协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体委文史委员会：《体坛先锋》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3]袁成亮：《程金冠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百年潮》2007年第2期，第66页。
[24]蒋志和：《民族资本家创办体育初探》，《上海体育史话》1986年第2期，第25页。
[25]马友于：《上海中华棒球场的来龙去脉》，《上海体育史话》1982年第1期，第21页。
[26]《上海市体育协进会成立》，《上海市年鉴》（1936年）社会事业，第80页。
[27]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浮世万象》第14—1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8]李伟明：《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1897―1927）》绪论，第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9]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第3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0]宋路霞：《上海小开的体育情结》，《世纪》2007年第1期，第76页。
[31]宋路霞：《上海小开的体育情结》，《世纪》2007年第1期，第79页。
[32]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浮世万象》第3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3]陈公哲：《精武会50年》第10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4]宋路霞：《上海小开的体育情结》，《世纪》2007年第1期，第79页。
[35]宋路霞：《上海小开的体育情结》，《世纪》2007年第1期，第76页。
[3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第11页，1908年刻本。
[37]《中西药房总经理周邦俊慨捐邱飞海纪念杯》，《申报》1936年9月18日。
[38]《先灵杯药房足球赛各队赛绩》，《申报》1934年1月10日。
[39]《国术太极拳社发起人黄金荣、江子诚、李子宾启事》，《申报》1930年5月26日。
[40]《体育会球队通讯录》，沈镇潮主编：《上海体育年鉴》第一集，第66页，体育世界社1940年版。
[41]《李景林筹备国术比赛大会》，《申报》1929年12月6日。
[42]《精武体育会第三次筹款》，《申报》1929年10月26日。
[43]苏智良、陈丽菲：《上海黑社会》第184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44]宋路霞：《上海小开的体育情结》，《世纪》2007年第1期，第77页。
[45]张邦纶：《旧上海足坛漫话》，《上海体育史话》1986年第1期，第40页。
[46]蒋志和：《民族资本家创办体育初探》，《上海体育史话》1986年第2期，第25页。
[47]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社会》第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8]杨东平：《城市季风》第159页，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49]杨东平：《城市季风》第150页，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50]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社会》第1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1]参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社会》第73—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2]《五月二十三日市民众运动参加人数统计》，《申报》1929年5月23日。
[53]上海档案馆馆藏：《精武体育会征求特刊》，Q401—10—27。
[54]上海档案馆馆藏：《上海精武体育会会员名册》（1936年），Q401—10—11。
[55]“每年冬季举行业余足球竞赛会，已历七届，本年筹办第八届”。《市一场工商足球开始登记》，《申报》1936年10月7日。
[56]《市一场业余篮球报名须知》，《申报》1935年3月16日。
[57]唐力行：《商人与近世社会》第20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8]《沪华长跑今晨举行》，《申报》1936年11月8日。
[59]《会员职业统计表》，《上海市年鉴》（1936年）社会事业，第99页。
[60]《青年自由车旅行团讯》，《申报》1935年8月22日。
[61]《圣约翰大学同学录》第180—228页，转引自《上海通史民国社会》第74页。
[62]《金城银行成立体育会》，《申报》1934年3月31日。
[63]《五月二十三日市民众运动参加人数统计》，《申报》1929年5月23日。
[64]《沪华长跑今晨举行》，《申报》1936年11月8日。
[65]《业余如何娱乐呢》，《申报》1935年3月27日。
[66]周信柏：《青云乒乓会》，《上海体育年鉴》第一集，第59页。
[67]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21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
[68]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24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
[69]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86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
[70]与旧式商店的店员和新式商店普通职员的月薪差不多，参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65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
[71]参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64—165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
[72]《上海公开运动会》，《申报》1935年9月6日。
[73]《全国体育协会参加远东会预选规程》，《申报》1934年3月21日。
[74]《市教育局主办之民众业余运动》，《申报》1935年4月24日。
[75]《上海西人足球会本季参加资格略有更动》，《申报》1936年10月13日。
[76]《东华提倡国术》，《申报》1933年7月5日。
[77]《中华体育会征求会员》，《申报》1933年7月11日。
[78]《中国体育会网球部讯》，《申报》1935年4月3日。
[79]《江南田径队向白虹队下战书》，《申报》1933年11月29日。
[80]《种种困难江南白虹对抗》，《申报》1933年11月30日。
[81]《公和乐足球队胜一心》，《申报》1935年2月26日。
[82]李惠堂（1905—1979），祖籍广东五华，出生于香港，著名足球运动员。1923年入香港南华足球队，被当地报纸誉为“东亚球王”。曾4次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并四获冠军。1925年李定居上海，并加入上海乐群队。1926年李同余衡之等创办乐华足球会，次年率乐华足球队参加史考托杯赛，战胜由外国人组成的九连冠腊克斯队，首开华人球队战胜外国足球冠军队的纪录。同年还获国际杯、高级杯、甲组赛3项冠军，参见《上海体育志》第643页。
[83]沈文彬主编：《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第393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84]《李惠堂启事》，《申报》1929年6月4日。
[85][美]卢汉超著，段炼、吴敏、子羽译：《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第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86]《双十足球队欢迎比赛》，《申报》1934年3月21日。
[87]《协兴运动器具厂组织足篮球队》，《申报》1935年4月27日。
[88]劳马：《进德体育会——上海第一所厂办的职工体育团体》，《上海体育史话》1989年第1期，第34页。
[89]黄奕华：《旧上海唯一的一次工人运动会》，《上海体育史话》1989年第3期，第13页。
[90]戴式增：《旧上海体育之最》，《上海体育史话》1983年第3期，第9页。
[91]《报工界足球队近讯》，《申报》1933年11月23日。
[92]黄奕华：《旧上海唯一的一次工人运动会》，《上海体育史话》1989年第3期，第13页。
[93]黄奕华：《旧上海唯一的一次工人运动会》，《上海体育史话》1989年第3期，第13页。
[94]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浮世万象》第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95]王伯勇：《青华足球会简史》，《上海体育年鉴》第一集，第53页。
[96]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浮世万象》第1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97]高福进：《“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第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8]《民众运动》，《申报》1929年3月23日。
[99]《体育协进会运动统计》，《申报》1929年11月1日。
[100]《全国体育协进会十一月份各场运动员统计》，《申报》1929年12月5日。
[101]《轰动全市之长程赛跑》，《申报》1931年4月20日。
[102]钟瑞秋：《旧上海外侨体育》，《上海体育史话》1988年第2期，第21页。
[103]中华棒球场内设有足球场地，因棒球场开设时间早，影响较广，故多以棒球场代称足球场。
[104]《棒球场空前足球大赛》，《申报》1932年12月28日。
[105]《棒球场新纪录》，《申报》1932年12月28日。
[106]《冲倒协会大门》，《申报》1932年12月28日。
[107]《埠际足球尾声》，《申报》1934年2月19日。
[108]沈文彬主编：《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第12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109]《上海中华足球会报告》，《申报》1929年11月20日。
[110]《市一场工商足球开始登记》，《申报》1936年10月7日。
[111]《中华第二次荣膺锦标》，《申报》1931年3月29日。
[112]《砭骨寒风中苦战》，《申报》1931年12月13日。
[113]《中外参加人员》，《申报》1935年10月11日。
[114]《大会第一日门票收入可乐观》，《申报》1935年10月11日。
[115]《大会热闹依旧》，《申报》1935年10月12日。
[116]《全运大会开幕礼》，《申报》1935年10月13日。
[117]《观众人数》，《申报》1935年10月21日。
[118]《汽车数统计》，《申报》193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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