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格致书院：学校及社团的历史

学校及社团四题

邵　雍

上海格致书院

1874年无锡人徐寿和英国人傅兰雅发起，邀集中西绅商投资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

上海的格致书院是受益智会的启发而创建的。益智会（Society of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由一部分在北京的西方人士在1872年成立。这些人感到中国接受西学的速度太缓慢，因此发起组织该会，旨在通过介绍西方近代科学和自由思想，为迎接必然发生的改革形势提供改变大众心理的思想。同年8月益智会在北京出版中文杂志《中西见闻录》，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益智会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其他在华外国人的关注和赞赏，12月26日上海的《北华捷报》专门发表题为《世俗的传教士》，赞扬益智会的上述尝试，主张在通商口岸特别在上海进行类似的教育尝试。

格致书院以传授格致之学即科学技术知识为宗旨，设矿务、电学、测绘、工程、机器、制造六学。它除了聘请西人教习化学、矿学并定期聘请中西名人讲演格致学理外，还设置了博物院、藏书楼作为学生学习和阅览的地方。博物院展出的陈列品有制造针和鱼钩的机器，也有地球仪等教学设备。1884年华董徐寿去世，应聘出任书院山长的王韬于次年上任后，为吸引士人来学，就与傅兰雅商定，请李鸿章、周馥、曾国荃、盛宣怀等院外名流命题，采用士绅们熟悉的课士办法。自1886至1893年间该书院共出考课题77道，其中格致类仅22道，其余多为富强治术、人才教育、国际现势、边防等命题。由此可见，格致书院的教授内容已是中西参半，因而吸引了一些士绅。据该院特课与季课自1886至1893年历年的优奖课生名单统计，在获奖的86人之中有功名的占了64人。

尽管格致书院的教学内容与传统的书院有很大的不同，但还是称书院而不是学校，这说明传统的书院在名义上尚有一定的生命力，尚有一种号召力，同时也有利于中外文化在上海的彼此接近与融合。1904年6月以李佳白为会长的上海尚贤堂与上海格致书院谈判合并，后未果。

上海格致书院是近代中国最早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学校之一。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教育必须带有超前性。当年格致书院课程设置中有化学、声、光、电等，而清政府直接管辖的学校一直拖到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后才正式开设化学、物理，比格致书院晚了约30年。

面向世界的教育必须是开放的，格致书院当年既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办学，聘请外籍人士讲课，又对全国开放，实验向社会开放，考题公布，人人均可应试，也不论资格、学历，只要考得好就颁奖鼓励。在教学管理方面，格致书院有具有严谨性。考试规定75分才算及格，有助于鞭策学生。有了严格的要求，才会有一流的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格致书院及其创始人徐寿的情况在当今社会上知者甚少，即使在徐氏的家乡无锡也是如此。

中国教育会

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大会，鉴于基督教在华各教会设立的学校缺乏课本，议设“学校教教科书委员会”，推举狄考文、韦廉臣、林乐知、丁韪良、傅兰雅、黎力基等人为委员，具体负责组稿、编写和出版。该委员会自成立到1890年，共出版教科书和图表约3万册，宗教、数理化、外国史地类的教材共59种。这是中国第一套新式学堂的教科书，在一段时间内为上海及全国各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所接受。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大会议决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该会章程第二条规定，“本会的目的是促进中国教育的利益和增强从事教育工作者的兄弟般的合作”。任务从单纯编写教材扩展到全面指导在华基督教教育，包括进行教育调查，举办各种讲席会、交流会、演讲会、策划教育方针、计划和具体措施等等。同年5月21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美华书馆举行首次会议，傅兰雅、狄考文等12名委员出席，会议决定分别组织执行委办会和出版委办会，并请武昌基督教大学校长巴伯尔任总秘书。当时参加中国教育会的外国传教士共有35人，傅兰雅被推为执委会主席主持会务。1893年该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年会，着重讨论了如何把奴化思想与中国封建糟粕相协调、相结合的问题，强调教会学校应当广开英语课程，在校内制造全盘英语化的气氛。1896年该会举行第二届年会，专门设置“教育改革委员会”，大会主席潘慎文在发言中宣称，该会“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各种方法掌握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使它能符合纯基督教的利益”。^[1]狄考文则在发言中强调教会学校开设西学课程，可以破除迷信，使毕业生更有能力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年，谢卫楼接替傅兰雅就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一直到1899年辞职。1902年该会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年会，重点讨论如何扩展教会学校势力的问题，要求各校挖掘潜力，聘请更多的教员，开设更多的课程，招收更多的学生。大会主席潘慎文等人在《向国外差会请求派遣有训练的教育家来华工作呼吁书》中认为，“教育是传教最有力的助手。……现在中国的新教育制度实际上在代表各教会团体的基督教徒控制之下，这事实上就使人类大家庭中的四分之一的青年都受到基督教会的的控制”。^[2]该会1895年出版、1900年增订出版的《中国教育指南》一书，在当时是用以指导各个教会学校的，是研究19世纪末期中国教育尤其是教会学校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1907年该会又出版《教育月刊》，1909年改称《教育杂志》作为机关刊物。1912年该会第七届年会决定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广学会

广学会是19世纪中组织最完善、影响最广泛的外国人西学传播社团，它以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于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会”为起始。

创办同文书会的目的，主要是向中国的上层人士传播西方文化，并影响他们的思想与行为。韦廉臣在《同文书会发起书》中明确指出，同文书会目的是：“一为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目标是面向公众，包括知识界和商界”。这里虽把中国的“公众”包括在传播对象之内，但其重点则是“更有才智”的上层人士。该发起书中强调说：“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土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因此我们认为，凡是对中国昌盛感兴趣的人，最重要的莫过于设立这样一个协会。”^[3]

同文书会不仅是一个宗教性西学传播团体，它可以说代表着欧美侵华势力的整体意旨和利益。其发起者是由欧美各国在华各界人士构成的，除了韦廉臣之外，还有英国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rt）、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福克（J.H.Fo⁃cke）、有利银行经理伯斐细（F.C.Bishop）以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J.Allen）、丁韪良（W.A.P.Martin）、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Muirhead）、艾约瑟（J.Edkins）、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Faber）等39人。其中有商人16人、海关和外交官员11人、传教士9人、其他人士3人。^[4]可见，同文书会是欧美各国在华各界侵华势力的联合体，尤以商人和官员为主体。

同文书会的领导体制采用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是一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社团的组织模式。该会于成立的第二年正式成立董事会，以赫德为会长、福克为副会长、韦廉臣为督办，并由赫德兼任总理，林乐知任协理。^[5]其最高领导权操在当时各国侵华势力总代表的海关官员赫德的手上。

1889年2月，同文书会复刊出版原由林乐知自编自办的《万国公报》，作为其传播西方文化的主要工具。该报复刊后的第1号发文阐述其内容和发行目的时说：“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敦政本也；略译各国琐事，志异闻也；其他至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学术也；算学格致，务各撷其精蕴，测其原流，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皆在所不当遗也。”还宣称要“广译西学各报，兼辑中国邸钞，五洲之大，六合之遥，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者，荟萃于一册之内。阅是编者不出户庭而周知中外之事变，得以筹划于机先，弥逢于事后。事虽为中国创古今所未有，而实合于上世乘风问俗之陈规。”^[6]它只字不提宗教之事，已是一种综合性的介绍西学西事和中国时事的综合性的杂志，因而也颇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在复刊的第二年发行量就有11300份，到1894年已增加到20000份。同年又创办了《成童月刊》（次年改名《日新画报》）。1891年2月该会还创办了《中西教会报》。

1890年8月督办韦廉臣病逝，1891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正式参加同文书会，并由赫德推荐继任督办（后改称总干事）。李提摩太上任后经过调查认为，中国上层社会4.4万人是他们的学生和读者对象，进一步确立了在中国知识界中传播西学的目标，于是扩充会务，增设售书局。

1894年同文书会改名为广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按其名称的本意亦可译为“在中国人当中广传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总干事为李提摩太。该会骨干林乐知在《广学兴国说》一文中说明：“会以广学名，广西国之学于中国也。中国自有学，且自有至善之学，断不敢劝其舍中以从西也。”^[7]这段话集中说明了该会在迎合中国士大夫心理的前提下传播西学的策略。广学会办有《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因《万国公报》系月刊，周期较长，于是从1904年起又创办了以刊载一般知识性文章为主的《大同报》，设有新闻、社论、科技、卫生等栏目，还经常刊登满汉名人的肖像或题词。广学会主办的上述刊物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96年4月《万国公报》刊载了李提摩太《新政策》一文，公开鼓吹由西方列强中的两国或两国以上共同治理中国。1908年6月21日《大同报》发表李提摩太所著《预筹中国十二年新政策》，继续宣扬干涉中国内政，让外国人在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中任顾问的主张。而《万国公报》1899年2月至4月号连载的李提摩太节译的《大同学》一文，是在华外国人中文刊物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字记载。

“争取中国土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是李提摩太的格言与指导原则”，^[8]当然也是广学会的指导原则，为此广学会加快了出版活动，先后出版了《自西徂东》、《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格物探原》、《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其中以《泰西新史揽要》（又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和《中东战纪本末》最有代表性。前者叙述19世纪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国为经，以事为纬，条理清楚，文笔简练，梁启超认为是“西史中最佳之书”。后者共16卷，刊载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大量史料，客观上对中国人民的进一步民族觉醒有刺激作用。变法时期光绪帝曾向广学会购买了89种书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是大受广学会的影响。事实上在中国极度缺乏西学书刊的情况下，广学会各种出版物中的西学部分对中国知识界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1898年底，广学会在上海召开第十一届年会，李提摩太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在评述维新运动时宣称，“中国只有遵循我们所倡导的总路线，才能获救”，并说慈禧太后“人之不谙外事，必不能讲新学，既不能讲新学，即无以知求新觉人之心。于是由愚生疑，由疑生惧，积惧不释，酿成大狱”，^[9]对慈禧太后仍抱有期望。李提摩太后报告的最后部分称：“为了应付新的政治危机，英国已经……倡议英、美、德、日四国实行经济同盟，如有必要，可使用武力以保持‘门户开放’而维持他们的贸易。同样地，所有各主要在华基督教差会团体，为了在中国传教，也都必须充分合作以维持‘门户开放’。”^[10]

义和团运动时期，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乘1900年4月去美国纽约参加普世基督教会议之机，赴华盛顿求见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要求美国政府对华进行武装干涉。该会1900年的年报中刊有义和团包围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些照片。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该会又出版了季理斐（D．Mac Gillivray）所谓的《庚子教会受难记》，直指义和团团民为“拳匪”。该会1901年年会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成为基督教国家的保护国，她已被置于我们教导和开化的权力之下”，广学会的任务就是要“推广学识”。

1903年该会年会声明，对本会出版非宗教性书籍多于纯粹宗教性书籍的趋向“我们并不回避，……只要我们所灌输的知识是正确的，谁能说这不符合基督教的实质呢？”1905年该会举行年会时，林乐知发表讲话称，广学会“不单是代表传教土的利益，它也代表一般洋人的利益，……广学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将这两个重要的因素结成一体”。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Smith）在广学会1906年年会上也承认，“广学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外滩商业的好处，为了外国银行和轮船公司的好处”。因为根据李提摩太的看法，广学会开发中国民智可以增进中外贸易。1909年，该会在上海北四川路143号建造了自己的会所。

1910年9月，当民主革命浪潮兴起，清政府统治不稳之时，李提摩太撰写了《用最快的方法感化中国》，强烈主张清政府应即在各个最高部门聘请8位或10位世界上最好的专家作为顾问，以挽救时局，实际上是企图乘清政府之危，在中国加速殖民地化的进程。^[11]此外，广学会的会员们还竭力宣扬中国采取共和制尚不够条件，应走“革新”而不是“革命”的道路，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随着时间的推延，广学会的规模和活动又有新的扩展，其组织和活动一直延续到1949年。^[12](www.xing528.com)

上海尚贤堂

1903年美国传教士、广学会会员李佳白南下上海，重开尚贤堂，此举得到了领事与外商的捐款和支持。

尚贤堂（The International lnstitute of China）1897年2月在北京成立，英文原名是“中国国际学会”，这是对中国上层人士进行工作的社团。会长李佳白在《拟设尚贤堂章程序》中宣称创立尚贤堂是为了“实事求是，以期培养人才、裨益全局”。尚贤堂章程规定“本堂内拟设一公所，专使中西上等人士，往来会面，缔交既久，情谊亦亲，中外一气，获益良多”，并规定“拟先在京都设立一堂，嗣后若能推广，则在外省分立支堂”。^[13]1898年李佳白于赴欧洲各国募捐经费，得到了法、德、英、国的资助，但当他1900年回到北京时，尚贤堂却被义和团焚毁，这使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1903年重开的上海尚贤堂的宗旨是“寻求达官贵人和在沪西方名流的积极支持，使传教工作的意图能因这些人的赞赏而逐步实现”，是“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在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培植友情”。^[14]尚贤堂在上海等地多次举行演讲会，会长李佳白亲自出面，反复宣扬“孔子加耶稣”的理论观点。尚贤堂附设会务、商务、教育、妇女等联合会，以“发明本教，研究他教”。1904年6月该堂曾与上海格致书院谈判合并事宜，后未果。1905年该堂在上海出版《尚贤堂纪事》月刊，支持清政府搞“预备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李佳白在题为《筹华刍言》一文中认为，如能实行预备立宪，使百姓“知其权力乃皇上所赐，有一定限制，可使清政府更加稳固”。该文并攻击革命是“舍本就末”，对百姓应该“申以孝悌之义”。^[15]为此清政府于1909年赏尚贤堂白银2000两，“通志同伦”匾额一块，以示嘉奖。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尚贤堂仍未改变其支持清政府的政治立场。当时在美国为该堂募捐的李佳白公然宣称，“现在中国所酝酿的民权，……有泛驾横流之患”。^[16]1915年尚贤堂停止活动。

广学会、尚贤堂之类外国人西学传播社团，除了配合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之外，也在客观上向中国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晚清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它们的现代性社团组织模式和活动方式，也对甲午战争后中国现代性社团的产生和发展起到过一定的影响。

原载《中国社团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

【注释】

[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教务杂志》1902年12期，第619—621页。

[3]《同文书会章程、职员名单、发起书和司库报告》，1887年版。

[4]韦廉臣：《同文书会实录》，《万国公报》第14册，1890年版。

[5]韦廉臣：《同文书会实录》，《万国公报》第14册，1890年版。

[6]沈毓桂：《兴复万国公报序》，《万国公报》第1册，1889年版。

[7]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2—13页。

[9]《中东战纪本末》第三编第四卷，第84—85页。

[10]《广学会年报》1898年，第1—28页。

[11]江文汉：《广学会是怎样的一个机构》，《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第15—23页。

[12]参见江文汉：《广学会是怎样的一个机构》，《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

[13]《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386—387页。

[14]季理斐：《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史》（英文版）第550页，广学会1907年版。

[15]李佳白：《筹华刍言》第20—21页。

[16]《尚贤堂纪事》第7期，第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