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住宅区居民生活全景

上海平民住宅区的居民日常生活透视

张世光

1929年8月上海市政府在全家庵路建成第一平民住所，至1931年3月、11月又分别在斜土路、交通路建成第二、第三平民住所。1935年4月上海市政府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成立，先后建成中山路、其美路、普善路、大木桥路四处平民村。

上海市政府的平民住宅建设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研究价值也较大。

一、同质化的居民构成

平民住宅区的居民构成是我们考察和认知政府平民住宅建设价值的重要衡量尺度，也是分析居民日常生活的起点。

居民的成分决定其日常生活可能的样式，甚至可据此推断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时人以平民村所为单位，进行过许多社会调查，从而为揭开平民住宅居民的构成提供了可能。另外，不同时期各平民村所的住户清册更是详细记载了居民的户数、籍贯、职业等情况，亦可作相应的补充和印证。

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在第一平民住所展开一系列深入调查，据当时的调查统计资料，可知该住所居民的职业状况（表1）：

表1：第一平民住所居民职业分类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市社会局业务报告》（1930年第4—5期）第288页，上海市社会局，1931年。

据此表，居民职业成年男性以小工、拉车、小贩为最多，女性以丝厂工人为主；未成年男性基本无职业，女性有职业者多为纱厂女工。全部居民无职业者有190人，占到总人数39％。从调查来看，居民多为普通劳工，即城市平民，收入普遍较低，且工作劳苦，为贴补家用，未成年人也不得不去工厂做工。成年女性无职业者较男性高出很多，而未成年人正好相反，表明超过一半成年女性在家照料家庭。居民的籍贯情况见下表（表2）：

表2：第一平民住所居民籍贯人数调查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市社会局业务报告》（1930年第4—5期）第289页，上海市社会局，1931年。

第一住所98户居民籍贯皆为江苏北部各县，居民即是“苏北人”，尤以盐城、高邮两地为主，占总人数74％。每户平均人口为接近五人，属中等以上家庭规模。至于居民的年龄情形，见下表（表3）：

表3：第一平民住所居民年龄分析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市社会局业务报告》（1930年第4—5期）第289—290页，上海市社会局，1931年。

由上表可知，该住所居民以青壮年为主，即年龄在16至50岁之间者共有318人，占总人口65％。其次，少年儿童（即年龄在16岁以下）为数不少，占总人口25％，父母承担着养育子女的重任。从年龄结构上讲，年轻化趋势比较明显，充分说明居民多为来上海谋生者。

“平福会”所建平民村对居民的入住资格有所限制，这就必然造成村民的构成有所变化。据该会对村民的调查（表4）：

表4：上海市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平民村村民调查概况

资料来源：上海市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编印：《上海市平民福利事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6。

调查显示，该会所办平民村居民中儿童所占比例仍旧偏高，占人口总数的37％，每户劳力不足，家庭负担较重。居民虽来自于全国各地，但籍贯仍以江浙两省为主。职业上，以工人和小商贩为最多，新增加有公务和教育人员，居民的层次有所提升，但总体上收入仍较低，基本无高收入人群。七成居民的收入每月为20到30元，大多数深感入不敷出，生活艰难。^[1]平民村居民总体文化程度偏低，妇女未受教育者不在少数。四平民村居民由租界迁入者比例较高，可能是租界驱赶、拆迁棚户的缘故。

若上面的调查反映的是一种总体概况，那么下面我们以其美路平民村为例，来查看该村居民的具体情况如何。1936年，其美路平民村妇女补习班指导员李彩华在该村组织了一次有关妇女的调查。根据此次调查，该村有居户250家，分别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其中江苏和浙江籍占84.6％，江苏以苏北人最多，浙江以宁波人最多。居民多是劳工与小商人，无特殊职业，男性职业工人多于商人，九成女性均在家服务，该村公教人员很少。此外，男女年龄集中在25至34岁。^[2]该村的调查结果与此前大体上相一致。

战后，各平民村居民构成同战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且见下表（表5）：

表5：战后各平民村居民职业统计表

（续表）

注：村内儿童计在无职业人数内。统计时间为1946年。

资料来源：陆舟山：《上海市现有各平民村之概况》，《社会月刊》第四期，第48页。

各平民村居民仍旧以工人和人力车夫为主，稍次为小商小贩，但是无职业者人数大增，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与其他平民村相比，中华新路平民村居民要贫苦得多，失业率十分惊人，该村几乎沦为贫民窟。

通过对平民住宅区居民籍贯、年龄、职业等的分析，可以看出，因地理、文化上的关系，平民村所居民主要为江苏和浙江两省籍，其中苏北人这一群体最为引人注意。居民多以青壮年为主，表明他们是借助壮力来城市谋生，因子女幼小，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十分沉重。最后，居民职业主要是工人、车夫、小商小贩等，这同笔者所见住户清册所反映情况完全一致，后来公教人员迁入居住，不过人数尚少，且系低级职员。因此，平民住宅区居民大体上皆系背井离乡来上海谋食的平民，靠劳力生活，收入少，文化程度低，观念落后，具有高度的同质化特征。

二、民众生活实态管窥

探讨平民住宅居民的日常生活并非易事，那时候的住民不曾留下只言片语，他们完全处于“失语”状态，笔者只能利用有限的时人观感尽力去勾勒、刻画，然而仍然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罗岗教授在谈论上海工人新村时认为，“新村内部的规划、布局和陈设作为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3]罗试图找出工人生活的物质条件和他们的文化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的评断同样也适用于平民住宅内的居民生活，平民村所的内部构造，让住民处于崭新的生存环境里，可享受到现代化的设施，却也同时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过着有纪律有秩序的生活。(www.xing528.com)

上海贫民窟

无论平民住宅居民是主动迁入居住，还是被动勒迁进来，其生活发生的变化均显而易见。以平民村为例，原先村民多蛰居于狭小之阁楼、亭子间或者污秽的草棚里，而现在各村环境幽静，水泥道路四通八达，房屋排列整齐，室内光线充足、空气流畅，无怪乎有位游客称其美路平民村为“都市圈外的小桃源”^[4]。再加上村中有运动场、阅报栏、游戏室等，设备完善，村民生活较为舒适和愉快。一位来自乡间的平民知识分子在访问过大木桥路平民村之后，由衷感叹：“小家庭住住，确实简朴而经济！”^[5]

村民的经济负担也有所减轻。平民村住户原先所负担之房租多数在五六元以上，现只须付三四元。此外村内福利事业服务于平民，减少了村民医疗、教育等项开支。李彩华认为，其美路平民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在中国社会的水准线下，村民“每日的开支，都由工资或月薪来支配”，“大部分男子的工资或月薪还算丰厚，也绝少有负债”。^[6]

此外，还有养成村民的公共生活，村里的公共设施，诸如图书馆、礼堂、运动场、公共洗衣处、公厕等，均是居民聚集和交往的场所。平民村作为公共活动的空间，就要求居民爱护公物，遵守公共秩序，彼此和睦相处。通过举行公共活动，如运动会、清洁运动、足球比赛，居民的邻里关系得以改善，社区认同度得以提高。然而由于村民流动性大以及战争的来临，这些努力的目标不免夭折。随着平民村内服务人员对教育的提倡和对居民的劝导，以及教育设施的配置，居民对教育的兴趣愈加浓厚，主动将孩子送到村办学校学习。而成人于工作之余，也颇能参加种种教育活动，业余生活更加充实。^[7]

生活在平民村里的村民同样也过着有纪律和有秩序的生活，他们要接受管束，并且得服从管理员，遵守居住规则，有时还要接受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灌输。他们散漫、自由的生活方式需要调整，控制、干预以及规训开始在其生活中蔓延。平民村内的水电开放有规定的时间，^[8]大门须按时关闭，村民有义务参加村内活动，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形中便有了纪律化，这种约束促使他们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管理的要求。平民村里设有驻警，固然是为了保卫安全，不过也时常用于监视村民的举动，抑或成为管理员押追的工具。

都市阴面

村民们被要求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注意个人卫生，保持清洁，抛弃不正当的娱乐。诚如一位作者所言：“主持新村建设者，不但应予以新村之居住，且必须在其生活方式、言语行为各方面，加以切实之指导与训练。”^[9]在政治生活中，村民也不再是旁观者，他们要学习国民党党义，接受公民训练，养成自治能力，以便行使四权。^[10]对于国民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他们也在管理员的组织下参与进来，如新生活运动、清洁运动等。其他重要纪念活动，也不乏其身影，如总理纪念、五卅纪念等。此时，村民很难完全游离于政治之外，国家观念以及政治意识的熏染，使他们不可能作为化外之民而存在。不过，其效果或许还真为训导者所高估。

干预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不意味着就是一场灾难，它也可能有利于排解纠纷，加强社区凝聚力，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第一平民住所住户，常因利益关系，陷入各种纠纷，经管理员的耐心调解，该所的纠纷案件大为缩减。见下表（表6）：

表6：第一平民住所居民纠纷调解一览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市社会局业务报告》（1930年第4—5期）第291页，上海市社会局，1931。

从表上可知，1929年该所刚成立时，纠纷案件集中爆发，至1930年纠纷事件已极少，递减的趋势极为明显，说明管理员的调解起到积极的作用。邻居间和同居者之间极易产生纠纷，管理员的成功调解利于住所内住民的和谐相处。再以该所住民的集会为例（表7）：

表7：第一平民住所居民集会次数及人数比较表

（续表）

注：统计时间从1929年8月至1931年3月。

资料来源：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市社会局业务报告》（1930年第4—5期）第289页，上海市社会局，1931年。

该所集会的类别有9种之多，娱乐、生计、卫生、教育均涵盖在内，参与人数众多，1930年平均每人参加超过8次。集会人数尚能保持缓慢增长的态势，而没有半途而废，管理员自然功不可没。各种集会对加强居民之间的凝聚力、增进民智，意义非凡，住民获益良多。

尽管管理员以及服务人员付出不少心血，但居民日常生活的理想图景似乎没有到来，他们的改造工作因战争而中断，政治意识的渗透还不能说已真正成功。观赏一部电影，看一次画展，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只是一次奢侈的体验，他们终日胝手胼足、早出晚归、忙忙碌碌，四处讨生活，哪会去欣赏如此高雅的艺术？他们依旧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农村人的思维观念、生活习惯，所谓“自治”、“行使四权”实在很遥远。这些居民流动性大，或者迁出，或者返回老家，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还不够，没有树立起公共道德观念，其实他们仍旧“生活在都市的乡村里”，^[11]市民意识没有培育起来。

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市政府的平民住宅建设（1928—1949）》（2012年）

【注释】

[1]上海市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编印：《上海市平民福利事业一年来工作报告》，原书无页码，1936年。据训练班学员调查上海市平民的收入，“每家每月以十五元至二十元为最多，其次为十元左右”，由此看来，平民村居民经济状况较好，居民并不是一般生活程度之平民。

[2]李彩华：《上海市其美路平民村妇女调查》，《中央日报》1937年1月18日。

[3]罗岗：《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转移——上海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经验》，姜进、李德英主编：《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第80页，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4]雅非：《其美路平民新村巡礼》，《申报》1936年2月24日。

[5]骆憬甫：《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1886—1954）》第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6]李彩华：《上海市其美路平民村妇女调查》，《中央日报》1937年1月18日。

[7]上海市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编印：《上海市平民福利事业一年来工作报告》，原书无页码，1936年。

[8]吴日贤、陆吉伦：《参观沪市中山路及普善路平民村记》，《同济旬刊》第122期，第5页，1937年。

[9]吴仰之：《上海市平民新村实施刍议》，《新闻报》1935年9月25日。

[10]《平民新村开幕礼时吴市长致开幕词》，《时事新报》1936年3月1日。

[11]熊月之：《乡村里的都市与都市里的乡村——论近代上海民众文化特点》，《史林》2006年第2期，第70页。熊月之认为，“由于居民移居上海的短暂性、同乡在上海居住的相对集中性、同乡交往的密切性、活动范围的狭小性，近代上海人的大多数其实是生活在都市的乡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