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湛恩与近代上海社会史

刘湛恩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邵　雍

在上海人民的抗日英雄谱上，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那就是刘湛恩。

刘湛恩（1896—1938），湖北阳新人，是上海沪江大学首任中国校长，历任中国浸礼会年议会、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国际教育会、国际太平洋学会、国际友谊社等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议会参事、上海市参议员，还兼任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所所长、工部局教育处委员、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商务印书馆董事等职。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主要矛盾便由阶级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不论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生活经历、职业身份、宗教信仰，均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民族立场上，与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了各种形式英勇顽强的斗争。刘湛恩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一天晚上，沪江大学同学在大礼堂集会，热烈讨论罢课问题。刘湛恩校长在对全体同学讲话中首先肯定了同学们的爱国救亡的热忱。他说“学生时代是学习知识的黄金时代，要化悲愤为力量，努力学习，分秒必争。在不荒废学业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军事训练，宣传抗日救亡”。他要同学们保持头脑青醒，注意安全，希望同学们对罢课审慎考虑。由于同学们群情激奋，不可抑制。刘校长当机立断，加以疏导。翌日，沪江开始罢课，经过刘校长多方工作，罢课一周后，即全部复课。^[1]九一八事变后，沪江学生不但像其他学校一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一度还成为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刘湛恩积极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的工作，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根据刘的长子刘光昇的回忆，一·二八事变，沪江校园靠近火线，日军司令部和机场就设在校园隔壁，还控制了通往市区的道路。全校员生都避居租界内。“我家也借住在八仙桥青年会的大楼里。马路对面是红十字会的时疫医院，临时改作收容治疗中国伤兵。父亲决定带领全家老小前往慰问。我和弟弟兴奋地打碎扑满，把所有积存的角子铜元统统交给母亲，母亲买了好些日用品与糖果，分包成几百个慰问包。父母亲领我们去医院挨病房进行慰问，先由我致慰问词，接着小妹妹爬上台子高唱一首爱国歌曲，弟弟则忙着逐床分发慰问包”。^[2]

1933年7月至1934年3月刘湛恩应邀访美，对美国20余城市和各大学进行了访问和演讲，介绍中国局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号召侨胞团结，支援国内的反侵略斗争，并呼吁国际舆论制裁日本。

1935年北平一二·九运动发生后，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周建人、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刘湛恩、郑振铎等28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指出国难日亟，“尽量地组织民众，一心一德地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要求政府“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的伪组织”；“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主张下最后、最大的决心，“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同月14日，刘湛恩与李登辉、何炳松等十余名上海各大学校长，代表上海教育界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面陈爱国运动的意见，要求保持行政统一、领土完整、开放言论自由、外交公开。^[3]12月22日，刘湛恩与上海基督教其他著名人士李登辉、沈体兰、刘良模等28人，就当时“华北特殊化”问题及一二·九学生运动，联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呼吁团结起来，共纾国难，挽救危亡。^[4]

1936年5月，刘湛恩与中华职教社黄炎培、江恒源、蒋维乔、夏丏尊等，以上海文化界名义致电蒋介石，敦促速定对外方针，一致御侮。同年暑假，刘湛恩指示政治系教授余日宣带领18位学生，组成“沪江大学西北考察团”抵达西安，向张学良将军宣传抗日救亡。他还多次邀请陶行知、李次山等爱国人士到沪江演讲，宣传抗日救国。^[5]

这年秋季开学不久，欣逢沪江大学30周年校庆，校园披上了节日盛装。庆祝活动还邀请了南北名伶会演京戏，戏台临时搭在江畔草地上。开演那天晚上，座无虚席。出人意料，开场锣鼓蓦地停了，刘湛恩校长怒冲冲迅步走上了舞台，郑重宣布停止演出，接着他发表了铿锵有力的演说，将一台文娱晚会变成清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声讨大会。原来，日本侵略者在1936年9月野蛮闯进清华园，搜捕爱国师生，企图扑灭抗日救亡的烈火，为扩大侵华扫除障碍。刘湛恩当晚收听到电台广播的这一惊人消息后，出于爱国热忱，毅然决定停止演出，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响应清华师生的正义爱国行动。在他的带动下，沪江大学的师生们群情激昂，挥拳怒吼“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口号。^[6]

1937年日军悍然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这年初夏沪江暑期班开学，吸收了不少各地大学生参加。7月7日晚，学生英语剧团在黄浦江滨的植物园露天剧场上演莎士比亚的名剧《仲夏夜之梦》。正当观众沉酣于诗情画意的剧情之际，演出突告中断，刘湛恩出现在舞台中央，悲愤地宣布：“日本军队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向我国驻军大举进攻。我国政府决心抵抗侵略，一场全面的抗战开始了。在此民族存亡关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都应精诚团结，一致抗日。”^[7]讲毕指挥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7月16日至17日刘湛恩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应邀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在会上呼吁团结对外，救亡图存”。^[8]

8月9日日海军陆战队士兵驾驶军用汽车企图强行冲进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卫兵当场击毙。正当中日双方因“虹桥事件”进行交涉之时，刘湛恩敏锐地意识到沪江大学将难逃厄运，果断决定把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安全转移到市中心区，将位于公共租界的城中区商学院作为临时校舍，坚持办“没有校园的大学”。8月12日下午，沪江教授及其家属差不多都走光了，刘湛恩的夫人刘王立明才带着儿子光华、光坤离开校园，将家搬迁到静安寺路安乐坊81号。此时刘湛恩还与长子光昇同几位自愿的中西教员留校坚守，“当两军接火时，他们到科学馆地下室躲避，直待深夜火线东移，父亲才率领留守人员冒险通过日军防线，撤到苏州河南的城中区商学院，父亲匆匆安好家，立即从事学校在租界内复课事宜”。^[9]10月1日，经过一个半月的紧张准备，沪江大学各院系、沪江附中、沪东公社都迁到圆明园路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大楼复课。2300名学生挤在一幢大楼里轮流上课，弦歌不辍。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还在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举办了社会科学讲习班，讲授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等进步理论，提高学员的爱国觉悟，为抗日革命队伍培养了不少骨干。这一时期，刘湛恩除了主持沪江大学校务外，并统筹负责沪江大学和其他三所受战火殃及而迁入上海市区的教会学校（梵皇渡的圣约翰，杭州的之江和苏州的东吴）组成的“联合大学”校务。

1937年八一三松沪抗战爆发后，刘湛恩被推为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更致力于慈联救灾会、国际红十字会^[10]等社会服务，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安抚流亡学生，不遗余力。作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刘湛恩联络中外各界人士，日夜为宣传抗日、捐款而奔波，还积极组织沪江师生参与难民收容和募捐工作。同年11月，刘湛恩领导沪东公社开办了“复兴难民收容所”，收容了600多个难民，在难民中实施“上午工艺，下午教育”，此外，还施医送药，组织说书、话剧等文娱活动，因而获得国际红十字会的赞扬。刘湛恩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和国际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广泛联络各国官方人员和民间知名人士，积极开展国际宣传工作，一方面宣达我国抗战要义和抗战精神，一方面宣示敌人轰炸残酷和暴力行为。1937年9月，他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美国公众发表演说，宣传中国的抗日。^[11]11月5日，刘湛恩与全国部分大学校长和知名学者蔡元培、张伯苓、胡适等共103人，联名发表长篇英文声明，历述日本破坏中国文化机构经过，吁请世界人士加以制裁。^[12]

刘湛恩还与胡愈之、郑振铎等文化界、新闻界、工商界、宗教界的著名人士，发起组织并主持了“星一聚餐会”，各界精英相约每星期一晚上定期聚会一次，共同商讨和建议对敌斗争的方针策略，研究推动上海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刘湛恩担任此聚餐会的首任召集人，直至遇难牺牲。刘湛恩后来还参加了由“八办”和各界救亡协会党团直接领导的“星四聚餐会”。^[13]

同年11月11日深夜国军西撤后，整个上海沦入日军之手，租界成为“孤岛”，汉奸流氓，盗匪横行。刘湛恩时任上海各界抗日后援会及难民救济组织的主要领导人，积极推动国际宣传、展开民间外交。刘湛恩对难民收容所的工作是尽心尽责的。根据其夫人刘王立明的回忆：“除了正常的工作而外，一人又添上一个难民收容所的责任，他的是‘复兴难民收容所’，我的是四马路‘梅园’。先夫同民众在一起更感觉兴趣。他有空便跑到‘复兴’去，饭也难得回来吃，屋内简直看不见他。家，在他好像是一个旅馆似的，把他的物件寄存在那里，晚间回来寄宿罢了。……记得有一个星期日，……他忽然间跑进来，满面带着笑容，也不坐下去，只在那儿要我们猜他快乐的缘故。孩子们觉得父亲的样子太滑稽有趣，便请他直说出来，免得他们的饭冷了。他把腰一挺：‘你想想看，我今早竟做了难民的体育教员！’说了这句话，自己又想想笑了起来：‘我把他们所有的人，共六百多，一齐集合站起来，连小脚的老太婆，抱起怀中能立的孩子们在内，教他们做了一刻多钟的体操。难民们看见我那一副神情——穿长衫做体育教员——和他们自己不能守规则的样子，在体操完了以后，他们拍掌大笑。我是十分快乐看见他们的笑容，因为自敌人毁灭了他们的家乡以来，这可说是第一次见着他们大笑了。”^[14]

对于上海各界抗日后援会的工作，刘湛恩同样是恪尽职守。上海华界沦陷后，救亡协会不少负责人纷纷前往内地。刘湛恩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守。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召集上海各大中小学校的代表人开会讨论应付恶势力环境的办法。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之后，“困在租界上的教育界同仁，深深地感觉到恶势力快要压到个人的头上来，经过多次的秘密集议，便由大中小学校各推代表人每周开会一次，讨论应付恶势力环境的办法。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们在悲壮的情绪之下，决定了三个原则：

第一，各级学校遵照教育部原定的教育政策法令及各种办法继续进行，无论形式上精神上或内容方面均不得有任何改变；

第二，教育界同仁，不得与任何伪组织来往或发生任何关系；

第三，如租界当局受到敌方压迫，干涉各校行政，或要求修改各校课程或教本，第一步，请租界当局力为保障。万一陷于无法保障时，则各级学校一律关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以上三个原则决定之后，曾召集一次大规模之各级学校校长会议，征询大家的意见，全在热烈的赞成声中一致通过，并决定轮流派员分赴各校考察，互相策励和惭勉。以保持国家教育的精神，以培养困居此孤岛上的国家青年，这样的工作已经做了五个月之久”。而刘湛恩正是代表之一，他“日夕奔走，以求站在教育的岗位为国家尽一份力量”。^[15]就在遇刺的前两天，刘湛恩还在给中美协进会孟治的信中写道：“我们试图在这里坚守‘精神堡垒’。虽然我们不得不在军事上撤退，但我们必须在文化上坚持下去。”^[16]

1938年初，汉奸败类准备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傀儡政权，内定出任伪行政院长的温宗尧，妄图拉刘湛恩担任伪教育部长，当即遭到断然拒绝，并晓以民族大义，告诫他们要悬崖勒马。随之而来的是日伪侵略势力不断的威胁和恫吓。刘湛恩夫人刘王立明回忆说，当时“不相识的声音在电话里时常地在响着，不相识的面孔常常在我们住宅的四周徘徊，更凶残的还有一天晚上，他们把一颗手榴弹向我家中抛。我看见敌人是太不讲天良，一天我便对先夫说：‘抗敌后援会的那班领袖都走了，我们的未来也须计议一下才好，这话你以为怎样？’我又说：‘虽然以前接到的恐吓信没有给我们什么伤害，那手榴弹爆发时因为距离太远也没有伤害我们，可是这样惊恐，我们的孩子们实在是担不起。’刘湛恩回答说：‘我也已感觉到敌人对我的忌恨，第一，因为我大胆地把他们欺骗世界、掩护侵略的宣言常常在国际方面驳斥，其次，这里有许多国际机关，如国际学会、国际友谊社等，我都是其中推动最力者之一，我想他们最恨我的还是每次他们派代表来见我时，无论是谁，我都是一番痛骂。’”^[17]爱国与卖国、卫国与侵略，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这就是敌人必欲置刘湛恩于死地的根本原因。先是在1938年2月间某晚，突有一枚手榴弹从墙外扔进刘家，在天井里爆炸。3月20号左右（星期日）刘家又收到由旅馆侍者送来的一篮水果，内附一封英文信，大意是：“自从中日战争，你的爱国工作，尤其在破坏日本的阴谋使伪组织不能成立，极使我钦佩，兹为表示我的敬意，特赠上水果一篮，祈收下勿却为祷。”^[18]信末署名赫然竟是刘湛恩一个已去世的英国朋友。经送警方化验，水果内含有剧毒。而刘湛恩面对这些无耻伎俩，毫不畏惧，丝毫不为所动，我行我素，继续为上海的抗日救亡工作而奔走。

刘湛恩一直坚守在上海抗日救亡的最前线，直到1938年4月国际救济协会委派他到国外为他们募捐时，他才做出出国的计划，在中国旅行社预订了4月13日先去香港的船票。日伪侵略势力从报纸上获悉刘湛恩近期内将离沪出国的消息后，迫不及待对他下毒手，布置了严密的暗杀计划，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1938年4月7日晨，刘湛恩在静安寺路大华路路口（今南京西路南汇路路口）的车站搭乘公共汽车到圆明园路沪江大学上班时被暗杀。时为上午8时35分。终年42岁。凶手之一曾寿庚在西捕、华捕及行人协助追捕下，在大都会花园舞厅门前就擒。据其供认系受日军特务机关控制的汉奸帮会组织黄道会头子常玉清的收买和指使。警务人员从凶手身上搜出一张上面写有几个数字小条子，经过一番调查，才明白那几个数字乃是刘湛恩先生私人汽车的号码。^[19]

案发后，上海英文《文汇报》在1938年4月8日就这一刺杀做了如下报导：

刺客们在今晨^[20]8点30分枪杀了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那时他站在静安寺路大华路口，和他的小儿子和一位妻妹，在等一辆向东行驶的公共汽车，这车正在靠站。在车上并目击了刘博士被刺的是一位沪江大学的外国教授维克多·韩森。他的妻妹冲上前去想帮伤者，在他脸朝下倒（在血泊中）时试图扶起他来。他在15分钟后在宝隆医院被宣布死亡。

4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第三五八次会议时，主席孔祥熙提出“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生平尽瘁教育，功在国家，此次不幸在沪被狙击殒命，震悼良深，应如何褒恤，以彰忠义之处，请公决案，决议（一）公葬，（二）明令褒扬，并在沪江大学内建碑纪念，（三）查明遗族议恤”。^[21]

刘湛恩的抗日救国的事迹决不是偶然的。他的爱国活动，并不自抗战爆发的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也不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的。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刘湛恩就曾因公开地在美国总统沃伦·哈定发表关于巴黎和会的演说上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而被捕，后经中国留学生及侨胞联名抗议，才获释放。1921年，刘湛恩受中国留学生学生委员会的推选，到现场旁听了关于裁军和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并进行游行示威，表达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争取国际平等的钢铁意志。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为抗议圣约翰大学美籍校长卜舫济撕毁中国国旗的野蛮行径，刘湛恩不顾教会方面部分人士的阻挠，坚决支持离校师生创建新校，并出任该校董事和教授。此时，恰逢刘湛恩次子刘光华出生，董事会遂采纳了刘湛恩的建议，将校名命名为“光华大学”。其实刘是将“光我华夏”的美好愿望、爱国情操融化在儿子、学校的命名中了。

刘湛恩既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又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虔诚的基督徒。在执掌沪江初期，他曾一度主张“不消极！不破坏！”，但实际上沪江本身却无法置身于中日冲突之外。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后，刘湛恩逐渐地从“和平主义”转向奋起抗日，他开始将自己对基督的信仰与抗日救亡事业有机融为一体，而且笃信不移，身体力行，死而后已。

1935年，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沪江校园里部分基督徒学生认为基督徒热爱和平，不应该参加抗战。1937届社会学专业毕业生陈善祥时任基督徒学生团契负责人之一，曾在刘校长家中每星期举行的“八福团契”聚会之后和他谈起了这个问题。刘湛恩当即明确指出：“这事很重要，我们要使基督徒学生认识，耶稣真正的精神是主持真理和正义。对一切不正义的侵略行动，应不顾自己的安危加以反对。”^[22]他要陈在基督徒学生中广泛宣传，我们应该反对强暴，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在刘校长的鼓励与支持下，沪江大学基督徒学生团契办了《角声》刊物，号召信教同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请已经毕业的刘良模校友来校教唱救亡歌曲。(www.xing528.com)

刘湛恩认为，日军的侵略不能使沪江大学失去其基督教性质，而且坚信沪江大学继续作为信仰的灯塔之光，会走向比过去更辉煌的未来：

我们做了特别的努力来强化学校的基督教性质。我们衷心地相信，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一所我们这样的基督教大学有特殊的责任来实践我们所宣教的东西。我们不但不能退却或逃离，我们还必须前进，推进基督教运动！

很难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但不管发生什么，这所基督教大学必须办下去。我们的心在为那严重的冲突和惨重的伤亡和破坏滴血。我们相信中国的基督教教会不会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危机时刻倒下，这所大学会继续作为信仰的灯塔之光。当中国在做生死存亡的搏斗时，这所大学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便有必要重新制定我们的政策，重新研究我们的方案。凭着上帝的指引，任何事都是可能的。让我们勇敢地前进，为在中国扩展上帝之国建设一座更好、更伟大的沪江大学！^[23]

八一三事变后，沪江大学被日军抢占，后来被用作兵营和军用机场，这更加深了刘湛恩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他对亲友说过：“我是基督徒，为了真理和正义，即使上十字架也在所不辞。”^[24]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民族复兴，他以热血与生命实践了自己的钢铁誓言。他的爱国主义情操感人至深，永远值得人们纪念与缅怀。

原载《现代上海研究论丛》（10），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

【注释】

[1]张贤佐：《又逢辛未话当年——怀念刘湛恩校长》，《刘湛恩纪念集》第135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刘湛恩纪念集》第2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62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刘湛恩纪念集》第280—281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称，“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的第二天，先生和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周建人、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郑振铎等280余人，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时间有误。

[4]参见《中共上海大事记1919—1949》第393页，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刘湛恩纪念集》第225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将时间记为12月17日，误。

[5]《刘湛恩纪念集》第25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曹宏德：《忆刘校长》，《刘湛恩纪念集》第164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7]刘光昇：《忆父亲》，《刘湛恩纪念集》第19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刘湛恩纪念集》第19页，刘光昇《忆父亲》一文称刘湛恩先参加庐山会议，未几，七七事变爆发。时间前后颠倒了。

[9]刘光昇：《忆父亲》，《刘湛恩纪念集》第21页。

[10]一说任“国际红十字会副会长”，《刘湛恩纪念集》第251页。

[11]参见《刘湛恩纪念集》第251页。

[12]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68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

[13]《刘湛恩纪念集》第251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刘王立明：《先夫刘湛恩先生的死》，《刘湛恩纪念集》第9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刘湛恩纪念集》第68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6]转引自《刘湛恩纪念集》第251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7]转引自《刘湛恩纪念集》第8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8]转引自《刘湛恩纪念集》第1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9]《刘湛恩纪念集》第66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0]刘湛恩遇刺之日为1938年4月7日。《文汇报》的消息是4月7日撰写的。

[21]《刘湛恩纪念集》第17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2]陈善祥：《刘校长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先导》，《刘湛恩纪念集》第15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3]《沪江大学校报》1939（2）：4。

[24]刘光华：《祭父》，《刘湛恩纪念集》第27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