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女性群体构成情况分析

上海女性群体的构成状况分析（1927—1937）

曹关群

一、产业部门的女工群体

产业部门的女工是上海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工群体的出现是上海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上海开埠二、三十年后，不仅在一些消闲娱乐服务行业中有女子就业，就是在一些近代工商企业中也已经出现了女工。

在上海最早雇佣女工的是茶栈、丝栈。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女工又陆续出现于一些机器缫丝厂、轧花厂。最早雇佣女工的是洋商所开办的机器缫丝厂——怡和丝厂，该厂建于1861年5月，同年7月，该厂已经雇佣25名女缫丝工，每天工资100个铜板，仅为男工的三分之一。“这时她们的工作已经完全等同于而且超过了大部分欧洲丝厂的女工”。怡和丝厂碍于蚕茧成本过高，于1870年5月停办。机器缫丝厂在上海的重振是在70年代中期解决了烘制干茧问题之后的事，但初期缫丝业已经显示了对女性劳动力的可观容纳性。1882—1894年，上海外商丝厂4家，工人3750人，华资丝厂8家，工人5850人，合计9600人，其中男工很少，女工是直接的生产工人，占行业工人的90％以上。^[1]此后，女工的数量和所从事的产业不断扩大，据1893年《华北捷报》估计，上海一地“有15000或20000妇女被雇佣，从事清理禽毛以便载运出口，清拣棉花与丝，制造火柴和卷烟”。^[2]进入民国以后，虽然经历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动荡，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资本主义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仍然在继续发展。这一时期，上海作为近代中国近代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它历史性地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主要舞台以及文明转轨的试验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使江南地区的社会环境趋于安定，这从客观上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1927—1937年间是上海现代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各地的人才与物资源源不断地向上海集中，上海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跳跃式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女性作为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被源源不断地纳入劳动力市场，女工所从事的领域也比以前更加宽泛。下表民国十七年七月至十二月（1928年7月至12月）上海市各业工厂工人数及平均每月实际收入数：

表1上海市各业工厂工人数及平均每月实际收入数^[3]

（1928年7月至12月）

（续表）

（续表）

根据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个事实：一、上海的产业工人中，女工人数已经超过了男工数。在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中，多是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在家操持家务。而上表所提供的信息表明，上海的产业工人中女工人数超过了男工人数，它表明女性在承担家庭责任与参与社会等方面比起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二、女工的分布的领域非常不均衡。从表中我们看到上海的女工大部分集中在纺织工业，纺织工业的女工数已经占到女工总数的92％。这种极不均衡的女性就业格局，一方面表明女性在求职就业领域普遍存在着整体被歧视的现象，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教育与技能素质的低下。三、女工的实际收入比男工的收入低得多。表中所反映出的男女每月实际收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女工的实际收入在各业中普遍整体比男工的实际收入低，在某些行业甚至仅为男工实际收入的四分之一（如火柴业）。男工与女工实际收入的这种巨大差异表明，女工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地位是低下的。

从总体上来说，作为上海女性群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女工，她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是非常艰苦的。据一个10岁就做丝厂的女童工，后来是布厂工人的江老妈妈回忆，当时，从外地初来上海的成年人或儿童想找一个最基层的工作如纱、布厂的童工或工人也是极不容易的。首先要托熟人找关系，给厂内的那摩温（工头）和领班各送一笔十几元到几十元的重礼，否则就不加理睬。过了这道关以后，进入丝厂或纱厂当童工或者工人，一天至少要做十二小时的工，从上午六时到晚上六时，或者从晚上六时到第二天早上六时，还要自己带饭。童工工资每天二三角，实际上，这仅仅是饭钱。成人工资每天亦不过五六角或六七角不等。除了工资以外，其他的生活福利待遇如劳保、产假、托儿所等是一概不具备的。因此，孕妇在车间里生产婴儿是极普通的事情。当女工在车间里做工时，把婴儿安排在车间里亦是极普通的。同时，如果那摩温（工头）和领班有所不满时，女工和童工还时时有被开除的危险，她们的职业是毫无保障的。^[4]

二、其他类型的女性群体

上海自开埠以来，历时不过一百余年，由于位于东西方交汇的最前沿，很快就跃升为近代中国最繁荣的地方，造就了十里洋场。在这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中，除了产业部门的女工群体以外，还有着其他各种各样的女性群体，她们在看似柔弱的外表下，以她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始终和男人一样共同生活和奋斗在同一片天空之下。

知识女性：

知识女性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群体，它除了女学生和女教师外还包括其他一些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女性群体。1927—1937年的上海，知识女性群体在数量上，比起产业女工群体要小得多。仅从当时女性在高等学校中的数量（包括女教师和女学生）就可见一斑，下表是1930年上海高等学校女教师和女学生人数统计：

表2上海高等学校女教师、女学生统计（1930年）^[5]

（续表）

此表表明：1930年代的上海女性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和就业尚属刚刚起步阶段，女性在高等学校中所占比率还非常偏低、同时其专业构成大多偏重在文科。女性在高等学校这种明显处于劣势的状况将导致其在未来的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它也进一步制约了女性潜在智力的发挥。上海女性的职业拓展之所以层次低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女性教育的相对落后。民国时期各级各类教育总体上十分落后，文盲占极大的比例，女性文盲尤为严重。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1931—1935年全国女子接受初等教育毕业人数为1361238人，可以想见，在2亿3千多万中国妇女中，90％以上是连初等教育都没有受过的文盲。^[6]另据统计，1929年全国女子小学生数为1304043人，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14％；全国女子中学生人数为33073人占全国中学生人数的14.94％；全国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数为7003人，占全部职业学校学生总数的2.6％。^[7]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能够以事业为前提的杰出知识女性实属凤毛麟角，正如徐国桢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的那样：“上海有职业的女子以做工为最多，其次在商店中当店员，或各大公司办事，在教育界服务的仅占最少。”^[8]

女佣：(www.xing528.com)

女佣作为中国近代社会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是由于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自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外国殖民侵略的加深，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在畸形中曲折向前发展。正是在城市社会得到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近代中国的女佣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城市社会的各个角落得到蔓延。“近代中国的打工妹从事的职业千差万别，多种多样，并不只限于工厂打工，如拣茶、茶楼酒肆的招待、做花边、结发网、帮忙工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较为主要的‘特色职业’当属家庭服务。无论是大都会，还是中小城市，沿海城市、亦或是内地城市，都有为数众多的女工从事保姆、仆役之类的家庭服务职业”。^[9]民国时期的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大城市，理所当然地成为女佣择业的首选之地。据邹依仁统计：1930—1936年间，上海平均每年从事家庭服务业的劳动人口数为336419，平均每年占劳动人口总数的20.57％。^[10]在这人数众多的家庭服务业劳动人口中，应该说女性，即女佣占有了很大的比重。民国时期的女佣和中国古代的奴婢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此时的女佣已经摆脱了和东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她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从乡村来到城市，或进入人家帮佣，或进入妓院成为料理妓女生活的娘姨的农家女性，脱离了以往俭朴、封闭的农家生活，进入了繁华喧嚣、物欲横流的城市环境。虽然她们并不是这繁华城市生活的享受者，而只是城市生活的一种陪衬，但她们既然脱离了农村的生活来到了城市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生活的熏染。在她们试图融入城市生活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并保留了原来农村生活的某些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女佣群体的不断扩大加剧了城市社会的多元化。

女老板：

民国时期的上海，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在上海滩的女性群体中还有这样一些女性，她们或出身名门或出身卑微，凭借自己的拼搏与实干，白手起家创业，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事业新天地，她们就是上海滩中的女老板群体。上海滩的女老板中不乏成功者，张幼仪（1900—1988）开办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首开了民国时期女性涉足金融业的先例。汤蒂因（1900—1998）在美货大量倾销和国产名牌的夹缝中创办了绿宝金笔而最终获得“金笔女王”的美誉。董竹君（1900—1988）创办的锦江酒家和锦江茶室以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和敢于拼搏的创业精神最终使“锦江”成为沪上餐饮业的优秀民族品牌。

1927—1937年间上海女性职业的拓展从总体上说，始终没有跳出晚清时期已经形成的就业层次偏低、职业领域狭窄的格局。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女性参与和接触社会的机会比起以前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女性在向职业领域谋求发展时的觉醒、勇气、磨难和献身精神不断得到提升。

总之，1927—1937年间上海女性职业的多元化的趋势、参加社会生活领域的日益广泛性，进一步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加剧了上海都市社会的变动。

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

《民国时期上海女性犯罪问题研究（1927—1937）》（2006年）

【注释】

[1]参见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第415—41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1—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35—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史料选辑》第一辑下，第1231—1232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3]此表来源于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状况》第3页，中华书局1934年版。

[4]邹依仁著：《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此表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编：《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年5月—1932年7月），表10、11、13、34、35资料编制。转引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社会》第2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韦钰主编：《中国妇女教育》第1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7]吴式颖、阎国华主编：《中外比较教育史纲》（近代卷）第80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8]徐国桢著：《上海生活》第69页，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

[9]陆德阳、王乃宁：《社会的又一层面——中国近代女佣》第262页，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10]根据邹依仁著：《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106页表15《旧上海华界人口职业构成统计表（1930—1936年）》之相关数据统计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