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雍
近代上海的茶馆是上海都市文化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在茶馆中的芸芸众生的表现是广大市民生活的一个缩影，耐人寻味。近年来学术界对茶馆文化开始关注起来，不过将上海茶馆放到整个近代史的时段中去考察的论文几乎没有。笔者有鉴于此，草就本文，抛砖引玉，供大家探讨。
一、茶馆的历史变迁
中国茶馆（或称为茶铺、茶坊、茶社、茶室；茶寮、茶座、茶亭、茶楼、茶居、茶肆）始于唐代，那时茶馆的经营已相当灵活。宋代已盛行茶文化，各地都有茶馆，特别是在都会中，各种档次的茶馆、茶楼更是鳞次栉比，到茶馆品茗，成为一种时尚和消遣方式。
历史上的茶馆成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经常光顾的场所，从而形成了一个个各不相同的文化群落，也成为信息传播最集中的地方。各个社会阶层在这一公共空间内相处在一起。经商务工的人来茶馆传递生意信息，了解劳务价格行情。老年人不约而同地到档次不高的大众茶馆，彼此唠唠家常，感叹时事沧桑，把茶馆视为最好的感情归宿。出入茶馆的还有各年龄段都有的书迷、戏迷和鸟迷。
清代是茶馆的鼎盛期。据说早在几百年前上海小东门、老北门一带就有茶馆了。上海开埠前县城内一般庙园都设有茶馆，以城隍庙为中心，最著名的有湖心亭、绿波廊等家。开埠后由于各项业务的逐渐展开，茶馆业因本小利大也有了迅猛的发展，至1862年城厢内外的茶馆约有400余家。
丁宜福《申江棹歌》称：“上海北门外有河名洋泾浜，夷商购地置室，直接吴淞，别有巨市。苏杭失守，绅商避乱者云集，茶坊酒肆，几无客足之所，繁盛极矣。”[1]也就是说由于太平战乱的原因，导致了租界内茶馆的兴隆。至19世纪60年代初租界中茶馆已比比皆是，在泥城浜以西的新开商务区内，日升楼、陶陶居、易安居等著名茶楼相继出现。1863年租界内有人提出向烟馆、茶馆、戏院、妓院、赌场发放执照。
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茶馆
1875年后在虹口和四马路一带出现了东洋茶馆。“光绪初在虹口及四马路一带有所谓三盛楼、开东楼、玉川品香社、登瀛阁诸名目，皆日本茶社也。执役其中者，均为彼邦二八妖姬，高髻盘云，粉妆替雪，亦觉别饶风韵。入其中者，费茶资银二角，春浮螺碧，板拍红牙，索笑调情，了无愠意，故少年寻芳者趋之若鹜。继则，遍设法租界小东门等处。迨后，彼邦不欲留此污点于上海，始由日领事官川品君迫其停业回国云”。[2]上海竹枝词《东洋女堂倌》云：“试从虹口话前因，可笑当时日本人。茶馆堂倌多用女，任凭狎玩不生嗔。”[3]《东洋茶馆》亦云：“东洋茶馆即花丛，倭女陪人粉脸红。学得苏腔三两语，青蚨数百度春风。”[4]
吴有如的《申江胜景图》对上海的东洋茶楼及其中的“日本妇人”有所介绍，文中引用了美满寿茶楼的题词：
绮裳缭乱不禁风，万种温存一笑中，若欲销魂便真个，不分南北与西东。
如做殷勤劝客尝，时新茶点出东洋，履声散入西风里，疑是吴宫乡思廊。
强作华言道姓名，不关情处最多情，等闲也得周郎顾，一曲琵琶学未成。
1876年后，茶馆业开始向公共租界中心商业区靠拢。19世纪80年代四马路开出了阆苑第一楼、洪园、华众会、万华楼、四海升平楼、乐心楼、五层楼、菁华楼、一层楼等茶馆，形成了新的茶馆中心。其中阆苑第一楼是当时租界内最大的茶馆，能容纳1000余人，并提供其他娱乐，甚至包括吸烟室、弹子房。《洋场繁华小志》云：“啜茗先登阆苑楼，往来蜂蝶尽闲游。品题要具评花眼，谁是神仙第一流。”“青霞一口暂勾留，阆苑申江第一楼。偏是游人多艳福，佳人佳茗竟双收。”[5]据王亦埙《淞南梦影录》记载：“茶馆馆轩敞宏大者，莫有过于阆苑第一楼者。洋房三层，四面皆玻璃窗，青天白日，如坐水晶宫，真觉一空障翳。计上、中二层，可容千余人，别有幽室数楹，为呼吸烟霞之地。下层则为弹子房。初开时，声名藉藉，远方之初至沪者，无不趋之若鹜。近则包探捕役，娘姨姘头，以及偷鸡剪绺之类，错出其间。而裙屐少年，反舍而麕集于华众会矣。”
20世纪初茶馆已遍布上海大街小巷。当时租界中的南京路更是一番繁华景象，商店林立，其中就有多家茶楼，场所宽敞，装饰华丽，桌椅舒适，还有传统点心供应，颇受茶客青睐。当时颇有名气的茶楼有易安居、日升楼、陶陶居、全安、一洞天、仝羽春、一乐天等。至1927年夏，虬江路口的新雅开张。“因为地方清洁，座位舒适，而茶叶更是上选”，所以尽管最低消费价是一角，仍很受白领的喜爱，饮过者莫不叫好！饮茶者除吃了点心外，往往叫上一客特别有名的新雅咖喱鸡饭。[6]
在1932年一·二八战役中，嘉定吊桥堍黄河楼茶馆被日本飞机炸毁，北门外一家茶馆被焚烧得只剩下后半进，[7]在吊桥茶店中对日军口出怨言的茶客遭到日军的痛殴。[8]虹口一带茶房都停顿了，四马路、爱多亚路一带的广东酒家都卖起茶来，什么清一色羊城、金陵、岭南、红梅都有茶卖。一·二八以后，好几间已取消卖茶，但饭茶地方却更多，南京路的新新雅、冠生园都负盛名。“虹口一带如陶陶、冠珍也卖茶了，如园、天天也同旧新雅竞争起来”。[9]
在八一三抗战中，上海市区的不少茶馆毁于战火。1937年11月9日，日军进占漕河泾以西陶家塘地方时，将不知国军撤退仍在茶馆中品茗的当地张姓住户十余人用机枪扫射。[10]华泾镇茶馆老板金阿田被无故抓捕。[11]日本侵略者还将北四川路俭德公寓后的老虎灶作为临时俘虏收容所。[12]1938年10月日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以“店内常有不良分子聚众赌博，或有便衣匪徒借地开会，侦察地方机关秘密，抑或茶馆店主代作暗探，以便活动乘机扰乱”为名，下令将浦东高桥镇北街四零五号蔡家庄茶馆店、东沟路二八七号长乐茶馆店、西沟一号泉园茶馆店等十三家全部查封，“永远停止营业”。[13]
八一三后新式的茶室雨后春笋般地在租界开张出来。里面“有着广式的细点，清洁而可口，讲布置方面，亦说是现代化，……内里雇着妙龄女招待，风味与茶馆迥不相像”。其中比较出名的有附设在大东旅馆酒楼里的大东茶室、附在大新公司的五楼的大新茶室以及附设在南京路冠生园饮食部的冠生园茶座。其余的还有大三元、锦江、孤岛、大华等不下数十余家。[14]
20世纪40年代，随着商业市场转化和升级，地处繁华地段的茶馆的地址也发生变迁。上海著名茶馆分布在豫园前的春风得意楼，浙江路的萝春阁，广东路上的荟芳、品芳、万商，福州路上的青莲阁，山东路带钩桥上海楼等，其他街巷也有大大小小的茶楼。50年代随着时代变迁，都先后歇业改建。
二、茶馆的种类及变形
上海开埠后，一些私人花园如申园、愚园、徐园、叶家花园纷纷向市民开放，内部均设有供人饮茶的茶室，“卖茶取游资”。在静安寺路著名私人花园——张园内也有茶馆。
在一些高档烟馆里，也兼作茶馆生意。“如著名之大烟馆，兼卖茶之几家，每日三四下钟后，座客常满，男女杂坐，嬉戏笑语，广众之间，手足勾引，毫不避忌”。[15]
1914年黄楚九等人新建新世界游艺场，功能齐全，应有尽有，其中就有茶室。虹口三角地小菜场也开出了五凤台茶楼。[16]
五层茶楼
就档次而论，有高级的茶馆，有低档茶馆如新闸路大王庙、老西门中华楼、徐家汇彩云楼等，也有最大众化的熟水店（老虎灶）。至民国时期上海的熟水店有2000家。老虎灶“炉火炎炎暮复朝，锅储百沸待分销。一钱一勺烹茶水，免得人家灶下烧”。因其价格低廉吸引了不少社会下层人士特别是其中的老年人，成了他们歇息聚会、消磨时光的宝地，于是“巷口街头炉遍设，卖茶卖水闹声盈”。[17]
相比之下画家俞达夫开在九江路小花园附近专供同行喝茶聊天调弄丝竹的茶馆是少得可怜。
就风味而论，上海茶馆大体上有江南和广东两派。前者的代表为臣阆苑第一楼、一洞天等。后者的代表为棋盘街上的同芳、同安等。《淞南梦影录》记载：“广东茶馆，向开虹口。丙子春（1876年），棋盘街北新开同芳茶居，楼虽不宽，饰以金碧，器皿咸备，兼卖茶食糖果。清晨鱼生粥，饷午蒸熟粉面、各色佳点，入夜莲子羹、杏仁酪，视他处别具风味。”上海竹枝词云：“茶寮高敞粤人开，士女联翩结伴来。糖果点心滋味美，笑谈终日满楼台。”[18]“专供顾客息游踪，茶馆精良算广东。既使相如疗渴症，点心又可把饥充”，[19]道出了粤派茶馆的经营特色。1885年有人记述粤派高档茶楼生意兴隆的情形：“自创为事事讲究之茶馆，然后妓馆一流人，每于饭罢空闲，挈伴偕临，借以消遣，欲茶欲烟，随心所好，而点果之时新细致，色色俱佳。……于是传播远近，不特洋场，即乡间有扶老携幼，呼朋引侣而至者；不特妓馆，即良家有浓妆靓服，乘风踏月而来者。”[20]
三、茶馆的价格
价格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者的数量与层次。
1875年在虹口和四马路上的日本茶馆茶资为二角。租界中“最上者一茗需钱五六十”。普通茶馆茶资每人为40文，有戏剧演出的茶馆茶资则为60文。亲友三四人入茶肆用茶点，大都用钱200文已足够。因此虽中人以下之人也可以大胆放心进入茶楼品茶休闲。有些茶馆还利用价值规律采取了分时段计费方法，如南京路一乐天和浙江路天津路的萝春阁早茶价格便宜，下午贵，因为那是各种生意人谈买卖的档口，不愁没有客源。对此《各业茶会》词唱道：“各行贸易待评量，借作茶楼聚会场。每至午申人毕集，成盘出货约期忙。”[21]为了确保在茶馆洽谈的场所，“吃包茶”又应运而生了：“各帮各业各行家，逐日终须市面查。聊假茶寮排一桌，彼中人谓吃包茶。”[22]三层大茶楼丽水台一过午后也进入营业高峰，男女茶客接踵而来：“茶馆先推丽水台，三层楼阁面河开。日逢两点钟声后，男女纷纷杂坐来。”[23]
茶馆老板为了方便茶客消费，往往会将茶客支付的茶钱的剩余部分代客贮存下来，供下几次消费时用。清末上海“市上皆用日本小洋钱，以大洋一圆作对开，至有十六开之多。酒场茶肆中与以一小洋，如有余数，店主与筹一条，请明日复来，故携带较便。”有词云：“一个英蚨十六开，轻身携带任徘徊。酒场茶肆存余数，笑道明朝请复来。”[24]
四、茶馆的功能
茶馆最基本的功能是供人饮茶休息。
首先它是以茶会友的好去处，满足了人们社交的需要。人总是社会的人，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际之间的交往。中国历史上就有以茶会友的传统风俗。《红楼梦》中栊翠庵妙玉请黛玉、宝钗、宝玉品茶就有一段精彩的文字描述。进入近代社会交往增多，如新朋老友交往，师生之间交往，地区之间交往，国内外交往等，在茶馆相会，品茶味，尝茶点，唠家常，叙友谊，交流信息，增进友情。从鲁迅日记中，也可找到他同友人品茗的记录。在有的人心目中，品茶与吃饭相比，前者是喂饱肚子，后者是滋润心田。
在茶馆这一公共空间，擅长使用非语言符号，特别是体语的社会新闻传播者，吸引了不少茶客。他们的活动被称为“唱新闻”。时人回忆道：“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常到那些地方去坐坐，听听新闻。茶馆里来去的人我大都认得，唱新闻的叫做金昌，是一个瞎子。各乡新发生的事情，只要十天以后，就可以在金昌的口里详详细细地从头听到尾，有唱词，有说白，也有举科。”[25]对于这些社会新闻，茶客各取所需，辗转传播开去。有的茶馆如四马路的一洞天后来竟成了各色报人发布、交流新闻的中心。那怕在抗日战争中的上海难民收容所里也不例外。难民中“年纪老的，往往有‘吃茶’的习惯，青年的工作者，是懂得这种心理的，他们组织了‘小茶馆’，每天下午两点，就有这样的一次小茶馆，在一个大木桶里装满了热腾腾的红茶，一群老年的人们，围绕着这个木桶，而且公举了一个堂倌，替每个茶客倒茶。这样，一个热烈的国事讨论，就活泼地开展起来”。[26]
其次，茶馆是休闲清雅的场所。休闲是一种概念，休闲与人类历史同在。是一门科学。劳动是用于生存所必需的时间，而用于享受和人的体力智力发展的时间乃是闲暇时间。马克思曾提出一个国家真正富裕的标志是劳动时间的减少，闲暇时间的增多。但休闲的样式或类似休闲的消遣方式却古已有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人创造了独特的文明传统，也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休闲样式，茶馆就是其中一例。茶馆所以成为闲暇生活之热点，在于它基本上稳定地满足了都市社会人们独具特色的闲暇生活需要。实际上，茶馆给市民们带来巨大快乐的，主要不是偶尔闲适，而是消闲娱乐活动。以上海城隍庙地区的茶馆为例，它本是附近众多行会会馆中人们饮茶聚会的好去处。茶客们常见的娱乐方式是蓄鸟、弈棋、斗蟋蟀。它是“涤烦解渴，聚语消闲”之地，也是“宾主酬应，士女游观之所”。四马路上的洪园、阆苑第一楼等模仿一品香，开设了弹子房。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洋场一些中下层妇女仿效苏州，也把茶馆为消遣胜地，“入茶馆瀹茗……亦有此风”。[27]原深藏闺阁妇人女子结伴来到“茶轩酒肆，杯酒谈心，握手无罚，目贻不禁”。[28]妇女出入茶楼这一传统上只是男人出入的消闲场所，成了上海街头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茶馆又是花鼓戏、评弹、沪剧（滩簧）、越剧等地方小戏在上海登场的第一站，上海的茶客是它们在大都市中的第一批观众和听众。19世纪70年代初良家妇女为了看花鼓戏，不得不装扮成成女堂倌模样上茶楼去。有竹枝词云：“荆钗裙布越风流，独步城隅秉烛游。扮作女堂倌样子，好听花鼓上茶楼。”[29]评弹是一种地方性曲艺，用苏州话说唱，流行于江南吴语区。评即评话，俗称“说大书”，弹为弹唱，俗称“说小书”。上海竹枝词称：“茶寮每有说书人，海市蜃楼幻作真。一扇一瓯聊佐讲，偷闲争听味津津。”[30]1899年沪剧（本滩）有8个戏班在上海租界演出。兼作书场的茶馆，时常邀请校书词史弹琵琶、唱京调，每天两场，生意兴隆。民国时代，奉贤新寺乡5个集镇的茶馆皆附设较多的书场。《上海茶园竹枝词》有多首描写茶园演京剧的：“南北茶园号不同，班分文武演相通。西人门首严看守，戏目皇皇贴满红。”“招友身依六幅窗，京徽调响间昆腔。登楼坐阁凭予便，片纸鲜红日已降。”“茶烟先敬点微迟，男女连肩意欲痴。看毕小生来大面，未来小旦好丰姿。”[31]
青莲阁、安乐窝、小广寒等茶客啜茗听歌之处后来又成了歌舞团演出的场所。余槐青《上海竹枝词》云：“安乐窝还小广寒，青莲阁上更盘桓。迄今游冶成陈迹，群众争趋歌舞团。”[32]
品泉茶楼
与有闲阶级者为着消遣吃喝上茶馆不同，商人上茶楼完全为着他的生意。20世纪初，在公共租界最热闹的四马路——福州路上开设的苏式茶馆——青莲阁内高朋满座。“因为地点适中，不但异地来游览的人们要去喝茶，上海的商人也很爱上那个地方宽敞，有外埠大主顾客人来了，也请着到那里喝茶闲谈。因之，有许多生意都在那里喝茶时解决了的。上海的商人，一个个觉得便利，于是青莲阁在无形中就变成功了茶话市场”。以后大马路的一乐天、浙江路的萝春阁等茶楼也纷纷效法，“也有很多的商人在那里谈交易。所以茶话市场也跟着上海的商业发展而增多了一些”。即使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新起的大东、大新、东亚等茶室，“其中茶客也未尝无有藉茶会作谈生意之用者”。[33]湖心亭茶馆是道光年间布商的聚会之地，青莲阁是晚清营造商们谈生意的地方，萝春阁是木业商人的聚集地，一乐天是小包工头的活动场所。
众多的劳动力出卖者则聚集在新闸路大王庙、老西门中华楼、徐家汇彩云楼等低档茶馆里等待着雇主的招工，俗称“孵豆芽”。
五、茶馆的阴暗面
在上海，近代茶馆也有它的庸俗性。上海开埠后茶馆的功能有了相当的扩张，“或相辅以烟间，或引夫游雉，以及摇小会、吃讲茶，罔不于斯荟萃焉”。帮会流氓白相人亦多在此吃讲茶、抽讲烟。六马路上的朝阳楼和云南路上的玉壶春就是这帮人经常去的地方。上海竹枝叶词称：“一群无赖集茶楼，轧住人家不肯休。此辈借端敲竹杠，个中人叫讲斤头。”[34]上海竹枝叶词中还有一首“吃讲茶”云：“双方口角偶然生，同到茶寮讲一声。倘幸得逢和事老，杯交合巹免纷争。”[35]
在当时能够开设茶馆进行经营的大多都是有一点特殊背景的，不是倚仗衙门捕头便是有帮会作靠山。由于茶馆各色人员进出频繁，信息量大，引起法租界巡捕房黄金荣等人的注意。黄金荣的办公地点在聚宝茶楼，每天在那里听取部下汇报，刺探各方情报。上海沦陷时期，76号汪伪特工总部情报处也在茶馆、游艺场所、旅馆等各处“设置情报网，利用社会各阶层，如电影明星、舞女、茶房、邮递员等采取各种方式收集情报”。[36]
最能说明茶馆余暇生活庸俗的特征的是毒、娼并行的社会丑恶现象。有首《烟茶楼》词云：“层楼杰阁斗奢华，半卖烟膏半卖茶。此地生涯何热闹，撩人最是座中花。”[37]有些茶馆本身地处妓院附近，如“松风阁与桂芳邻，鬓影衣香丽水春。莫笑相如多渴病，可知佳茗胜佳人”。[38]又如三茅阁桥沿河有“丽水台”三层，青楼环绕，茶客在茶楼上可以看到花枝招展浓妆艳抹的妓女，听见妓女与嫖客的调笑声，在强烈的刺激和诱惑下去就近的妓院冶游。丽水台在洋泾桥，茶肆之最大者，左连夷房，右倚青楼，游人都聚此吃茶。海上闲鸥《洋泾竹枝词》云：“丽水台同万仙台，两家茶社最称佳。分明叹尺巫山里，莫约朋侪此处来。”《洋场浦竹枝词》亦云：“台名丽水上三层，龙井珠兰香味腾。楚馆秦楼环四面，王孙不厌曲栏凭。”[39]
另一方面叫妓女前来茶馆陪客是当时最常见的饮食娱乐方式，“茗碗多佳群妓集，通宵灯烛辉煌”。[40]即便没有妓女作陪，一些茶馆特别是东洋茶馆为了招揽生意，雇佣年青少女作执役，“索笑调情”来吸引那些“醉翁之意不在茶”的花花公子、纨袴子弟。明娼喑妓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这块风水宝地，她们主动出击到茶馆来寻找主顾。对她们来说，茶馆作为人多密集的消闲场所，是便于搭识客人、招揽生意的好地方。因此她们“并肩联袂，喜游于河渠，摆柳妆花，炫鬻于茶肆”。[41]1898年“长三”堂子常去喝茶的春风得意楼，因风化问题险些被关闭。另外，昼绵里一林春是一般妓女们的聚会之所，广东籍的妓女们则更喜欢在棋盘街五马路的同芳、怡新茶馆兜揽生意。在四马路“青蓬阁上，当喝茶谈心之际，来上许多红红绿绿的雉妓，如穿花蚊蝶一般地往来不息，和茶客们眉语目成”。[42]不少暗娼更是“其出也，必至茶肆一游，令人见之而知其非个中人”。[43]流风所及，那些替东家打工帮佣的娘姨也借茶馆轧姘头找相好，“一茶为定”。在打狗桥之北的松风阁茶馆就是这样的苟合场所之一。有竹枝词道：“侍儿心性爱风华，奔走街头笑未暇。寄语阿郎来订约，松风阁上一回茶。”[44](www.xing528.com)
除此之外，拉皮条的、搞诈骗的、算命先生等不务正业的人也时常出没茶馆，败坏着社会的风气。
原载《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都市文化研究第六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注释】
[1]转引自顾柄权编著：《上海风俗古迹考》第40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胡祥翰：《上海小志》，转引自顾柄权编著：《上海风俗古迹考》第41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顾柄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8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4]顾柄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13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5]转引自顾柄权编著：《上海风俗古迹考》第4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张叶舟：《漫谈上海茶》，《上海生活》1939年第3期。
[7]《新嘉定大事记》1932年稿本。
[8]《新嘉定大事记》1932年稿本。
[9]张叶舟：《漫谈上海茶》，《上海生活》1939年第3期。
[10]《三度死里逃生》，《申报》1937年11月13日。
[11]《日军在徐家汇等处滥捕无辜》，《申报》1939年4月14日；《伪上海特别市第二警察局呈文》（1944年7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第4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日军非刑殴击》，《申报》1932年1月31日。
[13]《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呈文一》（1938年10月22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第4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参见易人：《茶室》，《上海生活》1938年第1期。
[15]《禁令宜相辅而行说》，《申报》1885年9月23日。
[16]《菜场茶楼店主店伙被拘》，《申报》1932年2月5日。
[17]顾柄权编著：《上海风俗古迹考》第1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8]顾柄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133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19]顾柄权编著：《上海风俗古迹考》第410—41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0]《洋场妇女出入烟馆茶楼说》，《申报》1885年1月9日。
[21]顾柄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18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22]顾柄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9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23]《戏园竹枝词》，《申报》1872年7月9日。
[24]转引自顾柄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88—8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25]凤子：《消闲》，《申报》1935年5月13日。
[26]闵廉：《在沦陷的上海》，《新华日报》1938年12月20日。
[27]《游园品茗》，《申报》1878年3月22日。
[28]《二人摸乳被枷》，《申报》1872年6月4日。
[29]《沪上游女竹枝词》，《申报》1872年10月18日。
[30]顾柄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17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31]顾柄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32]顾柄权编著：《上海风俗古迹考》第4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3]徐大风：《青莲阁上》，《上海生活》1940年第4期。
[34]顾柄权编著：《上海风俗古迹考》第17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5]顾柄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30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36]《“七十六号“特务机关组织与人事演变情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第3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7]顾柄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13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38]顾柄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7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39]顾柄权编著：《上海风俗古迹考》第409—4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0]顾柄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13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41]《论妓》，《上海新报》1872年7月13日。
[42]徐大风：《青莲阁上》，《上海生活》1940年第4期。
[43]《洋场妇女出人烟馆茶楼说》，《申报》1885年1月9日。
[44]《春申浦竹枝词》，《申报》187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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