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区一贯道研究
张姚俊
一贯道起于晚清同光年间，由山东人王觉一创立。初创时的一贯道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曾经在安徽亳州、江苏海州、湖北汉阳等地相继起事反清，但在屡遭挫折后，退出了斗争洪流，转变为在农民、手工业者等社会下层民众中传播民间宗教思想，杂以封建迷信活动的单一性民间宗教组织，凡历刘至刚、路中一两代。及至民国，一贯道不仅在成员的构成上趋向多元化，而且其与政治的关系亦趋复杂化，主要表现为大量士绅官吏的加入、与日伪及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反革命颠覆活动。
一贯道自1939年春大规模传入上海以后，其组织迅速扩张蔓延，上海一跃而为一贯道在华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基地。据上海市公安局1952年11月的调查统计，当时一贯道的办道人员及道徒占沪上整个反动会道门总人数的80％，拥有基层坛堂1144个，办道人员6200余人，道徒约30万人。[1]新中国建立后，不少内地的一贯道道首潜逃到上海，与本地的一贯道势力结合，兴风作浪、造谣惑众，进行反革命颠覆活动。1953年，上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取缔反动会道门活动。在人民政权的重拳出击下，上海一贯道组织土崩瓦解，一贯道在上海的活动至此才告终结。
作为上海地区最大的反动会道门，研究上海一贯道的组织及其活动状况对于进一步揭示近代中国会道门的性质与特征、探寻上海社会与会道门组织的互动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时至今日，有关上海一贯道的研究仍是一个极少有人涉足的领域。关于这个问题，许多上海史论著及会道门研究著作中或着墨不多或只字不提，这不能不说是上海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缺憾。
笔者不揣浅陋，欲就此课题作一些史料的梳理，并略作探究，以求教于方家，兼以做引玉之砖。
一、传入与分布
一贯道传入上海地区[2]的最早记录见于1936年。据《崇明县志》载，是年有陈、杨（人名已失考）二人传道入县。随后梅鉴棠、梅鉴斌首先入道，在新开河设坛，初为“化”字派，后改为“本”字派。[3]至于此后三年间，这支道坛的活动是否越出了崇明岛的范围，则无史籍考证。但由以后上海一贯道的组织领导关系来看，崇明的道坛及道首均属旁从地位，由此分析，一贯道首先传入崇明与之在上海的广泛传布并无直接联系。
一贯道在上海真正大规模“开荒”[4]办道始于1939年。当年春天，天津“道德坛”派点传师冯月千（又名冯悦谦、冯永印）、张葆（亦作“宝”）经南下上海，在嵩山路78号中医疗养院楼上设立“基本坛”。后改“基础坛”，并迁至北京西路新昌路。该坛常住有天才张士蓬和办事员刘景振，下属三个佛堂：南市“韬光坛”，坛主王德训，其子王鑫锐充任天才，青岛点传师张寰影也驻在此坛；南市“金光坛”，坛址设在南市西马街西马里，坛主徐书印、陈金标；虹口“和光坛”，坛主李光吉。[5]“基础坛”是一贯道在上海市区的第一处坛堂，也是上海地区一贯道组织大发展的肇始。同年4月，济南“明德坛”点传师胡寿庵在上海开设“和光坛”，由其弟子李光吉任坛主。1941年2月底，天津“浩然坛”遣点传师邢杰三携三才孟宪章、王效峰抵沪，3月初通过点传师辛靖（天津某绸庄驻沪负责人）的关系，在山西路255弄丝业会馆内设立“宝光坛”。稍后，“浩然坛”点传师潘华龄与天才孙鹤亭也来沪协助道务。6月，因邢杰三离沪往武汉办道，遂由潘华龄主持“宝光坛”事务，设坛当年就点300余人入道。至7、8月间，“宝光坛”又分出“信光坛”，设于山西北路上。[6]
与此同时，“浩然坛”还指派点传师赵春林到浦东开办“浦光坛”。是年冬，天津的点传师庞守诚等在上海山东路四马路（今福州路）口×号3楼开设“紫光坛”。[7]1945年7月，在一贯道内以“道柜”体系自成一派的山西太原点传师薛洪也派骨干到上海建立道柜。[8]
在筹建组织的同时，上海一贯道骨干培训工作亦开始实施。1941年，由胡寿庵主持在紫光坛立“文光播仁班”。入班者有徐书印、韩兰盈、李廷岗、李光吉、庞守诚、鲍炳森等男女共89人。内容除了每天例行的烧香、拜神外，还由胡寿庵主讲“二十四孝”，天才孙鹤亭则借窍画“二十四孝”图。[9]此班历时20余天方告结束，培养训练了一大批中坚骨干，它为一贯道在上海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贯道不仅在市区大行其道，而且还逐步向郊县扩展。1941年，“基础坛”道首沈耀庭在宝山城厢、罗店设坛，发展道徒。两年后，又有“紫光坛”李蓬来、李尚文父子在罗店镇东首，以兴办德明义务小学校为掩护办道。其后在城厢开设“兴光坛”，向杨行、月浦、刘行等地传道。[10]1942年10月，潘华龄派点传师辛靖带乩手刘鸿春等人赴松江城内景德路20号李家设朝元坛，由刘鸿春负责。次年秋，潘华龄又派老前人抵松江常驻，总揽道务，并将坛址迁至大吴桥55号。1944年12月，潘华龄命提升坛主才两个月的杜文彬、施纪安、缪秀凤三人到上海领命为点传师。此后，松江道务由郭英俊负责处理，杜、施、缪三人分头往金山县枫泾、朱泾等乡镇办道。[11]1945年，潘华龄在大吴桥朝元坛内开“研究班”，专为发展道务。入班者有杜文彬、施纪安、王德仁等百余人。[12]1943年，一贯道由浦东洋泾传入南汇六灶、祝桥地区，随后向全县蔓延。[13]翌年，松江“朝元坛”、闵行“群光坛”等坛堂向东南拓展“开荒”，将一贯道传入奉贤。[14]上海县有37个乡镇（占全县乡镇的三分之二），142个村庄出现一贯道活动。[15]川沙县的63个乡镇中有61个乡出现一贯道活动。[16]青浦县龙固区宅东乡河泾村92户，竟有95％的人加入一贯道。[17]在嘉定县真如镇，一贯道设有2个坛。一由西港陶阿二夫妇所设，陶任点传师，其妻为坛主；另一坛以袁家桥金阿妹和严家桥的侯某为主。[18]金山县山阳镇的一贯道由后岗道首华瑞年传入，设有斗元、吉元、品元、河元4个坛台，分为8个小组，有道徒120人。[19]此时，崇明的一贯道组织在1936年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除了在新开河设坛的“本”字派外，至20世纪40年代初，吴廷祖、叶方青在庙镇设坛，称“崇”字派。[20]
上海一贯道组织的迅猛崛起，引起了一贯道道魁的瞩目。1941年春，一贯道“师母”孙素贞到上海视察道务，住“紫光坛”内。同年秋天，“师尊”张光璧来沪巡视，他亲自放命李廷岗、李光吉等为点传师。为便于管理，张光璧指定“紫光坛”为上海总坛，由胡寿庵总管上海道务，“三才”王效峰掌管账务，收存道款。至1942年，上海地区一贯道已初步形成以5个大坛为核心的组织系统：即基础坛（由李廷岗、王德训、李鸿声负责）、宝光坛（由潘华龄、韩兰盈负责）、和光坛（由李光吉、王永和、李顺发负责）、金光坛（由徐书印、葛子俊、陈金标负责）、浦光坛（由庄妙涛、赵春林负责）。1944年，张光璧又将这五大坛改成五大组，即基础组、宝光组、金光组、和光组、浦光组。
二、与日伪及国民党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一贯道成为日伪实行奴化政策的工具。一贯道总道首张光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散布愚民谬论，高唱什么“日本人就是秦始皇时代由长安派往东方采长生不老药的那五百童男童女的后裔，和我们是一个祖先，现在回来分产业的，中国地大物博，他们地少人多，中国太自私，不给他们东西才打起仗来，与我们老百姓无干，我们仍旧修我们的道”，[21]以此麻痹民众的斗志。不仅如此，张光璧还充任汪伪外交部的顾问，其子张英誉为伪外交部专员。更有甚者，一贯道将许多大汉奸拉拢入道，充作依靠力量。由是，在日伪势力的扶植下，一贯道得以在沦陷区流布兴盛，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会道门。
上海一贯道于1943年经向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备案，公开以“崇华善堂”的名义活动。善堂常以夏天施茶、冬天施衣、开诊所、送棺材等方式来笼络人心，宣传“中日友善”，拓展道务。[22]
此外，一贯道在上海也吸收了一部分汉奸入道，其中当属李丽久最具典型性。李丽久（字连恒，号斌全），任汪伪中央税警总团团长兼苏五属税警局局长。此人曾在何键手下任职，官至少将。汪伪政府成立后，卖身当了汉奸。1942年，由点传师田寿彭、韩兰盈引保在上海“紫光坛”加入一贯道。李丽久入道后，在南市凝和路设立“忠恕坛”，并开办忠恕小学校，道务归冯月千领导。1943—1945年，经李介绍，包括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伪司法部长李圣五，伪考试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王揖唐，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等一批巨奸纷纷入道。为此，1944年初，张光璧在济南提升李丽久为点传师。[23]
正是由于一贯道投敌卖国的行径，抗战胜利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以“一贯道在各地利用邪术，妖言惑众，招摇撞骗，抗战之后以迷信号召愚妇孺，渐为日寇利用一变而为日寇在华特务机关之外围组织。胜利以后，阴谋取而代之，以迷信之神权，散布荒谬之言论与宣传品”，[24]遂于1946年1月11日通令各地取缔一贯道，且会同内政部以汉奸罪向法院起诉。据此，上海地方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贯道上海总坛（即基础坛）在三四月间被查封。金山县政府布告四乡，严禁一贯道活动。朱泾警察所还将点传师杜文彬等拘役审查。[25]崇明县也查禁了境内的一贯道组织。一时间，上海乃至全国的一贯道组织都遭到破坏，活动趋于沉寂。
为避免覆灭的命运，张光璧等人一面策动道徒呈书社会部、内政部等政府部门辩白“诉冤”，一面则通过国民党上层人物疏通说情。李丽久在这方面也异常活跃。他先是受主持南京道务的杜钟梁、齐铭周的委托，以明德义务小学的名义（系一贯道所办），先后三次欢迎分别抵宁的国民党要员李济深夫妇、杨虎、张之江、李宗黄等人。然后回到上海又写信给何键（1930年何键任湖南省主席时，聘李为技术教导总队少将总队长兼湖南省国术馆馆长等职，因而两人交情甚厚）。但何键与社会部长谷正纲私交不深，给谷正纲的信久不见回音，遂让李丽久转托刘文岛。1946年4月，何键、刘文岛抵达上海，李丽久藉忠恕小学校的名义欢迎两人。
在张光璧、李丽久等一班人的“活动”下，南京行政院终以未涉及刑事范围撤销了对一贯道的查禁与起诉。社会部于1947年1月批准一贯道成立中华道德慈善会。8月1日，中华道德慈善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这为一贯道的公开活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上海的一贯道组织亦随之挂出“中华道德慈善会上海分会”的招牌。此外，上海一贯道还树起“理大道”、“中庸道”的旗号，蒙骗世人。[26]
三、参与道权纷争
张光璧与孙素贞1930年从其师父路中一的胞妹路中节手中夺过道权、成为一贯道的最高首领，道内尊奉他们为“师尊”和“师母”。但孙素贞虽号为“师母”，实则与张是姘居关系。两人诡称由无极老母主婚、金公祖师（即路中一，一贯道奉为十七代祖师）做媒，结为“道义夫妻”。随着一贯道势力的日益扩大，孙素贞的野心亦逐步膨胀起来。自1940年始她就暗中与张光璧争夺道权。鉴于上海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孙、张两人的权利之争不可避免地影响上海一贯道组织系统。
1942年夏，孙素贞以“巡察道务”为名携亲信宫彭龄、任喜顺等到达上海，住蒲石路寓所（此房是冯月千用道款购买，专作张光璧、孙素贞在沪的驻地）。抵沪后，孙随即放命王永和、韩兰盈、陈文彬、陈金标、朱素贞等为点传师，并在“紫光坛”开办“同乐班”，由卢鸿宾充天才借窍，入班者除了上海的潘华龄、徐书印、赵春林、冯月千之外，还有天津、青岛、杭州等地的道首十余人。他们均向孙素贞立誓效忠。1942年夏，胡寿庵因挪用道款和擅自变更“功德费”数字，被撤职遣回济南，[27]改由点传师冯月千接任负责上海道务。后冯月千买定北京西路觉园3号的房屋设立上海总坛，由王子欣、文彬如协助处理日常事务。1945年，冯月千病死后，潘华龄继而接替。
1943年夏秋，孙素贞又两度南下上海，任命点传师数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来沪，她都弃蒲石路寓所不住，而借居在李丽久家中（南市尚文路96—97号）。
从孙素贞频繁往来上海，大量放命点传师，变更上海一贯道领导层等事实可以窥见，她把上海视作巩固自己在道内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基地。1943年末，孙素贞因人告发，阴谋败露，而遭软禁，一贯道内的争权活动暂告段落。
然而，孙素贞并未甘心。她虽无法出面亲自拉帮结派，发展亲己势力，却通过心腹在各地以“接金线”（是为孙为夺取道权而编造的一套理论。“金”即金公祖师路中一，“线”即路线，孙素贞称只有她才能直接与金公祖师接上线，引导道徒去见祖师。凡是被接线的道徒就要发誓紧跟孙素贞修道）为名，遥控指挥，暗中扩展力量。1946年7月，点传师李和庭由济南到苏州，在太子码头点传师王廷贵家的佛堂里与李丽久会面。李和庭称是奉孙素贞之命，冒险南下“接金线”，并说“普传时是张老师（即张光璧）办理，到了接金线时期则由孙师母（即孙素贞）办理”。李和庭还当场给李丽久接了“金线”，并嘱咐他回到上海预备好房子以便开展接线道务。李丽久回沪后，另购绍兴路金谷村（今绍兴路18弄）48号，作为新的活动场所。
8月，李和庭抵沪后，在南市凝和路“忠恕坛”旧址为道徒接线。李在江浙一带“接金线”时，每到一处都送给10个字，作为10个基本道亲（即骨干）道号中的一个字。给上海的10个字是“申、整、三、易、理、沪、转、紫、金、丹”。据此，李丽久的道号就是“重申”。当时，被接线的道徒多出自忠恕坛。此外，李丽久又介绍孙祥夫、马日良、桑春森等接“金线”。10月，李丽久随同李和庭潜入北京，在城东某花园内见到了孙素贞。当李丽久询问道务究竟如何转变时，孙答到：“修道可不是固定的，此一时，彼一时，我是听老母（即无生老母）的话，你们可不要血心用事。”并叮嘱李丽久：“你老师（指张光璧）知道你们的事。他已通知南方所有的佛堂不承认李和庭同你接线的事，你们要小心。”[28]
所谓“接金线”不过是孙素贞借以培植势力的手段，早在1942年，她赴各地巡察道务时已采用，此次乃故技重施。但出乎意料的是，“接金线”在上海引发了一场风波。
在李丽久准备从北京返回上海之前，李和庭派点传师王廷贵与李丽久共同到南方“接线”，由王廷贵负责主持“接线”事宜，李丽久辅之。1946年11月底，李丽久接到李和庭在济南被捕的急电，王廷贵返回济南营救。为此，上海方面还出资500元。王廷贵的离开，使南方的“接线”道务自然归李丽久掌管。1947年1月，苏州、南京、常熟、昆山等地接过“金线”的道徒、点传师都到上海表示愿意接受李丽久的领导。李丽久遂独树一帜，自创一套新的道规：即取消点传师职务和三才，简化佛堂礼仪，将“三宝”改为“仁、慈、爱、信”四字真言，凡跟着李丽久修道称作“归一”。“归一”分3个阶段：“接地线”为初步；“接金线”为第二步；最高层次即是“归一”。所有修“归一”的道徒必须与原来的道坛与点传师断绝来往，进行“自修”，改造自新，即使家人问起也要说不修道了，且不准行功、不准捐款。过去“接金线”的道坛都分化改成家庭佛堂，不点道、不渡人。凡入道者，须先考察其品德，介绍人要保证其是守法的好人，方能“接地线”。“归一”的男道徒称“忠席”，女道徒称“恕席”（按一贯道称谓应是“乾道”和“坤道”），李丽久将李和庭在上海“接金线”时用的10个字改为5个字：“仁、义、礼、智、信”，并把道徒以5人为一组，按年龄长幼为序，每个人的道号按序取五字其中之一。
在管理方面，李丽久推行众议，每一地指派5个道首，遇重大事务由他们商议决定，任何人不得专权。上海是陈稼轩、孙祥夫、田寿彭、马日良、宁雨时负责。陈稼轩管帐，田寿彭、马日良负责“接线”，孙祥夫、宁雨时没有具体职务分工。后因陈稼轩病重，李丽久亲自掌管道费。然而，这种管理方式在实行一段时间后，由于成效不大，各处的“归一”组织仍回复到原先一人负责的旧法，李丽久仍为总道首。
参加“归一”组织的道徒主要集中于沪宁沿线。1947年初，上海的四五十名道徒和昆山、苏州等处的二百余名道徒分别在绍兴路金谷村（今绍兴路18弄）48号李丽久新宅内以及孙祥夫家庭佛堂里“接地线”。5月底，在南京国货公司路南边的王恒昌木器店楼上，李丽久主持了约二百人的“接地线”仪式。6月，又在常熟将二百余道徒吸收入“归一”组织。至6月底，因李犯病，无法说话，“归一”道务停顿了四五个月。
及至12月间，李丽久往北京处理家事，偶遇宫彭年。宫介绍他天津的后学在李的北京寓所接线“归一”。李丽久为“归一”的道徒规定了“十愿十行”。“十愿”即：（1）归一上帝；（2）感报天恩；（3）信奉公理；（4）诚意正心；（5）敬遵圣教；（6）明德修身；（7）忏悔罪孽；（8）改过自新；（9）传施济众；（10）普传世人。“十行”即：（1）孝敬父母；（2）悌事长尊；（3）忠尽真理；（4）诚笃归仁；（5）信以立世；（6）礼正人伦；（7）义法古圣；（8）爱济群生；（9）廉洁自守；（10）耻德不纯。这“十愿十行”为道徒自修讲解题目。待李丽久返回上海已是1948年4月左右，然而“归一”组织发生了变化。苏州、常熟“归一”的道徒全部脱离了李丽久的领导。原因是有传闻李和庭等在孙素贞面前揭发李的所作所为，孙素贞发话不承认“归一”组织；上海的五大组也宣传李丽久等欺师灭祖，将来要“受考”。当时，上海的桑春森、南京的王恒昌、昆山的李春甫都愿意继续跟随李丽久。1949年2月，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和中统对李丽久进行调查，两次到南市李丽久家中，其家人谎称他去了外地。当时，李丽久一直住在绍兴路金谷村的寓所内，因未报户口，故而不为人知。[29]鉴于形势，李丽久停止了一切道务活动。李丽久办“归一”的闹剧也就此收场。
四、组织分立
1947年9月，张光璧病卒于成都。早有篡权预谋的孙素贞遂公开与刘率贞（张光璧之妻）、张英誉（张光璧之子）母子争夺道权，从而使一贯道分化成以孙素贞为首的“亲师母派”（因孙坐镇成都指挥，亦称“西派”）和以张英誉为首的“师兄派”（因其主要在杭州指挥各处活动，又称“东派”、“杭州派”）两大派别。上海以其辐射华东的重要地理位置和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成为两派互争的焦点之一。
1947年底，上海的点传师潘华龄、徐书印、马玉林、李廷岗、王永和，皆先后到成都，名义上是省视孙师母，实则是接受孙的嘱咐，回沪扩展“亲师母派”的势力。此外，“亲师母派”还大力举办忏悔班，巩固其在道内的统治权。1948年3月，孙素贞在重庆纯阳洞49号“玄光坛”开班。上海及贵阳、昆明等地的点传师参加了忏悔班。凡入班者均向孙素贞立下重誓：“始终追随，上山到顶，下海到底。”[30]
在“亲师母派”频繁活动、争夺道权的同时，“师兄派”也不甘示弱。1948年8月，上海点传师王子欣、庞守诚与南京、杭州等地部分点传师于杭州太庙巷23号召开会议，成立“孝义炉”，立愿紧跟刘师母修道。
自此，上海的一贯道组织分裂成东、西两派。西派由潘华龄、徐书印、李廷岗、王永和、李顺发领衔。孙素贞将各地的总坛改设为“公馆”，亦称“家”（主要负责传达孙的命令，经收道款及组织发展事宜）。上海公馆设在富民路富民里25号。东派以王子欣、庞守诚、文彬如、赵度根、吴信学为首，领有紫光、导华、兼善等13组，市区内分设道坛数十处。但就实力、声势而言，东派远不及西派。王子欣、文彬如原来只是在上海总坛内负责处理道务，基本上没有后学。东派的道坛无论在数量和分布上均处劣势。以上海县为例，解放前，该县共有一贯道大小坛堂59个，其中东派仅占3个，其余全属西派。[31]东派在经济方面也十分拮据。迫于经费问题，王子欣将所属的道产“觉园”出租给道亲吴振邦，月租五石米。[32]
另外，天真坛坛主董其昌，更是干脆脱离东、西两派，自成“独立派”，拥有慎诚坛、兴华坛等三个坛。[33]
五、向外发展
一贯道组织之所以能遍及旧中国，很大程度上与其连绵不断的传道活动有关。只要道徒走到哪里，一贯道便会在那里生根并发展开去。尤其是“接力棒”式的传道方式，更使一贯道组织呈几何型阶数增长。一贯道传入上海后不久，上海各道坛即开始派遣点传师或骨干道徒向江浙周边地区“开荒”办道，继而又进一步推及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区。由此上海成为了一贯道重要的传道中心之一。由于上海各道坛传道所涉地域甚广，不便概述，故于下文按地分别列举。
华东地区：
无锡：1939年，“基础坛”遣点传师陆良荣、夏荣宝赴无锡办道。两人在无锡小娄巷49号设立“天光总坛”。他们将无锡县前洲地主、县参议员俞赞平发展入道，使“天光总坛”势力大增，先后在城乡设有8个大组。[34]“慈光坛”点传师徐阿巧亦在无锡开坛，后有谢福来接替传道。
常州：1941年，“基础坛”派点传师吴萼伟和其嫂王璋德返原籍常州办道。他们初在常州东门滕公桥设“博德坛”，对外称“崇华堂”。次年迁至城内娑罗巷25号，并先后在常州、武进城乡设立12个大组，发展道徒10万余人。[35]
海门：1941年11月，“宝光坛”领导点传师潘华龄携三才李浩然、孙鹤亭、王效峰在海门表东乡顾学卿家中设“慈航坛”，点顾学卿夫妇16人入道。翌年农历正月，潘同孙鹤亭再赴海门“慈航坛”点60人入道。4月，他又与李浩然去海门江家镇杨士琴的舅舅家、杨永江家，脚根镇沈迈云家设立佛堂，发展道徒160余人。1943年，潘华龄独自一人先后在海门县城周志行家、巴掌镇朱心昌家、脚根镇庄凤昌家、海晏镇沈玺珍家、表东乡杨永康家立设坛点道。进而，他还设立“海北总坛”，向如皋、南海等地传道。[36]
南通：1942年，“宝光坛”领导点传师潘华龄在点传师陆阿多、天才郭士俊等人陪同下，在南通静土庵设立道坛。不久迁陕西会馆，后又移到姚家祠。次年，潘华龄再赴南通发展道务。1943年，潘在当地道徒陈汉清家中开“研究班”，培养中坚分子。1948年农历腊月，潘华龄在南通放命点传师十余人。翌年，又派点传师娄惠仁前往南通放命点传师约10人。[37]
杭州：1941年，“金光坛”点传师徐书印、桑春森在上珠宝巷30号设立“忠恕坛”，后改名“化一坛”，并入“济贤坛”。1942年，“宝光坛”领导点传师潘华龄在珠璧弄散花巷设“明一坛”。次年，潘派点传师鲍正泰在乌龙巷29号设“道一坛”。[38]
宁波：1947年，岱山人钟美凤在上海加入一贯道后，与岱山点传师郑阿章一同在宁波、岱山等处创设道坛，发展道徒500余人。[39]
江山：1948年5月，上海点传师刘玉兰在当地道徒毛春凤（在上海入道）到江山峡口设坛，先后在保安、凤林一带吸收道徒86人。[40]
南昌：1947年，上海浦光组点传师王永和亲赴南昌设坛。此后，基础、金光、宝光、和光各组都有点传师去江西发展道务。[41]
华中地区：
武汉号称“九省通衢”，地扼长江中游，地理位置重要。上海一贯道各坛纷纷在武汉设坛传道。“宝光坛”点传师徐素兰在汉口前进一街设坛。点传师施照清于汉口中山大道自新巷1号开坛。“金光坛”点传师步雨亭在汉口前进四街设坛，后由洪空鋆接管。“基础坛”点传师唐海如在汉口新横街设坛。[42]此外，“宝光坛”点传师李浩滨、沈元明在衡阳沿江西路×号开设“衡阳坛”。[43]
华南地区：
上海一贯道在华南传道的中心是厦门。1945年8月，基础组派道首唐绍继赴厦门设崇本坛，以“熙光善书局”的名义公开活动。同时，又在漳州设“崇德坛”，在同安设“崇仁坛”，在鼓浪屿设“崇德坛”。为扩大影响，唐将福建高等法院厦门分院院长夫妇拉拢入道。同年10月，基础组增派点传师张荣华协助唐绍继办道。1946年秋，唐遣解昭武等渡海到台湾传道。1947年春，张荣华的后学奉命在泉州设立“崇明坛”。当年6月，自台返厦的解昭武被任命为泉州地区道务的总负责人。一年后，基础组点传师李鸣岐与台湾一贯道道首张培成在厦门召集闽南地区一贯道骨干开办忏悔班，要求他们在佛前忏悔半信半疑、违背师命、不听调遣、见异思迁、不舍家庭等罪失，以此达到钳制思想、强化组织的目的。
1946年4月，宝光组领导点传师潘华龄调福建兴化地区的道首庄凤昌往厦门办道。庄通过旅厦上海及宁波同乡会的关系大批吸纳道徒，并于1947年9月建立“煜德总坛”，渐次向漳州、龙岩、莆田、兴化等地拓展。翌年6月，潘华龄与点传师周振来抵厦门开忏悔班。周振来在班内宣扬张英誉是蛇精转世，决不可相信，并要求入班者向孙素贞忏悔立愿。忏悔班结束后，接受培训的骨干分别被派往福州、长乐、漳州、莆田等处办道。10月，宝光组在泉州立“大乘坛”，以国民党官兵为发展对象。
1946年12月，上海金光组点传师、坛主刘正余奉命往厦门“开荒”。他先后在鼓浪屿和石码开设“宏德坛”与“悟一坛”。次年，在厦门设“俊德总坛”，在泉州设“润德坛”，在漳州设“浩一坛”、“浩然坛”，将龙溪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葛新铭等人拉入道中。5月，刘正余把道务转交予新任点传师严学礼，自赴广东汕头办道。1948年6月，金光组点传师徐书印在厦门开办为期三天的忏悔班，宣称“师尊去世，天命归于（孙）师母”，要众人立誓“追随师母赴汤蹈火，万死不辞”。11月，严学礼在漳浦开坛传道。来年初，又在连城设“明一坛”、“仙一坛”、“崇一坛”，在龙岩设“伟一坛”。[44]
西南地区：西南地区尤其是成都、重庆是一贯道在抗战胜利以后长期盘踞的老巢。张光璧死后，即为“师母派”发号施令的中枢地区。山城的一贯道支派中有6支是由上海传去，其中最大的一支是“金光坛”，点传师鲍正泰在重庆中一路四德村163号设立，以吕印躬为首。它在重庆有点传师、坛主240多人，设有佛坛82处。另有松江道首施纪安在重庆传有一支。[45]除重庆外，1946年春，“宝光坛”点传师韩兰盈在西安尚爱路4号设道坛。1947年冬，点传师张进缘、郭士达在天水、宝鸡一带“开荒”。[46]
港澳台地区：最先在港澳地区传道、设立道坛的是“宝光坛”，它分别在香港干诺道西82号（点传师陈文彬设）、湾仔柯布连道1号4楼（点传师徐治州设）、九龙某地（点传师郭继周设）和澳门近西街15号3楼（点传师宋继先设，后为黄殿峰接管）均立有道坛。“金光坛”在香港皇后大道×号设有道坛。[47]1946年起，上海各坛相继到台湾岛内“开荒”，他们在基隆上岸后，先在台北落脚，然后再沿铁路南下。其中“基础坛”点传师张培成、黄文汉、袁翥鹗及袁翥鸿由崇明抵台，另有点传师李浩然由海门赴台，他们在台北南昌街设立“基础佛堂”；[48]“宝光坛”点传师苏秀兰于台南开设“天德坛”；“金光坛”点传师屠国光设总坛于台北县五股乡。[49]解放战争末期，由于国民党的统治陷于土崩瓦解，在局势一片混乱之中，上海一贯道坛堂纷纷遣人赴台，以寻求新的发展。此中，“宝光坛”派点传师谷椿年在台北市古亭区设总堂，点传师林梦麒于台中布道，杨永江于台中、丰原一带“开荒”。[50]
以上只是一些见于地方志、档案或文史资料内较为详尽的记载，事实上上海一贯道人员传道的范围极广，但囿于史料有限，无法详述之，仅将笔者寻到的零星史料简述如下：广西桂林是崇明人陈云飞与其妻汤尚珍“开”的。昆明是崇明人施在郊、宋一民“开”的。贵阳是崇明人王胜初、施明石“开”的。长沙是崇明人苏树堂“开”的。衡阳是崇明人沈元明“开”的。成都是崇明人张锡奎“开”的。西安是崇明人陈志冲“开”的。株州、余州也是崇明人“开”的。徽州是松江人陈月仙（女）“开”的。黄岩是上海人姚世泰“开”的。[51]
六、揭开罪恶活动的内幕
一贯道宣称该道是“为拯救贤良而设”，“现值三期末会，世风颓坏，浩劫降临，一贯道为唯一救生法船，如愿躲劫避难，舍此莫由，诚为超生了死之不二法门”，[52]并称“吾道……亦非藉此欺骗钱财，愚弄人民，完全是穷理尽性，阐明一贯真理的道学”。[53]然而，许多一贯道道首们的所作所为却令众多善男信女遭灾遭劫。
（一）频施伎俩，骗人入道
旧中国战乱连年，天灾频仍，广大社会中下层民众生活在饥饿、灾病中苦苦挣扎，生命缺乏必要的保障，加之缺少文化，愚昧无知，很容易轻信会道门的宣传，落入他们的陷井。一贯道正是利用中下层民众渴望饱暖、安居乐业的生活，采用种种伎俩，欺骗蒙蔽普通百姓，使之甘心俯首听命于道首的摆布。恐吓、迷惑性宣传是道首们惯用的手段。他们往往宣称“现值三期末劫，道劫并降，求道者能逢凶化吉，躲劫避难。否则劫燃横飞，无处逃生”，“入道之后可以躲灾避难，死后可以不受地狱之苦”等等。大部分道徒就是听信了类似的言语，踏进一贯道的圈套。
通过亲缘、地缘、业缘关系“以亲渡亲，以友渡友”，是一贯道另一种贯施手段。通过这种人际网络，常可使入道者成倍增长。家住长宁支路177弄3号的永达纱厂女工周金妹于1946年被寿光组道首徐羽翔诱骗入道。后周的丈夫钱小毛轻信徐羽翔的话，亦加入一贯道。夫妇俩入道后，徐羽翔就责令他们再拉50人入道。[54]
一贯道的道首们还善于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进行宣传，以“避人所忌讳，投其所好”。他们见到商人就称“入了道，不但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并且逢凶化吉”；见人得病就称“入道，病就会好”；见人求子心切就称“入了道，老母会给予子孙满堂”。[55]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二）巧立名目，敛骗钱财
一贯道用“出钱行功，‘功大德深’，活着仙佛保佑，死后可升‘理天’享清洪二福”等说教为幌子，巧立各种名目，使那些“诚意抱道奉行”的道徒甘愿交纳钱物。一贯道敛财的名目多达数十种，诸如“入道费”、“供果费”、“行功费”、“开荒费”、“渡大仙费”、“献心费”等。其中，“渡大仙”是最常见的骗钱方式。一贯道有“三曹普渡”的说法，意即“上渡河汉星斗、气天诸仙”，“中渡芸芸众生”，“下渡幽冥鬼魂”，[56]只要道徒出钱将神仙渡入“理天”，就会得到神灵的护佑。这“渡大仙费”的数目一般不等，但都价格不菲。点传师齐铭周1949年一年就以“渡大仙”为名，骗取道徒黄金600多两，银圆5000余枚。[57]
设立这些名目，不仅使道首的欺骗行为名正言顺，而且让道徒心甘情愿。家住惠民路264号的李雪梅丈夫许某，原经营运输车行，被点传师钱妙英诱骗入道后不久，就因“行功”而破产。许某还被迫立下“清身愿”，去往广州“开荒”。莘庄镇骆家巷的戴阿彩自入道后，多次“行功”，家里的金戒、耳环、银圆、白米甚至连棉花都如数交出。但点传师韩兰盈仍向索要200万元，倾家荡产的戴阿彩实在无钱“行功”，但又怕担负“对道不诚”的罪名，情急之下，导致精神失常。[58]据在上海县邻松乡缴获的一本一贯道账务记录记载，自1945年起，当地道徒共被诈骗大米78石，银圆594枚，金戒指8枚，金圈8副，银角子53枚，土布53匹，被子6条和法币2000多万元及其他杂物。[59]在南汇，一贯道骗取钱财131亿多元（旧人民币）。[60]
（三）假医假药，草菅人命
不少一贯道道首们表面上声称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劝人“吃素惜命”，实则却做些草菅人命的勾当。点传师施瑞英、王维君，用五指“打针”，在开水中呵口气即称为“仙水”，以香灰充作“仙丹”，给病人服用。仅1952年3月至6月，就害死4人。[61]前述周金妹、钱小毛夫妇因“行功”，生活无着，两人萌生了退道的念头。此事被点传师徐羽翔得知后，以“对道不诚，触怒天意，违背仙佛之命，要受天罚”为名，谴人将他夫妇两人毒打一顿。后周金妹、钱小毛双双病倒，徐又阻止他们求医，叫他们磕头求仙佛赐“仙丹”（实际就是香灰），不久两人都被残害身死。[62]更令人义愤的是，道徒被治死后，道首竟以“被‘无生老母’收到‘天宫’去了”为托词继续欺世盗名。
应当指出，道首“治病”同样也是他们收敛金钱的方式之一。虬江路一烟纸店主金渭荣一家崇信一贯道，平日里将家中的积蓄和生意赢利用来“行功”。1945年，当金妻患病后，道首庞守诚让金渭荣“立愿开办佛堂”，称只有这样仙佛才能保佑她痊愈。金渭荣爱妻心切，先后捐出价值20多石米的钱款，结果得到的只是香灰搓成的“仙丹”，金妻最终不治身亡。金渭荣也倾家荡产，忍痛将一双儿女送人，自己则沿街贩卖梨膏糖。[63]
（四）面目狰狞，奸淫妇女
一贯道内考验道徒心诚与否的方法有许多，如“考色”、“考财”、“考气”等。道首们往往利用“考色”的名义奸淫妇女。
天真坛坛主董其昌以“打坐拜佛”为名，奸污女道徒姚黎华，致其怀孕。董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吕纯阳三戏白牡丹”。点传师李元喜曾强奸妇女23人，甚至还将自己16岁的养女杨根媛奸污后又以300银圆的价格卖给妓院。[64]号称一贯道“十三太保”之一的点传师李尚文，专事拐带妇女，被他强奸的女“三才”、道徒不下三四十人。[65]
七、解放前后的活动
1948年，随着平津、淮海战役捷报频传，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步伐日益加快。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一贯道开始逐步转向秘密的地下活动，潜伏应变。是年，孙素贞与军统特务何僩文在重庆以开办“仙佛班”为名，召集全国的道首商讨解放后继续活动的策略。上海的点传师潘华龄、徐书印都参加了此次会议。此后，徐书印又按照孙素贞拟订的“大陆活动”的方针，召集贵州、湖南、广东、广西和东南沿海一带的道首前往香港入“育化炉”受训，然后再返大陆从事反革命活动。[66]至年底，孙素贞将全国一贯道活动区域划分成成都、重庆、上海、汉口、北京、天津、西安、开封、昆明、兰州10个枢纽，以便于控制和统一行动。翌年初，孙素贞飞抵上海，在富民路富民里25号上海公馆总部秘密召见各地道首，策划解放后如何应付局势。[67]3月，潘华龄赴重庆参加接线训练班。当年夏天，潘华龄与李廷岗、徐书印去成都面见孙素贞。孙即命他们回上海接线。潘华龄等回沪后，立即责成浦光坛点传师王永和、杭州道一坛点传师鲍正泰沿沪杭线，基础坛点传师陈书林、宋士忠沿京沪线送信，约请各地的道首齐集上海“接线”。各地道首来沪均表示紧随孙素贞修道。[68]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人民接管了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市。第二年冬天，在上海隐居多时的孙素贞由点传师李廷岗陪同逃亡香港。然而一贯道首恶分子却不甘心就此结束与新生政权的对抗，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武装，却竭尽造谣惑众之能事，仍然妄图恢复旧的统治秩序。是年夏，上海遭受台风袭击，风浪冲坏海塘。在市政府号召群众修塘之时，点传师凌秀歧就造谣说：“海龙王作怪，不可违反天意”，并且煽动不明情况的群众淹死了政府工作人员黄定于。[69]郊区土改时，一贯道造谣称：“谁要分人田和产，子孙万代难复原。”抗美援朝时期，他们又宣传美国原子弹的威力，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编造美国要登陆，蒋介石要回来的谎言。“三反”、“五反”运动中，一贯道炮制出什么“狗生小孩子”的谣言，散布变天思想，扰乱生产建设。一贯道“东派”总道首张英誉盗窃解放军证明文件作掩护，来往与上海、杭州之间，散播谣言。[70]
为了使身份不至暴露，达到长期隐藏，暗中破坏、颠覆人民政权的目的，一贯道道首纷纷改头换面，或经商或匿居起来。四方杂处的上海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隐蔽场所。一贯道主要首领齐铭周根据1949年1月孙素贞召开的“忏悔班”应变会议的决定，在解放后来到上海开设“三友工业社”，作为联络各方道首的“总站”。他还指使心腹姚燕章、叶绍章分别在南京、广州两地设立电池厂、玻璃仪器厂作为“联络站”掩护反革命活动。[71]点传师徐书印秘密收集我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然后向香港方面的国民党谍报部门报告。道首刘景瑞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处领来印有“密”、“机密”字样的“政情专报”、“政治通讯”等反动刊物，准备流入民间，以动摇人心。[72]点传师徐招弟及其子韩俊卿竟伪造钱塘江桥图案千元版人民币（旧版），扰乱金融。[73]由江阴来沪的一贯道协德坛坛主蒋轮珍，勾结香港潜沪特务金贵根等于1950年11月18日晨在光复西路5222号鼎新纱厂工人早餐稀饭中掺入毒药白砒，造成30余人中毒。上海“西派”正德坛点传师张才良在家中私藏短枪4支，意图伺机捣乱。“东派”道首庞守诚更是指使下属点传师李尚文组织“反共××大队”潜伏在宝山县境内，伺机暴动。尤其严重的是，一贯道还打入我政府机关内部进行破坏。兰州一贯道道首李金凯在逃来上海的路上，于西安、咸阳两地的公安部门内部获得通行证20余张，并携带来沪，准备供给同党作反革命活动之用。[74]
八、覆灭
尽管上海的一贯道势力十分猖獗，但在解放初期的一二年内，人民政府并没有对其采取大规模的取缔镇压。究其原由，上海及江南地区都是新近解放的地区，农村土改与城市的民主改革均未深入开展，群众基础与觉悟有待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与之相比较，一贯道则组织繁密，根深蒂固，对入道群众的思想与生活有较强控制力。若不注意切实改善群众生活，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而贸然对一贯道采取攻势，不免成效甚微。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抗美援朝的后方，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反动会道门头目被列为主要打击对象之一。在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第8条中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75]上海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公安机关先后逮捕了数个一贯道重要道首，如张英誉、齐铭周、李丽久、潘华龄等人。在潘华龄的住所（溧阳路瑞香里89号），公安人员还查获潘诈骗道徒得来的黄金1238余两，银圆4243枚，美金17.5元等财物。[76]上述道首的被捕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一贯道的反革命活动暂时得到收敛。可是，一方面由于一贯道的组织系统未被彻底摧毁，那些未被捕的道首已成惊弓之鸟，他们都改名换姓，乔装打扮，活动更加隐匿，如点传师金开能在东长治路及南市设置了十几处隐蔽处，继续与人民为敌。[77]另一方面华北、西北等老解放区较早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外地的许多一贯道道首纷纷避居上海，与本地一贯道势力纠集，互通声气，这给彻底剿灭一贯道组织带来了不利因素。
因为一贯道是全国性的组织，道徒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如何在消灭其组织的过程中击中要害，又不伤及群众，成为镇压一贯道的重要问题。早在1950年10月9日，刘少奇在《关于开展反对一贯道活动给西北局的信》中就指出，在反对一贯道的斗争中应该“劝告一切善良的人民不要去加入，已加入者应退出，以免连累善良。但对人民个人纯粹迷信行为，政府不加干涉。在内部指示上则应强调加入一贯道的大多数人民并非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是极少数，不要连累好人”。[78]1952年11月，根据《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关于“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区农村和没有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城市，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取缔会道门的群众运动，把一切应该逮捕的道首都捉起来，结合进行广泛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广泛的退道运动，来一次集中解决，基本上摧毁反动会道门的组织”的精神，上海市公安局开始对全市的有关组织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79]
1953年5月30日，在深入调查、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签发布告，宣布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布告规定：“凡反动会道门中之残害人民、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应立即逮捕，视情节轻重及其坦白悔改程度，分别处理，其中罪恶重、民愤大者应严厉镇压”，“凡‘坛主’、‘三才’等及相当于上述职务之办道人员，均应于即日起，至所在地公安分局进行登记，保证停止一切非法活动，不再重犯，可予宽大处理”，“凡被骗或受胁迫入道之无辜群众，只须退出反动会道门组织，断绝关系，概不追究”。在同时发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关于反动会道门办道人员实施登记办法》中，规定一贯道点传师、坛主、三才、办事员以上办道人员须履行登记。[80]
为了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扩大声势、震慑敌人，上海市公安局从6月6日起在淮海中路汾阳路口（襄阳公园对面）举办“反动会道门罪证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了在镇反运动中查获的大量反动会道门组织犯罪的物证。其中就有前述一贯道伪造人民币的实物及道首用敲诈来的钱财所购买的奢侈品的照片等。会场上还专门设立了每次能容纳1000名观众的“一贯道罪行现身说法”场。由过去参加一贯道的悔过人员，以亲身经历揭穿一贯道的种种骗局及迫害群众的毒辣手段，揭露其罪恶与反动的本质。[81]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于6月7日晚8时，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为什么要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讲话。在讲话中他重申了镇压与宽大的政策。电台为配合取缔工作，还于8日、9日、10日三天广播专题节目。[82]与此同时，全市各影剧院也从6月9日始放映由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一贯害人道》。
6月11日下午，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军事法庭分别开庭，举行公判大会，有91500余名各界群众参加。会上张英誉、齐铭周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孙祥夫等被判无期徒刑。[83]
根据市军管会的命令，全市各区县公安部门成立专门的取缔反动会道门办公室，展开大规模的取缔和登记退道工作。仅上海县取缔一贯道9个大组、121个坛堂、68个家庭佛堂，27名点传师、258名坛主登记自首，7779名道徒退道。[84]川沙县在11月8日于合庆区青墩乡召开公判大会，就地处决了曾唆使无知群众淹死我政府工作人员的点传师凌秀歧。[85]
经过如此涤荡，一贯道的组织系统被彻底摧毁，绝大部分受蒙蔽的道徒从点传师、坛主的压榨下争脱出来，一贯道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但是，少数逃脱制裁的一贯道顽固分子依然没有放弃做垂死挣扎，他们多次进行复辟活动，妄图扭转颓势。1954年，原在外躲避的侯鉴宇、蔡才楠先后潜回松江，在华阳桥和上海县吴家桥建立据点，与一批抗拒登记的低层道首接线，秘密集会，发展道徒，并散布谣言说：“三期末劫，世界大战要爆发了”，“七七四十九天天不亮，九九八十一个劫，入道可以避难”。他们还称进行粮食统购统销会“五谷不生，日后将有水、火、饿、疫四劫”。1956年，侯鉴宇等被抓获。[86]1954年12月至1956年9月，陈镇地区以陆三歧为首，在牛棚、裕安、陈镇、汲浜、滧中等5个乡恢复坛堂14只，发展道徒100余名。
1962年7月，已退道的一贯道道徒李德明、李德昌兄弟，在崇明县纠集曾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的一贯道点传师黄思忠、赵振麟等5人，组成“长春佛国”反革命集团，以亲连亲、友连友的方式，在崇明马桥、竖河、堡镇、大新、新民、新河等地及江苏启东发展道徒106名（主要是原一贯道道首、道徒、刑满释放人员、撤销管制人员），建造道舍3间，恢复瑞本坛堂，并成立财务、总务、事务、业务、理事5个机构。该一贯道组织的活动被揭露后，李德明等伪造证件，逃往广州。在偷渡香港未遂后，他们又流窜至浙江杭州和江苏启东活动。1964年4月，崇明县公安部门逮捕了道首李德明等和骨干分子18名，一般道徒经过教育当众退道。至此，一贯道在崇明绝迹。[87]
在市区，北四川、普陀、杨浦3个公安分局于1955年2月联手侦破涉及全市13个区及外地8个县市的一贯道“西派”忠义堂余孽企图复辟活动案。伪造关防印信、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从事不法活动的主犯杨振华、白翠铭、严九云等50余人被捕。[88]1966年夏，松江县公安局拘捕了当地的一伙一贯道残余势力。他们在1962年蒋介石叫嚣窜犯大陆时，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现在越南已打得一片白地”，“蒋介石要来了，离这里只有三百里路”等谣言，并四处活动，串联接线，惟恐天下不乱。[89]
1966年以后，上海一贯道的残余活动就沉寂下来。换言之，从民国时期延续而来的一贯道问题在上海得到了最终的解决，上海一贯道无论从组织形态上，还是人员配置、活动开展等各方面均已丧失了存在的根基，上海一贯道仅能以历史现象的面目出现在文字资料之中。
原载《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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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公安志》第10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2]1958年11月4日，根据国务院复示，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将川沙、青浦、南汇、松江、奉贤、金山、崇明七县划归上海市管辖。本文所涉上海地区即包括原属江苏的以上七县。
[3]《崇明县志》第2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所谓“开荒”，乃一贯道术语，指在那些尚未设立一贯道组织的地方设坛传道，犹如农民在荒地上播种一般。
[5]《湖北文史资料》第四十五辑（《一贯道内幕》），第88页。
[6]《潘华龄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7]《湖北文史资料》第四十五辑，第90页。
[8]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2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潘华龄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10]《宝山县志》第7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1]《松江县志资料》第9期，第24—25页。
[12]《潘华龄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13]《南汇县志》第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奉贤县志》第2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上海县志》第3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川沙县志》第6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7]《青浦县志》第5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真如镇志》第5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19]《山阳志》第217—21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20]《崇明县志》第2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1]《取缔反动会道门参考资料·一贯道概况》第2页，上海市公安局1953年编印。
[22]邵雍：《中国会道门》第3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3]《李丽久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24]江苏省档案馆馆藏：《社会部密令都机字第二五四〇号》。
[25]江苏省档案馆馆藏：《金山县政府快邮代电》。
[26]《李丽久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27]《湖北文史资料》第四十五辑，第96页。
[28]《李丽久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29]《李丽久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30]《一贯道内幕》第59—6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1]《上海县志》第3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2]《张英誉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33]《取缔反动会道门参考资料·一贯道概况》第4页，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34]《一贯道内幕》第2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5]《一贯道内幕》第28—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6]《潘华龄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37]《潘华龄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38]《一贯道内幕》第3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9]《嵊泗县志》第41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0]《江山市志》第39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1]《中国会道门》第4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2]《湖北文史资料》第四十五辑，第157—158页。
[43]《湖北文史资料》第四十五辑，第174页。
[44]《厦门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第123—127页。
[45]《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第203页。
[46]《潘华龄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47]《湖北文史资料》第四十五辑，第171页。
[48]林万传：《先天道研究》第211页，靝巨书局1986年版。
[49]郑志明：《台湾的宗教与秘密教派》第91页，台原出版社1990年版。
[50]《台湾的宗教与秘密教派》第93页，台原出版社1990年版。
[51]《潘华龄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52]《一贯道新介绍》第18—19页。
[53]《一贯道疑问解答》第13页，上海崇华堂1937年印。
[54]《解放日报》1953年6月3日。
[55]《取缔反动会道门参考资料·一贯道概况》第6页，上海市公安局1953年编印。
[56]《一贯道疑问解答》第33页，上海崇华堂1937年印。
[57]《解放日报》1953年5月31日。
[58]《解放日报》1953年5月29日。
[59]《上海县志》第3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0]《南汇县志》第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1]《解放日报》1953年5月29日。
[62]《解放日报》1953年6月3日。
[63]《解放日报》1953年6月3日。
[64]《解放日报》1953年5月29日。
[65]《解放日报》1953年6月8日。
[66]《解放日报》1953年5月29日。
[67]《一贯道内幕》第68—6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8]《潘华龄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69]《解放日报》1953年5月29日、6月8日。
[70]《解放日报》1953年5月29日。
[71]《解放日报》1953年5月31日。
[72]《解放日报》1953年6月8日。
[73]《解放日报》1953年5月29日。
[74]《取缔反动会道门参考资料·一贯道概况》第11—12页，上海市公安局1953年编印。
[75]《人民日报》1951年2月22日。
[76]《潘华龄供词》，上海市公安局档案。
[77]《解放日报》1953年6月8日。
[78]《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第10页。
[79]《上海公安志》第10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80]《解放日报》1953年5月31日。
[81]《解放日报》1953年6月6日。
[82]《解放日报》1953年6月7日。
[83]《解放日报》1953年6月13日。
[84]《上海县志》第3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5]《川沙县志》第6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6]《松江县志资料》第9期，第28—29页。
[87]《上海公安志》第110页；《崇明县志》第2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8]《虹口区志》第79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89]《松江县志》第2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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