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道上海城市化进程

《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

邵　雍

1935年出版的英文《上海指南》中说：“上海，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东方的巴黎；上海，西方的纽约”。^[1]根据笔者的体会，上海与纽约至少有以下几个相同点：

富有，都是当时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

宽容，表现为多元化，人口集中，种族混杂，海纳百川。

创造精神，给个人自由和经济发展机会。

这些在《纽约时报》的各种报道中均有所反映。感谢郑曦原，他在修订《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新版本时有意增加的1854年、1877年、1886年、1906年及1908年五组报道上海的电稿，使我们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演变的先锋和主角的上海有了新的历史体认。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主要依据这些电稿，阐释《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

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经济社会进步的标志。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迅猛发展，以外滩为城市化的扩展源不断向周边地区延伸和推进。在中文报纸和白话文尚未流行的19世纪中期，于1851年创刊的《纽约时报》怀着传播基督福音的理想以及向东方世界探索发展商业的动机，开始了对上海的追踪报道。在大洋彼岸即时记录了上海前进的步伐，给上海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1868年上海外滩公园

1.城市化进程一般首先表现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集中，以及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增加。正如纽约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都市，“移民的涌入仍无减缓的迹象”^[2]一样，上海的人口在经历了最初十年人口缓慢增长的阶段后，以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攻打上海为契机，进入了突发增长快车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1886年夏上海“租界内，约居住有4000名洋人和将近20万清国人。上海旧城的城墙与租界相邻，那里面居住着50万清国人。租界囊括了临河大约4英里的土地”。^[3]同年8月7日发表的《租界见闻》说：“大约有400名美国人居住在上海”。^[4]“就像所有临近河流的城市一样，这里还有好多随江飘流的船上人家。上海旧城外，通常停泊着上千艘平底帆船，它们大部分是货船。在那一带，还挤着成千上万条小木船，这就是江上人家唯一的居所了”。^[5]

2.城市化进程又表现在地域景观方面，也就是城市在地域范围方面的扩大。就上海而言，是以外滩为扩展源，以英美租界为中心，不断向周边辐射和扩张的过程。1877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首次向美国公众隆重推出上海外滩，文章说：“临江的那条街道名为‘外滩’。外滩上，有一排宏伟的西式建筑，有些楼房修了好几层高。豪华夸张的建筑风格向世人展示，在这个城市兴建之初，它的土地是多么廉价啊，没有人会在意占地面积是多少。著名的旗昌洋行、怡和洋行和其他大洋行，都拥有自己富丽堂皇的大厦。”^[6]

九年后《纽约时报》干脆将外滩称为“远东最美的风景”，著文介绍说：“上海最主要的街道名为外滩，它距黄浦江约12.192米，与江岸平行。在外滩和黄浦江之间，是两排绿树和一片美丽的草地，它们总是保持得非常漂亮。”^[7]“外滩上的建筑美观辉煌，让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感到无限的荣光。这个城市完全国际化了，她的街道呈现出世界上最独特的风景”。^[8]“离开外滩，向市中心走去，你会途经五花八门的各式商铺。在一些店里，你几乎能买到所有的商品，从缝衣针到一只锚链。但走进租界，进入我们自己的城镇，你会发现，这里任何一个商店里，都能买到所有的东西，欧洲货或清国货一应俱全。租界的建筑，大多为洋人所有，这是他们在上海绝妙的投资，因为他们的国人只在租界居住，房地产市场兴旺发达。走过租界后，就到了跑马场。……远东最好的一条街道就从这里开始。整条街道不超过六英里，路面整洁、完美，街道两旁有漂亮的花园别墅。有些别墅，简直可以与美国罗得岛的新港相媲美。这条道路一直延伸到租界旁的徐家汇，再往前就变成清国狭窄的手推车道了。”^[9]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人们可看出上海走的是外延型的城市化之路。

3.城市人口的增加不仅扩大了实物商品市场，而且也拉动了服务业、娱乐业等非实物商品市场的发展。城市是多种非农经济活动的集中地，经济领域的城市化主要表现在第二、第三产业向城市空间的集中和聚集。1879年4月23日《纽约时报》以它特有的敏感发表《首家机器棉纺织厂在上海建立》一文，报道了官督商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开设计划，称洋务派“他们已经得皇帝陛下的许可在大清国国内创建一座纺织厂。……发起这项创建国内制造业计划的人断言，用本国出产的棉花来制造纺织物，其品质相当于或优于用国外进口的同类产品的品质。其所采用的方法和所遵循的步骤是，建造一个由800台54织布机组成的纺织厂，聘请有经验的英国人管理工厂三年”。“投资者声称，由于运输费、保险费以及各种开支的节省，他们那60万美元的资金每年足以给他们带来超过30％的利润。……这种使得净利大大增长的成本降低额中的大部分，将会用来追加到员工们的工资表中去，原因是，投资者希望能拥有足够多的员工每年生产出10万匹成品布，而按计划将付给员工们的工资总额每年才1万美元”。^[10]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开始建厂。十年后开始投产，生产棉布和棉纱，机器是从美国引进的，雇用工人约4000人。1893年12月，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厂。

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上海的筹办和崛起，引起了美国企业家的不安，他们担心中国的同行早晚会夺走美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在这一方面《纽约时报》充当了他们的喉舌。1886年8月7日该报发表《租界见闻》，认为：“实际上，大清国自己的制造业起步的那天，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将会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因为他们一旦开始，就不会再需要从我们这里进口任何东西了。”^[11]

《纽约时报》对上海服务行业的报道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的俱乐部显得十分的奢华、阔气，足以让从伦敦和纽约来的客人们羡慕不已。……上海盛情好客，无比慷慨，这里的主人真诚地想让每一个从远方来的客人心满意足。……今天的上海，从世界各地拥来了无数的观光客。酒店为他们敞开迎宾的大门，……这里有十几家服务层次不等的酒店。其中，以礼查饭店最受欢迎，其服务水准与它在纽约的姐妹店相差不远。”^[12]《纽约时报》对礼查饭店情有独钟，是因为这是由一个美国船长在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建造的中国第一家西式酒店。它坐落于上海著名地标外白渡桥东侧，据历史档案记载，早在1867年该店就在上海最早使用煤气，各种生活设施齐全，是外国人旅沪下榻的首选之地。1917年英国伦敦出版的《今日远东中国内外印象·礼查饭店》也认为：“上海著名的里程碑式的建筑——礼查饭店是中国最有声望的饭店之一，这不仅在远东，就是在世界大城市的旅馆中，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13]1877年12月底《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介绍上海第三产业兴旺情景时说：“从前，外滩上的饭馆开席时，总会伴随着香槟塞子从瓶口喷射而出的脆响。据说，那时一个晚上积累下来的软木塞，就需要好几十名苦力用扫帚来扫除。……有大量尽情狂欢的活动在上海发生。”^[14]

当然，就上海而言城市化的轨迹是“以港兴商、以商兴市”，^[15]近代化的进程主要表现为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及金融中心地位的逐步确立上。这点与纽约十分相似。耳熟能详的第一艘运送美国商品前来中国的“中国皇后号”是纽约的商船，^[16]纽约“对于欧洲货物和人群来说，一直是其便利的集散地”^[17]。1860年纽约“全市经营全美三分之二进口业务及其三分之一出口贸易”。^[18]

开埠初期的上海

1877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记者T.W.K《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中说：“上海坐落于黄浦江边，离那条著名的大河还有12英里。黄浦江水从吴淞口流入扬子江。……吴淞口一带，千帆云集，密密的桅杆像树林一样耸立着，一个城镇就这样拔地而起。这里有清国唯一的一条铁路和电报线，连接着吴淞口和上海。”^[19]“上海静卧在黄浦江的河弯处，整个城市的景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新奥尔良，同样是水流湍急、浑浊不清的河流，同样是蜿蜒的河岸和岸边停泊着的汽船、驳船，而河中船上耸立的桅杆如森林般密集，江岸上也有一排排错落排列的储物仓库。江上，划艇和小帆船穿梭不停。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一组特有的景象，也不全是新奥尔良的翻版。上海有更多的小划子和小帆船，前者是一种摇橹而行的小船，后者是一种平底的帆船。船头坐着的那些留长辫子的清国船员，也与密西西比河下游的船工们毫无相似之处”。^[20]

1886年8月7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赞叹：“这几年上海发生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以至于那些怀旧的人们可能很难再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各方面的成长，使这个城市矗立为远东第一商埠和东方的一颗明珠。”^[21]《纽约时报》向读者强调了上海港优越的地理位置：“顺江而下就是吴淞口，黄浦江从这里汇入扬子江。这里是东方最优越的港口。”^[22]“大型蒸汽轮船从上海溯江而上，最远可达汉口，也可顺江一直开到宁波。有一部分日本邮船是蒸汽轮船。十年前，这些船都悬挂星条旗，很容易让人触景生情，想起我们遥远的故乡”。^[23]

早在1877年《纽约时报》就已论定，与日本的港口相比，上海是一个“气势非凡的商业大都”、“一个更早开埠的国际商业城市，商贸业也有更丰厚的利润”。^[24]这一点也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的共识。1879年5月17日上海迎宾团主席李达礼在欢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的仪式致词中称，上海“在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最东边”，在这个“欧亚大陆最东部的商业中心，一条航线把新老两个世界联结到了一起”。^[25]

1886年8月7日发表的《租界见闻》明确指出：“近十年来，上海巨变，成为东方第一商埠”。^[26]“上海市场堪称完美，难怪许多人都会带着这种印象离开。目前，凡是这个城市及其周围买不到的东西，都可由蒸汽轮船带进来。……即使在1月份，青豌豆、番茄和生菜也可从广州运来，而所有热带的水果都可从香港运来”。^[27]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的贸易中心，这一地位直到解放一直没有动摇过。1863年下半年，“从上海输出的棉花有36万担，价值200万英镑以上”。^[28]1877年底《纽约时报》写道，“在过去数年里，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已大幅下降，……去年上海的进口贸易总额为4700万两白银，价值6000多万美元。如果不把银币计算在内，美国在其中约占100万美元的份额”。^[29]1909年6月4日该报刊登的《对美贸易出口1055万美元》一文又说：“从上海输往美国的茶叶贸易价值近200万美元，生丝超过500万美元”。“邻近上海的乡农们大约在6月1日收集蚕茧，生丝会以最快的速度运到港口，出口到其他国家。下半年的工作量最大。1908年从上海出口到美国的生丝总价达到5250216美元，其中86％是下半年运出的。……1908年，从上海港运往美国货物总价值为10545423美元。其中，第一季度成交额为1029070美元，第二季度为819203美元，第三季度为4034603美元，第四季度为4662547美元”。^[30]因此20世纪初的上海市场早已不是地方小市场、一般的城市市场甚至区域市场，它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市场。

与其他国际港口贸易城市一样，上海当地的内外贸易导致了为其提供资金调济和融通的金融行业的发展。在金融服务方面，自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外滩率先设立后，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法兰西银行接踵而至。90年代又有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相继设立。1902年总行设在纽约的花旗银行在外滩设上海分行，作为美国政府委派的驻中国的国库代理机构，经理中国的赔款。到20世纪30年代外滩银行林立，成为“东方的华尔街”。

4.城市是集聚了大量的非农从业人员，是财富、享乐和欲望的集中地。城市化进程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是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普及。1886年8月7日《纽约时报》发表《租界见闻》，心满意足地声称：“洋人在上海的租界里生活舒适，……这里是家庭主妇充分获得休息的庇护所。……你可以充分地使用仆人，一旦这些仆人们闯入了你的生活，一切就会像上了发条的时钟一样，井然有序地运转起来。仆人们忠诚可靠。你告诉他们去做一件事，就可以确信这件事一定能够做好。”^[31]

在城市生活设施方面，1872年上海租界建成第一座小型水厂，时称“沙漏水行”。1875年洋商在杨树浦建成一座占地115亩的自来水厂。1880年，英商上海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向英租界连续供水，1882年该公司又在法租界铺设管道，向法租界供应自来水。这些举措引起了《纽约时报》的高度赞扬，1886年该报发表文章，认为供水是城市的一个大问题，通常这是东方城市的致命弱点。在远东地区，由于饮用不清洁水而死亡的人数要比其他所有原因致死人数的总和还要大。“令人惊奇的是，上海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上海有一个了不起的供水系统，居民提供优质饮用水”。^[32]

在市政建设方面，《纽约时报》充分肯定了上海的排水系统、照明系统和消防系统，说：“黄浦江的潮高约为6英尺。可以想像，要在一个地势如此低而平坦的大城市修建一个通畅的排水系统，会是一个多么艰巨而庞大的工程。然而，这个排水系统已经建成了，而且看起来运转得相当令人满意”。^[33]“城市的主要市区用电照明，而郊区道路上使用汽灯。上海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消防部门，配备了救火机。^[34]街道以碎石铺成，显得井然有序”。^[35]

在社会治安方面，“上海警队的组织相当完善，警力充足”。个人财产“受到了良好的保护，人们没有失窃和失火之苦，居民们可以在路况极好的街道上舒适地行走”。撰稿人笔锋一转，反问道：“在我们自己的城市中，又有多少可以吹嘘做到了这些呢？我想没有。”^[36]

如果对照当时的纽约，这位撰稿人并没有夸大其词。在19世纪一十年代的纽约，“尽管治安条例很好，但从未付诸实施，死掉的猫和狗随处可见，致使空气奇臭难闻；积尘和烟灰都被扔到街上，这些街道在夏天两星期才清扫一次，而最大、最拥挤的街道要一个月才清扫一次。……纽约的饮用水很糟且带有咸味。即使是所谓的曼哈顿水……也说不上好。肮脏的环境加上糟糕的水质致使在纽约疾病的蔓延如同赚钱一般猖獗”。^[37]直到1845年“马继续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猪仍然在街上搜寻食物；被赶往屠宰场的牛留下的一堆堆粪便，致使已十分肮脏的街道更是臭气熏天”。^[38]1835年、1845年和1858年纽约发生了三次大火灾。1835年的大火一直延续了三天三夜，“无疑是该市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全部损失据估计达1800万至2000万美元”。“1845年的一次大火共烧了五天五夜，1858年的一场火灾烧毁了市政大厅的一部分”。^[39]

从1850年到1862年，洋人在上海出资购地，连续建设跑马场，最后定点在静安寺路以南、西藏路以西，人称跑马厅。每年5月、11月，西人各进行一次赛马活动。《纽约时报》对此也有明确的报道。1886年8月7日发表的《租界见闻》介绍说，上海“跑马场每年举办两届赛事”。^[40]此外还有运动场和球场。《纽约时报》认为上海在文化娱乐、个人休闲和社交方面堪称一流。“外滩上，建有公共花园。在仲夏夜的黄昏，有乐队在这里演奏，女士和孩子们聚集在这里。几乎每个人都喜欢到那里去，有些女士还定期光顾。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让居住在这个东方城市的人们无不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外滩）这边，有一位洋行大班（商行的老板）带着家人，正朝一个很时髦的街道走去。即使在伦敦或纽约，你也很少见到这样富贵气派的排场”。^[41]

1870年代的上海打猎

《租界见闻》还认为上海是“社交的天堂”。文章说，“美国国内的人们恐怕会认为，生活在上海的美国人大概不会有太多的社交活动。实际上，来到这里的女士们会发现，她们可参加的活动真是应有尽有。上海每个晚上都有舞会、家庭聚会或是富丽堂皇的宴会。这里还有歌剧。业余爱好者们拥有一个可爱的小剧院。1866年，上海第一个现代剧场兰心戏院建成，1871年被火焚毁，于1874年1月27日重新建成。这是一座颇为考究的戏院，楼座两层，戏台宽敞，设备精致。此外，打猎也是洋人十分喜爱的活动。长江下游沙洲之地，苇草丛生，野鸭、候鸟随处可见，都是洋人喜爱的猎物。英国人为了到长江和其他河湖里打猎，特别设计了一种华丽小船。每届春秋假日，风和日丽，便三五相伴，泛舟于上海附近的江湖水面上，出没于茂盛的芦苇中，一边打猎，一边休息。他们每个季度都会有三到四场演出。另外，还有巡回剧团每年都到上海来举行大型巡演”。^[42]撰稿人最后认为，“经过十年的艰苦经营，上海的生活品位已经大大提升了。来到这里的洋人，开始把上海当成自己的家，而不是像先前那样，要等着在此赚一笔钱后再回家娶亲。他们先就结婚了。如此一来，这里聚集了很多已婚的年轻人，他们再不满足于清国旧式的宴会，而经常发明或引进一些新的娱乐方式，来唤醒沉默的旧时代”。^[43]

在上海的中外人士和大多数纽约人一样，“最容易接触文化进展的方式是报纸”。^[44]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太阳报》、《纽约先驱报》、《纽约论坛报》、《晚邮报》等大众化的报纸先后在纽约创刊。1851年由亨利·J·雷蒙德创办的《纽约时报》发展十分迅速，“至1860年，它已把所有竞争对手都抛在后头”。^[45]与此相似，上海文化产业也比较发达，中外文报纸竞相出版。1872年《申报》在上海创刊，后来居上，成为近代中国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家非官方报纸。1876年《纽约时报》发表《中文报纸在上海的发行量稳步上升》的报道，报道转引了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话称，由外国人赞助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报纸的“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在稳步增长，清国人对它发布的消息和抨击官僚的议论已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报纸的发行量现已上升到每天6000份”。《纽约时报》撰稿人根据纽约的经验，希望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报纸“以极低廉的价格给普通大众提供既有价值又值信赖的消息”。^[46]1901年3月24日弗莱德雷克·W·哈迪在《清国报业见闻》一文中说：“一些报纸为使其读者随时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通常寻求外国通讯社为其供稿，以维护其报纸的声誉。如《电报》、《中外华人报》、《苏报》和《中外晚报》等。对重大事件，他们绝不遗漏以负读者，并且报道很准确，使其报纸真正成为记录历史的索引。印给外国人看的报纸不如直接采写的新闻那么好看，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一些搞翻译工作的人常读当地的英文报，如有重大事件发生，就将这些事件或人物的报道照搬在华文报纸里，但这种情况在当地报社是不允许的。而许多外国报纸找当地人来报道清国新闻，其中一些甚至登广告招聘，但并不付钱，这也算是本地报纸的特殊服务了。”^[47]

二

上海近代的城市化进程与鸦片战争后不久的开埠直接相关，它是以民族的屈辱、利权的丧失为前提、为代价的。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列强在上海的特权，《纽约时报》不遗余力地进行辩护，心安理得地大唱赞歌。在1854年4月20日发表的《自由港》一文就强词夺理，硬说列强在小刀会起义期间的逃税走私有理。报道说“去年9月7日起义发生时，清国政府在这里的行政权力一分为四。当我们的商人想要借此机会，将自己沉醉在‘走私的狂欢’之中时，英国和美国领事却站出来，要求以‘白银或是期票’来完付关税，作为船只离港的唯一条件”。记者坚称：“毫无疑问，两位领事都是尽责行事。然而，这两位都做得不对。领事们错用了他们的慷慨和同情心。事实上，一个政府的软弱是它自己的错。如果一个政府变得软弱，以致于无法行使它的行政职能，那么，‘它的权利’与它的行政能力也就一同消失了。”^[48]接着他对领事们在清朝地方官力图继续履行收税职责时改变了他们先前的立场表示理解和支持，称“清国政府必须承担因其无能而导致的后果。当一国政府缺乏实施权力的核心要素、无法履行其义务时，即无法同等而公平地对待所有人、或对之‘行使权力’时，那些‘权力’也就有必要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了”。在他看来，外商在中国内乱时搞“走私的狂欢”，是正当的，在其他国家的领事都拒绝承认上海临时海关时，让那些“税收船成为专门征收美国船只关税的机构”，“就显得令人吃惊和滑稽可笑了”。美国领事后来那份“只要清国政府无法对其他国家的船只收取关税，那么上海同样也是美国船只的自由港”的告示是“有纪念价值的”。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不是列强，反倒是主权国家的政府。基于这一基本立场《纽约时报》撰稿人津津乐道地宣布：“次日，刚装完一船茶叶准备运往纽约的‘奥奈达’号就收到了美国驻华领馆出具的证明领事规费已付讫的简单公文。”^[49]

类似出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毫不掩饰自己的殖民主义倾向的文章还有《纽约时报》1886年8月7日刊载的《租界见闻》。该文公开宣称：“我们全都为自己的祖国而骄傲，也为自己身为美国公民感到光荣。尤其是当美国军舰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异常自负，喜欢摆出一副大国的姿态去对待清国人，好像我们的任何要求都必须得到最高的尊重。然而，我们也时常会为美国的海军感到羞愧。清国人对我们的实力唯一做出判断的，就是我们那些一钱不值的空谈和美国的海军。坦率地说，我国海军在这里的表现感到遗憾。美国军舰的出现，本来应该像其他国家那样，能够激起当地人的敬畏，但它更多表现出的却是对我们伟大国家的奚落。严格说来，从来没有一艘像样的美国军舰访问过上海。我们偶尔看到的，只是一艘陈旧的木船，上面装备着一些老式的滑膛枪。它除了给我们一个向美国国旗敬礼的机会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50]至于“其他的用处”是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就是赫赫有名的炮舰政策。而殖民主义炮舰政策的目的就是用武力威胁“激起当地人的敬畏”，使他们对入侵者的“任何要求都必须得到最高的尊重”。

1906年11月18日该报刊出的钱皮·S·安德鲁的《会审公廨——一个美国律师的观察》又是一例。安德鲁在文中承认：“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在文明世界里，都对其人民行使司法管辖权，也对居住在本国的外国公民行使司法权。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在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被起诉，必须将诉状提交给相应国家。”接着他介绍了“文明国家在与清国签署条约时，表达了要保留对驻上海和清国其他城市的本国公民行使司法权的愿望。换言之，美、英、法、德、意等国的公民不得在清国法庭被起诉，而必须在这些国家设在上海的法院提起诉讼。几乎所有西方大国都向驻上海的领事馆派出了司法官处理司法事务”。^[51]对“清国人在会审公廨内残存的那么一点儿主权”，^[52]表示不以为然。

该报1886年8月7日发表的《租界见闻》介绍说：“租界之内，三国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力。美国和英国的租界联合起来，成立了类似于市政府的工部局，还有由纳税人选举产生的议会。法租界则有法国人建立的公董局。通常情况下，这两个市政机构能够和谐相处，一起工作。迄今为止，这种管理方式运转顺利。世界上很少有城市的市政管理像上海这样运转良好。”^[53]

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在走私、拒交关税、会审公廨、治外法权、租界等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上的上述言论是令人遗憾的，美国人在国内外的双重标准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纽约时报》不得不承认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掌控下的上海租界在近代化进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黑暗面，正如纽约的历史一样，“总是表现为匮乏与丰盈并存，高贵与低贱同行”，^[54]“赌博、卖淫及酗酒闹事仍是最常见的犯罪”。^[55]

东洋车夫

在上海租界有苦力：即使在外滩，人们也可以看到“两个脏兮兮的苦力抬着一顶轿子，……在街对面，还有好多独轮的手推车，当地人称为江北小车”，“排成一排，一些是给当地人坐的，另一些则装载着货物”。^[56]江北独轮小车，又称羊角车，以车夫多来自苏北乡村而得名。它是咸丰同治年间上海盛行的客货运输交通工具，结构轻巧简便，行驶灵活。光绪初年开始被从日本引进的黄包车所取代。1877年12月24日该报发表的《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较早地记录了这一历史信息：游记写道，“从日本传过来的那种人力车，是新近从长崎流传过来的。虽然它没有日本当地那样清洁和舒适，但十分方便，而且价格不贵。这种人力车雇一辆的价格是每小时10美分，如包租一天，是50美分”。^[57]1886年8月7日该报又报道说：“川流不息的人潮中，还有最常见到的东洋车穿梭其间，这是一种从日本引进的交通工具。”^[58]“在上海，即使在洋人的会馆里，也到处充斥着清国人的身影和声音。大街上到处是扛着包的苦力。如果离开汽轮上岸，你会发现有许多这样的行李搬运工都在等待着一个可以挣点钱的差事。码头上还有一种独轮的手推车，坐这种手推车的乘客几乎都是清国人。刚到上海的那个傍晚，我与一个朋友在街上闲逛时，提议去坐一回手推车，他同意了。一眨眼工夫，我俩就爬上了一辆，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推车的苦力。车轮下的街道，新近刚用碎石铺就，而这种车没有安装减震的弹簧，坐在上面真不舒服，刚走过几个街区就足以让我们领教了”。^[59]

1894年的上海码头

有骚乱和刑事犯罪：1906年11月18日钱皮·S·安德鲁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会审公廨——一个美国律师的观察》，称：“上海去年12月18日的骚乱，使人联想起街头逃命的狂跑，还有那些被烧毁的房屋。骚乱起源于清国人在会审公廨内残存的那么一点儿主权遭到了侵犯。”安德鲁接着报道说，法庭内“接下来的指控是叛逆、偷窃、卖妻为奴、绑架，甚至还有盗窃军火罪，以及如‘私通会党’、‘持照人力车晚九时在芝罘路揽客’等稀奇古怪的罪名，让西方人听来一头雾水”。^[60]这说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列强控制下的租界同样充满了社会矛盾，不是一方纯净土，也不是绝对的安定绿洲。因此过分美化租界治安的说法，如称个人财产“受到了良好的保护，人们没有失窃和失火之苦”^[61]云云，是有问题的。

外国人的贩毒活动有恃无恐，光天化日之下，照干不误：“靠近外滩的江边，停着一排废船，商人们用作存放鸦片的货栈，而鸦片是有史以来列强带给清国最重的灾祸。”^[62]1863年4月26日该报发表题为《英国鸦片贩子力阻清国禁烟》的述评：“鸦片贸易从《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增长着。罪恶的毒品正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港口、每一英尺海岸线，并且，还在向她幅员辽阔的内陆腹地蔓延。每年输入大清国的鸦片烟高达六万多箱，却仍旧不能满足这个无限扩大的市场之需求！”^[63]上海自然是首当其冲。该文抨击说：“吸食鸦片对基督教的发展来说害处最大。对施加给这些正遭受毁灭的异教徒的谴责，基督徒应该感到羞愧。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一个以往一直对别国有所帮助的民族，现在正在把罪恶强加于一个有着3.6亿人口的帝国身上，根本不顾这个帝国的人民是否担当得起如此的灾难，而这个制造罪恶的民族并未受到任何谴责，直到她历史上耻辱的这一页终被人们好心地遗忘。”^[64]必须指出的是，《纽约时报》对于同在上海的旗昌洋行干鸦片贸易的本国人，^[65]则守口如瓶，保持沉默，不置一词。其实曾任美国驻上海领事的祁理蕴就是旗昌洋行的大股东，正是他的“首先作俑”，“开走私漏税之端”。^[66]这反映出在多重利益的驱动和制约下，即便是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要想完全讲真话、讲实话也是不大可能的。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注释】

[1]All About Shanghai，University Press，1935，第1页。

[2][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5]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6]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7]《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8]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9]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10]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4—5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www.xing528.com)

[11]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12]《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1877年12月24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13]转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14]《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1877年12月24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4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15]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总序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8][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1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9]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0]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1]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2]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3]《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4]《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1877年12月24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5]《格兰特将军访问广州、上海记》（1879年6月2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26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6]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7]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8]《北华捷报》1864年1月9日。

[29]《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1877年12月24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4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0]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8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1]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2]《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8—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3]《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4]1866年1月7日，工部局成立主管消防的火政处，1869年法租界消防队加入公共租界的火政处。

[35]《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6]《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7][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8][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1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9][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1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0]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1]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2]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2—6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3]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4][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5][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6]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10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7]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11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8]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9]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50]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51]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8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52]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8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53]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54]［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5]［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6]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57]《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1877年12月24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4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58]《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59]《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1877年12月24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4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60]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8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61]《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62]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63]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2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64]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20—2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65]关于美国旗昌洋行进行鸦片贸易的情况，可参见邵雍：《中国近代贩毒史》第17—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6]《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咸丰朝）第一册，上，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