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贵孝
1227年夏四月，在攻灭西夏的前夜，成吉思汗率师渡过黄河，由西道攻克临洮，然后进入六盘山地区，派兵攻打金德顺州（今宁夏隆德县城关）[1]，自己驻在六盘山西麓的隆德县（今宁夏西吉县火家集）[2]。为了更方便指挥和了解西夏战事，便将指挥机关前移，来到镇戎州（今宁夏原州区）[3]之南的开城[4]。此后，蒙哥汗、忽必烈也先后驻跸开城，指挥灭金取宋的战争，从而奠定了六盘山在蒙元统一过程中的军事地位，成为蒙古汗国和元朝的军事大本营。
一、成吉思汗奠定了开城的军事地位
开城，固原以南20公里处。这里正是《元史》所说的“六盘山”。理由是，《元史·世祖纪四》载：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又说安西王“冬居京兆，夏居六盘”。“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成，皆为官邸”[5]。由此可见，《元史》中所说“六盘山”为开成，即今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安西王府遗址，也称开城遗址[6]。
开成，东倚六盘，居高临下，为清水河川与泾水河川南北孔道。北宋咸平元年（998年）置开远堡，扼守南北交通要冲。这里也是历代中原农耕文化、漠北草原游牧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边陲之要隘，塞上之咽喉。“六盘扼秦陇之吭，俯瞰全蜀”[7]的中枢，对“镇西土”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8]。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也就是西夏即将覆灭的前夜，成吉思汗因攻西夏战事进展顺利，遂于闰五月避暑六盘山[9]（即开成）。成吉思汗避暑六盘山，绝非偶然。早在1216年冬，蒙古军队攻金潼关失利后，成吉思汗为寻取良策，诏见降将郭宝玉，问攻取中原之策，郭宝玉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10]成吉思汗对郭宝玉的建言牢记在心，1226年冬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北），西夏大败，即“还次六盘”[11]。所以，成吉思汗避暑六盘山，是他试图攻金伐宋战略思想的体现，是蒙元统治者经营六盘山地区的开始。因为当时的六盘山地区，包括金的镇戎州，是金人控制南宋西蜀和蒙元进入陇南的要地。成吉思汗此举，奠定了六盘山在蒙元统一过程中的军事地位。
成吉思汗为什么不住镇戎州城，而要选择开远堡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从当时的生活习惯和有关文献资料看，成吉思汗终其一生的心爱住所是蒙古包”[12]。所以，他不住镇戎州城，而选择了地矿人稀、水草丰美、便于蒙古骑兵放牧马匹的开成，也是历代牧马的天然草场。从避暑角度看，开成植被覆盖率高，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气候阴湿清凉，在炎热的夏天，无疑是避暑胜地。直至今天，也被称为“清凉世界”。同时，成吉思汗有1万人的近卫军，也需要有一个较大的场地，供其驻扎[13]。因此，成吉思汗在六盘山不只是避暑，实际上是成吉思汗要把他的军事总部放在六盘山。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成吉思汗看到，开成是蒙古大军统一全国、南征北战的重要军事基地和前进阵地，形胜扼要，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大有一夫当官、万夫莫开之势。加之这里粮食充裕，水草丰美，可以解决军队给养。尤其是秦汉以来，开成所在地之原州是国家的军马场，唐朝时曾是西北牧马业的指挥中心，也是西北最大的牧马基地。而对成吉思汗的骑兵部队来说，马是战斗武器，也是生活资料。马又是交通工具，有了马就可以成为行动最快的军队，所以这里又是供应战马的基地。因此，在成吉思汗看来，占据开成，是进兵中原的十分关键、十分冲要的地区。开成地域又具有控扼东西和南北交通的重要战略意义，这些有利条件不能不引起作为军事家的成吉思汗的足够重视。这步棋是一个有预见性的战略部署，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成吉思汗在开成确定了窝阔台为继承人，接见金国使者和西夏国最后一个国王的投降。另一个重大决定是在临终之前制定了灭金方略，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惫，虽至不能战，破之必矣。”[14]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成吉思汗灭金“临终遗言”。其中部署了深谋熟虑的“联宋灭金”的战略计划。以后的战史恰恰证明，在蒙古与南宋未达成协议的头几年，蒙金战争互有胜负，进展不大。最后，蒙、宋达成协议，1233年统治中国北方长达120年之久的金朝终于在蒙、宋联军进攻下灭亡。马曼丽在《成吉思汗评传》中对此问题写了一段话，她说：“这个‘临终遗言’不仅可见成吉思汗用兵如神的精髓所在，而且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政治、外交诸方面天才的思想，天才的预见。”[15]《元史·太祖本纪》在结束成吉思汗传记时有一段评语，言辞也很恳切：“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记载云。”
从此以后，蒙元统治阶级重视对开成的经营绝不是其个人行为和偶然的产物，而是从国防建设和军事布局大处着眼的一件国家政治重大决策。当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元太宗）继任大汗以后，就展开了灭金攻宋的战役，而六盘山恰是横亘于蒙古大军的锁钥要地，不肃清六盘山地区的州县，大军就不能顺利南下，不把六盘山地区建成巩固的后方大本营，南征部队的兵员、粮草和补给也会受到影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六盘山也是第五任大汗、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建功立业、登上帝位的发祥之地。
二、宪宗蒙哥汗对开成的经营
成吉思汗之孙、蒙古汗国第四代君主蒙哥称汗后，秉承诸先王可汗遗志，继续屯兵开成。同时，开成不仅是成吉思汗的避暑地，也是病殁之地，有专家还认为是奉安之地。由此在蒙古人的情感中，对六盘山的情结是深厚的，这座山也就成为他们牢记和纪念的圣地。所以在此设军事大本营，除军事作用外，还有更深远的一层纪念意义。蒙古人对开成的重视时来已久，至蒙哥汗时期更为笃重，这是因为自太祖成吉思汗驾崩以后，蒙古可汗子孙争夺汗位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宪宗八年（1258年）夏四月，蒙哥驻跸开成，曾命“诸郡县守令来觐”[16]，宣传征战川蜀对于统一全国的重要意义，当然也有征集补充兵源及粮草的含义。故此，蒙哥汗于1258年夏四月到开城后，即下诏“发民为兵”，调兵遣将集结精兵，聚集力量，建起一支6万人的军队，号称10万，以猛将哈剌不花为统帅，浑都海为副统帅，雄踞开城，加紧备战。
秋七月，蒙哥汗挑选精兵2万，由大将浑都海统领，留守开成，看管军需辎重，确保六盘山大本营的安全。蒙哥汗妃出卑可敦本来凡出征必伴驾随军，这次只因偶感风寒，也留在了开成。蒙哥汗安排就绪后，亲率4万大军开始三路攻宋。“是时，军四万，号十万，分三道而进：帝由陇州入散关，诸王莫哥由洋州入米仓关，孛里叉万户由渔关入沔州”[17]。蒙哥汗的西路军是三路大军的主力，西路军由蒙哥汗亲自率领，由陕西陇县出散关（陕西宝鸡南）南下进攻四川；东路军由诸王莫哥率领趋洋州（陕西洋县）出米仓而进；南路军由孛里叉率领越潼关出沔州（陕西勉县），三支人马相互策应，从侧面包抄进击。
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蒙哥汗克关掠地，攻州拔县，直入四川。七月二十一日清晨，蒙哥汗亲率蒙军主力进攻合州（合川）城时，为炮石所伤，不久伤重而殁于钓鱼山。在位8年，终年52岁的蒙哥汗，出师未捷身先死。随之，蒙古人秘送其灵柩绕道到开成，王妃出卑可敦悲痛欲绝，难于节哀，加之染疾，一病不起，九月，病死开成。
按理说，蒙哥汗病故后，其灵柩应直道速送往漠北行葬，但却绕道到开城，其目的主要在于，出卑可敦是蒙哥汗最心爱的王妃，理应让出卑可敦最后再看上一眼，举哀吊丧。
三、元世祖忽必烈对开成的经营
1251年，蒙哥称汗即位后，效法成吉思汗“假道南宋、包抄开封灭金”的战略，决定远征大理，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忽必烈。1252年夏五月，忽必烈在大将兀良合台及诸王50余人和汉族谋臣子聪、姚枢、郝经等人的协助下，沿太祖成吉思汗当年的进兵路线，驻军开成。准备越过四川和吐蕃地区，南下征服大理。为了顺利通过吐蕃地区，忽必烈派人到凉州召请八思巴到六盘山军营会见，他要求八思巴以吐蕃代表的身份到吐蕃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八思巴强调吐蕃地区百姓生活贫困，拒绝执行。双方不欢而散。察必王妃亲自出面斡旋，八思巴同意收纳王妃等人为俗家弟子，并同意留在六盘山继续说法论道。于是察必王妃选择了24个能诚心信佛、遵守教规的人接受了喜金刚法戒，皈依了佛门。并说服忽必烈接受了八思巴为其夫妇举行的密宗喜金刚灌顶仪式，尊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也同意协助忽必烈通过吐蕃地区。他一边派人作向导，一边写信给吐蕃各地的领主大德，希望他们为忽必烈南征大理做贡献。这是吐蕃归附蒙古汗国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为吐蕃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起到了重大作用，也是元朝奉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开端。[18]
由于得到吐蕃僧俗百姓的支持，忽必烈的三路人马顺利地通过了雪域高原，又在吐蕃向导的带领下顺利地翻过雪山草地，横渡大渡河，进入大理，三路兵马在金沙江东岸会师，10余万大军一齐向大理城逼近。百姓献出城门，蒙军进入大理城，大理全境平定。1254年，忽必烈由大理班师北归，于夏五月驻跸开成。
1249年，太保刘秉忠北上，遇奇才王恂，即荐于世祖。1253年，忽必烈在开成召见了王恂，并命王恂辅导皇太子真金。[19]至元十三年（1276年），数学家、天文学家王恂和郭守敬一道组织太史局（后改称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分掌天文观测和推算方面的工作。在《授时历》的编制工作中，其贡献与郭守敬齐名。
1253年秋七月，忽必烈“受京兆封地”[20]。从此，奠定了忽必烈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地位。受封京兆（今陕西西安）后，开成就成为忽必烈避暑议事、指挥南方军事的地区之一。据《元史·贺仁杰传》载，忽必烈以皇太弟受封京兆后，奉诏再征云南大理前，即驻军开成，贺仁杰之父贺贲曾往开成为忽必烈献金。
从成吉思汗到太宗窝阔台、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他们的军事行动或征伐，或北归，都是以开成为驻跸之地。究其原因，一是开成在蒙元攻取四川、消灭南宋过程中所处的军事地理位置；二是开成为和林、开平蒙元军队南下的军事通道。开成依托的六盘山地区不仅是当时金人控制南宋西蜀和陇南的要地，也是蒙元军队南下用兵的天然屏障。对于蒙元统治者来说，无论从和林或者开平渡黄河沿萧关古道过六盘山是一条最便利的捷径。因此，元代开成的军事地理位置显得尤为重要。
20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和当地群众在开城发现龙纹瓷梅瓶、琉璃龙纹三足鼎、黄釉双耳小瓷瓶、绿琉璃四足香炉、绿釉陶瓶、酱釉瓷罐、黑白釉色瓷碗、金帽顶、铭文砖和云雷纹础石、石雕龙柱及烧制琉璃建材的窑址。至于散落的绿、黄、白等各色的琉璃瓦当、筒瓦等高等建筑材料，更是随处可见。从这些器物的数量、器形、色彩和装饰等级上看，说明遗址建筑的级别很高，不仅证明是藩王规格，甚至透出一股帝王品位的信息。因为龙纹和黄色、绿色琉璃，在古代一般都是皇家才能使用，在一般建筑中出现被视为僭越不轨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正因为开成是大汗的行宫，大批文武官员和护卫军就驻扎在这里。以后，太宗窝阔台、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先后驻跸，才有了宫殿式的建筑。安西王后来把夏宫放在开成，并升开成为府路级别，社为“上都”，没有太祖成吉思汗行宫圣迹的原因，恐怕很难有如此大的气派。
四、开成与忽必烈、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
1259年七月，宪宗蒙哥去世后，发生了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之间争夺汗位的斗争。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即大汗位。四月，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宣布称大汗。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以秦、陇、蜀地区为争夺对象，开成更是其双方争夺的中枢。当时，开成驻有蒙哥汗留下看守府库的两万人，又有王妃出卑可敦的亲信及其他各种人士，他们态度不一，有的支持忽必烈，有的支持阿里不哥。为争夺开成，忽必烈采纳廉希宪的建议，在逐步加强开成兵力控制的同时，对阿里不哥的力量展开攻势。
浑都海是蒙哥征蜀的旧将，拥兵2万，且“士马精强”[21]，站在阿里不哥一边，谋立阿里不哥为帝。他与东川的乞带不花、西川的明里火者以及京兆的刘太平、霍鲁海等连通勾结，以策应阿里不哥，试图以开成为中枢，控制秦、蜀。而忽必烈将四川、京兆并为一道，命廉希宪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驻在陇右的刘太平、霍鲁海闻之，急入京兆，密谋形势之变化。廉希宪至京兆，宣布诏旨，为保持稳定，即遣使安谕开成驻军。六月，浑都海杀廉希宪所遣使者杂罗台，起兵反叛忽必烈。浑都海是叛军中实力最强，也是叛乱的主谋和主力。浑都海遣人告知其密党密里火者于成都，乞台不花于青居，命各处起兵往援开成。闻此变故，忽必烈命廉希宪居中指挥，汪维良率秦、巩诸军进驻开成，双方均以开成为争夺目标。廉希宪急命刘黑马诛密里使者，四川总帅汪惟正杀乞台不花，使浑都海形成孤立。浑都海眼看形势不妙，洗劫开成府库[22]，领兵北撤。廉希宪命汪良臣率秦、巩诸军进开成，安抚百姓，捕捉余党。又率军到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与其他军队合击浑都海，大败叛军，俘浑都海，械至京兆斩首，历时3个月的浑都海叛乱结束。
平定浑都海之乱后，忽必烈于至元九年（1272年）封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在开成建府。1275年四月，南平王秃鲁领兵镇守开成。次年冬，安西王北伐。秃鲁趁机起兵叛忽必烈。时赵炳为安西王相，自亲兆领兵征讨。赵炳命别速带和汪惟正领兵至开成。秃鲁先据西山，汪惟正分兵左右翼，击溃秃鲁兵，秃鲁溃退，汪惟正领兵追击，三逾山至硝河（今西吉硝河），擒燕只哥，又进兵，秃鲁兵败被俘。汪惟正以平叛有功，授开成路宣抚使。从此，秦、蜀地区基本控制在忽必烈一方。
开成地区，经过成吉思汗、蒙哥汗、忽必烈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从蒙古包已发展到宫殿建筑的行宫府邸。所以，到至元十年（1273年），“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23]，分治秦、蜀，遂立开成府，又设开成路，“仍视上都，号为上路”。直至元大德十年（1306年）八月，开成路地震，王宫及官民庐舍皆坏，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24]当时也由于全国统一，开成的军事作用逐渐降低。(www.xing528.com)
（本文作者系固原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
【注释】
[1]宋庆历三年（1043年）以陇干城置军。建炎四年（1130年）陷金，金皇统二年（1142年）升为州。
[2]宋置隆德寨。建炎四年（1130年）陷金。金皇统二年（1142年）升为县，属德顺州。
[3]宋置镇戎军。建炎四年（1130年）陷金，金以其地赐刘豫之“齐国”。天会十五年废“齐国”，仍为金之镇戎军。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改为镇戎州。成吉思汗驻跸隆德县时，驻在镇戎州的金国政权已迁移到今甘肃平凉，所以镇戎州城内只有老百姓。
[4]宋咸平元年（998年）置开远堡。元至元十年（1272年），皇子忙哥剌分治秦、蜀，遂废原州（今宁夏原州区），于州南开远堡设置开成府，为安西王之行都，视为上都，亦号上路。至治三年（1323年）降为开成州。后改为“开城”。
[5]《元史·诸王表》卷一○八。
[6]元开城遗址，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剌传》。
[8]王宗维《元代安西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9]《元史》卷一《太祖纪》。
[10]《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
[11]《元史》卷二一○《察罕传》。
[12]《蒙古秘史》，现代汉语版普及本，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
[13]《蒙古秘史》卷九，成吉思汗对开国功臣、创业操劳者委以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等各种官职并完成种种赏赐之后，说道：“此前，我曾有八十人的宿卫队，七十人的近卫队。如今，我依靠长生天的气力，天地之佑助，己收下百姓于手中。所以，将我侍卫队扩充至千人，连同宿卫队、弓箭手、近卫队等为我配备一万人的近卫主力。”根据成吉思汗的指令，从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之子中挑选出来的智聪体健者已将宿卫队从原来的八十人扩充到了八百人。对此，成吉思汗又下令道：“须将宿卫队人数增加到一千……”。又令：“选出四百人的弓箭手。”还令：“将近卫、侍卫等分成四组，轮换服侍于我。”……如此这般，将来自各千户的众勇士整编成了八千侍卫，再与两千名宿卫队、弓箭手一起组成了一万人的近卫军。至此，成吉思汗降下了“将我万名近卫军组成中军主力”的指令。
[14]《元史》卷一《太祖纪》。
[15]杨建新、马曼丽《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元史》卷三《宪宗纪》。
[17]《元史》卷三《宪宗纪》。
[18]《汉藏史集》（下）。
[19]《元史》卷一六四《王恂传》。
[20]《元史》卷四《世祖纪》。
[21]《元史》卷一五九《赵良弼传》。
[22]《元史》卷一五五《汪世显传》。
[23]《元史》卷七《世祖纪》。
[24]《元史》卷二一《成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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