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六盘山地区活动

成吉思汗在六盘山地区的活动

佘贵孝

成吉思汗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民族政权的可汗。他在统一蒙古高原的基础上，西征南战，为中国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在我国漠南、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尚处于几个封建政权同时并存、相互连年征战的分裂时期。在黄河流域，河套以西有西夏政权；河套以东有金国；在西域（今新疆、中亚）有西辽；在淮河以南有南宋；在西南有大理。以今宁夏地区划分，今固原市以北由西夏政权统治，六盘山地区属金国版图。

1226年，65岁高龄的成吉思汗抱病从漠北南下，亲征西夏，发动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战争。在连续攻克沙州（今甘肃敦煌）、黑水城（今甘肃舟曲）、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等西夏在河西地区的军事重镇后，于当年七月攻占西凉府（今甘肃武威），接着，越过沙碛进至黄河九渡处，占领应理（今宁夏中卫一带）。十二月，西夏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失守。继而蒙古军队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在完成合围态势后，成吉思汗认为中兴府只不过是一座孤城，西夏再也没有反手回天之力，便于1227年一月自率一部分军队乘胜南下，渡过黄河，进入金国的辖区，攻积石州（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二月破临洮府（今甘肃临洮）；三月破洮（今甘肃临潭）、河（今甘肃临夏）、西宁（今青海西宁地区）等州。五月，成吉思汗率军直赴六盘山下的德顺州（今宁夏隆德），自驻隆德（今宁夏西吉火家集）^[1]，闰五月，避暑六盘山^[2]。

为搞清成吉思汗在六盘山的主要活动，本文意在先作些粗浅的资料堆积，抛砖引玉，求得方家充实成吉思汗在六盘山地区活动的内容。

一、成吉思汗避暑六盘山之考证

六盘山是一个较大的地域概念，《元史》只说成吉思汗避暑六盘山，却没有说在六盘山的哪一个地方。从时间推算，成吉思汗五月到隆德寨，指挥部下攻打德顺州；“六月，帝次清水县西江”^[3]。满打满算，成吉思汗在六盘山地区共驻跸两个多月时间，前20天驻跸隆德寨^[4]，攻破德顺州城后才“避暑六盘山”，避暑时间只有一月多。现在看到的资料，可以理解为“成吉思汗避暑六盘山”是指今固原市凉殿峡和开城两处地方。

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蒙古军队攻陷洮（今甘肃临潭）、河（今甘肃临夏）、西宁（今青海西宁地区）等州后，成吉思汗是走哪条道路到达隆德寨的？从这三个州的顺序看，最后攻破的是西宁州。成吉思汗攻克西宁州后，心里仍然惦记着西夏战事，便向西夏地域靠近。参阅古代交通路线，对照今天的地图，不难看出，元代的道路基本定型，与今天的公路已经差别不大。成吉思汗从西宁出发，到兰州，然后沿着兰宜公路^[5]到今天的西吉境，这是一条通往西夏地区的捷径。西吉，已处于接近西夏地域。这里，一方面可以随时接到攻打中兴府的战报，又可继续攻占金政权地盘，扩大蒙古汗国的势力范围，便选择了距德顺州最近的隆德寨。当时的隆德寨是一个怎样的城池呢？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在邪没笼川（今西吉县葫芦河川）筑羊牧隆城，庆历三年（1043年）在城内设隆德寨。金皇统二年（1142年）升隆德县。时过85年后，隆德县城的规模及城内的各种设施已经齐全，成吉思汗驻在这里，条件是比较理想的。他在这里驻了20多天后，蒙古军队攻陷德顺州城，成吉思汗便移驻德顺州城。随后，到凉殿峡避暑。

凉殿峡地处六盘山腹地，又名凉天峡、良天峡。这里山大沟深，地势险要，气候凉爽湿润，风景优美。在群峰挟持下，有一道长达10余公里的峡谷，清清河水穿峡而出。峡谷内林荫葱郁，鸟语花香。谷底水声潺潺，茂草茵茵。峡之两侧群峰对峙，怪石嶙峋，犹如天然屏障。山岩上藤条缠绕，青松悬壁，既有北国风光之雄宏，又有南方山水之清秀。凉殿峡气候温和湿润，确实是避暑胜地。民国《化平县志》（即今宁夏泾源县）载：“凉殿峡在县南四十里。峡内山名‘来王壕’，上有古庙基石、门墩、石条、石柱均残缺不全。相传元太帝在此避暑，故名。”如今这里还留有当年建筑物的基石、残壁断石和桥墩、喂马石槽等。但是这里山大沟深，道路阻绝，交通不便，与外界隔绝，不适宜部队运动。但作为避暑地，成吉思汗确实可能在这里驻过。试想，德顺州是一座很小的城池，蒙古军队的铁骑势如破竹般的横扫花剌子模等西方国家，竟然一座小小的德顺州用了“二十昼夜”才攻破，成吉思汗就想看看这是一座怎样坚固的城池。于是，他从隆德寨出发，沿着现在西吉通往隆德的公路（当时是车道）来到德顺州。然后到凉殿峡避暑，是很合乎情理的，因为从德顺州到凉殿峡有一条便道，这条便道又通往今天的泾源县城。所以，成吉思汗在凉殿峡避暑是极有可能的，但时间较短。另外，据《世界侵略者传》载：“成吉思汗妻妾近五百人”，如果随同成吉思汗同行的妻妾很少，包括侍奉人员也有百人之多，加之卫戍部队数千人，仅这些人凉殿峡绝对容纳不下。直至今天，旅游部门在这里开辟了旅游场所，所有的空间也只能容纳二三十顶行帐，这也是离开凉殿峡的另一原因。在此期间，蒙古军队沿着丝绸古道占据金镇戎州城（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城）。当时的镇戎州城只不过是一座老百姓住的城池，金政权的州府衙门因战争已迁徙到今甘肃平凉市。成吉思汗便从山大沟深、信息闭塞的凉殿峡移驻地势平缓、视野开阔、交通四达的开城。

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凉殿峡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成吉思汗的主要任务不是避暑，而是指挥前方作战，把他的命令及时下达给作战部队，指挥机关必须前移。开城就是比较理想的地方。

开城^[6]，东倚六盘，居高临下，为清水河川与泾水河川南北孔道。北距固原城18公里。北宋咸平元年（998年）置开远堡，扼守南北交通要冲。这里也是历代中原文化、草原游牧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边陲之要隘，塞上之咽喉。元《开成志》说它：“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河绕其北，崆峒阻其南”。《文献通考》语：“山川险阻，旁扼夷落，为中华襟带”。宋郑文宝《城萧关议》又说：“襟带西凉，咽喉灵武。”道路四通八达，独特的山川地理形势，处于宋、金、西夏三国地域的交汇点。也是宁夏首府银川市、陕西省会西安市、甘肃省会兰州市的交通枢纽。且又植被覆盖率高，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气候阴湿清凉。川道平缓，视野开阔，既有利于骑兵运动，又是避暑胜地。成吉思汗把指挥机关放在这里可见他的远见卓识和军事指挥之才能。《甘肃新通志》记载：“六盘山有成吉思汗避暑行宫、行帐（斡耳朵），其具体地点就在固原开城的西北。”实际上在开城的东北，即北宋的开远堡，这也是一座较大的城池。

《元史》中所说的“六盘山”就是指开城。有以下佐证：至元九年“冬十月丙戌朔，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7]。至元十年又“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别赐金印，其府在长安者曰安西，在六盘者曰开成，皆听为官邸”^[8]。“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盘山，岁以为常。”^[9]已经很清楚的说明这里的六盘山专指开城。另外，1963年，在开城发现一通石碑，为元顺帝元统二年（1355年）立。碑文中有关于“六盘山怯怜口”的记载。所谓“怯怜口”，蒙古语为“家中儿郎”，指蒙元皇室、诸王、驸马、贵族的私属人户。六盘山地区由于长期进行军事活动，以及蒙元皇室贵族居住，“成吉思汗晚年征西夏，尝置老营，即山避暑。蒙哥汗留出卑可敦及辎重于山上，忙哥剌以忽必烈爱子开藩于此”^[10]。可见，开城是蒙元初期的一个政治、军事要地。况且蒙古人行军打仗，家属随行，作战之际，家属与军队保持一定距离，战争结束，军人乃与家属团聚。家属称“奥鲁”，有专门设置的“奥鲁官”进行管理^[11]。再看《元史·地理志》也有“开成州，下辖原州。宋为镇戎军。金升镇戎州。元初仍为原州。至元十年，皇子安西王分治秦、蜀，遂立开成府，仍视上都，号为上路。至治三年，降为州”。明嘉靖《固原州志·山川》条：“养鱼池，在旧开城西三里。元安西王养鱼处。又名莲花池。”《古迹》条也记：“开远堡，宋时置。元升为县，隶开成路。”当代编修的《宁夏百科全书》开成府路：“元置，治开成县（今固原县开城乡开城村）。宋为镇戎军开远堡。至元九年（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封三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西安。分治秦、蜀等地，王府建于奉元路京兆府（今西安市）。次年，安西王以六盘山麓气候凉爽，草场沃美，遂驻兵于此，并效先王避暑六盘山。于是废原州（今固原市原州区），在开城建造王宫和官邸，升立开成府路。上隶陕西行省。成为安西王之行都后，即视为上都，亦号上路。王即“冬居京兆，夏避暑六盘，岁以为常”。大德十年（1306年）为地震摧毁。至治三年（1323年），三世安西王月鲁铁木耳流放云南，王除。寻降开成府路为州。领开成县、广安州。辖境相当今固原县、彭阳县、海原县全部和泾源、同心、西吉三县部分地区。通过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分析，开城在北宋时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开远堡，正由于成吉思汗的避暑，宪宗蒙哥汗和忽必烈的驻跸而开始发迹，成为一个元政权中的二级行政区，与当时的北京有着同等待遇，是全国除北京外最高的行政区。一个远离中央政权中心的开城，究竟凭什么跻身于这样的级别？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元史》记载：成吉思汗二十二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行宫”。最近，看到一些资料，萨里川是蒙语“黄土平原”、“平地”，哈老徒是“前哨、前锋、哨位”。这些都与开城的地貌极为相似。汉代析置安定郡时，郡治高平县（今固原市原州区）。公羊子曰“上平曰原”，古之“原”字，其意如现代的“原”字。陇东黄土高原就具备了这一特征。因此，开城地望符合“萨里川”之意。另外，开城距中兴府（西夏国都银川市）就现在的里程有三百多公里，在元代走原灵路，即固原到灵武，再到银川，也不足四百公里。这是固原到银川的一条直道。所以开城有“哈老徒”之意。成吉思汗避暑开城，即有避暑行宫、行帐（斡耳朵）。多桑在《多桑蒙古史》中记：“《元史》谓成吉思汗死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此二名皆属蒙古语名，疑其士卒以此名名其汗身死之汉地。”

成吉思汗驻跸开城期间，首要的大事是西夏战事。曾派使臣察罕赴中兴府谕降。中兴府在被围半年之后，处于粮尽援绝，军民病困的绝境，再也没有力量支持下去，西夏末帝遂接受了成吉思汗的诏谕，向蒙古投降。成吉思汗接到这样的好消息之后，又开始部署攻伐南宋之事，便到清水县（今甘肃省清水县）视察和督战。

成吉思汗从开城到清水县的行走路线是：沿丝绸之路，到甘肃华亭、陕西陇县，取道清水；或者，越六盘，到甘肃庄浪、张家川、清水。这两条道路也是捷径。兵贵神速，决不会舍近求远，选择它道。

二、成吉思汗在六盘山地区的活动

根据史籍记载，成吉思汗在六盘山时，主要有这样几件事。一是金国使臣请和、夏国主李投降。其一，1227年“六月，金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来请和”^[12]。“请和”是一件很庄重、很严肃的事，《世界侵略者传》披露了金国使臣请和之事的经过：“金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至六盘山乞和，金帝所馈之物有美珠满盘，成吉思汗以之分赏诸将之穿戴耳环者，其无耳环者至穿耳以求之。余珠散之地上，任人取之。”^[13]可见当时场面很混乱，有的现场穿耳求珠，有的则拣拾散落在地上的美珠，显示出蒙古帝国那种傲慢、至高无上的态度，全然不顾邻国使臣在场还是不在场。其二，同月，西夏国主李遣使请降，惟请宽献之期一月，汗许之。七月，李亲率众臣到六盘山成吉思汗行宫请降，却未见到成吉思汗。而是在帐外行礼。如此隆重盛大的受降仪式，成吉思汗却未能出面，理由只有一个，成吉思汗病重或者已经病故。《甘肃古代史》也说：“成吉思汗死后三天，西夏末帝献城出降，遭到蒙古军的杀害。”

二是金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来请和时，“帝谓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遗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14]。但是，他此前在围猎时曾坠马受伤。据《蒙古秘史》记载，公元1226年秋，65岁的成吉思汗雄心不已，“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从行”。秋冬之际，率大军南下，渡过黄河，在鄂托克旗与西夏军队隔黄河对峙。成吉思汗率部下在阿尔寨石窟周围的阿尔巴斯山围猎野马，坐骑受惊，成吉思汗不幸坠马受伤，在阿尔寨石窟养伤。因此，发病在征战中的成吉思汗，他自知病重，为了彻底消灭西夏，也曾下令：“我死后，你们不要为我发丧、举哀，好叫敌人不知我已死。当唐兀惕国王和居民在指定时间从城里出降时，可将他们一举消灭。”^[15]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成吉思汗晚年对屠杀行为有所反省，曾向群臣宣布，可将他说过的“尝许不杀掠”的话布告中外。为什么却又要“一举消灭”西夏呢？可能是出于西夏国对蒙古汗国二十多年来时服时叛，反复无常，引起成吉思汗的不满或反感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也或许是成吉思汗死于西夏军队的连发弩射出的毒箭之下，带有剧毒的箭头射伤成吉思汗的膝部，使早在几个月前在内蒙古阿尔寨围猎野马时坠马受伤，而将怨恨记之于西夏国。他的军队果如其言，对西夏国主及反蒙古的西夏军队尽行屠杀，但对于西夏降附者留有情面，并没有一概杀绝，否则便不会有西夏遗民和降官。

三是在临终之前制定了灭金方略，在遗言中他指示左右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里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16]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成吉思汗灭金“临终遗言”。其中部署了深谋熟虑的“联宋灭金”的战略计划。以后的战史恰恰证明，在蒙古与南宋未达成协议的头几年，蒙金战争互有胜负，进展不大。最后，蒙、宋达成协议，1233年统治中国北方长达一百二十年之久的金朝终于在蒙、宋联军进攻下灭亡。马曼丽在《成吉思汗评传》中对此问题写了一段话，她说：“这个‘临终遗言’不仅可见成吉思汗用兵如神的精髓所在，而且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政治、外交诸方面天才的思想，天才的预见。”^[17]《元史·太祖本纪》在结束成吉思汗传记时有一段评语，言辞也很恳切：“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记载云。”

四是安排了继承人。成吉思汗临终前留下的遗嘱是：“吾殆至寿终时矣，我为汝等创此基业，无论东西南北，自此首往彼首，皆有一岁期程。我遗命无他，汝等欲能御敌，多得名人，必合众心为一心，方可长享国祚。我死后汝等奉斡歌歹为主……”^[18]病危时又召见诸子最后训诫：“如我的儿子个个都想成为汗，想当帝王，不相互谦让，岂非又像一头蛇和多头蛇的故事？”^[19]这个故事的大概内容是：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滴水成冰，一条九头蛇想钻进岩洞内去避寒，九条头都想钻进洞内，你争我抢，怎么也进不了洞。可是旁边只有一个头的蛇却很快钻入洞内，结果那条九头蛇就被冻死在洞外。接着，成吉思汗又叫儿子们拿一簇箭，折箭教训儿子们团结守业。他说：“你们也这样，一支脆弱的箭，当他成倍的增加，得到别的箭的支援，哪怕大力士也折不断它，对它束手无策。因此只要你们弟兄互相帮助，彼此坚决支援，你们的敌人再强大，也战不胜你们。”^[20]接着他立窝阔台为汗。成吉思汗逝世后第二年，其子拖雷、察合台等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一致推举窝阔台为汗。此事证明了成吉思汗临终前对国事安排的深邃远见。

三、成吉思汗病死六盘山

因为《元史》说：“六月……帝次清水县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21]《多桑蒙古史》也说：1227年“7月……汗次清水县之西江，其地在今秦州之东约十二程之地，汗得重病……汗病8日死，时在1227年8月18日，年66岁，计在位22年。”^[22]多桑（瑞典人）认为，成吉思汗死亡在清水县。但好多史学家研究大量史籍后认为成吉思汗病死于六盘山，即开城。如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言：“蒙古主铁木真殂于六盘山。”元末明初陈柽的《通鉴续编》、明成化年间商转的《续通鉴纲目》、清代吴乘权主编的《纲鉴易知录》、清朝前期法国教士宋君荣的《成吉思汗传》都说“蒙古主铁木真死于六盘山”。此外，日本北村三郎的《成吉思汗》、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等也说成吉思汗“殂于六盘山”。清宣统《固原州志》记：“蒙古主铁木真殂于六盘。”当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研究历史资料后，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肯定地说：“成吉思汗在这年死于六盘山。”《辞海》也称“在六盘山病死”。最有说服力的是至今健在的成吉思汗的第34代嫡孙、中国最后一位蒙古王爷奇忠义先生说：“成吉思汗死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六盘山。”成吉思汗陵有一座碑文在追述了成吉思汗一生的功绩后说：“成吉思汗在攻灭西夏的战争中病逝于六盘山。”^[23]住在开城的居民也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经常有蒙古人到开城遗址附近进行祭祀活动。《元史》说：“清水不豫，车笃北辕。”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在清水县身患疾病，在归漠北途经六盘山行宫时病逝的。依史籍载，壬午得病，己丑病死。从得病到死亡只有8天时间。当时成吉思汗在清水县，得病后就车笃北辕。按时间计算，七八天也正好到达六盘山。因此，虽说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还没有实物依据，但死于六盘山是可以肯定的。

（本文作者单位系固原市地方志办公室）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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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所说的隆德，不是今天的宁夏隆德县，而是隆德寨，今西吉县将台乡南境火家集有宋代古城遗址。天禧元年（1017年）在邪没笼川筑，称羊牧隆城。庆历三年（1043年）置隆德寨。金皇统二年（1142年）在此置隆德县。

[2]《元史·太祖》卷一有“夏四月，帝次龙（隆）德，拔德顺等州，德顺节度使爱申、进士马肩龙死焉……闰（五）月，避暑六盘山”。

[3]《元史·太祖》卷一。

[4]《金史·爱申传》记：“正大四年春，大军西来，拟以德顺为坐夏之所。德顺无军，人甚危之，爱申识凤翔马肩龙舜卿者可与谋事，乃遣书召之……既至，数日受围，城中共有义军乡兵八九千人，大军举天下之势攻之。爱申假舜卿凤翔总管判官、守卫一与共之，凡攻百二十昼夜，力尽乃破。”攻城之战不可能是120天，从成吉思汗到六盘山直至离开六盘山也没有4个月时间，可能是20昼夜，较合情理。

[5]兰宜公路即兰荣公路，亦即309国道。东起山东荣成，经山东、河北、山西、黄河、陕西宜川、宁夏固原，西止于甘肃兰州。陕北宜川至兰州段又称兰宜公路。设计时要求路线走向不得偏离北纬36度线5公里，因而在地图上看近似一条直线。

[6]此地原名开远堡，元朝改为开成，设有开成路、开成州、开成路屯田总管府。安西王府也称开成府。明代《嘉靖固原州志》改开成为开城。

[7]《元史·世祖四》卷七。

[8]《元史·诸王表第三》，卷一八○。

[9]《元史·赵炳传》，卷一六三。

[10]《蒙兀儿史记·安西王忙哥剌》，卷七六。

[11]《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叙录》政典军制门：“军出征戍，家在乡里曰奥鲁，州县长官结衔，兼奥鲁官以莅之。”

[12]《元史·太祖》卷一。

[13]《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转引自《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九章“成吉思汗之死”。

[14]《元史·太祖》卷一。

[15]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转引自杨建新、马曼丽《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多桑蒙古史》也记有成吉思汗秘授联宋伐金的遗言后说：“死后秘不发丧。待唐兀主及期出都城来谒时，执杀之，并屠其城民。后诸将果如命而行。”

[16]《元史·太祖》卷一。

[17]发杨建新、马曼丽《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8]《蒙兀儿史记》第三卷。

[19]《世界征服者史》上册。转引自杨建新、马曼丽《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转引自杨建新、马曼丽《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1]《元史·太祖》卷一。

[22]《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九章“成吉思汗之死”。

[23]1982年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吉思汗陵有两座碑文：《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陵》，是1987年经杨勇起草，内蒙古大学教授亦邻真先生审定，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时刻碑，于1987年7月26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