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文化与海原：成吉思汗六盘山行宫的略考

成吉思汗“六盘山行宫”略考

马建军

1227年，成吉思汗率军到达六盘山，据《元史》记载：“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主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三州（原文为二州）。夏四月，帝次龙（隆）德，拔德顺州，德顺节度使爱申、进士马肩龙死焉。五月，遣唐庆等使金。闰月，避暑六盘山。”^[1]《金史》记载：“正大四年春，大兵西来，拟以德顺为坐夏之所。德顺无军，人甚危之，爱申识凤翔马肩龙舜卿者可与谋事，乃遣书召之……，既至，数日受围，城中共有义军乡兵八九千人，大军举天下之势攻之。……凡攻百，二十昼夜，力尽乃破，爱申（节度使）以剑自刭。”^[2]这两则史料说明，成吉思汗于1227年4月亲率大军攻占了金政权所统辖的德顺州（今宁夏隆德县），即北宋中叶在六盘山西麓辟筑的“陇干城”。且达到了“以德顺为坐夏之所”的目的，“坐夏之所”就是金“德顺州”、“镇戎州”分界处的“六盘山”。“闰月，避暑六盘山。”建立了六盘山行宫。

关于六盘山行宫的具体位置：六盘山，是一个宽泛的地域概念，涉及今天固原市辖的四县一区以及海原县和甘肃省毗邻市县的部分区域，总面积4781平方公里，这里森林覆盖率大，水甘草丰，号称黄土高原上的“绿岛”。夏季，气候凉爽宜人，有“清凉六盘”的美誉。历史上，还是中国南北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以及中西丝绸之路文化交汇互融的区域，又是交通要塞，军事位置十分重要。在这个文化底蕴丰厚、风景旖旎、气候宜人的广袤区域内，成吉思汗建立的“避暑行宫”今安在？现有3种观点：一是甘肃清水县西江，源于《元史·太祖纪》“六月……帝次清水县西江”；二是宁夏海源县城，源于西北大学却拉布吉教授和李进兴先生对“哈老徒”之地的研究^[3]；三是固原开城。纵观3种观点，开城说依据充分，并有考古材料佐证。考查史料记载，蒙元时期的“六盘山”与“开城”实为相同之处，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驻跸时，史料以“六盘山”为主记载。如《元史》中：“闰月，避暑六盘山。”宪宗蒙哥曾“屯六盘山，控制秦陇，为伐蜀之计。”蒙哥汗率军进攻四川时，“由东胜渡河，夏四月，驻跸六盘山，诸郡县守令来觐，秋七月，留出卑可敦及辎重于六盘山，率兵由宝鸡攻重贵山”^[4]。同时，让浑都海率二万精骑驻守六盘。不久，出卑可敦病死于六盘。^[5]《元朝名臣事略》载：“先帝征蜀，尝留大将浑都海以骑兵四万屯驻六盘，及征南诸军尚散处秦、蜀。”^[6]蒙哥汗在进攻四川的途中亡后，其麾下大将哈剌不花率领大军撤回六盘山营地。忽必烈远征云南班师回归，“夏五月庚子，驻六盘山”。后来，属下大将乌兰哈达率兵自云南返回时也屯驻六盘。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廉希宪对蒙古官八春讲“六盘兵精，勿与争锋，但张声势，使不得东，则大事济矣”^[7]。忽必烈另一谋臣赵良弼讲“浑都海屯军六盘，士马精强，咸思北归”^[8]。忽必烈还在这里迎请藏传佛教高僧一呈，会见了后来被尊为国师的八思巴，并请求八思巴给他们夫妇传授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与八思巴结成了亲密关系。至于设在六盘山的“行宫”位置有史料记载：“先朝时，今上以大弟之重征南诏，驻兵六盘山，公（袁湘）见行府。”^[9]应该是袁湘看见并到达了行宫府邸。程巨夫的《平云南碑》：“宪庙践祚之二年，岁在壬子，我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亲王之重，授钺专征。秋九月，出师，冬十二月，济河。明年春，历盐、夏。夏四月，出萧关，驻六盘。八月，绝洮，踰吐蕃。”^[10]“萧关”是关中北出的要隘，位于今六盘山东麓的瓦亭一带，出萧关后向西要翻越六盘山，向北即到达今天的开城，开城向北20公里就是重镇固原，出开城后即为川塬开阔的平地，因此，“出萧关，驻六盘”之“行府”就是今天的开城，更何况开城位于六盘山口之地。在《至正析津志辑佚》中记：“长生天气力里，蒙古皇帝福荫里，忽必烈大王令旨里，道与赛典赤：据恁说将来底宣圣庙并赡学地土，已前牙鲁瓦赤、塔剌浑断事官每断定与秀才每来，其先生冯志亨实时当面说与情愿分付文字”；“甲寅年五月二十八日，六盘山口子里写来。”^[11]当地人把连绵的群山走势分叉后与开阔之地的交界处称为“山口”，这个写“令旨”的“六盘山口子里”所在，即指今天的开城，应该就是其祖父成吉思汗的避暑地。史料以“开城”为主记载应当是忽必烈正式建国号大元后，于至元九年封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驻守六盘山开始。“至元九年十月封安西王，赐魑纽金印，以京兆路为分地，驻于六盘山。”至元十年，册立皇太子，“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别赐兽纽金印，其府在长安者曰安西，在六盘者为开城，皆听为宫邸”。“至元十年，皇子安西王分治秦蜀，遂立开城府，仍视上都，号为上路。”^[12]他一藩二印，两府并立，冬夏分驻，冬居京兆，夏徙六盘，岁以为常。“至元十四年，加镇国上将军、安西王相。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盘山，岁以为常。王既北伐，六盘守者构乱，炳自京兆率兵往捕，甫及再旬，元恶授首。”^[13]《延厘寺碑》记：“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六盘者为开成，皆听为宫邸。”^[14]《蒙兀儿史记》卷76《安西王忙哥剌》：“六盘隘秦陇之吭，俯瞰全蜀。成吉思汗晚年征西夏，尝置老营，即山避暑。蒙哥汗车驾入蜀，亦留出卑可敦及辎重于山上，命大将浑都海领重兵戍之，固王师后路。乃是忙哥剌以忽必烈汗爱子开藩于此，为西土重镇焉。”可见，六盘山与开城是相同之地，在成吉思汗设立“行宫”避暑到安西王驻守前，以六盘山称之。在安西王受封后，建立府邸并正式设立一级地方政权后，便以开城称之。1963年，在开城王府遗址中出土的一块残损石碑可为佐证^[15]，碑文不见于任何地方史料记载。首记“元统乙亥蕤宾望日”，即元顺帝元统三年（公元1335年），碑文内容涉及元代开城职官设置、官职机构等，列出了“管领六盘山怯怜口诸色民匠等户都提举司”、“管领开城等处怯怜口诸色民匠提领所”、“管领长城等原田赋怯怜口引者思提领所”、“开城长官司”等官署机构。这不仅与元代中央官署中政院下设在六盘山、开城等处的机构一致，而且证明了两者同属一处。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王府的建筑规模及其轮廓已经显现。其中对北家山和长虫梁两个地点进行重要考古钻探和测绘，钻探面积17万平方米。^[16]经勘探：发现了王府宫城高等级大型中央宫殿夯土台基和宫城的独特角台形制，安西王府的宫城方位及规制基本确定。宫城平面呈“凸”字形，由主城和瓮城构成，坐北朝南。城垣周长约1600米，面积约16万平方米。在主城内探测出主要建筑物的夯土基址5处。其中规模最大的中央夯土基址处在城内南北中轴线上，南北长约124、东西宽49～54米、中部最窄处21米，规模蔚然宏大。基址周围田埂地头散见有青灰色砖块、大量黄、绿、白釉板瓦和筒瓦残片，黄、绿釉龙纹瓦当、滴水残块及刻饰有花纹的青石块等，同时也钻探出白灰墙皮和赭红颜料块等。主城内夯土基址的布局表明，开城安西王府的建筑规模格局符合元代宫殿的建筑形式，即讲究对称和装饰。中央建筑物处在南北中轴线上，其他重要建筑物沿中轴线对称分布于中央建筑物的两侧。从建筑物基址发现色彩绚丽的琉璃饰件与石刻品，既反映了当时建筑的辉煌壮观，也表明了当时建筑的等级规格、皇家气派。在城内留有大面积的空旷地带，符合蒙古人的习俗要求，体现了少数民族的建筑风格。城四角的独特角台形制及宫城附置长方形小瓮城，与元大都、上都城门外筑瓮城的做法相似。大德十年八月，开城路地震，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王府毁坏。大德十一年，因安西王阿难答参与皇权之争，欲为帝，事败后伏诛，开城王府废弃。

关于成吉思汗的病亡：成吉思汗在六盘山设立行宫后，《元史》记“六月，金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来请和。……是月，夏主李降。帝次清水县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乙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寿六十六，葬起辇谷”^[17]。对于“七月壬午，不豫。乙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的记载，《多桑蒙古史》中解释道：“《元史》谓成吉思汗死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此二名皆属蒙古语名，疑其士卒以此名名其汗身死之汉地。”^[18]很有道理。《元史》又记：“清水不豫，车笃北辕。”《多桑蒙古史》记：“汗次清水县之西江，其地在今秦州之东约十二程之地，汗得重病。”又引《世界侵略者传》和《史集》“汗病八日死”^[19]，正好符合“壬午不豫，乙丑崩”的时间，据考证，壬午为五日，己丑为十二日，从生病到亡故间隔8天。也就是说，在清水生病后“车笃北辕”，北返至六盘山后，去世于行宫之中。《世界征服者史》记：“时在1227年8月18日，年六十六岁，计在位二十二年。”志费尼用伊斯兰教历记载去世时间，即624年刺买丹月（九月）4日，为中历七月五日壬午，这是成吉思汗发病的日期，病逝应为乙丑，大概口传所误。洪钧为《史集》证补成《元史译文证补·太祖本纪译证》“行至六盘山，为主儿保，南纪牙斯，合申三处交界之地，帝自此病日渐……猪儿八月十五日，帝崩。”明确提出了帝崩于宋、金、西夏三处的交界之地，《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纪》亦记：“他来到南家思、唐兀惕、女真边界上的一个地方，女真君主派遣使者送来了大盘珍珠。”又记“当他来到女真、南家思和唐兀惕地面交界处的六盘山地方时”^[20]。而六盘山区的开城恰好位于三者的交界之处。明代陈邦瞻，清代法国教士宋君荣（Gaubil），今人翦伯赞、奇忠义以及成吉思汗陵园中的《成吉思汗》碑文均认为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可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确殒落于六盘山行宫，即现在的开城安西王府之地。

关于成吉思汗在六盘山行宫的活动：一是接见了金与西夏的使臣。《元史》记：“二十二年六月，金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来请和。帝谓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21]《金史》记：“正大四年六月戊申朔，遣前御史大夫完颜合周为议和使。”^[22]《多桑蒙古史》卷一《成吉思汗之死》转引《世界侵略者传》记载：“金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至六盘山乞和，金帝所馈之物有美珠满盘，成吉思汗以之分赏诸将之穿戴耳环者；其无耳环者至穿耳以求之。余珠散之地上，任人取之。”^[23]其中说明了成吉思汗在“六盘山”接见了送来“满盘美珠”的金之使臣。《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纪》对此事也有记载。^[24]同时，成吉思汗在西夏主李求见时，受身体条件限制没有亲自接见。《史集》记载：“当时，失都儿忽请求一个月的期限，以便准备礼物，将城里居民迁出来，成吉思汗给了他所请求的期限。为了表示尊敬、屈服，他想前来朝谒，但成吉思汗说：我病了，让他等我病好一些再来吧！他对脱栾扯儿必说：你到他身边做他的失合兀勒吧！意即派他去做接待和陪伴侍臣和进宫觐见者的人。脱栾奉命侍奉失都儿忽去了。成吉思汗的病却一天天坏下去。”^[25]二是留下了“临终遗言”。成吉思汗的病情一天天恶化，自知病危，所以他留下了灭夏攻金的策略及去世后秘不发丧、安排继承人的“临终遗言”：内容其一为“联宋灭金”的战略部署。《元史》记：“临崩，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惫，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言讫而崩。”^[26]这个战略部署在之后蒙古军队进攻金的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金政权很快在蒙古和宋的联合攻击下灭亡。今人在《成吉思汗评传》中写道：“这个‘临终遗言’不仅可见成吉思汗用兵如神的精髓所在，而且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政治、外交诸方面天才的思想，天才的预见。”^[27]其二是秘不发丧与彻灭西夏。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秘不发丧主要针对西夏而言，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西夏。《史集》记：“成吉思汗自知病危，大渐已近。遂对异密们遗告曰：‘我死后，你们不要为我发丧、举哀，好叫敌人不知我已死去。当唐兀惕国王和居民在指定时间从城里出来时，你们可将他们一下子全部消灭掉。’”^[28]《多桑蒙古史》也记：“汗同时嘱诸将，死后秘不发丧，待唐兀主及其都出城来谒时，执杀之。”^[29]“他在这年，由于疾病缠身，在唐兀惕地区去世了。”“按照遗嘱，为了不让他的讣闻传到附近地区去。猪儿年八月，他的灵柩运送到了斡耳朵里，发布了讣告。他的四大斡耳朵为他举哀，将他葬在以前被他指定的大禁地的地方。”^[30]《元史》最后评价成吉思汗说：“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记载云。”^[31]其三是安排了继承人。《多桑蒙古史》曰：“窝阔台、拖雷二子驻兵于附近五六程之地，汗召之至。密语二子曰：‘我殆至寿终矣，赖天之助，我为汝等建一广大帝国。汝等中应有一人承大位，将来我死后应奉窝阔台为主，不得背我遗命。’”^[32]接着讲了一头蛇和九头蛇的故事，要求他们加强团结，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他死后，按照遗嘱，窝阔台继承了汗位。

（本文作者单位系宁夏固原博物馆）

【注释】

[1]元史·太祖纪［M］。

[2]金史·爱申传［M］。

[3]却拉布吉.成吉思汗逝世之地“哈老徒”考［A］；李进兴.成吉思汗哈老徒行宫遗物考述［A］.成吉思汗文化与伊金霍洛［Z］.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社，2010。

[4]元史·宪宗纪［M］。

[5]元史·后妃表［M］。

[6]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M］：平章廉文正王［A］.北京：中华书局，1996。

[7]元史·廉希宪传［M］。

[8]元史·赵良弼传［M］。

[9]姚燧.牧庵集［C］:卷17.袁湘神道碑［A］.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10]程巨夫.雪楼集［C］：卷5.平云南碑［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至正析津志辑佚［C］：学校.令旨［A］.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12]元史·地理志［M］。

[13]元史·赵炳传［M］。(https://www.xing528.com)

[14]姚燧·牧庵集［C］：卷10.延厘寺碑［A］.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15]这块元代残碑现陈列于固原博物馆石刻馆内。

[16]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市原州区文物管理所.开城安西王府遗址勘探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7]元史·太祖纪［M］。

[18]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19]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0]拉施特，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1]元史·太祖纪［M］。

[22]金史·哀宗纪［M］。

[23]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4]拉施特，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5]拉施特，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6]元史·太祖纪［M］。

[27]杨建新，马曼丽.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附录）［M］.成吉思汗陵的两座碑文［A］.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8]拉施特，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9]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0]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1]元史·太祖纪［M］。

[32]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