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陵：历史寻踪及埋葬地点

成吉思汗陵寝寻踪^[1]

周兴华　马建兴

数百年以来，学术界在成吉思汗等蒙元皇陵的寻觅上，被一些著述引进了误区，导入了迷魂阵。对蒙元皇陵的葬制，专家、学者，包括许多学术大家，流传国内外的普遍说法是：

——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包括元朝皇帝，均实行秘葬制度，即帝王陵寝的埋葬地点不立标志、不公布、不记录在案。所以，自明代以来，关于成吉思汗陵和元代帝王陵的确切位置，就无迹可寻。

——史料明确记载，成吉思汗下葬后坟墓用土填满，再用马踏平，坟墓上面没有建立任何标志，这是蒙古皇帝的习俗。下葬后，蒙古军队还要驻守一年，直到陵寝地在来春长出草，与周围环境一致后才撤离。

——按照元代的葬制﹐帝陵不起坟﹐葬毕以万马踏平﹐等野草在陵上长起后﹐便再难觅其痕跡。

——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介绍﹐蒙古人为了便于回来祭祀﹐就在陵墓上当着一匹母骆驼的面杀死它的小骆驼。来年祭祀之时﹐靠着骆驼辨识自己血亲的天性﹐以母骆驼为先导﹐其驻足悲鸣的地方就是大汗墓地了。

——中国历代皇帝都有皇家陵园，唯独元朝没有皇陵，这给现代人寻找成吉思汗的墓地带来诸多不便，引起众说纷纭。

上述种种说法，大多摘抄自明人叶子奇的《草木子·杂制篇》：元朝皇帝梓宫送至“寝地深埋之，国制不起坟垄，葬毕，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于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春草即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欲祭时，则以所杀骆驼之母为导，视其踯躅悲鸣之处，则知葬所矣。”600多年来，由于广泛传抄叶子奇的“万马踏平”、“驼母悲鸣寻祭”说，并有由此推导出成吉思汗及元代皇陵实行“秘葬制度”的种种讹传，严重干扰了学术界、考古界对元代皇陵葬制的研究与探寻。叶子奇对元代皇陵葬制的说法到底是言出有据，还是杂以道听途说？证之《元史》，叶子奇所谓元代皇陵实行“万马踏平”、“驼母悲鸣寻祭”的说法确为道听途说，元代皇陵实行“秘葬制度”的丧葬方式纯属揣测之言。

元代皇陵挖土成块，下棺依次掩复

《元史》》载：“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亦移居外氈帐房。有不讳，则就殡殓其中。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其帐房亦以赐近臣云。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氈青缘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元代皇陵是开穴起土，所取出之土不但要成形“成块”，而且还要将所取出的土块“依次排列”放置在墓穴外面；待棺材放入陵穴后，就将先前“依次排列”放置在陵穴外面的土块按取出时的原状将陵穴“依次掩覆之”。掩埋陵穴后剩余的土块，则搬运到远离陵穴的地方去（远置他所）。这样，元代皇帝陵寝望如平地。

元代皇陵的以上埋葬形制，为寻找元代皇帝陵寝提供了线索。

元代皇帝陵寝的埋葬形制提示：根据文献记载的皇陵葬制线索，凡有人工土块或异土的地方肯定绝非元代皇帝陵寝所在地。既然如此，若以从帝陵取出的“人工土块或异土”为线索，寻觅元代皇帝陵寝所在地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从皇帝陵寝取出后没有用完的“人工土块”虽然“远置他所”，但“远置他所”之土对所置地方的地貌土质来说则为“人工土块或异土”。某地若发现杂有“人工土块或异土”的特征，则元代皇帝陵寝就有可能存在于“人工土块或异土”的周边地区。

元代皇帝陵寝埋葬形制提示：根据元代皇陵“挖土成块”，下棺“依次掩复”的土质要求，元代皇帝陵寝葬地必须选择在能够挖土“成块”的黏性黄土地带，用宁夏农村俗语说，应是“立土”地带。这样的黏性黄土地带，大多在河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显然，沙漠、沙土、湖滩碱地对蒙元皇帝陵寝是不适宜的。据此，成吉思汗等蒙元皇帝陵寝很有可能埋葬在河套地区的黏性黄土高原地带。

元代皇帝归葬“山陵”

《元史》载：太祖成吉思汗“葬起辇谷”。

太宗窝阔台“葬起辇谷”。

定宗贵由“葬起辇谷”。

宪宗蒙哥。葬不儿罕合勒敦（《史集》）。

世祖忽必烈“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成帝铁穆尔“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武宗海山“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英宗硕德八剌“从葬诸帝陵”。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葬起辇谷”。

明宗和世琜“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文宗图帖睦尔“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宁宗懿璘质班“葬起辇谷，从诸陵”。

元代十四帝，其中十三帝随成吉思汗“葬起辇谷”。只有顺帝妥欢贴睦尔，国亡，“帝因痢疾殂于应昌……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元史》未载顺帝妥欢贴睦尔的葬地。

《元史·武宗纪》载：元武宗海山“葬起辇谷，从诸帝陵”；《元史·伯答沙传》载：元武宗海山崩，伯答沙“护梓宫葬于北”，并为其“守山陵三年。”以上记载证明，元代皇帝埋葬有“山陵”地，其“山陵”地即在“起辇谷”。从成吉思汗“葬起辇谷”起，元代十三帝均“葬起辇谷，从诸帝陵”，这说明元代皇帝陵寝葬均在固定的“山陵”区埋葬。

元代葬俗同中国历代葬俗一样，都有固定的“先茔”，即祖坟墓地。《元史·阔里吉思传》载：阔里吉思死后，“九年，追封高唐忠献王，加赠推忠宣力崇文守正亮节保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驸马都尉，追封赵王。公主忽答的迷失追封齐国长公主，爱牙失里封齐国公主，并加封赵国。子术安幼，诏以弟术忽难袭高唐王。术忽难才识英伟，谨守成业，抚民御众，境内乂安。痛其兄死节，遣使如京师，表请恤典，又请翰林承旨阎复铭诸石。教养术安过于己子，命家臣之谨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秘玩，待术安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术忽难加封赵王，即以让术安。三年，术安袭赵王，尚晋王女阿剌的纳八剌公主。一日，召王傅脱欢、司马阿昔思谓曰：‘先王旅殡卜罗，荒远之地，神灵将何依，吾痛心欲无生，若请于上，得归葬先茔，瞑目无憾矣。’二人言之知枢密院事也里吉尼以闻，帝嗟悼久之，曰：‘术安孝子也。’即赐阿昔思黄金一瓶，得脱欢之子失忽都鲁、王傅术忽难之子阿鲁忽都、断事官也先等一十九人，乘驿以往，复赐从者钞五百贯。淇阳王月赤察兒、丞相脱禾出八都鲁差兵五百人，护其行至殡所，奠告启视，尸体如生，遂得归葬。”阔里吉思死后“旅殡卜罗”，其子术安成人后，才将其“归葬先茔”。蒙元“山陵”“先茔”的存在，说明蒙元皇帝、贵族及平民都有其固定的祖宗陵寝、先茔及墓地，绝非无迹可寻。

据报道，1999年9月至10月，河北省和沽源县文物部门在对俗传的辽代肖太后“梳妆楼”进行考古勘察时，竟发现了一座元代蒙古贵族墓葬。梳妆楼元墓位于河北省沽源县南沟村，是一处元代（1271~1368年）蒙古贵族墓，墓地出土黄、绿琉璃瓦，墓中葬有一男二女。墓主为元世祖忽必烈的驸马阔里吉思，二女身份为公主。“梳妆楼”为一座坐北朝南的全砖建筑，底座平面正方形，穹隆顶似蒙古包墓穴位于楼内中央，平面呈东西长方形，早年曾被盗扰，盗洞内出土铜质押印、石板和琉璃构件。墓穴土圹内东西排列3个长方形砖室，以中室最长最宽，棺椁具全，木棺形制特殊，内部做成人形，盛装一具男性尸骨，椁内随葬有马具、铁剑、箭囊、铅灯等器物，棺内出有精美的鎏金龙纹银带饰。西侧砖室没有木椁，但顶部覆盖扁方木段，木棺完好如新，外捆三道铁箍，内底隔板有7大1小共8个圆孔组成北斗形状，随葬有大定、至大等年号的宋元铜钱多枚，棺下有一小腰坑，内置羊脊椎骨3块，这种情况较为少见，尸骨为女性。东侧木椁无底板，木棺用板拼成，棺内出有金耳环等物，尸骨亦为女性。三个棺内均出土较珍贵的衣物，如具有元代蒙古族服饰特色的质孙服和织金锦等。在西棺衣物上还发现朱书梵文咒语及其他图案。这座古墓的发掘，为研究元代葬俗、礼制、服饰以及建筑水平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元史》载：“诸民间丧葬，以纸为屋室，金银为马，杂彩衣服帷帐者，悉禁之。诸坟墓以砖瓦为屋其上者，禁之。”1246年来到蒙古的罗马教廷使节对元代墓葬也有详细描述：“他们秘密地到空旷地方去，在那里他们把草和地上的一切东西移开，挖一个大坑，在这个坑的边缘，他们挖一个地下墓穴”，放入死者后，“他们把墓穴前面的大坑填平，把草仍然覆盖在上面，恢复原来的样子，因此以后没有人能够发现这个地点。”

蒙元陵墓不起坟头，不立标志，这是“国俗旧礼”，不是秘葬制度。《汉书·匈奴传》载：匈奴“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所以，“不封不树”是漠北匈奴及其后裔的故俗，元代仍然承袭之，并不是元蒙有什么“秘葬制度”。《匈奴傳》还说，“匈奴降者言烏桓尝发先单于冡，匈奴怨之。”匈奴墓葬“不封不树”只是说葬地不起坟头，葬地不立墓葬标志，而不是说“秘葬”无踪。乌桓能盗掘单于墓葬，这就说明单于墓葬有踪迹可寻。《黑鞑事略》所说的“若忒没真（成吉思）汗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这可能指的是成吉思汗先祖的葬地。元代帝王陵寝同历代帝王陵寝一样，都是“禁地”，除官方丧葬礼仪，禁止他人进入。所不同的是，元代帝王陵寝举行丧葬礼仪时，只禁止汉族官员进入。但这并不是说陵寝所在地不让人知道。成吉思汗等元代皇陵之所以现在暂时找不到，不是元代帝王陵寝有什么“秘葬制度”，而是知道元代帝王陵寝所在地的元蒙贵族亡国后远走漠北，其陵寝信息湮没无闻，后人不知道其陵寝所在地而已。(www.xing528.com)

元代皇陵派置守陵使

《元史·伯答沙传》载：“伯答沙幼入宿卫，为宝兒赤。历事成宗、武宗，由光禄少卿擢同知宣徽院事，升银青光禄大夫、宣徽院使，遥授左丞相。武宗崩，护梓宫葬于北，守山陵三年，乃还。”伯答沙为元武宗“守山陵三年”。守陵使在陵寝守陵，陵寝附近必有一整套守陵机构和护陵军队。守陵机构和护陵军队的遗址、遗迹、遗物不会全部灰飞烟灭，总是有迹可寻的。

元代皇陵公开祭祀

《元史》载：元代帝王“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还于群。自天子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氈置撒帐，为取乳室。……又自世祖而下山陵，各有醖都，取马乳以供祀事，号金陵挤马，越五年，尽以与守山陵使者。”元代皇帝“山陵”专门饲养有供祭祀“山陵”使用的挤奶马，挤马奶祭祀“山陵”，称之为“金陵挤马”。元代皇帝“山陵”专门配置有供祭祀“山陵”挤马奶使用的专车，称之为“醖都”，“每醖都，牝马四十。每牝马一，官给刍一束、菽八升。驹一，给刍一束、菽五升。菽贵，则其半以小稻充。”祭祀皇帝“山陵”使用的挤奶马，只用五年，五年过后，全部赐给守山陵使者。元代皇帝“山陵”公开祭祀，说明皇帝陵寝所在地不是秘密，人是知道的，南宋使臣徐霆实地考察成吉思汗陵寝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

元代皇陵防范盗墓

元代为了防止盗发皇帝陵寝，规定了严厉的保卫制度。

《黑鞑事略》载：成吉思汗死后不久，南宋使臣彭大雅考察成吉思汗陵寝后说：“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成吉思）汗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黑鞑事略》中的“以马践蹂，使如平地”属传闻，无据。“其墓无冢”，“逻骑以为卫”应为事实。

罗马教廷使节说：“除了被委派在那里看守墓地的看守人以外，没有一个人敢走近这些墓地。”《史集》记载守卫成吉思汗墓地的是蒙古兀良哈部的一个千户。

《元史·刑法志》载：“诸盗发诸王驸马坟寝者，不分首从，皆处死。看守禁地人，杖一百七，三分家产，一分没官，同看守人杖六十七”。

《元史·刑法志》所说的“禁地”即指元代帝王陵寝所在地。元代以国家法律规定打击盗发帝王陵寝的人，成吉思汗陵寝周边驻扎有巡逻的骑兵，这都说明元代帝王陵寝所在地民间都知道，盗发帝王陵墓的事件也曾发生过。

“起辇谷”在什么地方

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帝国，开闯了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全方位交流的世界大舞台，推动了世界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大局面，是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伟人。对成吉思汗的葬地，历来备受全球关注，中外都在寻觅，但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成吉思汗到底身葬何地？各家所据史料记载不同，所持葬地之说迥异。现将记载成吉思汗葬地的史籍按其作者生卒年代或成书时间先后排列评介如下。

《黑鞑事略》（1237～1240年）载：徐“霆见忒没真（铁木真）之墓，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环绕”。《黑鞑事略》成书于南宋嘉熙年间。南宋派彭大雅、徐霆于成吉思汗逝世后的第五年（1232年）、第八年（1235年）先后出使蒙古，二人将自己在蒙古的见闻各自记录下来，最后由徐霆疏订成书。徐霆说，他考察过的成吉思汗墓地在“泸沟河”之侧；同时，徐霆又声明说：“相传云：忒没真生于此，故死葬此，未知果否？”应该说，这是关于成吉思汗葬地的最早考察记载，可徐霆自己也没有确定他考察的墓地究竟是不是成吉思汗的墓地。但是，后世学者竟将徐霆自己都没有确定的猜测竟作为成吉思汗葬地的认定结论，竟将汉文“泸沟河”按读音翻译为蒙语怯绿连河、怯鲁连河、客鲁连河、陆局河、驴驹河等，并据以认定徐霆说的“泸沟河”（即今外蒙古的克鲁伦河）就是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地。克鲁伦河发源于今蒙古国大肯特山脉东坡，东北流入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呼伦湖，全长2500多里，成吉思汗墓地在克鲁伦河之侧的哪一点呢？

很多专家、学者及考古工作者按照蒙语“怯绿连河（克鲁伦河）”在蒙古国寻找成吉思汗墓地，至今未果。现在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徐霆所说的“泸沟河”是否就是蒙古国的“怯绿连河（克鲁伦河）”？徐霆自己都没有确定的成吉思汗墓地是否就在蒙古国的“怯绿连河（克鲁伦河）”？除非在认定的“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侧发掘出与成吉思汗墓葬有关的文物证据，否则，谁也不能断定他认定的“怯绿连河（克鲁伦河）”就是徐霆所说的“泸沟河”。因为与“泸沟河”同字、同音、近音的山川地名在西夏故土多能找到，如宁夏的“葫芦河”与怯绿连河、克鲁伦河”等也属同音近音。成吉思汗病死时，夏国已亡，金国乞降，西夏国土尽为蒙古所有，是时成吉思汗诸子攻战于远方。以成吉思汗死时的蒙古葬俗推断，此时成吉思汗家族及蒙古贵胄应有祖宗“先茔”，但肯定地说，蒙古尚无埋葬帝王的固定“山陵”。成吉思汗作为蒙古的第一代皇帝，他病殂后，其后继者的第一要事是选择“山陵”宝地安葬成吉思汗真身，而不是一定要将成吉思汗真身拉运到万里之遥的蒙古和林去。此时，蒙古和林远在万里，金国乞降但未亡，安葬成吉思汗真身的地域，当以已占领的西夏故土为首选。所以，徐霆所说的安葬成吉思汗真身的“泸沟河”当在与成吉思汗病殂地点较近的风水宝地。古人选择葬地所讲的山川地脉风水名称，与地理地貌上讲的山川地名不同。翻译、考证所说的“三水发源”的“三水”，不一定是确指外蒙古的“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条河流，更何况徐霆也未确认成吉思汗真身就安葬在“怯绿连河（克鲁伦河）”边。

《史集》载：成吉思汗“葬于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发源之不儿罕合勒敦诸山之一山中”。《史集》是14世纪初拉施特（1247～1317年）用波斯文写成的世界通史，成书于14世纪初。翻译者将成吉思汗葬地的波斯文地名翻译为汉文地名就成了“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不儿罕合勒敦”。从文意看，“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不儿罕合勒敦”都是地名，但不知此地在何处？后世研究者用“斡难、怯绿连、秃刺”的读音比附蒙古、中国的河流名称，就认定了“斡难”水就是斡难河（鄂嫩河），“怯绿连”水就是怯绿连河（克鲁伦河），“秃刺”水就是土兀拉河（土拉河），“不儿罕合勒敦诸山”就是蒙古国肯特山斡山之必儿喀岭。按上述考证地点，成吉思汗葬于三水（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之源的蒙古国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附近肯特山斡山之必儿喀岭。如果从发音翻译比附考证认定成吉思汗真身葬于蒙古国和林附近的肯特山，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将成吉思汗真身运送到蒙古国和林附近的肯特山安葬具不具有现实性？

成吉思汗死于今宁夏海原六盘山。元蒙时期，从今宁夏至和林的道路有西路和北路。

西路从今宁夏海原县向北进入应理县（今宁夏中卫县），从黄河九渡过河进入河西走廊，沿丝绸之路西进，经甘州（今甘肃张掖市）、亦集乃路（今额济纳旗黑城）至和林驿路抵达岭北行中书省和林。西路是自和林经亦集乃路、甘州通往东胜州的军用驿路，叫做纳怜道（小道）。运送成吉思汗棺材的车辆无法走纳怜道（小道），只能走帖里干道（车道）。如果将成吉思汗真体安葬和林，无法走西路，只能走北路。

北路从今宁夏海原向东北进入盐州川（今宁夏盐池县），穿越鄂尔多斯高原，从东胜过黄河至丰州，由丰州西北甸城山谷经净州路，通天山（今大青山），经沙井（今四子王旗大庙古城），通川中（川者指沙漠地带），西北至汪吉河上游（今蒙古国翁金河），此折抵达和林。

从今宁夏海原走和林与从元大都走和林都是至丰州（今内蒙托克托县治）折向北行，穿越大青山，进入漠北地区至和林。从元大都走和林的帖里干道57站。元制五程一站，若以七十里计为一程，五程则为350里，站间距离约为350里，总路程近二万里。从宁夏海原走和林与从元大都走和林的路程大致相当。就以元代“急递铺”（“定制：一昼夜走四百里，邮长治其稽滞者”）速度计算，将成吉思汗的棺材运送到和林的葬地至少也在两个月左右。成吉思汗死于七月份，正值西夏酷热季节。路途如此遥远，怎样才能将成吉思汗真身在不腐烂的前提下运送到和林去！《史集》所说的成吉思汗葬地所在的“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是否就是蒙古国和林附近的三条河流？据（清）景方昶《東北輿地釋略》载，欧阳圭斋《高昌偰氏家传》说：“和林有三水焉：一并城南山东北流，曰：斡耳汗；一经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发西北东流，曰：忽尔班达弥尔。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辇杰河。”元人指述和林，未有如圭斋之明晰者。斡耳汗，今鄂尔浑河也；忽尔班达弥尔，今塔米尔河也；偰辇杰，今色勒格河也。然则，和林在色勒格河以南，明矣！其经和林城西而北流者，正今之哈瑞河也，当为元时和林河。哈瑞河入色勒格河，其合流处，当在和林北三十里。非三水俱合流也。若鄂尔浑合于色勒格，盖在和林东北千余里矣。”实际上，哈瑞河入色勒格河在和林西北500余里。塔米尔河与和林河汇入鄂尔浑河在和林北200余里。欧阳圭斋是元延祐年间进士，他所记载的和林附近的三水在名称、位置、合流方面与《史集》所载成吉思汗葬地的“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情形有别，并不相符。因此，将成吉思汗真身葬地“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发源之不儿罕合勒敦诸山”考证为蒙古国和林附近的河流及山脉是没有历史证据、考古证据、地理证据与实际证据的。

《元史·太祖本纪》载：成吉思汗“葬起辇谷”，《元史》载：元代帝王陵寝俱在“起辇谷”。《元史·太祖本纪》只说成吉思汗“葬起辇谷”，但未说“起辇谷”的地理方位。关于“起辇谷”的地理方位，《史集》说：“蒙哥汗（元宪宗）死于四川攻宋前线后，他的儿子阿速带斡忽勒“亲自带着父亲的灵柩，把他运送到了斡儿朵（漠北的宫帐）。在四处斡儿朵中轮流为他举哀：第一天在元秃黑台哈敦（皇后）的斡儿朵中，第二天在忽台哈敦的斡儿朵中，第三天在这次随同他出征的出卑哈敦的斡儿朵中，第四天则在乞撒哈敦的斡儿朵中。每天将灵柩放到另一个斡儿朵的座上，众人对他放声痛哭哀悼。然后，他们把他葬在被称为也可忽鲁黑的不儿罕合勒敦地方的成吉思汗和拖雷汗的陵寝的旁边”（《史集》第2卷第271页）。

从《史集》记述得知，“起辇谷”即是“不儿罕合勒敦”。《史集》在讲到元宪宗蒙哥的葬地“不儿罕合勒敦”时，说“不儿罕合勒敦”位于被称为“也可忽鲁黑”的地方；《史集》在讲到成吉思汗的葬地“不儿罕合勒敦”时，又说“不儿罕合勒敦”位于“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发源”之地。同是一本《史集》，在讲到成吉思汗、拖雷汗和蒙哥的葬地时，说三个人都是葬于同一地点“不儿罕合勒敦”，但讲到“不儿罕合勒敦”的地理位置时，有时说它位于被称为“也可忽鲁黑”的地方，有时又说它位于“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发源”之地。同是一个“不儿罕合勒敦”，却出现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地理方位。后世研究者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将“怯绿连河”认同为“也可忽鲁黑地方”，并由此导出“也可忽鲁黑地方”就是今克鲁伦河发源地的蒙古国大肯特山。据此，将成吉思汗的葬地“起辇谷”认定在今蒙古国大肯特山。因此，无论是从翻译还是从考证来说，将“起辇谷（“怯绿连河”“也可忽鲁黑地方”“不儿罕合勒敦”、克鲁伦河）”考证到外蒙古的“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发源”之地，显然只是从发音上去比附，并没有使人相信的理由，更没有史料依据与考古证据。如果单从发音上去比附，能将“也可忽鲁黑”比附为“怯绿连河”，也可以将“也可忽鲁黑”音译为“葫芦河”。从成吉思汗进攻西夏陇右、病危、病死和埋葬的有利地理条件看，将成吉思汗葬地音译到“葫芦河”及其周边地区的相关证据及理由远远胜于比附到外蒙古“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发源”之地。

成吉思汗死时西夏已亡，国土尽为蒙古所有。《史集》中的“不儿罕——合勒敦”，《蒙古黄金史纲》写作“不儿罕——哈里敦”，有的著作取掉了“不儿罕”与“合勒敦”中间的一横杠“——”，将“不儿罕——哈里敦”写作了“不儿罕合勒敦”。若将“不儿罕合勒敦”像《史集》《蒙古黄金史纲》中写的“不儿罕——合勒敦”来理解，似曾相识。《史集》中的“不儿罕”，见于《蒙古秘史》：“唐兀惕国主不儿罕一见无法抵挡，只好带着金银器皿九十九，少男少女九十九，骟马良驼九十九，出城觐见成吉思汗”，“待到第三天，成吉思汗下令将不儿罕召来，赐其忠顺之号，并命脱栾将其处死。”由此可知，《蒙古秘史》中的“不儿罕”即指西夏国主、西夏。《史集》中的“合勒敦”见于《元史·太祖本纪》：成吉思汗于蒙古太祖二十二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由此可知，“合勒敦”即“哈老徒”。将“不儿罕”与“合勒敦”联系到一起看，就是将成吉思汗葬于西夏境内合勒敦群山中的一座山中。“合勒敦”“哈老徒”与西夏故地今宁夏海原县境内蒙元时期的历史地名“海喇都”读音相同，从读音上说，“合勒敦（哈老徒）”就是“海喇都”。“海喇都（合勒敦）”的蒙语意思是“前哨、前锋、哨位”，将“不儿罕”与“海喇都（合勒敦）”连接到一起看，就是将成吉思汗葬于西夏境内位于“前哨、前锋、哨位”地方群山中的一座山中。据史籍记载，蒙元时期的“海喇都（合勒敦）”就是今宁夏海原县城西南约五里处的天都寨。天都寨（海喇都、合勒敦）“地方群山中的一座山中”，就是天都寨（海喇都、合勒敦）所在的天都山中的一座山中。这就是说，将成吉思汗葬于西夏境内天都山中的一座山中。将“不儿罕——合勒敦”考证为“西夏境内（不儿罕）”的“海喇都（合勒敦）”，这是以国家宫廷秘藏帝王《实录》为依据的，该考证与蒙元时期史料所记载的成吉思汗北还西夏受降、病危、病殂的时间、路线、地点完全相合，这应是最可靠的原始史料记载。汉文译著《史集》说，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不儿罕——合勒敦”是“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发源”之地。将“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考证到蒙古国和林附近与蒙元时期埋葬成吉思汗真身的冲突太大，难以令人相信。若将“三水”视为成吉思汗葬地附近的三条水流，将“斡难、怯绿连、秃刺”视为非蒙古国和林附近的任意蒙语地名，寻找成吉思汗葬地的范围就会多有线索。比如，在海喇都（合勒敦）所在的西夏（不儿罕）境内，自汉以来就有以三水源流而得名的“三水县”。汉“三水县”治所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乡，县境地处河套南缘的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历来是匈奴、蒙古等游牧民族的衣食沃壤。蒙元以来的豫王城、祭奠成吉思汗的衣冠陵、守护成陵的达尔扈特人，都在这里昭示着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的蛛丝马迹。所以，将拉施特在《史集》中说的成吉思汗葬于“不儿罕——合勒敦”翻译考证为成吉思汗葬于西夏境内（不儿罕）的海喇都（合勒敦）应是一种有根有据的解释。

《马可·波罗游记》（1275～1292年）载：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均葬于阿勒台山之中。从读音上看，《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阿勒台”即《史集》、《元史·太祖本纪》中的“合勒敦（哈老徒）”，亦即今宁夏海原县境内蒙元时期的“海喇都”。依《马可·波罗游记》的说法，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均葬于蒙元时期的“阿勒台（海喇都）”地方的山中，亦即今宁夏海原县城西南约五里处的天都山中。马可·波罗生活于公元1254～1324年。大约在公元1271年11月，马可·波罗跟着他的父亲和叔父从地中海东岸来到中国。从1275至1292年，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一直在元朝供职。据说，他还曾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在东南各省呆了三年。后来还奉命出使南洋，到过越南、爪哇、苏门答腊等地。马可·波罗很快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深受忽必烈器重。他除了在京城大都视事外，还经常奉大汗之命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马可·波罗曾穿行山西、陕西、宁夏、四川等省，足迹遍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马可·波罗说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均葬于“阿勒台（海喇都）山之中”，“阿勒台（海喇都）山即今宁夏海原县城西南约五里处的天都山。这是元朝官员说元朝皇帝的葬地，应是言之有据。从《元史》记载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均葬于“起辇谷”即可证明马可·波罗记述的可靠性。

《蒙古黄金史纲（1627～1634年）》载：成吉思汗的葬地，“其真身，有人讲，葬于不儿罕——哈里敦；有人说，葬于阿尔泰山之阴，肯特山之阳名为大鄂托克的地方”。《蒙古黄金史钢》的“不儿罕——哈里敦”即《史集》的“不儿罕——合勒敦”，“阿尔泰”即《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阿勒台”，“哈里敦（合勒敦、阿勒台、阿尔泰）”与“海喇都”一样，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都是说成吉思汗葬于西夏“海喇都”地方的山中（即天都山）。“大鄂托克”就是蒙语“大营盘”的意思，是指成吉思汗屯营之地。《蒙古秘史》载，西夏末帝李向成吉思汗投降时，向成吉思汗敬献了“行宫及器皿”。据考，李敬献的“行宫”应是天都山下的蒙元海喇都（天都寨）行宫及西安州宫殿。成吉思汗从病危到病殂都驻跸于此，他死后其真身葬于“行宫”所在地区的天都山中。

《蒙古源流》（1662年）载：“乃葬主上金身于阿勒台山阴，肯特山阳，也客斡托克之地方”。也客斡托克即大鄂托克。”《蒙古源流》系明末清初的蒙古史學家薩囊彻辰著。《蒙古源流》说成吉思汗葬于“阿勒台”，与《蒙古黄金史钢》说法一样，成吉思汗葬于“海喇都（天都寨）”所在的天都山中。

《多桑蒙古史》（1934年）载：成吉思汗“葬于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发源之不儿罕合勒敦诸山之一山中”。《多桑蒙古史》系法国学者多桑著，提供了蒙古史的许多珍贵资料。该书说成吉思汗葬于“不儿罕合勒敦诸山之一山中”，与《史集》说法一样，就是说将成吉思汗葬于西夏境内位于“前哨、前锋、哨位（海喇都）”地方的天都山之一山中。

综上评介，《史集》是明确记载成吉思汗葬地的最早原始史料，它记载成吉思汗“葬于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发源之不儿罕——合勒敦诸山之一山中”，其中所载成吉思汗葬地“不儿罕——合勒敦”的地域地名与《蒙古秘史》《元史·太祖本纪》所载成吉思汗病危病殂的地域地名完全一致，且该记载中的“合勒敦”与各名著所载成吉思汗葬地“阿勒台（《马可·波罗游记》）”、“哈里敦、阿尔泰（《蒙古黄金史纲》）”、“阿勒台（《蒙古源流》）”、“合勒敦（《多桑蒙古史》）”完全一致，俱属同音同译或同音异写。上述各家所载的成吉思汗葬地，均与今宁夏海原县城西南约五里处的蒙元地名“海喇都”属同音异写，都在西夏故地。据此，依《史集》记载考证：成吉思汗葬于西夏境内（不儿罕）的海喇都（哈老徒、合勒敦）”山中，亦即葬于今宁夏海原县城西南约五里处的天都山中。

至于《新元史·太祖本纪》等近现代一些关于成吉思汗葬地的著述，如“诸皇子奉梓宫还漠北，至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乃发丧，葬起辇谷。先是，帝道过起辇谷，见一大树，爱之，盘桓树下良久，谓从者日：‘异日必葬我于此’。至是有述前命者，遂葬树下焉。”诸如此类的说法，明显带有后世加工润色、添枝添叶的神话成分，不足为信史。

（本文作者周兴华系原宁夏博物馆馆长；马建兴系中卫市工会主席）

【注释】

[1]本文摘自：周兴华、马建兴著《塞上古史钩沉》，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