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陵为何在鄂尔多斯

成吉思汗陵为何在鄂尔多斯

薄音湖

一

在论及成吉思汗陵为何在鄂尔多斯之前，先谈谈与此问题相关的成吉思去世地点和埋葬地点。

研究成吉思汗的论著可谓数不胜数，不少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关于他的去世具体地点，还没有完全形成一致意见。笔者对此并无深入研究，只是就近年来出现的若干见解略陈管见而已。

关于成吉思汗的去世地点，早期的几种史料都有记载。《元朝秘史》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攻破了朵儿篾该（灵州，今宁夏灵武），杀西夏国主，“至猪儿年（1227年丁亥），成吉思汗崩”^[1]。《史集》说，成吉思汗来到“女真、南家思和唐兀惕地面交界的六盘山地方”，处理了一系列事情后，“猪儿年秋第二月十五日（伊斯兰教历六二四年九月）……离开了（这个）易朽的世界”^[2]。《元史》说，“二十二年（1227年）……闰四月，（成吉思汗）避暑六盘山……六月……帝次清水县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乙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3]。灵州、六盘山、清水县西江被视为具有历史根据的三个地点，而灵州之说因《元史》明载成吉思汗攻打灵州是在1226年，为多数人所不取。这样，六盘山和清水县西江二地，成为人们讨论的重点。

关于成吉思汗逝世于清水县西江的说法，近年主六盘山之说者认为成吉思汗并没有到过远在六盘山以南的金朝清水县西江，成吉思汗“不豫”的地方应是发源于六盘山的清水河流域的西河，可能是《元史》的记载有误。^[4]王颋先生则为解决成吉思汗既在清水县西江“不豫”，又逝世于漠北“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两地相隔甚远的矛盾，认为“清水”当即《元史》中的“清水答兰答八”、“答兰达葩”，《史集》中的“答兰塔班”，其地在今漠北杭爱山畔。他的推测是，成吉思汗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在西夏尚未灭亡时提前返回故乡，结果在途“不豫”，并“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5]这两个新见解，固然体现了作者为解开历史谜团的努力，只是推测的成分过多，史料根据尚嫌不足。关于成吉思汗逝世于六盘山的说法，主要见于近年的成吉思汗论坛及卫拉特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6]他们的主要根据，一是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确在漠北，是成吉思汗也速皇后所掌的第二斡耳朵，成吉思汗最后一次进攻西夏携带着也遂（速）皇后，成吉思汗去世于也遂斡耳朵里，顺理成章的就是去世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之中。二是据清光绪间《海城县志》载，六盘山北麓的今宁夏海原县城宋名天都寨，夏名东牟会，元名海喇都（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期地图在此地也标有“海喇都营”字样，其南不远处还有“西河”），“海喇都”与“哈老徒”同名异译，很可能是元代统治者为纪念成吉思汗逝世而将“哈老徒”易名为“海喇都”，因此海原县城即当年的“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三是从海喇都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可以认定它们就是行宫遗物。除此之外，还有元代丝绸之路绕行海原、海原鞑子坟等相关论述。

应当承认，诸位先生对于成吉思汗逝世于六盘山的论证，下了很大功夫，较为符合逻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对成吉思汗既去世于宁夏境内，又“崩于（漠北）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的解释，尤具新意。相信在此基础上，对成吉思汗去世地点的研究还会有进一步的成果。

依愚见，这里还有需要进一步推敲之处，如以“清水河西河”证“清水县西江”为误，似觉牵强；又如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一般均取日本那珂通世之说，即萨里川哈老徒为第二大斡耳朵，而《元史》明载第二大斡耳朵的首位皇后是忽兰，也速皇后主持的是第三斡耳朵，按那珂的研究，第三斡耳朵在土剌河的黑林地区，因此“成吉思汗去世于也速的斡耳朵里，就是去世于萨里川哈老徒行宫之中”的说法未必“顺理成章”。

至于成吉思汗的葬地，早期的史料都说是在不二罕·合勒敦（今蒙古国肯特山）地区的起辇谷，并且是秘葬。但后人多有葬于其他地方的推测，其地或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或在鄂尔多斯地区，或在六盘山地区，近来还有葬于四川西部的新说。我以为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无法否认关于成吉思汗葬于不二罕·合勒敦起辇谷的大量早期史料记载，没有太大的研究意义。2010年陈得芝先生发表了《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一文，^[7]其中参考了日本白石典之在蒙古国的实地考察成果，对成吉思汗在肯特山地区的墓地与大斡耳朵的位置作了极具功力的具体研究，是这一问题研究的最新高水平成果。

又有一事似应提及，认为成吉思汗应葬于去世之地者，多以成吉思汗去世之时，正值盛夏，遗体运往千里之外的漠北实属不可能为理由。但查《元史》，此种情形并不孤例。蒙元帝王均葬于漠北起辇谷，其中不乏酷热之时逝于南边而归葬北方起辇谷的记载。如元英宗八月逝于南坡（上都西南二十里处），泰定帝七月逝于上都，元明宗八月逝于旺忽都察之地（今河北张北县北），元文宗八月逝于上都，以上去世时间均为夏秋季，去世地点离起辇谷的距离，只比成吉思汗去世的宁夏距起辇谷的距离稍近一些而已。距起辇谷最远的是元宪宗蒙哥去世之地钓鱼城（今重庆合川市境内），他在1259年农历七月病逝于此，其葬所《元史》未载，但《史集》明确说：“把他（蒙哥汗）葬在被称为也可·忽鲁黑（按指大禁地）的不勒罕·合勒敦地方的成吉思汗和拖雷汗（的陵寝）的旁边。”^[8]即葬在起辇谷。这些帝王们的遗体如何在暑天加以保护并被运往数千里之遥的起辇谷，详情已不得而知，但的确都归葬于北方。

二

其次谈谈成吉思汗陵在鄂尔多斯的问题。

成吉思汗去世后，对他的祭祀立即展开，事见大家熟知的拉施特《史集》中的记载：“蒙古有一座名叫不二罕·合勒敦的大山……成吉思汗将那里选做自己的坟葬地，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每个斡耳朵都为死者举哀一天。讣闻传到远近地区上时，后妃、诸王（奔驰）多日从四面八方来到那里哀悼死者。由于某些部落离那里很远，大约过去三个月后，他们还陆续来到那里哀悼死者。”^[9]从一开始，成吉思汗的祭祀就同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密切相关。

祭祀在四大斡耳朵举行，成吉思汗葬地的护卫任务则由兀良哈人承担：“在成吉思汗时，有一个出自这个部落（按指兀良哈惕部落）的异密，名叫兀答赤（audaji），是左翼千夫长。后来他同他的千户一起，受命守护不儿罕·合勒敦地方的成吉思汗的大忽鲁黑（禁地）。”^[10]

拖雷作为成吉思汗的幼子，继承了父亲的大部分家业，所以“当他（成吉思汗）的灵柩被送到帐殿（斡耳朵）中，并一丝不苟地举行了丧仪之后，其他兄弟和宗王们（全部）回到自己的禹儿惕（分地）去了，拖雷汗就在由成吉思汗的京都和大斡耳朵”所组成的根本禹儿惕中住下来，作为拥有无限权力者，登上了（王）位”。^[11]可以认为，对成吉思汗斡耳朵的管理和祭祀是由拖雷负责的。

1229年，“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连河（按即克鲁伦河）曲雕阿兰之地”^[12]，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在此即汗位。曲雕阿兰，《元朝秘史》作“阔迭额·阿剌勒”，是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窝阔台即位后，首先做的事就是祭祀成吉思汗：“当他结束了饮宴和赠赐之后，就下令按照他们的习俗和规矩，为了成吉思汗的英灵散发食物三天。人们从他左右的异密们的氏族和家族中挑选出四十个美女，穿着用黄金和宝石装饰起来的贵重衣服，连同一些骏马，作为牺牲以祭他的灵魂。”^[13]

漠北对成吉思汗的祭祀从不间断。罗马教皇的使臣普兰诺·加宾尼于1245～1247年出使蒙古，曾参加蒙古第三代大汗贵由汗的登基大典，归而著出使报告《蒙古史》，里面记述了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祭祀的情景：“他们并且为第一代皇帝（按指成吉思汗）做了一个偶像，他们把这个偶像放在一辆车子里，这辆车子则放在一座帐幕前面的敬礼偶像的地方，像我们在现今皇帝的宫廷前面看到的那样。他们向这些偶像奉献许多礼品。他们也向这个偶像奉献马匹，这些马没有人敢骑，直到它们死去。他们也向这个偶像奉献其他动物……他们朝南向这个偶像鞠躬，像向神鞠躬一样，而且他们让正在访问他们的其他贵族也这样做。”^[14]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仿汉地之制，在大都建有祭祖的太庙，庙内神主以太祖成吉思汗为主，或七室神主，或八室神主，续有曾列，祭祀时既有汉地礼仪乐舞，亦用国俗旧礼（蒙古任自己的仪式）。《元史》还记载了元代皇帝去世后，所用棺木形制和殓用器物、运往漠北途中的种种仪式、至葬所秘葬的方式等。此外，在上都也有被称之为“洒马奶子”的成吉思汗祭礼活动。^[15]不过，在漠南和内地的成吉思汗祭祀，并不能完全代替漠北的祭祀，漠北的祭祀仍以自己的方式进行。

漠北的祭祀活动曾由忽必烈之孙甘麻剌主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甘麻剌由梁王“改封晋王，移镇北边，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16]对于此事，《史集·鉄穆耳合汗（元成宗）纪》载：“他（成宗）把父亲遗留下来的一整份财产授予了自己的长兄甘麻剌，把他派到境内有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和斡耳朵的哈剌和林去……哈剌和林……以迄于乞儿吉思边境的诸地区和名为不尔汗·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伟大禁地，全由他掌管，并由他守卫着照旧在那里的成吉思汗的诸大斡耳朵。它们在那里共九个：四个大斡耳朵和（另外）五个（斡耳朵）。谁也不许到那里，因为附近有禁地。他制成了他们（已故祖先们）的像；那里经常都在焚香（致祭）。甘麻剌也在那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寺庙。”^[17]

以上就是蒙元时期对成吉思汗祭祀的大体情形，显然漠北的成吉思汗祭祀同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很早就被称作“斡耳朵思（ordos）”，它应该是后世“鄂尔多斯”一词的起源。《元朝秘史》第282节这样记述秘史成书的时间地点：“大忽里台聚会时，于鼠儿年七月，在克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的朵罗安·孛勒答黑处，失勒斤扯克两个月（的）斡耳朵思（ordos）住时写毕了。^[18]阔失额·阿剌勒（又作“曲雕阿兰”等）是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因此人们长期认定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祭祀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

1368年，君临全国的元王朝灭亡后，蒙古人退回草原，仍旧保持着自己的政权，学界称之为北元或明代蒙古。此后很长时间内漠北的成吉思汗祭祀情形史料缺载，直到15世纪才以迁徙不定的方式见于史策。

蒙古瓦剌部的脱欢在1416年登上太师之位，实力强盛，曾欲自立为汗。《蒙古源流》说，他为此来到成吉思汗的宫帐（ordo，斡耳朵），向圣主奉上供物，但出言不逊，结果被挂在宫帐中的成吉思汗金箭筒内的箭射伤^[19]。这个传说反映了成吉思汗斡耳朵及对他祭祀的存在。脱欢自立不成，只好在1433年拥立忽必烈后裔脱脱不花为汗。脱脱不花任自己的弟弟阿葛巴尔济为济农，济农（jinong）是大汗的副手，这一官称目前多认为源于忽必烈之孙甘麻剌的“晋王”之职。当年甘麻剌即以晋王镇守漠北，守护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并主持祭祀，阿葛巴尔济既为济农（晋王），所以人们推测他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继续守护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和主持祭祀。事实证明，此后的济农确实都承担着这样的职责。

满都鲁在1475年即汗位，他封自己的侄孙、著名的达延汗之父巴延蒙克为济农，称孛罗忽济农，按其官职推测，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和祭祀亦应由他掌管。1479年满都忽汗去世后，他的遗孀满都海哈屯决定嫁给年幼的达延汗，为此她在也失哈屯（Esiqatun，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的灵前祈祷，表明这时唆鲁禾帖尼已纳入成吉思汗祭祀之列。^[20]

达延汗在满都海的扶持下即位，当时异姓封建主割据分裂，势力强盛，其中亦卜剌、满都赉阿都勒忽统治的部落名称叫袄儿都司（Ordos，又作“阿儿秃厮”）。此名继蒙元时期的“斡耳朵思”之后再次出现，是因为袄儿都司部内供奉着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八白室（Naiman cayan ger，“八白室”的控制权此时落入异姓封建主之手），此后“八白室”即作为祭祀成吉思汗之所专用名词沿用下来。达延汗任命自己的儿子乌鲁斯博罗特来到八白室圣主神位前举行即济农位的仪式时，亦卜剌等人发动了叛乱，乌鲁斯博罗特被杀。^[21]

达延汗于是征服袄儿都司等蒙古右翼诸部，统一了东蒙古，重建六万户，并在八白室前重新宣布了自己的汗号，接着任命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济农。巴尔斯博罗特的万户仍称袄儿都司（鄂尔多斯），他以济农之位继掌八白室，并统领右翼三万户。从此鄂尔多斯的济农一职世代均由巴尔斯博罗特的直系后裔担任，直至民国。

八白室何时确定在鄂尔多斯地区呢？满都鲁汗和孛罗忽济农曾进入过河套（今鄂尔多斯地区），但在1473年（明成化九年）遭明军偷袭，损失惨重，不得不北渡黄河，“相顾悲戚以去，由是不敢复居河套，其势顿衰”。^[22]此后20余年间，蒙古人不在河套活动，因此我们还不能遽然断定八白室在满都鲁汗时期已入驻鄂尔多斯地区。

达延汗时期，八白室则肯定已入驻河套。前述袄儿都司首领亦卜剌等大约在弘治（1488～1505年）后期进入河套，达延汗约在1509年平定袄儿都司等右翼诸部叛乱时，曾明确说“鄂尔多斯者，乃为汗守御八白室之人”，下令进攻。决战的地点在达兰特哩衮（Dalan teigun）此地应即《大清一统志》、《蒙古游牧记》中的“大蓝土禄”，地在今鄂托克旗达拉图鲁嘎查。^[23]征服右翼之后，达延汗之子巴尔斯博罗特济农统治袄儿都司，该部从此稳固地占据了今鄂尔多斯地区。

八白室的掌管权又回到成吉思汗——忽必烈一系的手中，八白室虽然定于鄂尔多斯地区，但有时也随上层贵族的重要活动而迁移。《阿勒坦汗传》载1538年博迪汗、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巴尔斯博罗特长子）、阿勒坦汗（巴尔斯博罗特次子）组织军队进攻反叛的兀良哈万户，行前在八白室聚会，行军时墨尔根济农的右翼携带着八白室，博迪汗的左翼携带着也失哈屯的灵帐。^[24]不过这可能是特例，一般情况下八白室应该始终在鄂尔多斯之内。

前引《史集》之言，兀良哈人在蒙元时期是成吉思汗在起辇谷的陵寝的守护者。在蒙古人心目中，他们应当永远担负这一职责。达延汗重建六万户并分封自己的子孙时，漠北的兀良哈以他们是“守护圣主金柜的命大缘深的人众”的特殊地位得以成为左翼三万户之一，而且是达延汗唯一没有向那里分封子孙的万户。当阿勒坦汗最后平定了兀良哈的反叛后，对兀良哈首领的处理是，让他们“敬奉守护额真（ejin，主人）之白室（cayan geri）”^[25]，即守护八白室。所不同的是，他们已不再守护漠北的起辇谷，而是来到鄂尔多斯守护成吉思汗斡耳朵。日本和田清曾提出“鄂尔多斯大众的起源或可推测为兀良哈的一支”这样的问题，^[26]甚有见地。我则以为鄂尔多斯守护成陵的达尔哈特人，应当同当年奉阿勒坦汗之命“敬奉守护额真之白室”的兀良哈人有关。

17世纪的蒙古文史书《黄金史纲》和《蒙古源流》都记载了八白室确定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故事，概要是：成吉思汗在出征西夏途中遥望穆纳山（今黄河北乌拉特境内的乌拉山），赞赏这里的风景，表示了希望在此安度晚年的心愿；成吉思汗去世于西夏，运送其灵柩归漠北的车辆深陷于穆纳之地的淖泥中，经过祷告才得以继续前进；在成吉思汗漠北的葬地，修建了八白室以为永久祭祀之所，而在穆纳之地，则留下了成吉思汗的衫子、居住过的房子和一只袜子。

显然这些都是传说故事，所谓“在成吉思汗葬地修建八白室”云云，是把后世才出现的“八白室”代替了当时的成吉思汗斡耳朵，因为蒙元时期并无“八白室”一词。那木吉拉先生撰《成吉思汗“纪念陵”传说考证》一文，引蒙藏数则关于运送佛像途中，因“驼卧不起”、“神像忽觉沉重”、“车轮陷于沙中”而就地选址建庙的故事，认为成吉思汗纪念陵确定在鄂尔多斯的传说是民间故事同一母题群中的一个变化，并不是史实的反映。^[27]他的论述很有道理。(www.xing528.com)

蒙古地方的成吉思汗祭祀从以四大斡耳朵为中心进行算起，至今已近八百年，从八白室确定在鄂尔多斯算起，至今也有五百多年。祭祀圣主的香火长年不衰，是因为蒙古民族对“一代天骄”有着无限的崇拜，在此过程中产生很多传说故事，毫不奇怪。其中关于成吉思汗赞赏鄂尔多斯并在此留下遗物的传说起源甚早，至少已见于16世纪初成书的《黄金史纲》，我以为，对此传说蒙古人深信不疑。可为佐证的是，当明中期蒙古人对明朝由防御转为攻势之后，立即展开对河套地方的争夺，为此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终于得到成功，而明朝为保住河套，从议守黄河到退建榆林边墙，也花费了巨大的代价，终归失败，一些大臣还因此丢掉了性命。^[28]蒙古人一定要入驻河套，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应当是：他们相信圣主对河套——鄂尔多斯的眷恋，祭祀圣主的八白室理所当然地就应该在魅力的鄂尔多斯。

（本文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大学）

【注释】

[1]《元朝秘史》第267～268节，四部丛刊本。明末成书的《黄金史纲》径言成吉思汗“患重病于灵州城”，并区市于此，见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31页。

[2]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均、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0~321页。

[3]《元史》卷1《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

[4]却拉布吉《成吉思汗去世地（哈老徒）考》，见李进兴博客（haiyuanlijinxing/blog）。

[5]王颋：《成吉思汗临崩前行踪与卒地考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6]见李进兴博客：haiyuanlijinxing/blog。

[7]陈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

[8]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均、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1页。

[9]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均、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1~ 323页。

[10]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余大均、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04页。

[11]拉施特《史集》第二卷，余大均、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00页。

[12]《元史》卷2《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

[13]拉施特《史集》第二卷，余大均、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0页。

[14]［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15]以上见《元史》卷77《祭祀六》，中华书局，1976年。

[16]《元史》卷115《显宗传》，中华书局，1976年。

[17]拉施特《史集》第二卷，余大均、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77页。

[18]此段译文和撰写将按陈得芝前引文。

[19]见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5、沈曾植、张尔田笺证本，中华书局，1962年。

[20]关于也失哈屯指唆鲁和帖尼的考证，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8~349页。

[21]以上见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6，沈曾植、张尔田笺证本，中华书局，1962年。

[22]《明宪宗实录》卷121，成化九年冬十月壬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

[23]关于大兰特哩衮位置考证，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4页。

[24]珠荣噶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9~50节。

[25]珠荣噶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0节。

[26]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第502页，东京·东洋文库1959年。

[27]那木吉拉《成吉思汗“纪念陵”传说考证》，文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年第5期。

[28]关于蒙古同明朝争夺河套情况的集中记述，见《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中华书局，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