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葬地和陵园在蒙元文化与海原中的重要地位

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

陈育宁

成吉思汗陵园如今坐落在鄂尔多斯高原伊金霍洛旗境内的甘德尔敖包，它并不如中原汉王朝的帝王园陵一样，是和帝王的葬地在一起的。关于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一直是历史学家们曾经争议并十分感兴趣的问题。本文试对这一问题做一概述。对此问题的探讨，是了解成吉思汗及其以后蒙古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侧面。

一

在几种主要的史籍中，对于成吉思汗之死及其葬地留下了不尽相同的记载。现摘要辑录如下。

1．《蒙古秘史》，成书于成吉思汗死后13年（1240年），其中记载曰：“亥年成吉思合汗升天矣。”^[1]

亥年即丁亥年，为成吉思汗纪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从上文的记叙看，成吉思汗在进兵西夏攻破朵儿蔑该城（今宁夏灵武县境内）之后，死于其时其地。《秘史》成书时仅距成吉思汗死亡13年，是成吉思汗之死见诸历史文献记载中最早的一部。但是这个记载较简单，特别是它没有指明成吉思汗的安葬之地。对于刚刚发生过的这件大事，《秘史》的作者自然不会疏漏，显然是有意回避了。

2．彭大雅著、徐霆疏证《黑鞑事略》，成书于1240年后，其中记道：“霆见忒没真之墓，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环绕。相传云：忒没真生于此，故死葬于此，未知果否。”又记之曰：“其墓无塚，以马践蹂，使平如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三十里），逻骑以为卫。”

彭大雅和徐霆于南宋理宗嘉熙时（1237~1240年）奉使蒙古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回归后合编《黑鞑事略》。所记成吉思汗之葬地，从时间上看，距成吉思汗死后不过十余年，又是实地所见，为汉文史籍中最早的记载。

3．《元史·太祖纪》，成书于明洪武二年（1370年），其记载曰：“……二十二年丁亥，秋七月壬午，不豫，乙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寿六十六。”

这个记载所提供的主要史实是成吉思汗死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葬起辇谷”。

4．《蒙古黄金史纲》，大约成书于17世纪初，其中记载曰：成吉思汗死后，“运往汗山大地，在那里营造了万世的陵寝，作了大宰相们的佑护，成了全体人民奉祀之神，建筑了永世坚固的八白室”。“而其真身，有人讲，葬于不峏罕——哈里敦；有人说，葬在阿尔泰山阴、肯特山之阳名为大鄂托克的地方。”^[2]

《蒙古黄金史纲》是续《蒙古秘史》之后，又早于《蒙古源流》的一部蒙古历史代表作。在这段记载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为了求得“佑护”而“奉祀”成吉思汗，因此建立了“八白室”，即八座白色的帐毡，但其真身，却是葬于另外的地方。

5．萨囊彻辰著《蒙古源流》，成书于1662年，卷四曰：“岁次，年六十六岁之七月十二日，于灵武城升遐矣。”“因不能请出其金身，遂造永安之陵寝，并建天下奉戴之八白室焉，乃葬主上之金身于阿勒台山阴，肯特山阳，也客斡特克之地方。”^[3]

作者萨囊彻辰是鄂尔多斯部济农衮必里克墨尔根的后裔，他的这一特殊地位，使他能够利用当时主要的历史文献以及别人看不到的秘籍和家谱之类，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关于包括成吉思汗葬地在内的历史记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这段记载中，关于建“八白室”以供天下“奉戴”，而真身葬于阿勒台山阴，肯特山阳，也客斡特克之地方，是和《蒙古黄金史纲》相一致的。

在外国史籍中，也保留了一些有价值的记载。

6．《世界征服者史》，作者伊朗的志费尼，是窝阔台到忽必烈同时代的人，他所撰述的史实，很多是从当时社会上采集到的。该书成书大约在13世纪60年代后。书中写道，成吉思汗“在624年剌马赞月4日（1227年8月8日）与世长辞”^[4]，未写葬地，但是却具体的写到了成吉思汗死后一年，各地的王公和亲属纷纷“都聚会于怯绿连河”^[5]的成吉思汗的斡耳朵，举行忽邻勒塔大会，一方面对成吉思汗祭祀，一方面推举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继承汗位。

7．《马克波罗行纪》，成书于1298年，第67章曰：成吉思汗在“进围一名哈喇图（Calatny）要塞之时，漆上中流矢死”^[6]“一切大汗及彼等第一君主一切后裔，皆应葬于一名阿勒台（Altai）之山中。无论君主死于何地，皆须运葬于其中，虽地远在百日程外，亦须运遗骸葬于此山”。^[7]这里所记载的葬地，与以后《蒙古源流》所记基本相同。

8．《史集》，波斯人拉施特丁著，成书于14世纪初。据《多桑蒙古史》引其记载曰：成吉思汗死后，“诸将奉柩归蒙古，不欲汗之死讯为人所知。护柩之士卒在此途中遇人尽杀之。至怯绿连河源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始发丧。……举行丧礼后，葬之于斡难、怯绿连、秃剌三水发源之不儿罕合勒敦诸山之一山中”^[8]。拉施特丁的记述，与志费尼的记述大体一致，并且又作了重要的补充，更加完整。

除以上列举八种主要历史记载之外，还有关于蒙古汗安葬之地严格保密的习俗见于一些记载和传说中。有的说，蒙古诸汗葬后，必驱群马奔行，踏平浮土，以泯其迹，不使人知其葬地。拉施特丁在《史集》中也记载说，葬后周围树木丛生，成为密林，不复猛辨墓在何树之下。还有的说，“葬毕，以万骑蹂之使平，杀骆驼子于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春草既升，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俗祭时，则以所杀骆驼之母为导，视其踯躅悲鸣之处，则知葬所矣”^[9]。

从以上所举史籍的记载可以看出，由于蒙古汗的安葬习俗和保密传统，使葬地确切地点的考察成为十分困难的事。距成吉思汗死亡时间近的文献记载中，只字不提葬地，这说明，保密葬地或见其送葬者必杀的习俗，对人们的威胁还记忆犹新。而在以后成书的各种史籍中，出现了关于葬地的记述，但是这些记述，因为时过境迁，以及由于地名的变化、翻译等原因带来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带有推测、判断和传说的成分，这便引出了以后史学家们的一系列争议。

二

1915年至1917年，国内史学界对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的问题进行了一场很有影响的争论。争论的双方一个是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张相文（字蔚西），张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颇有名气，曾对内蒙古地区考察后写下了《河套与治河之关系》、《长城考》，以及引起争论的《成吉思汗园陵之发现》等文章。另一方是著名的蒙古史学家屠寄（字敬山）屠氏著有《蒙兀儿史记》，对蒙古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双方连篇累牍的争辩文章主要发表在当时中国地学会的刊物《地学杂志》上。

张相文的观点：成吉思汗的葬地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其根据如下。

1．据《元史·太祖纪》“帝崩于萨里川之哈老徒行宫，葬起辇谷”的记载，张氏认为，“萨里川即今纳领河，哈剌图亦译合老徒，乃今哈柳图河，二河相会，由榆林之西入长城，下流号无定河是也”。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伊金霍洛的“忽几尔图沟，殆即所谓起辇谷，译音也放佛近之”^[10]。

2．据《蒙古源流》所记葬地“在阿拉坦山阴哈岱山阳之大谔特克地方”，张氏认为，在忽几儿图沟“其南数十里外，山渐高大，沙色带黄，殆即所谓阿拉坦山，译言金山也。北侧小山突兀，迤逦不绝，殆即所谓的哈岱山，译言山峰也。谔特克与窝尔朵皆一音之转，译言帐房，即覆石匣之大毳幕也”^[11]。

3．根据清理藩院则例，“伊克昭盟境内，有成吉思汗园寝，鄂尔多斯七旗向设有看守园寝承办祭祀之达尔哈特五百户”^[12]。由此可见，成吉思汗陵寝必置于鄂尔多斯。

张相文还以为，成吉思汗死于征西夏之役，地在西夏境内，故葬地“萨里川哈老徒者，当然在西夏境内，可无疑也”^[13]。那么，在萨里川哈老徒有无成吉思汗的行宫呢？张氏据《蒙古秘史》论证认为，成吉思汗征西夏，夫人也遂从行。成吉思汗崩后，将西夏百姓多分于也遂夫人，以供其役属。元诸汗死后，“有继承守宫之法”，所以“西夏境内必有太祖行宫也”^[14]。张氏又指出，从太祖四年（1209年）后，河套就非西夏所有而久隶于蒙古版图，故成吉思汗死后葬于此地，也就是《蒙古源流》中所说的“所卜久安之地”。“久安之地”并不一定就是指成吉思汗发迹之客鲁伦河畔。如成吉思汗死于西夏境内，而葬于初起地之斡难河，“道路辽远，且隔以黄河大漠，（以太祖）扶病之躯，八日如何能至此”^[15]，实为不可能。

屠寄的观点：成吉思汗葬于外蒙古客鲁伦河之西，土拉河之东，肯特山之阳。其根据如下。

1．据《元史·太祖纪》“崩于萨里川之哈老徒行宫，葬起辇谷”记载，屠氏认为：萨里川——即《秘史》中的“撒阿里客额儿”，撒里即萨里，意为黄色；客额儿意为平川，《亲征录》译撒里川。其位在客鲁涟河之西、肯特山之阳、土拉河东。^[16]

哈老徒之行宫——成吉思汗初起时驻营地，即拉施特丁称之为的老营，在客鲁伦河，也即《亲征录》所云：“上起兵自斡难河，迎讨塔塔尔部长蔑古真笑里徒时，我众居哈连徒泽间。”又据《元史·泰定帝纪》云：“即位龙居河，赦诏云，统领成吉思汗皇帝四个大斡耳朵。龙居河即庐朐河异译，四大斡耳朵之第一大斡耳朵即哈老徒行宫。”^[17]

起辇谷——成吉思汗墓地所在，“即今土谢图汗中旗之东库伦”^[18]。

2．据《蒙古源流》“阿剌坦山阴哈岱山之大谔特克”的记载，屠氏认为：

阿剌坦山——阿尔泰山，意金山，位于“土谢图汗中旗肯特山南於克鲁伦河源右岸伏而复起之一盘陀”^[19]。

哈岱山——即肯特山，“绵亘于客鲁伦土拉二河源”^[20]。

“阿勒坦山阴、哈岱山阳，地当客鲁伦河源，西与土拉河北与斡难河二源亦相近。”^[21]谔特克为部落之意，指蒙古本部发祥之地。

3．据拉施特丁《史集》所记，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皆在外蒙之地，其死后同时发丧，则墓必在外蒙古。

屠寄还认为，西夏亡之前，河套诸地并不是张相文所言早如入蒙古版图，实际是在蒙古征西夏的五次战役中，前四次均未入河套地。西夏灭亡前夕成吉思汗死，秘不发丧。西夏刚亡，局势动荡，不可能在西夏境内安葬。另外，从明洪武初由河套内逐出元将王保保后，至明天顺六年（1462年）阿罗出等入套前，90余年中套内无蒙古只骑，榆林边外也无八白室。成化五年（1469年）满都鲁等部入套，八白室也随迁入套内。所谓“八白室”，实际上是鄂尔多斯蒙古人假托的望寄之地，八白室既是祭祀之所在，自然可以“自北移南，随地张设”，“不得因其（弓矢马跻）陈列何地，即认为园寝所在也”^[22]。

从上述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屠张的争辩中可以看出，屠寄之说更具有说服力，他在考证过程中，注意引用那些时间较近、依据较为充分的记载，如，彭大雅、徐霆作为目击者的记述等。而张相文引为佐证的，如清代理藩院则例，张穆曾闻土默特贝子之说，以及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鄂尔多斯见到成吉思汗陵的报道等，均为清代的记载。按一般历史考证方法而言，越是时间靠近的记载和见闻，越是较为可靠。更主要的一点是，屠寄把成吉思汗的葬地问题和蒙古历史的发展过程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特别注意到蒙古汗的葬地和陵园是分离的这一特殊性。而张氏的着眼点则是从现有的陵园出发来进行考察的，这不免失之于片面。

根据蒙古的习俗，汗的安葬之地是极为秘密的。墓地驱马踏平，坟地密林不可辨，送葬途中见路人杀之等，都是为了使葬地保密，使后人无坟塚可寻。这样严格的习俗致使葬地至今也没有发现。但历史记载表明，保密的只是坟塚之地，祭祀的仪式则是公开进行并承袭下来的。“八白室”就是祭祀之地，是陵寝的象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陵园。所以“遗骸”、“遗物”不过是象征寄托之物。葬地与祭祀之地的分离，还是由于游牧民族频繁的流动和迁徙所造成的，特别是由于战争的原因，占据的地盘可得可失，只能将葬地保密起来，才不至于受到破坏。但祭祀的仪式却不能因此而废止，只好通过象征性的陵寝沿袭下来，随部而行。这也是八白室可以流动的原因。由此可以肯定的是，成吉思汗的葬地在漠北，祭祀之地与之分离，以后到了漠南。至于葬地的确切位置，尚有待于新的材料和进一步的考证，更有待于葬地的考古发现。

三

成吉思汗的祭祀之地建于漠南的鄂尔多斯河套地区，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所造成的。15世纪中叶，在北方广阔的地区，蒙古各部的争雄愈演愈烈，瓦剌、鞑靼、兀良哈等部在政治上争夺统一蒙古的霸权，在经济上争夺畜牧业赖以生存的水草地。为了抑制瓦剌部的势力继续向东扩张，也为了占领比漠北更宜于发展畜牧业的地区，鞑靼各部从15世纪60年代起，冲破了明朝的阻扰和封锁，先后入居河套。在入居河套的各部中，就有当时满都鲁为首领的鄂尔多斯部。

鄂尔多斯是斡耳朵（宫帐的意思）演变而来，为宫帐守护着之意。成吉思汗时，有四大斡耳朵，负责守护斡耳朵的甚多。成吉思汗死后，他们又负责守护和供奉“八白室”，其中主要是兀良哈人，这是曾经散处于贝加尔湖一带以狩猎为主的蒙古的一支，《蒙古源流》中称之为“乌梁罕”，“系守主上金柩”^[23]者。《多桑蒙古史》中也记载说，成吉思汗死后，“命兀良哈千人守之，免其军役”^[24]。他们环绕着“八白室”而驻牧，世代相传，子孙繁衍，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作鄂尔多斯的部。

达延汗在推行重新统一蒙古各部的事业中，首先击杀了永谢布部领主亦斯马太师个土默特部领主火筛，然后又对右翼三部进行讨伐，“直追至青海湖，尽收其三万之众。杀鄂尔多斯之满都赉阿忽勒呼于阿津·柴达木之地”^[25]。1510年，达延汗控制了蒙古各部后，重新划分了6个万户，命其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统领右翼3万户的济农。巴尔斯博罗特死后，其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袭济农位，统领鄂尔多斯万户，他就是后来鄂尔多斯封建主的祖先。《蒙古源流》中说：“鄂尔多斯乃守主上八白室”^[26]，达延汗将其征服后，“于主（陵）之八白室前宣告其合汗号也”^[27]。这就说明，鄂尔多斯部奉祀着八白室，在与达延汗的战争中，八白室是随部众而行的。达延汗战胜了鄂尔多斯部封建主满都鲁后，便在八白室前举行了盛典。从此，鄂尔多斯部驻牧于河套地区，并在这里供奉八白室。河套地区也就被称之为鄂尔多斯。

作为成吉思汗陵寝象征的“八白室”，在明代鄂尔多斯部是将其供奉在济农牙帐附近。黄帽派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明万历十一年（1613年），鄂尔多斯部博硕克图济农在黄河南岸建成了规模宏伟的喇嘛庙王爱召，“八白室”就供奉在王爱召附近。清初，鄂尔多斯部归降清朝后，设伊克昭盟，额磷臣济农担任盟长，继续按传统的规定，主持“八白室”的祭祀活动，“八白室”所在的王爱召同时成为全盟各旗扎萨克会盟的地点。额磷臣封的牧地在君王旗，为了祭祀和会盟的方便，额磷臣便把“八白室”迁移到他的牧地内，“八白室”所在地被命名为伊金霍洛，是帝王陵寝的意思。

鸦片战争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先后来到鄂尔多斯地区活动，曾对成吉思汗陵园作过考察和报道。据他们发表的报道说，所见成吉思汗陵园有两座大毡帐，毡帐内有成吉思汗的“银棺”，内藏大汗之“骨烬”，还有金马鞍及其他银制器物。^[28]20世纪30年代藏蒙委员会的实地调查中也说，成吉思汗陵园有相连之二的蒙古包，其中一蒙古包内安放着长方形的“银棺”，还有成吉思汗的“遗物”弓箭、马鞍等。^[29](www.xing528.com)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增兵西进，蒙古族抗日人民为了保护成陵的安全，免遭日本帝国主义和蒙奸的侵害，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等人于1939年6月间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迁移成灵的建议，并商妥抗战成功后，仍移回伊金霍洛。国民党政府接受了这一要求，并公告于世，随即派出移灵委员，和蒙古族抗日人士一起，办理了移灵事宜。1939年六七月期间，成吉思汗“灵柩”由伊金霍洛移到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6月21日，成灵途经延安时，延安各界约一万余人举行了盛大祭奠。次日，延安各界代表和蒙民同胞，列队欢送“灵柩”南下移往甘肃。^[30]1949年夏，当人民解放军直逼马步芳所盘踞的甘肃、迫近成灵所在地的榆中县时，马步芳于8月13日从榆中县败退逃窜，悍然将存放于该县城北兴隆山东山大佛殿的成吉思汗“灵柩”及遗像、梳妆镜等物盗劫到他的老巢青海，运至塔尔寺。^[31]

解放后，伊盟蒙古族人民向人民政府提出迁回成灵的请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时决定，将成灵移回伊金霍洛。1954年3月由内蒙古人民政府组成的迎成灵代表团前往青海，在塔尔寺举行了起成灵大祭。4月23日，成灵移回伊金霍洛后举行了隆重的大祭。人民政府又拨巨款修建新陵园。1956年6月，一座具有独特蒙古风格的宏伟壮观的新陵园落成。1962年5月，纪念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周年的时候，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祭典活动。现在，成陵被修葺一新。1982年3月12日，国务院批准成陵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

成吉思汗死后，其子孙后代一直保持着每年举行隆重祭祀活动的传统。最早的祭典是在窝阔台继位时举行的。成吉思汗死后的第二年（1228年），窝阔台继汗位后，“遵照‘余背实以一种信仰以供奉吾人之父祖’的风俗，他下令为成吉思汗在天之灵连续准备三天的祭品；……挑选出四十名出身于异密和那颜家族的女儿，用珠玉、首饰、美袍打扮，穿上贵重衣服，与良马一道，被打发去陪伴成吉思汗之灵”^[32]。

到了后来，祭祀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那种落后原始的美女殉葬的形式逐渐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对“八白室”的祭祀。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在大都太庙建立“八白室”祭祀制度的继续。^[33]

鄂尔多斯部进入河套以前，在蒙古高原上对成吉思汗的祭祀活动一直世代进行着。这种祭祀活动连同重要的仪典都是在“八白室”前举行。“八白室”随同鄂尔多斯部进入河套地区后，这种祭祀活动仍然继续下来，并且逐渐形成了更加完整的祭祀仪式和制度。

在鄂尔多斯部内，专司管理成吉思汗陵园和祭祀事宜的人们被称为达尔哈特（意为自由者，即免除赋税徭役）。成吉思汗死后，曾指定500户为达尔哈特，世代相传。到了清代，这项规定仍然继续下来。达尔哈特不属于各旗，自成一个系统，直接由济农管辖。达尔哈特内分大小两个部分，大达尔哈特管理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园，小达尔哈特管理“苏鲁锭”霍洛（苏鲁锭意为长矛，象征成吉思汗战功的“遗物”）。达尔哈特有很特殊的地方，他们不担任官职，不服徭役，不纳赋税。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变迁，特别是清末伊盟地区放垦后，原来受到保护的达尔哈特在君王其境内的牧地也多为被仗放，致使达尔哈特民户生活发生困难，逐渐分散到伊盟各旗，其数量也大为减少。

达尔哈特内有严密的组织系统，除由济农管辖外，设正副“达尔古”各一员，负责统率达尔哈特。“达尔古”之下又设“大达玛勒”六人，每人“大达玛勒”之下辖三“小达玛勒”，每一“小达玛勒”管理一“格西克”，即由七八户至三四十户不等组成的达尔哈特的民户。“达尔古”和“大小达玛勒”都是由济农挑选达尔哈特中有资望能力者任命之，平日办理调查所属户口，分配轮流守陵人员，筹备大祭祀事宜等。达尔哈特中还有专司祭祀事宜的职员八人，称“雅门图勒”。此八人有严格的分工，各自承担祭祀仪式中的一项工作，为世袭制之职。

成陵的祭典活动在一年之中春夏秋冬四季各一次，称季祭。其中3月21日的春季祭典最为隆重，也称查干苏日克祭典仪式。春祭由济农亲自主祭，各旗札萨克均参加，祭礼极重。成吉思汗之银棺及其他遗物均陈列出来供瞻仰。各地蒙汉群众纷纷赶来参加，同时进行贸易交换。除季祭外，还有年祭和月祭，但规模和祭礼都要比季祭小得多，济农和各旗札萨克一般只派代表参加。

现在，每年春季在成吉思汗陵园都要举行热烈而隆重的季祭，许多有意义的祭祀仪式保留下来并有了新的发展。蒙汉各族人民通过民族民间形式的成陵祭祀活动，纪念着为蒙古族的统一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军事家和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屹立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称为各族人民对成吉思汗纪念的象征。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作者系宁夏大学原校长）

【注释】

[1]《蒙古秘史》，道润梯步校译本，第355页。

[2]朱风、贾敬颜合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油印本，第38页。

[3]萨囊彻辰：《蒙古源流》，道润梯步校译本，第182页，第185页。

[4]志费尼：《世界征服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上册，第214页。

[5]志费尼：《世界征服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上册，第215页。

[6]《马克波罗行纪》，冯承钧译，第235页。

[7]《马克波罗行纪》，冯承钧译，第237页。

[8]见《多桑蒙古史》，第一卷，冯承钧译，第153页。

[9]陶宗仪：《辍耕录》，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句逗本，1980年版。

[10]张相文：《成吉思汗陵寝之发见》，载《地学杂志》第6年第15期。

[11]张相文：《成吉思汗陵寝之发见》，载《地学杂志》第6年15期。

[12]张相文：《成吉思汗陵寝之发见》，载《地学杂6。

[13]张相文：《再答屠敬山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载《地学杂志》第8年第8、9期。

[14]张相文：《再答屠敬山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载《地学杂志》第88。

[15]张相文：《成吉思汗陵寝之旁证》，载《地学杂志》第8年第10期。

[16]屠寄：《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载《地学杂志》第7年第76期。

[17]屠寄：《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载《地学杂志》第7年第76期。

[18]屠寄：《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载《地学杂志》第7年第11期。

[19]屠寄：《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载《地学杂志》第7年第76期。

[20]屠寄：《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载《地学杂志》第7年第76期。

[21]屠寄：《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载《地学杂志》第7年76。

[22]屠寄：《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载《地学杂志》第7年11期。

[23]撒囊彻辰：《蒙古源流》，道润梯步校译本，第314页。参见珠荣嘎《达延汗西征命令新译》，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24]《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卷第153页。

[25]撒囊彻辰：《蒙古源流》，道润梯步校译本，第315页。

[26]撒囊彻辰：《蒙古源流》，道润梯步校译本，第314页。

[27]撒囊彻辰：《蒙古源流》，道润梯步校译本，第315。

[28]见卓宏谋：《蒙古鉴》第2卷，第60～61页。

[29]见《致祭成吉思汗陵寝之概况》，载《蒙藏月报》6卷5期，民国26年2月28日出版。

[30]见《新中华报》1939年6月27日第3版。

[31]见《人民日报》1949年9月4日第1版。

[32]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册，第215页。

[33]见《元史·世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