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产阶层与新形象的文化传统

一、“中产阶层”与上海的“新形象”

1990年代之后，伴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国企的股份制改革，上海进入了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上海”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符号，它巨大而飞速膨胀的城市体积，可以与香港等国际大都市相媲美的天际线，凌驾于其他城市之上的GDP，入驻最多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这一切，使得“上海”无疑成为“中国”这个正在冉冉升起的“大国”的最好代言人。

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更有政治文化优势的北京，或者更有锐气和活力的广州，能够成就这一切？当然其中会谈论到各种各样的因素，诸如上海优越的区位、城市商业传统等等，但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常常会被归结为，上海拥有经济高速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这种人力资源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白领”；而正规的称谓应该是“中产阶层”。也就是说，在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会认为，正是因为上海具备其他中国城市所匮乏的“中产阶层”优势，拥有所谓最好的城市软实力，上海的崛起才成为可能。

那么，上海蒸蒸日上的光鲜形象真的是建立在这样与众不同的“中产阶层”身上的吗？带着这样的追问，“中产阶层”在1990年代之后的“上海”形象塑造中所发挥的作用，就进入了我们的考察视野。尽管，“中产阶层”的命名聚讼纷纭^[1]（还有“中间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群体”、“新中间阶层”等指称），到今天学界还没有取得共识，但是“中产阶层”在生活方式、消费形态、价值追求等方面对当代上海乃至全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却已经进入了学界讨论的范围。

何谓“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何为？对于当今的学界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在经历了1949年之后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洗礼、整个社会阶层的打破与重组之后，“中产阶层”、“小资产阶层”、“小市民”等等称谓连同其特定的阶层所至，事实上在已经30年左右的共和国历史中消失了。因此，当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运动促成了对既有的社会结构的调整，逐渐从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私营业主、海归人士等群落中生长出一个家境殷实、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并且体面职业的新的社会阶层的时候，^[2]这个阶层是否就是共和国历史中被压抑掉的“小资产阶层”，抑或可以用西方式的“中产阶层”概念加以涵盖，就成为学界在把握中国当代社会时需要处理的问题之一。有学者参照了国外的“中产阶层”的概念，再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后，然后指出：“‘新中间阶层’概念表述的是在工业化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地位分配系统上，分布于竞争性较强、市场回报较高、具有特定社会影响力的一些不同职业群体，他们在职业收入、权力、声望、教育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中等水平的地位状态的，一个异质性的地位群体集合概念。”^[3]按照这样的概念，职业、收入、教育等要素构成了评判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标准。由此出发，尽管在政治意识、消费形态、社会影响等方面，中国的“中产阶层”与欧美的“中产阶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但是，无可否认，建立在中等收入基础上的有着良好的教育与职业的人群，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确实已经出现了。根据李培林、周晓虹等在全国范围内所作的具体调查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样的“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在4％-5％之间；在城市，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大约在10％左右；在大城市，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大约在12％-15％之间。^[4]由此推算，在全国13亿人口中，“中产阶层”的人数总量并不是太大，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占到80％相比，差距较为明显。而这种差距，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尽管已经较高，但由于城市化水平（44％）不够、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所占比例偏低、城乡差距较为明显等因素，^[5]因此“中产阶层”在中国整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太高。

耐人寻味的是，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课题组的全国抽样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有46.8％的被调查者主观认同为“中产”，远远高于研究得出的比例；^[6]更有意思的是，农民工群体中，也有近42％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7]有关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研究因此出现了需要进一步深究的困惑：对“中产阶层”的认定是否更多只是建立在收入、职业、教育等实然性的因素上，个人的主观感受和认同是否也应该考虑；如果考虑后者的话，那么怎么来看待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

应该说，尽管社会学家们在抽样调查的时候会存在一些误差，但是，当“中产阶层”的具体构成人群在客观认定与主观指认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距离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意识到，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中产阶层”是否存在、其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样的问题局限在实然的中产阶层内部来进行考量，事实上，“中产阶层”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已经超出了这一群体本身，而正在逐渐地向其他阶层蔓延；在对“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消费形态、价值追求等的崇敬、向往甚至是不自觉地认同中，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正在发生某种值得注意的变化。

而这一点在1990年代之后的上海表现得格外明显。一方面，按照有关数据统计，上海的“中产阶层”人群尽管较之于全国有一定的提升（30％左右），^[8]但数量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仍然有较大距离，因而，这一人群尽管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正在产生影响，但这一影响显然还不足以构成一个“新上海”。然而，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却又能深切地感受到，“中产阶层”的影响似乎又如水银泻地般无处不在，无往而不利，以至于连底层的农民工也会自觉认同，王晓明对此有很生动的描绘：

从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中，从电视节目、报纸和“白领”杂志的彩色画页上，那个西装革履的胖胖的“成功人士”，微笑着向社会招手，向青年人描绘通向“成功”的人生捷径：名牌中学、工商管理的学位、外资公司的“白领”职位、总经理……至少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他的号召获得热烈的响应，连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能明确地告诉你：“长大要当总经理！”^[9]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领悟到，尽管“中产阶层”是否存在、到底有多大数量或许是存疑的，但是1990年代以后大众媒介、新的意识形态等之于“中产阶层”文化的巨大煽动力，使得对于“中产阶层”的想象已经足够构成一种空前的蛊惑力，而“中产阶层”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或者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对“中产阶层”的认同而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具象化的“中产阶层”，形塑了我们今天对于“中产阶层”的巨大向往和追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们着手分析今天的“中产阶层”的时候，“中产阶层”文化无疑成为特别需要关注的领域：它是有哪些成分构成的，它是如何运作的，它为何有这样大的蛊惑力居然会成为我们今天社会的核心追求所在？(www.xing528.com)

如果要分析这种蛊惑力的具体指标的话，文学领域显然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从素素的小女人散文，程乃珊、陈丹燕的上海“风花雪月”的故事，王安忆的《长恨歌》、《文革轶事》、《香港的情和爱》等，一直到当下风靡一时的安妮宝贝的“小资”情调，我们大概已经可以把握住中产阶层文化的基本脉络。

作为当代上海叙事的代表性作家，王安忆对于这种上海“中产阶层”文化有着清晰地认识：“这种人生观是谈不上有什么理想的，所以它不是高尚的人生观。可它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不虚无。它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事情做，没有目标，却有着计划。眼睛只看那些看得见的，握不着的不去想，握得着的就是盈盈一八。它是实惠，过的是小日子，可是许多大世界，倒是它们聚沙成塔地垒起来的，比如上海这城市。”^[10]在她的阐释中，上海的中产阶层或许可以指向为上海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小市民”，在他们的人生中，实惠的日常生活应该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尽管从表面上看王安忆对此评价不高，认为它不够“高尚”，但是她充分的承认了这种实惠的日常生活是众多“大世界”不可或缺的基石，从这一点看，又可以看到，王安忆这些上海“中产阶层”文化的书写者们其实还是很首肯“中产阶层”们踏踏实实的人生观在社会发展、历史行进中的作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安忆们的作品尽管会穿梭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而留下各种形态的历史记忆，但是如果要追溯这种历史记忆的内在肌理，我们还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中产阶层”的这种曾相识的人生观似自始至终的贯穿着。可以以《长恨歌》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作为一部自觉的史诗性的作品，《长恨歌》的叙述时间从1940年代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其中触及到了解放战争、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文革直至改革开放，在大开大阖的历史大变动中，像王琦瑶这样的弄堂女子似乎都能置身事外，一路从容走来，仍然系心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仍然向往拥有可体的衣服、合心的饮食以及热闹的麻将桌。间或有烦恼或惆怅，亦不过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可以牵挂的。在这样的人生中，个人的实惠生活的意义被极度放大，而时代风云等等沦为渐行渐远的一抹背影，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对立/疏离的关系，而个人以日常生活为途径的人生追求，构成了一种理直气壮的逃脱，一种因为退到了人生的底线而拥有的合法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中产阶层的世界中，时局的跌宕起伏与个人的现世安稳仿佛可以构成一种极具张力的效果；而其中的个人，正如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所感慨的，似乎可以“一手挽留住了时代的巨轮”。在这样的对中产阶层的定位中，我们不难发现，上海的“中产阶层”文化的底子是建立在对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追求上的，而这种追求因为有了与变动的大历史之间的悖论性关系，而变得合情合理。

尽管如此，对于王安忆们来说，底子只是底子，“中产阶层”文化还需要另外的东西来加以修饰，才能将其蛊惑力发扬光大。这种修饰性的东西，在王安忆这里称为“面子”，有关底子（或者成为里子）与面子之间的关系，王安忆借《长恨歌》中的严师母之口说得很是透彻：

吃是做人的里子，虽也是重要，却不是像面子那样，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半，让人信服和器重的，当然，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可是，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11]

尽管我们通常会把“吃”和“穿”都归结在物质生活追求中，但是，在严师母这里，“吃”和“穿”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因为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生意义追求，“吃”是对内的，满足的是中产阶层自我的生存，表达的是他们那种不动声色的生活质量；而“穿”则是对外的宣言，是人的体面，是获取他人的认可与认同的重要途径。将这样的“吃”和“穿”结合在一起，中产阶层文化内外的两个维度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中产阶层作为一个阶层，其对于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身体的需要，同时，也具有一种标识自我的功能。如果说前者更多停留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的话，那么，后者指示出了中产阶层在消费过程中的精神寄寓。在“穿”的功能定位上，王安忆与米尔斯（C.Wright Milis）可谓殊途同归：“白领人士对声望的要求，一如他们的名称所体现的那样，是通过其外表的风格体现的……时装的标准化和批量生产已经消除了许多直到20世纪还举足轻重的服饰差异，但它没能消灭白领和雇佣劳动者的区别。”^[12]米尔斯还进一步指出：“雇佣劳动者和白领人士的服饰开支揭示出这种差别，而这尤以女性最为突出。”^[13]尽管中国当代的“中产阶层”与美国的白领阶层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前者不能简单的比附后者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在如何建构体面（或者如米尔斯所说的“声望”上），两者之间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这就是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的语境中，“穿”是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性质的，而“穿”的这种意识形态属性，对于认同途径/资源相对来说较为单一——特别是居家的中产阶层女性来说，恐怕是更为强调的。这也就是在当代的上海小说中，作者们在展现“中产阶层”内心的渴望的时候，更会关注处在家庭中的诸如严师母、王琦瑶等中产阶层女性的服饰的缘由吧。

除了上述中产阶层文化的修饰物外，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指标，就是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安妮宝贝在《告别薇安》等作品中着力渲染的中产阶层的“闲暇”/“品位”。在《上海的金枝玉叶》中，陈丹燕欣赏的是著名的永安公司郭四小姐历经乱世而不变的优雅品位。在1962年，在受迫害需要天天打扫厕所的岁月中，她依然能忙里偷闲，在铁丝上为自己烘烤出金黄的面包片。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面包片在这里不仅仅代表着食物，而是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以下午茶的名义保留着的悠闲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当戴西历经沧桑还能因陋就简地烤食面包片的时候，应该说，这其中不只是一种对于往昔优越的中产阶层生活的缅怀，而是重新诠释“悠闲”的内涵了，“悠闲”在这种情形中不再代表了中产阶层家庭主妇的无所事事，而是指向了“尊严”、“个人”这样层面；而压制、剥夺“悠闲”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则很容易的被指斥为是一个非人的时代。由此，在陈丹燕的小说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悠闲”对于打造中产阶层文化品位的重要性。

并不仅仅是在1960年代，同样在1990年代，“悠闲”的重要性被搁置在相当醒目的位置上。在《告别薇安》、《七年》等一系列的小说中，安妮宝贝的视线始终在追逐一个敏感而孤独的城市女性，她或者是“薇安”，或者是“蓝”，名字并不重要，但是，她们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这个女孩喜欢喝冰水。喜欢的装束是白棉布裙子，光脚穿球鞋。头发很长。有漆黑明亮的眼睛。不化妆。12岁的时候暗恋她班上的英俊男生。高中时最喜欢的男人是海明威”；^[14]她们执拗，单纯，敢爱敢恨，剑走偏锋，常常可以为心仪的男性出走或自杀；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主人公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稳定的工作，无论是在职业生涯还是个人生活，她们都处在一种流浪状态中。由此，被称为“波波族”（波希米亚加上波尔乔亚）的薇安们对于高品位的生活质量的追求与她们的流浪状态就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也使得我们对于上海的“中产阶层”文化中“悠闲”的部分的考察，拥有了新的有意思的视野。或者仍然可以引进米尔斯的美国中产阶层理论作为参照。在分析美国的新中产阶层的时候，他曾经特别以“工作”为切入口，考察了其与老式中产阶层的差别——如果说，老式中产阶层还拥有完整的工作伦理的话，那么新中产阶层所面临的是工作的异化，已经丧失了工作的愉悦感，“悠闲”由此获得了新的意义：“工作的必要性及其异化使其变得枯燥乏味，越是枯燥乏味，就越需要在现代闲暇所赋予的欢乐和梦幻模式中找到解脱。闲暇包含了梦想并实际追逐着的所有美好事物和目标。”^[15]

在米尔斯看来，新中产阶层对于工作实际上都有一种背叛的心理，而大规模的消闲活动的出现，很好的缓冲新中产阶层对于工作的厌倦情绪。因此，“悠闲”对于现代城市的人们来说，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正当性。如果站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那么，薇安们的那种看似矛盾的生活状态也就有了可以言说的理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薇安们展现了一种较为边缘同时却又具有某种前卫性质的中产阶层的追求。在这种追求中，能够体现其中产阶层特质的，不只是体面的工作、良好的教育与丰裕的收入这些物质性的指标，文化上的对于主流社会的叛逆，已经成为一种更为时尚的中产阶层的标签。当然，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主流社会”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它可以指官方的意识形态掌控的那一部分，也可以指人数最为庞大的底层社会，也正因为此，薇安们背后所宣扬的文化，恐怕并不能简单的称之为对中产阶层文化的一种叛逆，从其依傍的资源（个人主义）、采取的路径（悠闲/流浪）等来看，它仍然只是中产阶层文化的一个变体，尽管，它拥有让人觉得新鲜的形态。

从“吃”、“穿”到“悠闲”，在文学文本中，作家们提供了一整套关于中产阶层生存状态的想象。这些想象包含着对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追求，也覆盖着诸如体面、品位等精神价值，甚至还勾连出了对日常闲暇时间的令人兴奋的规划，因此对于处在物质与精神双重饥渴中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人来说，当然就具有无限的魅力。“成为中产阶层”而不是“中产阶层”本身由此就具有了巨大的召唤力。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或者可以说，是当代的“中产阶层”文化的强大驱动力而不是形迹可疑的“中产阶层”塑造了“新上海”的奇迹。那么，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尽管“中产阶层”在上海社会中尚不可能成为主流，但不得不承认，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产阶层”文化却正在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