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反抗

三、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反抗”

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各种生活条件的变化，人们的生活风格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生活风格的多元性特征正在消失，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走向统一，生活风格出现了职员化的趋势。可是另外一面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60]

一方面，生活风格在日常生活中的竞争从来没有消失。解放后，南下干部按照城市的传统方式融入了市民的汪洋大海，成为市民中的新成员，新老市民之间的生活风格的关系是复杂暧昧的。王安忆写于1989年的小说《好婆与李同志》精彩地分析了这一过程：^[61]

楼上的好婆是一位私家花园看门人的遗孀，她的新邻居是来自山东、身穿列宁装的美女李同志。当好婆看到这个外地人家里竟然没有换洗的被单、用水拖洗打蜡地板，吃的是没有心的“实心馒头”时，受挫的自尊心的到了补偿的满足。李同志终于逐渐接受了那些来自好婆的陌生理论：应当储蓄，购置一些家俱，女同志还是穿旗袍好看，等等。领悟了好婆家里精致实惠的日常生活的好处。李同志后来成为歌剧院的名演员，穿戴的十分洋气漂亮，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忘记了过去的苦日子，再想想共产主义就是要使人生活得越来越美好，心里就坦然了。好婆则在感慨，“上海将人变得多么厉害呀”的同时，感叹自己却变得像个局外人了。然而，她还是发现摩登的李同志脚上玻璃丝袜后跟的缝没有对齐，歪到一边去了，而“噗哧笑出声来”。

这个描述虽然只是小说，可是生活风格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竞争一刻也没有消失过。服饰则是体现上海人之所以为上海人的最直观的说明，当上海姑娘穿上吃咸菜泡饭省下钱所购置的衣服，走出暗淡拥挤的陋室，在淮海路和南京路上谈笑顾盼或故作矜持，引来路人注目之际，就是她们自我实现之时。她们十分默契地维护每一个上海姑娘所能意会的共同审美经验和审美追求：讲究面料质地和做工，兼顾实惠和美观，既不火爆也不媚俗，它的化境是在烘托制造淑女风范的雅致和略有不同的个性。1953年，一位由北京抵沪的干部惊讶地发现，街头行人的穿着，跟解放前相比似乎没什么变化，列宁装、中山装在这里并不风行。中青年妇女，一律是圆高领旗袍，有的浅驼色花呢旗袍，外罩一件男式羊毛衫当外衣，十分潇洒。不少人穿大方口鹿皮绣花鞋，或平头浅帮皮鞋……“我一路欣赏上海人的衣着打扮，一面感到自己这件银灰色卡叽制服太寒酸了”。

在公私合营之后，人民装和中山装终于覆盖了上海，西装和旗袍——后来它被夸张为资本家及其太太的特定服装——推出了城市。然而，上海人并不是不加选择的。一方面，他们在官方服装之外，不断地开拓少加变化的新的服装样式，不仅在女式外衣、毛衣上花样翻新，最重要的是，是在单一的男性服装中发展了两用衫和茄克衫这种外衣样式。这种服装上中立路线恰当地传达出了上海人的属性：它没有人民装、军装那么强的政治色彩，也没有西装所包含的某种危险的西化色彩，而且舒适、方便，有充分出新的余地。它一直是上海男装的基本样式。

另一方面，上海对标准化、统一化的生活风格的接受是有限度的。比如，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风靡全国的军装从来没有征服上海，它始终只是集中在徐汇区的少数干部子弟借以表明身份的符号。“文革”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展开，是所谓“移风易俗”、“破四旧”、“立四新”。它所要占领的正是市民据守的最后阵地：私人生活空间。由此，服装、发式、皮鞋、衣帽均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对生活美的追求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至少也是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讲究衣着仪表、卖相派头的上海的绅士淑女，顿为“流氓阿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上海人的储蓄率始终是全国最高的。1957年的统计，全市存款余额已达五亿零一百多万元。比1949年底增加了23倍半。上海工人是银行的重要储户。工人居住区曹杨新村6500户，平均每户在银行存款达73元。^[62]另一个可以统计的数据是文革开始时候抄家造成的财产损失。1966年8月、9月，红卫兵“破四旧”和全面抄家期间，上海市被查抄共15万户，共抄去黄金65万两，金银首饰45万公斤，美元334万元，其他外币330万元，银元240万枚，现金、存单、债券等3.7亿元，珠宝玉器15万公斤，此外还有大量各种物品。这说明在前17年中，上海民间仍然藏着丰裕的财富。

另外，在当时也存在干私活“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现象。上海机床厂青年工人黄荣宝在地下工厂干活受到揭发批判，“黄荣宝先偷厂里的工具，拉厂里的工人去做私活；进一步他又偷盖公章，虚开发票，进行了一百多元的中间剥削；到后来他甚至想买机器当地下工厂的老板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教育，黄荣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痛哭流涕地说：“我错了，我辜负了国家的培养。我不和过去的生活比，也不和今天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比，我却和资产阶级享乐腐化的生活比。虽然我的工资收入很多、生活已经过得很好了，但是我还是感到不满足。这一年多来，我买了新手表、收音机、皮鞋、哔叽中山装、花呢中山装等等以后，我甚至还打算租一间宽敞的房子，添购家具。所以我就感到钱不够用了，就动脑筋去搞地下工厂了，对厂里的生产也就没有劲了。现在我认识到这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我深深受到良心的责备，我愿意回到大家的怀抱里来，重新做个好工人。”^[63]

黄荣宝并不是孤例，根据1958年上海市自发工业户的全面清查工作处理结果，“近八千户责令老实经营；有五千多户已被取缔或自动停业。这五千户中有的是在职人员及其家属开设的，有的是产品不为市场所需要的，也有的是严重违法户”。“对准予继续经营的自发工业户，规定必须使用统一发票，并通过税收限制他们的利润。这些继续经营的自发工业户，主要生产国营或公私合营企业不生产或生产不足的日用小商品。”^[64]

在居委会里，居民对于粮食供应和劳动就业两大问题“认识很不足”，因此引发了种种辩论。1958年的一个报道称，“在辩论粮食定量问题时，对自私忘公的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以后，居民们才感到，里弄居民浪费粮食、影响工农团结、危害国家利益的现象，必须迅速纠正。在劳动就业问题上居民们辩论得相当热烈。帮助有些人克服了轻视家务劳动、嫌工资低不愿就业等错误思想。数千个长期在上海待机就业和没有固定职业的临时户口，在大多数居民说服教育下，心情舒畅地回乡生产”。^[65]

在1954年产品由国营商业部门加工包销和统一用料、统一规格以后取消了70多种名牌商品，在消费者的反对之中，从1958年开始恢复各厂专用商标。“一度通称为‘中百牌’的上海各种绒线，1月份起，首先恢复供应皇后牌、地球牌、白马牌、小囡牌等七种。人们熟悉的鹅牌、菊花牌、三枪牌、僧帽牌等十一种名牌汗衫，现在已经生产出来，今年夏天恢复供应。制袜工业部门决定先恢复白猫、小千金、翠马、金箭等五十多种专用牌号。”消费者的理由是，“（取消商标）对商业部门安排生产、分配货源虽然便利了，消费者却因此买不到自己熟悉喜爱的商品，感觉不便。工厂也因无专用商标，不再关心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些老名牌货，在统一商标，统一用料和规格以后，逐渐丧失了原有产品的特长”。^[66]

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指出，现代性的追求者往往会通过两种不同的政治途径而达到同一目标：一种称为“解放政治”，一种称为“生活政治”。前者是以建立新型的国家为目标，后者则是靠改变日常生活模式为宗旨。^[67]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党掌握政权，即开始了改造都市生活的努力。随着都市生活的生活条件的消失，其生活目标的特点也在发生改变，统一的生活目标取代了多元化的生活目标，原来颇有多样性的生活“意义”内涵发生了变化。曾经具有的小生活氛围的命运也有所不同，有些被打倒、有些被压制、有些被改造、有些被鼓励。最后出现了“生活风格的职员化”，一直发展到当代单调乏味的上海生活。

从都市生活风格改造的机制来说，一方面，生活条件的改造是改变生活风格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力量可以改变生活目标，赋予民众生活的意义。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学者们关于上海城市精神讨论中，对城市生活风格多样性的呼吁。生活风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城市性”的主要内涵，可是这需要相应的生活条件的支撑。如果在生活条件没有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奢谈生活目标的改变是没有意义的。

【注释】

[1]斯诺：《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2]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现代》，1932年11月第2卷第1期。

[3]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Random House，1961.

[4]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5]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6]熊月之编：《上海的外国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7]熊月之编：《上海的外国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8]熊月之编：《上海的外国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9]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10]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11]罗苏文：《大上海，石库门：寻常人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唐海：《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7年版，第184页。

[13]朱邦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

[14]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五），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1979年版，第1746页。

[15]《社会里的三级制》，《春鸣报》，1942年3月27日。

[16]心英：《邮务员工的娱乐问题》，《上海邮工》，1933年第5期。

[17]马俊亚：《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18]《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上海生活书店，1930年12月30日。

[19]罗苏文：《上海通史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20]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页。

[2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9页。

[23]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24页。

[24]《中国的大门》，1916年版，第223页。转引自樊卫国：《论近代上海人文环境及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史林》，2003年第2期。

[25]《新民晚报》1949年6月6日第1版。

[26]《新民晚报》1949年7月1日第1版。

[27]引自《新民晚报》1949年5月～1955年12月。(www.xing528.com)

[28]《新民晚报》1950年3月25日第1版。

[29]《人民日报》1949年5月29日第1版。

[30]《人民日报》1949年5月30第1版。

[31]《人民日报》1955年6月30日第2版。

[32]《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第2版。

[33]《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0日第4版

[34]《人民日报》1958年6月5日第4版。

[35]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户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汇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6]《人文话题：定义“新上海人”》，载于《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1日。

[37]张琴秋：《谈谈服装问题》，《新观察》1955年第11期。

[38]《人民日报》1957年7月23日，第6版。

[39]同上。

[40]《人民日报》1957年7月23日，第6版。

[41]《文艺报》1956年12月15日，第1版。

[42]《人民日报》1958年4月5日第7版。

[43]《人民日报》1960年6月16日第1版。

[44]《文艺报》1952年第6期第1版。

[45]《人民日报》1957年5月6日，第2版。

[46]《新华月报》1955年1月，第35页。

[47]《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日第2版。

[48]《人民日报》1960年6月10日第11版。

[49]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50]杨东平先生在《城市季凤》中认为，上海没有像北京那么庞大的集中居住的具有强大的政治能量人格力量和文化辐射力的高级干部阶层，上海的干部以中低层为主，分散居住在市民之中，其思想方式、生活方式等逐渐为市民文化所同化。而且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在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中，对地方管理干部的素质要求实际上发生了变化。曾经在战场上被推崇的品质，如敢作敢为、冒险和牺牲、不拘一格的首创精神、个人智慧和主动性等，不再重要了，而忠诚、服从、贯彻和执行、照章办事、规矩和秩序等成为首要的品质。这可以理解生活风格的职员化在上海出现的原因。

[51]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页。

[52]转引自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53]《人民日报》1957年12月30日第3版。

[54]《人民日报》1956年4月16日第2版。

[55]《人民日报》1956年7月10日第4版。

[56]《人民日报》1956年8月20日第3版。

[57]据彭真在1953年6月8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估计占60％强。

[58]《人民日报》1956年11月8日第8版。

[59]《人民日报》1957年8月15日第1版。

[60]这里我们借用了福柯微观权力和微观反抗的概念。

[61]我们无意拿小说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只是拿这个情节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生活风格竞争的过程。

[62]《人民日报》1957年7月12日第6版。

[63]《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8日第3版。

[64]《人民日报》1958年2月6日第5版。

[65]《人民日报》1958年1月14日第4版。

[66]《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第2版。

[67]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