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进城之后，上海的城市面貌的改变迅速，在“消灭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口号下，城市的生活风格在迅速改变。
解放初期，政府就迅速制定了多种措施，1949年6月6日政务院公布了《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烟叶、烟纸、飞机、汽车、电讯器材、照像器材特许进口，洋烟、洋酒、化妆品等奢侈品禁止进口。[25]几乎是同时期，原有的都市生活氛围的生活条件迅速消失：1949年6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有69家妓院自动停业，234名妓女转业；[26]1949年8月，因为要节省汽油，很多出租车司机失业，准备转业或下乡生产；1949年8月，“不再为富人服务，银楼珠宝古玩三业纷纷转业”，其中新宝成改卖无线电，方九霞银楼改为百货分销处；1949年8月，“大上海改造过程中，旅馆多家准备转业”，其中大饭店如国际、金门、汇中，门前冷落、车马稀疏，三东一品（大东、东亚、东方及一品香四大旅馆）也日见萧条；1949年9月，“十家银楼西服店，转业推销日用品”，“皮毛进出口行，职工转业制皂”；“过去伺候贵家太太们的店员现在都成为勤俭诚恳地为小市民服务的职工”；1950年1月10日，著名的仙乐斯舞厅停业；1950年3月24日，跑马厅中建公司，奉令停业；1950年4月，三轮工人转业，“大家都认为三轮车是落后的交通工具，浪费了人力物力，对于整个交通的贡献也不大……新中国需要建设，有劳动能力的人不能一辈子踏三轮车”；1950年5月16日，东方书场停业；1950年5月17日，东方饭店停业出让给上总中区办事处；1951年3月19日，上海最大的一家妓院“陶陶社”停业；1951年7月，百乐门舞厅改为戏院……在这股停业、转业大潮中，甚至僧道人家也涉及到了，不仅“北京僧道转业，织袜种田生活过得好”，“多半抛弃了寄生观念，建立劳动观念”；上海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也发现了“和尚转业勤习会计”。[27]
到1954年11月，旧舞厅和音乐厅已全部停业转业，与此同时，烟民、娼妓和乞丐等“社会丑恶现象”也彻底消灭。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普遍认为，众多的烟民、娼妓和乞丐，既是无序社会的受害者，同时又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原因。同时，烟毒、娼妓和乞丐问题的研究不存在任何自然的原因，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取缔和根制这些问题。解放前上海约有登记注册的800家妓院，妓女9000多人，但实际数字远不止如此，据估计妓女人数大概占当地人口的1∶150-200。上海采取了“寓禁于限”的方针，先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妓院的发展和妓女人数的增加，再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予以取缔，妓院、妓女人数大大减少。到1949年10月，上海的妓院由解放时的532家减少到264家，妓女由2227人减少到1243人。到1951年11月全市妓院剩下72家，妓女181人。[28]在1953年左右，上海在规定的时间封闭了残存的妓院。同时对乞丐采取了收容制度，“劳动生产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改造与安置相结合”的方针，对游民、乞丐收容起来进行教育和劳动改造。城市乞丐的问题因此基本上得到解决。
1.社会生活的改变
早在解放军进入城市的第二天，1949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便发表社论《解放大上海的经济意义》，奠定了新上海建设的基调。在这篇社论中，上海被描绘成“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使我们国家殖民地化的一个最大侵略基地”和“全面绞杀中国老百姓的总枢纽”，而“它将变成一个人民的工业大都市，对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它将依据自力更生的原则，尽其最大的贡献[29]。”而第二天的社论《祝上海解放》中同样强调指出，“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统治被捣毁以后，这个特征将要显出伟大的威力[30]。”这两篇社论都表示，新中国要致力于将上海建设成为一流的工业城市，这一点确定了旧上海改造以及生活风格改造的主旋律。
首先是人口的内迁和疏散。上海军管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散难民回乡。1949年8月，上海市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响应中共中央华东局“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的号召，特制定难民回乡生产和救济方案。该方案的基本方针是“一切为了回乡生产，防止单纯在上海市救济”。方案计划全市疏散近200万人，计失业工人、失业店员及其家属共100余万人，贫民65万人，无业游民17万人，逃亡地主10万人。
虽然如此，在50年代初期仍有外地人口的大量流入，1951年至1954年，每年净迁入21万人。从1955年起，根据中央对上海改造的方针，动员城市人口疏散和部分工厂内迁，当年净迁出58.6万人。1958年，开始实行户籍制度，对城市人口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此后，基本上是迁出大于迁入，外地人进上海的流动被截止了，50年代开始动员人口迁出。1955年6月，有1200名妇女从上海到新疆省支援新疆建设；[31]同年，在14多万人就业中，其中约有一半是由上海输送到外地直接参加建设的。[32]还有有1.7万多个经过改造的游民走上了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是回乡生产，并有6000多人到上海各工厂、企业等单位工作和志愿去安徽、甘肃、西藏等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33]1958年有上海知识青年12000多人到湖北、安徽农村长期参加劳动。[34]
1958年1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35]这个《条例》的出现，基本上阻断了此后多年的自由迁徙。
人口外迁和随后实施的严格户籍制度引发了很多悲剧，比如陈思和教授回忆起他的父亲：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市政府动员支援边疆建设，我父亲当时是东亚大饭店的经理，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几乎动员了全班人马去西安创办东亚大饭店。他当时新婚不久，我刚刚生下来，上面还有我奶奶。他完全把家庭丢弃不管，戴着大红花去内地建设，还觉得很光荣。我后来看我父亲的遗物时看到一封他当时给我母亲的信，里面还说：“抛妻别子，人说是残酷的，我却不能不说这是解放以来的一点进步。”当时西安的那家东亚大饭店是该市最高级的南方餐馆。父亲那一班人把一套广东餐饮的风格搬过去了，定期用鲜花来布置环境，强调为同样去支援西安的南方客人服务。这样干了一两年，上边就提意见了，说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经营方针，结果换了一个北方人来当领导。“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一个很普通的饭店去劳动，后来退休了，可是当时上海的户口政策是只出不进，除非你能证明在上海以外的其他各个城市都没有亲戚，或者有病才有可能被批准回上海，我父亲为这个事情非常生气，结果脑溢血死在西安。等父亲去世后半年，他进入上海的户口才批下来了。
我父亲的遭遇在当时是极普遍的，像这样的政策，上海人还敢出去吗？像我父亲那个时代的人还保留着50年代以前的观念，以为进进出出很方便，过去上海男人在外码头做生意，女人小孩在上海安家生活，或者男人在上海工作女人小孩在乡下生活的人都很多，所以没有出去一辈子回不来的概念。谁知到后来计划经济把人像螺丝钉一样固定下来了。[36]
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之后，上海的物质生活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1949年之后，往日的上层已被打倒，西餐也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逐渐式微。并且一些饮食陋习得以禁绝。吸毒是近代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恶俗，禁而不绝、危害日甚。但建国后仅用了几年时间，祸害中华民族百余年的烟毒问题就被彻底禁绝，到1953年中国成为“无毒国”。
在服饰方面，总体上看是新旧并存，中西皆有：一方面传统服装如长衫、旗袍依然可见，另一方面干部服异军突起；一方面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服饰被吸收引进，穿西服的并不乏人，另一方面列宁装、布拉吉从苏联传入，盛行一时。但各式服饰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西服、长衫已成明日黄花，而干部服、列宁装则成了服装时尚的主角。经过几年的发展，蓝、灰、黑三色取代了五彩缤纷，列宁装、干部服成了“唯我独尊”。这种现象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55年3月，《新观察》杂志社邀请北京文艺界人士及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座谈服装问题，并刊登座谈记录。各界人士疾呼要尽快结束服饰款式色调单一的状况。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指出，改变这一状况，需要“我们大家来提倡，首先从机关的女同志做起，然后影响整个社会”。[37]在建国后社会生活日益政治化的趋向下，映衬政治理念的干部服装的主导地位是不易动摇的。
在居住方面，上海城市居民的住房来源发生了变化。以前城镇居民住房主要靠租房、买房和自己建房。建国后，国家提供公房作为城镇居民住房新的来源，比重在逐年提升。到1956年，工业、文教卫生以及国家机关、中央所属单位等部门的公房供给均超过了50％。而且，住公房条件好于私房。如1956年住公房人均面积3.95平方米，住私房则为3.4平方米；公房租金低于私房，1956年私房租金一般要高出公房租金30％以上；而且由于住公房与职业相联系，因而它又成为人们社会身份的一种象征。这些因素影响到人们的住居心理，使住公房成为时尚。
生活空间的变化也是醒目的。根据赵祖康1957年在人大一次会议上的介绍，从1951年到1956年，上海市开始由政府统一建造并鼓励工厂企业投资分别建造职工住宅（工人新村），至1956年底止共达180余万平方米，可住30万人（职工群众自行建造和“自建公助”的未计在内）。职工住宅分布在12个住宅区，分别接近新旧工业区及浦东地区，占地共约合上海市原有建成区面积的十分之一。[38]另外，几年来在劳动人民居住特多的棚户区内举办修理小路，排设沟管，设置公共给水站、公厕等环境卫生工程，有200余处，受益的劳动人民近100万人。园林绿化也发展的较快。[39]
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建设有如“跑马厅”改建为人民公园，“高尔夫球场”改建为西郊公园，肇嘉浜填成为林荫大道；还有解放前肮脏丑恶的外滩改建为绿树红花的滨河街头游园，成为新上海美丽的大门；“这些都是值得上海人民引为骄傲的”。[40]其他咖啡厅、舞厅等代表“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生活空间也陆续停业或专业。
解放之后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变动最大。我们以非常流行的娱乐方式看电影为例，美国影片在上海曾经非常流行，1933年的统计显示，上海37家影院中，19家主要放映美国影片。二战结束后，上海大约有50家电影院，美国映片观众也增加了，一些人称这个时期是美国影片在上海的黄金时代。《魂断蓝桥》和《出水芙蓉》是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两部好莱坞影片。上海解放以后，美国影片并未立刻从这个城市的银幕上消失，从1949年夏天开始，由于舆论工具进行的反对美国的和好莱坞的宣传鼓动，促使观众逐步远离美国影片。报纸上报道，过去受好莱坞影片所蒙蔽的影迷们，如今通过观看健康的苏联影片而得到教益。但实际上，好莱坞影片仍然是观众的首选。最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美国影片的被禁映，好莱坞映片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伴随着美国电影的消失是国产电影的兴起，可是其上座率不够理想，比如，50年代中期《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另据北京《光明日报》的报道：从1953年到今年6月，国产片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10％。纪录片《幸福的儿童》竟连广告费也没收回。[41]
1949年以后，在新的政权新的时代面前，现代主义诗人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巨大的惊喜与激动几乎使他们眩晕。如穆旦的《葬歌》、冯至的《我的感谢》等均表达了知识分子埋葬自我、与旧我绝裂的勇气和决心；旧我、旧时代，新我，新生活的诞生，这使得新、旧历史时代的两组对立意象。卞之琳30年代深受相对论哲学和纪德时间变化观念的的影响，诗歌中常常出现时空相对关系的智性之光，而到了50年代，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时空观念；冯至在40年代的诗歌世界是将生与死、孤独与联系、人与自然综合起来考察的丰富的哲学体系，50年代则仅仅是新与旧、现实与历史意象的简单对立，艺术上表现出单调和贫乏。
在音乐艺术上，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被批评为“教学上重西洋、轻中国、脱离实际、轻视民族化”的倾向，有些教师描述自己“看大字报心惊肉跳，看幻灯片、活报剧冷汗浃背”，表示“要在反掉保守思想，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教学思想之后，打破所谓正规化，紧紧抓住贯彻教学民族化、联系实际、面向工农兵的方针，从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一场革命”。[42]
音乐革命的效果非常明显，根据当时的节目单，“上海之春”音乐会的曲目分明是《幸福河大合唱》、《跃进颂歌》、管弦乐《擂战鼓》和《夜战》，《欢呼大跃进》，民族器乐合奏《闯将令》两首和《东海渔歌》，合唱剧《六十年代第一春》，大合唱《幸福花开万年长》，《红领巾合唱》、评弹合唱《向秀丽》等等的作品。评论者认为，“几十年来以西欧古典音乐为唯一传统的交响乐团，现在居然敢于采用大量过去人们认为‘太刺耳’的中国大锣大鼓来表现大跃进，岂非打破常规敢想敢干，勇于革新精神的表现？”[43]
1952年第9期的《文艺报》刊登两位北京大学的学生，就北大学生中仍有人在听爵士音乐，提出疑问。署名李元庆的作者指出，虽然苏联的乐曲在“乐器使用方面和编曲方面听起来仿佛也和爵士相似”，但这些乐曲不是爵士音乐，而是轻音乐。同时给爵士音乐定性为：“爵士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美国统治者盗窃了黑人的民间音乐，加以歪曲凌辱，注入毒素，予以改制，把它当作生财之道的麻醉品向全世界倾销。我们何必追究那些爵士乐曲‘比较好’，那些不好呢？———这将由美国人民来清算———轻性梅毒患者固然比重症梅毒患者‘比较健康’，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羡慕那种‘健康’呢？”[44]这种回答方式虽然牵强，但其答案的明了性却一再传达着这样的信息：轻松悦耳的审美感性并不一定就是意识形态立场正确的艺术表现方式，审美感性中的愉悦感很可能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毒素”，因而是有欺骗性的。这种对不同的审美感性样式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的定性结果，使得意识形态/审美感性的关系高度固定化。
漫画家张乐平1957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美术家座谈会上，畅谈了“三毛”的不幸遭遇。他说：他在解放前画的以揭露旧社会黑暗为主题的“三毛流浪记”，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解放后他想继续画“三毛”在新社会中的变化，开了多次座谈会，都无结果。有人说：“三毛”是流氓无产阶级，不值得再画。还有人说：“三毛”三根毛太少，是营养不足的表现，解放了的“三毛”应该胖起来。如果这样一改，“三毛”在群众中的生命就完了。有位党员还批评“三毛流浪记”，等于“武训传”。他在画“三毛翻身记”时，报社又要他的作品结合“土改”、“抗美援朝”、“镇反”等政治运动，结果画得很拘束，“三毛”的形象也很糟，没有过去那样在社会上留下深刻的印象。[45]
2.生活风格的职员化(www.xing528.com)
如前所述，旧上海生活风格中包含着多元的生活小氛围，例如小资氛围、享乐主义氛围、职员氛围、底层氛围等等。在解放之后，这些生活小氛围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小资氛围、享乐主义氛围等都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到批判。
享乐主义氛围首先因为和剥削阶级的联系而遭到批判，黄炎培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无痛分娩法”，工商界“进入社会主义”将没有什么痛苦，工商业者将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真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毛泽东在审阅黄炎培讲话稿时，认为“无痛分娩法”提法不妥，并建议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改成“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宜。
工人光荣，成为时代风尚。摘掉剥削者帽子，接近或走近工人阶级行列，是资本家所希冀的。北京义和机器厂经理徐世清的小儿子问他，“爸爸，学校老师说工人叔叔最好，你是不是工人”？徐世清怕幼小的儿子知道自己是一个剥削者难为情，一直不敢正面回答儿子提出的问题，当他获悉批准自己的企业公私合营的消息后，很高兴地告诉儿子，“你爸爸快要变成工人了”。[46]
小资氛围的目标是追求优雅的生活，通过在一种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通过文化上的“表现差异”而获得优越感。早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发言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就表达了对知识分子个体情感生活的焦虑，对带有小资产阶级特征的审美情趣的一种警惕。周扬指出，“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和没有意义了，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就没有了地位”。同样，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茅盾关于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中也指出，“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和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问题就“不能彻底解决”。这样的总结报告传达出的信息就是，在解放区土地上发展出来的带有明显的战争生活痕迹的生活趣味将上升成为主导性的样式和趣味。通过对“非革命”的生活审美趣味理直气壮的排斥和批判，借以界定分清“革命的”、“正确的”和“非革命的”、“不良的”生活审美情趣的区别。那种以“个人情感”为中心的生活审美情趣应该得到放逐，只有投入“广阔的生活的原野”，才能感受到“新的感性生活”，从而与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接轨。什么是“新的感性生活”呢？就是一种乐观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生活。而这种审美感性，则是与小资氛围追求高雅、品位以及个体的情感特征相冲突的。
小市民氛围曾经是上海城市的重要部分，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家庭妇女的组织化程度也大为加强。据1958年《人民日报》报道，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上海已有十多万家庭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和里弄集体福利工作。“上海约有六十万青壮年妇女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花费在烧饭，洗衣服，带孩子的家务中，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由于上海城市情况复杂，生活悬殊很大，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家庭妇女都组织起来。今年8月，上海开始在各区里弄居民中进行组织生产、组织学习、组织集体生活的典型试验。根据试点经验，决定首先把劳动人民的家属组织起来。现在这一工作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进行。有些里弄已出现了‘家家搞生产，户户无闲人’的新气象。”[47]“把城市人民进一步组织起来，把家庭妇女进一步解放出来”成为改造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目标。[48]
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全包下来的政策，知识分子得以流动、选择的行业（学校、报社、出版社等）大都国家化了，经济上由国家安排工作，人事上通过工作单位、行业协会等渠道被严密地组织管理起来。这样，知识分子一方面避免了失业的窘困，另一方面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职业选择完全单一化了，他们的物质生存方式（包括家庭）完全依附于现实政权，他们对现实政权失去了任何的相对独立性。当谋生环境发生彻底变化之后，自由知识分子在生存选择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由氛围基本上消失了。
城市生活风格的多元性丧失，生活目标趋向于单一化。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把语言看作上海人“纯化”的特征。他写道，“当初我们在上海，讲的当然是上海话，但并不纯粹。例如浦东人说浦东人的上海话，宁波人讲宁波人的上海话，苏州人讲苏州人的上海话，扬州人讲扬州人的上海话，可以称得上是大杂拌。可是这次回上海，除了老年人难以改变外，中生代和新生代却一律讲地道的、纯正的上海话”。[49]当上海由世界的上海变成了中国的上海的时候，在人口构成上却成为上海人的上海。移民的五方杂处，多元生活风格的冲突融合所造成的大城市的活力不可避免地衰竭；它在生活风格中的表现，是发展出了一种上海人之间互相认同、自我规范的生活风格，可以称为生活风格的职员化。[50]
职员阶层可以视为旧上海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具有中间阶层的品质，比如敬业、勤勉、精明、谨慎、求稳等。建国以后，其他阶层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干部阶层是由革命武装力量转化而来的新生的阶层，工人阶层则在新的意识形态中获得翻覆性的提升，物质生活获得现住的改善，而职员阶层基于它原来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性，是相对而言变化较小的一员。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退居到一个尴尬的位置。在新的阶级理论中，它属于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实际上强化了职员型的生活风格。
因此，他们在公共生活中谨言慎行，明哲保身，在职业岗位上忠诚勤勉，恪尽职守，努力向新标准靠拢；在家庭生活中则顽强地维护着原有的生活习惯、趣味和生活面貌，通过精心的算计保持某种“体面”的生活，发展着上海人的生存技巧和生存智慧。“即使在物质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一个称职的上海主妇仍然会在客人面前拿出精心保存的瓜子或香烟；箱底压着几件垫底的值钱衣料，每年黄梅雨季之后的挂晒衣物，就是主妇们暗中比试较量之时。”同时，他们发明了假领子、假袖子，以及裤子套裁和衣服旧翻新的种种技艺，提供了半两的粮票、零打雪花膏之类，节约每一分钱又保持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准的实惠服务。
生活风格的职员化，一直影响到当代上海的社会生活。当代上海市民生活风格的单一化、生活目标的统一，都能从解放后生活风格的职员化中找到滥觞。
解放以后为什么上海的城市生活风格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从宏观上来说，是城市与外部种种关系的改变；从微观的角度上来说，主要是个人的种种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包括经济收入、政治自由、生活资源配置等。
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以及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上海由一个远东国际性大都市变成国内大都市。解放之初，上海港被封锁。1950年12月，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上海的对外贸易几乎停顿。从1952年开始，进出口业务归中央统一管理，上海只负责少量地方性进口业务；50年代，仅限于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贸活动。上海作为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轮船运输港口和中西交流前沿的功能为香港所取代。罗兹墨菲在1953年写道：“然而从长远观点来看，上海经济的成长发展，将视它跟整个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经由海道自由通航的回复原状而定。上海的贸易和商业功能，对它的成长发展和市场繁荣，甚至比对它的工业更为重要；这项功能，不仅取决于它在中国的位置，而且还取决于它在整个商业世界中所处的地理方位。”[51]可以对比的是，1951年《人民中国》对同一事态作出的乐观评价：“新上海是通过商业的物资交流而跟国内其他各地密切联系的。由于面向国内，而不是面向海外，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跟国家合为一体，它为国家的需要竭诚效劳。今天，上海已从中国经济生活中传染病扩散的病源，变成一个新中国力量的源泉。”[52]
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上海从一个面向世界、面向太平洋的国际性大都市蜕化成为面向中国内陆的经济基地，它以前金融、商业、贸易、运输、加工、旅游等诸多功能，已经为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所取代。重工业抑制商业，失去了远东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地位。有限的对外贸易，也使许多工业品行销国外。向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出口“许多种机器、仪表、电讯器材和化工器材”。[53]
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一个基本事实是，没有中央的计划和指令，上海不可能获得组织生产的能源、原材料、产品市场等等。它的经济命脉不再是广阔的国际、国内市场之中，而在制定和控制经济计划的各级机构和官僚之中。
在新政权、新体制建立之初，中央对地方主义、闹独立性非常重视。五六十年，对地方主义的批判，正好发生在中国三个最富庶的经济发达地区：东北、华东和华南。1954年被揭露和批判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一个是当时东北党和行政的领袖，一个是华东局第一书记。刘少奇在批判高饶时明确点出，“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甚至把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1952年，华南分局对回到广东工作的领导干部叶剑英、方方等，开展了一场对地方主义的批判和斗争。上海虽然没有直接开展地方主义的斗争，可是潘、杨事件，始终被作为社会改造和开展“兴无灭资”的重点事件，感受着严峻的政治压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干部的行为则要表现出最坚决、最坚定、毫不手软、毫不动摇，以消除上级的疑虑，取得中央的信任。这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在上海产生、“左倾文化”在上海获得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
自从1955年起，担任第一书记和市长的柯庆施，对于上海的城市命运无疑施加了重要的个人作用。他以坚决贯彻中央的政治路线、严厉强硬的行政管理和工作作风，以及艰苦朴素、反对干部特殊化而著称，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能够说明他的性格作风的事例之一是，1959年，柯庆施将原来集中居住于环境幽静的徐汇区高级住宅区康平路一带的华东局、上海市委领导干部，搬迁到西南边缘新建的工人新村东庙二村，以便联系群众，与工人交朋友。数年后，终因交通不便，经中央领导人过问以后，陆续搬回原处。影响面更大的一件事是，1950年代末，柯庆施就在上海全面禁止跳交谊舞，当时发生了一起企业干部跳舞，将陈旧的地板跳塌的新闻。
在国家的调整下，上海的一些名牌店铺搬迁到北京或其他城市。1956年，为了“适应首都人民对服装制作上日益提高的要求”，上海市蓝天、雷蒙等15家著名的公私合营时装西服店，已经分批迁到北京。[54]同年，“新从上海迁到首都的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店，就要开始营业了。这些都是上海著名的理发店，拥有烫发名手”。[55]同年7月，有29家公私合营商店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迁到洛阳，这些商店经营的商品包括百货、棉布、文具，医药、服装等，其中如万国药店、大东百货商店、老介伦棉布店等，在上海市都是比较著名的商店。[56]
从个体生活条件的变化来说，单位制、居民委员会等方面的变化，对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诸多影响。1949年以后，个人生活保障体系都是建立在单位组织中。我国在社会服务体系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实行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造成工业先行与社会服务滞后的脱节，很多社会服务功能不得不内化到单位中，从而形成单位“办社会”的普遍现象。国有部门的机关、企业、高校等单位，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所有方面，办了很多内部的住宅、医院、子弟学校、食堂、澡堂、幼儿园、商店、车队等等，有的大企业甚至有自己的火葬厂。
与单位制相适应的则是居民委员会的兴起。上海市于1951年4月开始正式建立居民委员会，至6月开始正式建立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最初的目的即为控制城市社会，树立共产党和新政权的权威。当时，城市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即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当时能称为“有组织的人”，主要由工人、机关工作者、店员、职员、教员、工商业主及学生组成，“他们的利害关系主要在其所参加的单位里面实现；国家的政策法令也主要在他们所参加的单位内与他们见面”。比较棘手的是散居在里弄的居民，他们主要由家庭妇女、摊贩、商人、自由职业者、独立劳动者、无业及失业者组成。据上海市1952年的一份统计材料显示，这部分人口占总数的61％强。至1954年、1956年，在上海市，这一人口仍分别为60％左右和46％。[57]可以说，散居在里弄的居民在全市范围内大致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犹如“城市中的大海”。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来实现新的基层控制。
对个人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经济收入的平均化和生活资料的短缺。随着城市人身份制度的建立，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和平均化的报酬标准，不同职业、行业、阶层和不同家庭之间经济生活的差距日益缩小，在很长的时期里，每家每户按人口领同样分额的配给食品、副食品和日用生活品，而国家主席与普通工人的名义工资只相差8倍左右。不同职业、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教育程度的上海人，被纳入一种同一标准、同一水准的高度均质化的社会生活。随着剥削阶级被消灭，包括工人、干部、职员、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各类人员被归类于一类：劳动人民。而工人阶级的概念也在不断扩大，包括了教师、演员、科技人员和所有知识分子。
在物质生活资源方面，解放后，上海多次发生生活资源短缺的情况。据《人民日报》报道，就在1956年，“上海这个市场，发生‘脱销’和‘排队’的严重情况。商店里样样会脱销，消费者到处要排队，早晨买点家常菜，也得深夜三四点钟就去排队，稍迟一步就会什么也买不到。居民的小组会上，报纸的读者栏里，充满着一片抱怨之声，这种呼声一直叫到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里”。[58]
在这种情况下，“粮食、油料等属于国家统购的或规定统一收购的物资，在自由市场开放后大量流入上海”，“花生流入最多时，一个月内经查获收购的有八万多斤；猪肉查获最多时一个月内有二三十万斤”。“据上海市粮食局在大达码头、北站两个地点发现，从苏北方面来沪旅客中，有时竟有半数以上携带花生。木船私运花生等油料的情况更为严重，每船少则千斤，多的有三四千斤”。这些物资，“有的是属于农民和农业社自产自销的，有的是农民经商贩运的，有的是小商小贩贩运的。但他们都逃避国家管理，以高出国营公司牌价20％到350％的高价出售”。[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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