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媒介共同体”的重组与分流
1949年，新政府舆论管理机关通过登记审核等政策，初步规范了上海的新闻出版业。新上海新闻从业人员及其相关文化人的首次分流肇始于此。解放后上海的小报只有《大报》、《亦报》核准登记出版。由于职位有限，大部分旧小报职员、小报文人皆未被吸纳。原小报界领袖或资深报人，如李浮生、毛子佩、杨复东等均被排除在外。其时，亦不排除主动选择脱离原有“位置”，在分流中自愿出局者。他们有离沪北上，追随革命浪潮者，也有在政治文化观念上不认同新政权，或自觉无出路，离开大陆者。这些离沪文人，不排除其以撰稿的方式继续参与上海小报文化版图的建构。但这种小报文化版图的建构必须以符合新上海文化规范为前提，否则，触犯者将被剥夺参与的权力。[51]大报社、亦报社职员出身以小资产阶级居多，且又为旧小报名家，如陈亮、董天野、汤修梅、胡澄清、王祖舜、冯小秀等。两报负责人陈蝶衣、唐大郎、龚之方，虽为新政府“钦点”，原亦隶属于旧小报阵营。龚之方、唐大郎，曾于《诚报》担任编辑，该报及其社长李浮生均被新政府定性为具有反动政治背景者。唐大郎，也因“身边小品”多写“吃看嫖赌荒唐事迹”而被新政府点名批评。陈蝶衣，曾任《铁报》主编，该报及主办人毛子佩亦被新闻出版处划为反动者。[52]新小报的人选出于多重考虑，其中人际关系因素当不可小视。两报负责人均为夏衍提议的人选。民国时期，夏衍在沪进行地下工作，与各方人士广泛接触。据吴承惠回忆，当时唐大郎、龚之方都曾经为夏衍提供过帮助，诸如借地方开会（地下党会议）之类。[53]有着如此重重瓜葛，唐大郎等人跻身新报界看似水到渠成。
对于报刊出版而言，最为重要且数量广泛的是围绕它们的作者群体。旧小报的停刊，推动了久已成型的小报文人阵营的重大变革。[54]晚清至民国的小报文人大致由晚清小报文人、鸳蝴文人和通俗海派文人三类构成。[55]1949年以后，新小报的作者阵营较为庞杂，有曲学家卢前、书刻家邓散木、新文学作家周作人和张爱玲、通俗作家张恨水，有弹词作者陈灵犀和平襟亚，也有陈蝶衣、唐大郎、王小逸、柳絮、包天笑等旧小报文人，还有新入行者，如吴承惠等。其中，周作人、卢前等人则是小报撰稿群中的异数。他们跻身其间，颇不寻常。“小报文人”的既定内涵已不能表达共和国时期这群知名学者和作家的特殊处境。1949年后，他们专门为新小报供稿，但并未深入参与小报建制，更毋谈秉持市民立场。同样，他们也无法与民国时期赐稿小报的新文学作家相比拟——1949年前，有作家偶于小报试笔锋，但多以文学报刊为正道。共和国初期，出于相似因素的制约，卢前等人大多专为小报写稿。1949年之前，这些学者、作家并不隶属左翼阵营：或在文学观念上不认同于左翼文化；或在政治背景上与国民党、日本政府等有所牵连。
卢前、张爱玲、周作人等，小报作者群中的异质成份有着相似的文化处境和经济状况。1949年后，他们失业在家，多靠卖文为生。他们在小报之外，几乎难有发言的空间。1949年以后，卢前以“饮虹”、“冀野”、“水西门”、“公孙”、“少史氏”等名为《亦报》、《大报》撰稿。张爱玲的作品《十八春》、《小艾》、《〈亦报〉的好文章》等均发表于《亦报》。1949年后，他们能在小报上发表文章不排除私交的缘故。卢前曾应诗酒之会，三度来沪，与勤孟、闻蛩等小报文人看戏饮酒，[56]而他与《亦报》编辑张慧剑亦是老友。[57]张爱玲与亦报社的负责人唐大郎等亦有过交往。唐大郎、陈蝶衣也都曾向卢前、张爱玲和周作人约过稿。[58]张爱玲，解放初期尚拥有上海文艺界诸多人士的关照。《十八春》连载时引起了夏衍的关注，[59]他为张爱玲撮合婚姻，并为其暗中安排工作。[60]柯灵、龚之方等人也很看重她的才华。[61]在夏衍的提议下，张爱玲得以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然而1950年7月《解放日报》上刊载的文代会代表名单时，赫然写着“梁京”二字。如果说发表作品和离境不用本名尚有隐衷，那么她在公开的、官方的场合使用“梁京”——这个当时仅用了一次的笔名，她的真实身份似乎有些模糊。无论这是官方出于种种顾虑的决定，还是应了张爱玲自己的要求，它都预示着张爱玲在新上海文化界的困境。[62]在经济收入方面，他们的状况应亦不容乐观。1949年至1951年，卢前同时为两报写稿，辟有“柴室小品”、“民间文话”等专栏。同时，他还以“公孙拜”、“少史氏”为名作长篇小说《齐云楼》与《金龙殿》。1951年4月，卢前病逝。卢前的病故，不能排除其解放后思想、经济压力的因素。仅就卢前发表于两份小报的文章数量即可推测其生存之艰。在悼文中，潘勤孟透露了他平素的担心，“先生（按：卢前）要写那末多的稿子，恐养摄病体有妨。”[63]1950年平均每日都于两小报连载小说的张恨水，经济状况窘迫。周作人，1950年为两小报写专栏，写作之勤不亚于卢前，但还需兼做家教、卖旧报刊来补贴家用。[64]1952年7月，张爱玲离沪去港。
对于传统阵营保存下来的职业小报文人而言，其文化处境同经济状况一样岌岌可危。1949年8月以后，上海只有两家小报可供其发表文章。而新政府对于小报内容还有种种规范。在管理者看来，王小逸的《疗愁花》“隐隐约约还脱不掉黄色的花衣裳，以之同目前的环境相比，就显得太不调和”。[65]其他小报文人，虽然在文字中体现出追求进步的努力，但并未因此得到管理机关的认可——柳絮，“一向自命风雅，尤好吟风弄月”；[66]凤三，“解放前后从文字上所表现的仿佛判若两人，所写的短文也自命颇为前进。其实骨子里仍不免显得幼稚，很不彻底”。[67]据1949年12月31日蔡夷白日记，“今日与妻制明年预算，计一个月单主要开支，不包括衣服添置、学费、医药等特别支出在内，即须四十二万元余，合沪折实单位约一百四十一个，按现时，大、亦二报，全月入仅一百三十个单位耳”。[68]据统计，以1950年8月上海私营企业为范围，“在职员工资方面：最高为1400单位左右，最低为45单位，平均一般是在二三百单位之间。生产工人：最高为550单位左右，最低为十几个单位，平均一般在100单位”。[69]同时为《大报》和《亦报》写专栏的凤三，自叹不如邻居工人每月收入三百八十个折储单位，[70]后因写稿所得难以养家，1950年离沪去港。
类似的人员分流，在以登记、公私合营化、合并、迁移或转业等方式对私营出版业和广播电台业的历次淘汰与整顿过程中并不少见。1953年思想改造学习之后，上海报社进行重新调整和分工。调整后，有编余人员四百余人（大部分为排字印刷工人及经理部职员勤工），均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组设的新闻学校进行学习，重新分配工作。[71]1956年，文化部改造私营图书租赁业，其改造办法就包括吸收部分人员到书店、图书馆、农村文化货郎担等工作，动员部分人员回乡生产、移民垦荒等。[72]
此外，上海新闻出版业等差秩序的建构亦促使了相关文人群体内部的思想整合。1950年代初，小报作者群中以旧小报文人居多。1949年以后，趋俗附利的洋场才子形象在新小报的文字中鲜有显现。某些小报文人（如唐大郎、陈蝶衣）在生活上还部分保留着名士遗风，但新小报所提供的舆论空间不再允许他们继续传达这些生活经验。舆论管理机关对小报实施的仅是外部监控，而有关规定还要落实到报社自身来执行。1949年10月，《大报》、《亦报》编者慨叹小报作者文字无甚趣味，而小报作者则将“无趣”归为编者用稿标准的变化。10月31日，蔡夷白在日记中抱怨近来退稿很多，不能摸透编者的口味。[73]其时，有部分小报文人尚难以把握小报的新取向，也有部分已积极发挥督察功能，推动小报言论空间的规范。11月10日，据蔡夷白日记，齐甘写了封信给唐大郎，说凤三、柳絮的稿子都不大上进。唐大郎将信刊登在小报上，这引起了潘勤孟的愤慨。[74]后，齐甘撰文言“活人不可说死话”，语及蔡夷白和潘勤孟。又作文反驳小报同仁“提倡理发店剃快头”。齐甘，因言论多批评同仁不进步，引起其他小报文人蔡夷白、潘勤孟等人的不满。蔡夷白在日记中称齐甘为“齐甘大人”，[75]流露出嘲弄之情。上述纠纷体现了思想论争向思想批判的转向，而始作俑者恰是小报文人自身。这种转向推进了小报文人写作“规范化”的进程。
1949年后，上海各文化领域的除旧布新造成了传统阵营的分流和重组。这种重组通过联谊会、协会、同业会等方式加速了文化单位及团体的组织化进程，并由此完成从中央至地方、自上而下的秩序架构。新闻出版业亦不例外。解放初，新闻记者协会上海分会，通过每月一次的全体会议来动员和组织全市的记者、编辑。根据新闻种类，会议又分为要闻、本市、经济、国际和各地通讯五组。上述组织化过程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同一行业内部各环节的大联合。以连环画出版业为例。民国时期上海的连环画组织有同行公会“上海市图画小说业改进会”，有会员约七十家出版单位。解放后，从连环画的绘制、出版、发行到租赁各个环节都成立了联谊会。1949年5月到12月间，“上海市连环画出版联谊会”（当时称协会后改为联谊会）成立，有会员90家，大部分为旧连环画出版商；“上海连环画作者联谊会”成立，有新旧作者150余人。[76]1950年1月8日，“上海连环画作者联谊会”成立，囊括新旧连环画作者138人，7月又增至210人；1950年5月22日，连环画出版者的统一组织——“连出联”成立，约60家旧出版业和20家新出版业共同参加；1950年7月1日，上海连环画的统一发行机关——连联书店成立，加盟者共计39家；同年上海市连环画书摊联谊会“连摊联”成立。[77]其他出版行业也有类似的组织。比如，通俗出版业中，1950年4月21日由16家书店发起组织了联合机构“通联”。至9月，参加该机构的书店有71家。9月1日，“通联书店”成立。[78]在组织化过程中，同一行业内部各个环节因存在着互动关系，且具有制约性。如，旧连环画出版商之所以加盟“连出联”，与连环画作者的组织化脱不了干系。据沈同衡文，“连作联”35种新连环画的集体编绘出版，“促使旧出版业急需获得新的出版发行路线，而主动地要求与新出版业合作”。[79]而凡委托连联书店发行的新书，具由连环画出版业联谊会评审组审核通过后始得由该店发行。[80]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具有改造性质的团体组织，其吸收会员的动力要素与相应的行政措施的制约有关。如上海职业剧团的登记标准中有其团员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为改进协会会员的要求。[81]而其参加者亦怀有并不单纯的动机。1949年全国美协上海分会的会员入会动机有为提高技能者；有为生存和解决失业者；有打探消息，权衡入会后的利益得失者等。[82](www.xing528.com)
以联谊会、联合会、学习小组等名义组织社会成员、文化机构的形式早已有之。1949年之前，中共地下党就利用种种形式来动员群众进行社会活动，开展统战工作。1949年以后，这种联谊性的团体仍然存在。此类组织构架过程中，地方管理机关常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如，上海连环画作者、出版者及书摊联谊会名义上为民间团体，实为新闻出版处与有关部门合作筹组，以加强对行业及其从业者的领导与改造。[83]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考察，1949年以后文化领域各行业组织的细密化，是新政权利用国家机器全面组织社会基层的结果。从行业的联谊会到基层的收音网、通讯网，全体社会成员都可被组织起来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和学习改造，这种组织化的程度非1949年以前所能比拟。
在基层动员方面，通讯员、收音网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讯员是在主流话语与广大市民间建立联系的骨干力量。通讯员发挥着“向上”向媒体反馈社会信息，“向下”向群众进行时事宣传的中介功能，是舆论宣传机构与群众建立联系的重要桥梁。为有效发挥引导功能，上海人民电台曾在工厂、学校、机关“发展广播通讯员和组织收听工作”。[84]仅1949年到1950年，该台就发展1110名通讯员，其中工人通讯员占60‰以上，并多为电台记者下厂组织起来的。他们不仅给电台写稿，有的还成为其所在“工厂学校收听广播和组织广播节目的主持人”。[85]同样，报纸的通讯员，在报道所在单位的信息外，亦可发挥组织和宣传功能。它包括发展新的通讯员，组织读报组，发动群众“读报”、“讲报”、“讨论报”等。胡乔木于1950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读报组的任务是“讨论报纸的重要内容，向群众宣传报纸的内容，向报纸报告群众的情况和意见”。[86]当时读报组有专门的学习资料。1950年代文汇报资料研究组编辑的学习资料中，就有《学习劳动保险条例（文汇报读报组学习资料）》、《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社会大学学习资料）》等，均由上海文汇报馆发行。《学习劳动保险条例（文汇报读报组学习资料）》的出版页上还注明了“读报组免费赠阅”字样。[87]此类通讯员遍布地方基层，且形成社会网络。其影响不再局限于所在单位，而辐射至整个国家范围。此外，上海人民电台和大型报纸还借收听网等动员和教育群众。1949年到1950年，此类组织活动已初见成效。上海人民电台的记者主动下厂帮助建立工厂广播台，而工厂广播台也经常转播人民台的“工人节目”。仅1949年7月到1950年5月间，有113个工厂来上海人民台播音，播出节目237次，建立工厂广播台12处。[88]此类活动为人民电台争取了大量听众，极大地发挥了节目的教育功能：中纺第一纱带厂“把听广播当作上政治课”；上海电话公司和市政工会要求“定期到电台广播”。[89]1950年，人民电台还将“俄语讲座”听众组织成“学习互助小组”，上海地区近100个小组，每组三五人到二十余人不等，有老有少。在上海电台的推动下，周边城市（无锡、苏州、常州）的俄语听众也组织了学习小组。[90]
读报组、收听网的制度化，确保了媒体对于受众的引导力。至1950年，广播收音员、收音网作为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1950年4月14日，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通过在全国地方基层建立收音员制度，使社会生活各个角落都能确保主流媒体（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地方人民广播电台）信息的传达。它规定，全国各县市人民政府、全国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部队均需指定适当人员担任收音员，“其任务为收听或纪录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新闻政令和其他重要内容，向群众介绍和预告广播节目，组织听众收听重要节目（如政府首长讲演、社会科学讲座等）。收音员所纪录的新闻政令全文和其他重要节目要点，应由县市人民政府和县市民众教育馆负责编写小报和墙报，在政府机关内和人民中发行和张贴”。所有收音员，“均应向地方或中央广播电台登记，并按月报告工作情况和听众意见”。[91]收音员记录的中央或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有政治针对性和引导性。同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迅速执行该决定，各级宣传机关加强对广播和收音网的领导。即“要经常审查它的工作计划，配备适当的干部，和保证它的内容有着高度的政治水平”。[92]收音员通过记录和编辑将视听媒体（广播电台）的节目转化为可供反复利用的平面媒体（小报、墙报等），进行有组织的学习和传播。这弥补了广播电台在传播范围上的制约，能更密集地进行时事政治的宣传。诸如此类的组织，可向市民基层社会广泛传达新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试图将主导的政治思想、文化理念等内化为群众的情感态度或价值观念，以便动员其共同参与新社会新风尚的建构。
参与意识形态建构的相关人员（包括媒体工作者，宣传者等），其身份/角色定位决定了，他们首先要将媒体宣传的意识形态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1950年代初，由政府主管部门发起，针对文化工作者的学习班普遍存在。学习是参与文化单位的接管与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及文艺观念的变革等社会文化重构过程的重要工具。所谓学习，既指定期的、常规化的小组学习，如发言、诵读文件、记录、填表、总结自白等，也包括非定期的学习，如突击学习、研讨班、学习班等；既包括业务学习，也包括政治学习。即使是业务学习，也往往与政治理论学习相互渗透，互为佐证。1950年10月15日到12月17日，新闻日报社举办通讯员学习班，该报520名通讯员参加了学习。开学典礼上，新闻日报主笔金仲华指出，做一名“人民报纸的通讯员”，“一定的文字写作修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正确的政治认识，所以我们必须加紧政治学习，多研讨与学习新闻理论和有关政策的文件”。[93]学习班虽未专设政治课程，但学习内容几乎均具有政治色彩的新闻理论。这些课程报告围绕“人民报纸”、“人民报纸的通讯员”、“人民立场”等问题展开，[94]而这些新闻理论多由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言论，及新闻政策条文摘录、拼贴而成。报告者对“人民报纸”的定义往往连带着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当理论与实践冲突时，时事政策通常拥有对新闻理论及现象的最终解释权。有人提出，“人民报纸好是好的，可惜太单调了，如对朝鲜战争没有登载美侵略军的‘胜利’”。这涉及到新闻“真实性”的问题，而共同纲领中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对此，刘思慕解释道，“人民报纸为了镇压反动派，而不能让有毒素的新闻散播，而应把毒素滤干净，否则就是对人民不负责。”[95]
经由学习教育，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功能可能得以部分实现。上述1950年新闻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结业典礼上，胡星原特别表扬学员学习后“政治与业务水平均普遍提高”。[96]如，同和康酱园职工朱铁民怀着“恐惧的心理”参加学习班，学习后便打消了“变天”（即政权更替）的顾虑。耀胜百货店员陈项行，一直收听美国之音，“对于人民报纸上登载的新闻，并不十分相信”，并常将短波中听来的消息在店内进行“小广播”。参加学习以后，改过自新，“不再收听‘造谣之音’”。还有学员因政治意识匮乏，不赞成家乡土改。学习后，转变了思想，还致信家中“劝他们不可以个人利益，与土改工作人员发生争执”。[97]诸如此类的思想转变，还有很多。当然，我们并不能夸大这种学习对于每个人思想变革之作用。有小报职员，如王一麟曾坦言，自己作为旧社会的旧报人，解放以后仍残存着旧作风，“只顾出噱头去吸引读者”，“不作深刻思考”，“从纯粹趣味主义出发”。虽不断学习，仍不能充分了解和把握政策。[98]老卒（小报文人）在总结1950年上半年的学习时，认为自己的学习收获就是认识了理论与思想的区别——“理论是单纯抽象的道理，思想则包含了意识感情与行动”。[99]而1950年老鹰（小报文人）在会议和学习中，常借无聊的消遣来打发时间。他的笔记簿上，很少有学习的笔记，充斥其间的倒是各式各样的镂空字。[100]
在1950年代“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的推动下，学习逐渐常规化，并在许多文教机关展开。思想改造运动中，上海的报社有学习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派干部莅临指导。据吴承惠回忆，报社职员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检讨旧社会的办报思想，初步把思想端正过来，回到“为人民办报”的立场上。而当时报社多数人都信任新政府，自愿检讨自己的错误。[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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